第六节 研究趋向前瞻

尽管民国史研究经过30年的成长，成果与创见迭出，但毕竟其开展时间不长，研究成熟度不够，仍有许多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与深入讨论的问题，如继续发掘与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开拓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对民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加强与海外民国史研究者的交流，等等。可以预期未来的研究趋向是：

第一，民国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等仍将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的薄弱环节将被不断弥补；社会史、文化史、制度史、区域史等新的研究领域，正在日渐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并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由于民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空白甚多，加之研究风气的转变，个案研究在民国史研究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而个案研究的进展，对于民国史研究未来之宏观定位与把握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在注重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将注重对问题的讨论，注重以小见大，使个案研究兼有订正史实与探究问题之意义。

第四，海内外民国史档案资料的日渐开放，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渐频繁，无论对民国史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将是较大的推动因素，并有助于研究者对民国历史的深入探讨。

第五，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年都有大量博硕士研究生选择民国史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这将持续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尤其是研究选题的拓展。

第六，当下社会对历史研究的需求与认知的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民国史研究选题与取向的变化，而各种传媒将在其中起到相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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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所述民国史研究成果，时限大体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08年底，主要为有关民国时期政治史的研究，军事、经济、思想、文化、中外关系、人物研究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与外国学者的研究情况，因篇幅所限，只在必要时有所论及。

[2]民国年间出版的一些民国史料和研究著作，颇具参考价值，至今仍为学者所利用，请参阅有关论述。

[3]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1947年在南京正式成立国史馆，专事民国史料的搜集整理与民国历史的研究，但是格于当时战乱频仍的实际，国史馆并未能做多少实际工作。

[4]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将1840—1919年划为近代史，将1919—1949年划为现代史；另一种意见是将1840—1949年划为近代史。前一种意见是多数。目前，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已经接受了后一种分期方法，但在学校教学中，前一种分期方法仍在运用。

[5]如严中平等人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陈真等人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汪敬虞和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等等。这些资料虽均标以“近代”字样，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由于篇幅原因，本文第一、第二节所引著作概未注明版本，请读者自行查阅，或参考刊登于《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的相应部分。

[6]笔者尚未详加查考有关书名，但1949年以后，“民国”作为一中性的书名似应自此书始。

[7]本节叙述大体以这两个时段划分，但为了照顾叙述的方便与连贯，偶尔也有两个时段的交叉叙述。

[8]参见《中华民国史》第1编第1卷；《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稿》；《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9]《中华民国史》第1编第1卷，下册，第439页。

[10]参见《中华民国史》第2 编第1 卷；《护国运动史》；谢本书《蔡锷传》；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金冲及《护国运动中的几种政治力量》、曾业英《云南护国起义的酝酿和发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11]参见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5、6期。

[12]参见孙思白《试论军阀史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2 期；俞辛焞《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亦应实事求是》，《求是学刊》1982年第5期；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13]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1 期；来新夏、郭剑林、焦静宜：《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

[14]参见沈家五《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的发展》，《历史档案》1984年第4 期；张静如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和革命》，《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

[15]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黄金华、漆良燕：《也谈“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及其性质》，《理论探讨》1988年第5期。

[16]参见何理《抗日战争史》；郭大钧《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李义彬《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陈谦平《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乐嘉庆、姜天鹰《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复旦学报》1987年第5期；袁旭等《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江抗美《武汉保卫战述评》，郭学旺、孟国祥《中条山会战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5 期，1986年第6期，1987年第4期。

[17]参见高德福《试论国民党政府的关税自主政策》，《史学月刊》1987年第1 期；樊小钢《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关税改革》，《浙江财经学刊》1987年第2 期；虞宝棠《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 期）、《试论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朱镇华《重评1935年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郑会欣《一九三五年币制改革的动因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

[18]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9]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88年第5 期；《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 期；王建朗：《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战略方针述评》，《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

[20]参见王桧林《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21]参见严如平、郑则民《试论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载《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2]蔡德金：《试论抗战时期蒋汪关系的几个问题》，载《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3]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 卷总序；丁日初《关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载《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南经济研究讨论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4]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

[25]参见《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杨天石《海外访史录》；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陈谦平《论“紫石英”号事件》，《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 期。杨（天石）著以大量海内外所藏档案史料为依据，论证了1927年张作霖查抄北京苏联大使馆时据以为由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完全是伪造，揭开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内部各个派别之间若干矛盾的内幕；杨（奎松）著着重利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揭开了西安事变中若干问题之谜，修正了一些固有说法的不确；陈著则利用英国档案材料，对轰动一时的“紫石英”号事件的前因后果作了详细考证。

[26]参见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

[27]参见戚厚杰《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张业赏《论国民党军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地位》，唐利国《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1997年第1期。

[28]参见温锐、苏盾《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刘五书《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1995年第3期。

[29]参见宗玉梅《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述评》，《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程道德《试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对外交涉》，张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关税改革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1993年第2期；贾维《三青团的成立与中共的对策》《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及其矛盾之由来》《三青团的结束与党团合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1994年第4、1期；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杨奎松《1946年国共两党斗争与马歇尔调处》，汪朝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1990年第5 期、1995年第6 期；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任东来《试论一九四六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 期；陶文钊《1946年“中美商约”：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经济因素个案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0]参见黄逸平《辛亥革命后的经济政策与中国近代化》，《学术月刊》1992年第6 期；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1]参见杜恂诚《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中断》，《历史研究》1989年第2 期；石波《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湖北社会科学》1991年第8期。

[32]参见《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

[33]参见刘志强、姚玉萍《对北洋政府时期下层人民家庭功能及革命动因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

[34]《近代史研究》于1998年内集中刊发了多篇研究论文，如饶东辉的《民国北京政府的劳动立法初探》、严昌洪的《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陈蕴茜、叶青的《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5、6期），表现了这一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领衔刊物对社会史研究的重视。这些论文从一个较少为人研究的侧面，对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为我们多方面认识与了解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35]本文第三、第四节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利栋、罗敏副研究员提供不少资料，谨此致谢。

[36]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开放时代》2000年第9 期；《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之演变（1924—1926）》，《史林》2003年第1期；《“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7]参见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8]参见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9]参见梁尚贤《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及其影响》《国民党与广东民团》，《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2003年第6期。

[40]参见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的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41]参见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42]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 期、2003年第5 期；《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43]参见江沛等《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44]参见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 期、2002年第4期；《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再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45]参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2001年第6期、2002年第2期；《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参见汪朝光《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重要转折——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2001年第4期；《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6期；《关于战后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

[46]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7]参见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48]这些档案史料有的已刊布出版，如大陆翻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均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998年版；台湾地区编辑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台北“国史馆”2003—2008年版。

[49]参见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历史研究》2005年第3 期、2006年第2 期；《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2005年第5期。参见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50]参见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51]参见吴景平《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2002年第3期。

[52]参见朱英《商民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 期；霍新宾《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乔兆红《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文史哲》2005年第6 期；李柏槐《商民的利益集团：商民协会——成都与上海等地商民协会差异之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 期。

[53]参见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4]参见温锐《20世纪上半叶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以赣闽粤三边地区为例》，《文史哲》2004年第1期。

[55]参见王兆刚《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

[56]参见曹成建《20世纪40年代新县制下重庆地方自治的推行及其成效》《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实施成果》《20世纪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自治政策的调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2003年第1、5期。

[57]参见王先明《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58]参见张伟《民团、学校与公所——1930年代广西乡村基层政权之建构》，《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官意与民意之间：1930年代广西的村街民大会》，《史学月刊》2006年第8期。

[59]参见汪汉忠《试论民国时期的催征吏——苏北个案研究》，《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

[60]参见李巨澜《略论民国时期的区级政权建设》，《史林》2005年第1期。

[61]参见李里峰《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运作成效》，《历史档案》2004年第1 期；《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1 期；《现代性及其限度：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平议》，《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

[62]参见阎天灵《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63]参见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的北伐》、李恭忠《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的表达与实践》，《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64]参见汪朝光《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滥觞》《检查控制与导向——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4年第6期；《战后国民党政府的电影检查》，《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 期；《影艺的政治——1930年代中期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不怕死”事件之经纬和美国辱华片被查禁之先例》，《近代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65]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北京“卫生示范区”的建立与城市空间功能的转换》，《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4期。

[66]参见冯筱才《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67]参见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的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张洪武《1924年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之嬗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敖光旭《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68]参见冯筱才《理想与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 期；沈晓敏《也谈浙江省自治运动——兼与冯筱才先生商榷》，《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

[69]参见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70]参见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历史研究》2005年第5 期。其实，稍早朱宗震已指出：“我们现在通常称傅作义在北平起义，但根据近几年公布的史料，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同意给傅作义以‘起义’的政治名义和地位。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后，还经过一段思索的过程，才表示接受中共的政治路线。当时，军事和政治斗争的环境很复杂，双方经过数年血战，要建立和平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过境迁，后来容易把当年复杂的斗争简单化。”见朱宗震《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决的政治性质初探》，载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7辑，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另收入氏著《孤独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243页。

[71]如：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郭剑林等《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72]参见金光耀等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3]最新的研究成果可见苏智良等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4]如：余子道等《汪伪政权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强《汉奸组织新民会》，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