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缘起

一 研究背景

中国共产党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注重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说明党和国家对党的自身建设愈加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以下简称“非公党建”）属于基层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一环。非公党建的发展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以下简称“非公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壮大，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非公经济也随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引导非公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拓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中央开始重视在非公经济中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非公党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的。在非公党建的早期，党建工作主要在个私经济和外资经济组织中进行。随着非公经济合法性得到确认，非公党建的地方实践逐步兴起，出现了诸多非公党建的模范地区和模范企业。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企改革的浪潮掀起，国企人员大量进入非公经济领域，使非公经济规模逐步扩大，改制企业的党建工作成为非公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初具规模。面对这一新形势、新问题，非公党建逐步受到党中央重视，颁布各项政策措施支持非公经济和非公党建的发展。基于此，以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在组织吸纳和政治安排的双重作用下，他们积极地参政议政，影响地方政策的决策，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来，非公党建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被推上非公党建的制度化议程，非公党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非公党建的各地经验异常丰富，专业的理论性研究会开始成立，一些经验总结的会议开始召开。例如，2011年全国“双强百佳党组织”评选活动的开展，一大批先进的企业党建经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党和国家也日益认识到非公党建的重要性。2012年3月8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该文件时，认为其总结了各地区一系列非公党建工作的实践经验，提出了非公党建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改进措施[2]，标志着非公党建的制度化建设进入了“新常态”，非公党建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开展而不断发展。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与“清”[3]的新型政商关系以来，非公党建的重要性日渐提升。截至2017年底，“187.7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73.1%”[4]。

二 研究意义

研究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的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理论意义。通过理论的演绎推理和实践的反复验证，可以总结出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的一般规律。对运行机制的考察要从观察者视角和参与者视角出发，观察者视角把非公党建的运行机制看作是一个整体，一个结构；参与者视角把非公党建的运行机制细化为具体的行动者，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以重塑社会结构。非公党建在运行过程中，要面对两种环境：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制度环境从外部出发，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观察者视角；技术环境从内部出发，是一种局部意义上的参与者视角。一方面，通过考察非公党建运行过程中所面对的外部制度环境，可以找到执政党对基层组织的统合策略以及探讨此策略的生成逻辑，执政党在非公党建层面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集权与分权，如何通过地方实践推动国家政策的创新，如何推动非公党建的制度化进程。另一方面，通过考察非公党建运行过程中所面对的内部技术环境，可以解释非公党建运行中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在探讨非公党建的运行机制时，还要着重解释执政党与非公企业、执政党与社会、执政党与市场等关系的处理与互动。通过史料梳理、政策解读、问卷调查等方式方法，可以建立、修正、完善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的解释性框架，进而促进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的理论创新。

二是现实意义。研究非公党建的运行机制，既是执政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又是非公企业实现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执政党的基层组织进入非公企业，开展党的工作，发挥党的作用，是非公党建有效运行的前提。非公党建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客观需要，是引导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党调动职工群众积极性、发挥创造性、保障基本权益、促进企业和谐的客观要求，是企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推动力量。执政党通过对内建立党的组织，对外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行政治吸纳，获得他们的政治拥护和支持，有利于政治结构的稳定。另一方面，非公企业积极建立党组织，保障党组织工作有效运行，是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因为非公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自身力量的增强，还需要党的坚强领导、政策的合理引导和政府的有效支持。通过党组织这一载体，可以与执政党建立政治联系，可以获得非公企业的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同时，非公企业的发展需要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参与，党组织的作用就是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党组织活动，为党组织和非公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所以，非公党建的有效运行对推动非公党建发展，推动非公企业发展，推动执政党执政能力提高，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 概念界定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对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运行机制的研究，需要界定两个概念。第一，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非公党建）的概念。非公党建指党的基层组织从外部进入到非公企业内部，通过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达到整合、团结、动员非公企业的目的，进而可以建立稳定、和谐的政商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第二，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的概念。非公党建运行机制是指非公党建运行过程中各构成要素按一定的组合方式而形成的机理和运行方式。

（二）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的构成要素

非公党建若要运行起来，就需要找到它的外部和内部的构成要素。要从观察者视角，整体上把握各构成要素以及各个要素所发挥的作用。所以，对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的研究要突破以往的仅针对非公党建内部要素的运行机制的分析，还要把研究视角延伸至外部要素。即建立一个整体的运行机制研究视角，既要囊括运行机制的内部要素，又要涵盖运行机制的外部要素。本书的运行机制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扩大了的运行机制。总之，非公党建运行机制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非公党建若要运转起来，就要突破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使两者合理结合、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一是非公党建运行机制中的外部要素。外部要素包括非公党建运行机制所面临的环境要素，环境要素内生于社会环境之中，其实质是一种结构性要素。首先，从观察者视角来看，把非公党建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非公企业作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而执政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通过诸多方式向经济基础施加影响。在非公企业中成立党组织，保障党组织合理运行是这种互动的衍生物。所以，研究非公党建的运行机制，就需要把非公党建放到历史的过程中进行考察，非公企业与执政党的互动，产生了社会结构，经过他们之间的理性调节，可以实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其次，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因各地外部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非公党建的运行机制产生了诸多差异，包括不同区域、规模、属性、企业内部组织、党组织运行中的不同行动者的差异。这些差异也被纳入了外部要素的范围。最后，在非公党建的运行中，还会看到一些共性，若仅把视角放在同一区域的、同一规模的、同一属性的非公企业，会发现这些非公企业在进行党的建设时，出现组织的同构和行为的趋同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些要素可以统称为外部要素或者环境要素。多种要素的影响，使非公党建出现一些个性和共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为考察非公党建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整体性的解释框架。

二是非公党建运行机制中的内部要素。内部要素包括三个方面：（1）物质要素，即非公党建运行中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源和物质保障；（2）人的要素，即要考察非公党建运行机制中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3）组织要素，即非公党建的有效运行需要有党组织这一载体，党组织要发挥作用就需要有权力依托，使党组织能够参与非公企业的各项重大决策，增强党组织在非公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话语权。在发挥党组织作用的同时，还要积极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群团组织包括工会、妇联、青年团等。考察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的内部要素，其实质还是一种微观机制的参与者视角，把对运行机制的考察体现在非公党建的全部过程之中。首先，从参与者视角来看，非公党建的运行机制从主体（个体）出发，例如，从执政党来看，保障非公党建有效运行符合执政党维护政治稳定的目的；从非公企业来看，保障党建有效运行符合非公企业的基本利益，即通过党组织发挥作用，提升企业的绩效，实现盈利最大化的技术性目标。其次，具体到非公企业内部，还要回应的是不同的行动者。不同的行动者受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双重制约，他们表现出差异化的行动逻辑。不同的行动者要确保非公党建有效融入非公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与其同心同向。最后，在行动者的行动中，非公企业党组织内部的行动者以维护党组织内部结构稳定为己任，党组织外部的行动者需要通过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找到企业利益和党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兼顾政治性的同时，还要考虑企业的效率性；在维护企业内部结构稳定性的同时，还要维护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

（三）非公党建运行机制构成要素的生成机理和运行方式

非公党建运行机制构成要素的生成机理和运行方式，其实质是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的内在逻辑。既要关注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的外部要素，又要关注非公党建运行机制的内部要素，以及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的融合机制。

一是非公党建的有效运行要取得外部要素对它的认同和支持。这些外部要素按照历史惯性为人们所沿袭、所修正、所记忆、所传承。不同时期的非公党建的运行机制所面临的外部的环境要素是不同的。韦伯曾经讨论了组织所面临的不同的环境要素，并从理性层次上区分了三种环境要素的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5]。非公党建这一组织现象并不是直接出现的，而是由环境要素塑造的。非公党建可以成为一项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规范，这种社会规范是一种被人们认同的社会事实，“社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或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成为 ‘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就成为规范人的行为的制度环境，能够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6]。

二是非公党建的有效运行要取得内部要素对它的认同和支持。非公党建的有效运行需要遵从一般基层党建的基本逻辑，“消灭空白点、扩大覆盖面”[7]。这种单一的路径是传统“社会建构体系”模式，而非现代“社会建构体系”模式。为此，林尚立提出了“扩大联系面，构建同心圆”的党建新战略。所以，可以看出，非公党建的生成机理在很大层面上是“自上而下”建构的，也有一部分是非公企业的内生需求，是“自下而上”建构的。

非公党建是“自上而下”建构的，执政党对非公企业的有效治理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通过政治安排和吸纳私营企业主入党，把私营企业主阶层吸纳进各级政治系统，“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 ‘精英整合’，在此过程中，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政治吸纳起来”[8]。这种政治上的吸纳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它通过招募或笼络的方式把社会精英吸收到组织体系和政治体系之中[9]。这个过程包含两个侧面，首先，通过政治安排，开放党的政治体系，让优秀的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其次，通过吸纳优秀的私营企业主入党，开放党的组织体系。例如，通过政治安排，使私营企业主阶层参与各级党代会、人大、政协、工商联、商会等党、政、社机构。因此，政治吸纳是一种自发的、有选择性的发展党员和动员私营企业主阶层参政议政，加入政治体系的过程。它具有精英主义的取向，即选择发展“新生产力”部门的党员[10]，清除不合格党员，建立“能上能下”的党员退出机制。另一方面，执政党通过“组织嵌入”或“支部进企”[11]等形式使党的基层组织进入非公企业，党组织嵌入非公企业后，面临着与国有企业不同的环境要素。与国有企业的党组织相比，非公企业党组织缺乏行政权力的依托。作为一个营利性的组织，非公企业进行党建活动时更多侧重于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弱化政治层面。所以，非公党建在具体运行中，在功能上有别于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这种功能上的转化表现在由政治功能演化为以社会功能（社会服务和关怀机制）为主、政治功能（政治引导）为辅的一般状态。

非公党建是“自下而上”建构的，非公企业进行党建工作时，首先要迎合非公企业逐利的技术性目标。他们建立党组织，给予额外的物力支持、人力支撑，以及相应的组织、权力依托，这些与技术性目标看似相悖，其实是，非公企业可以借助党组织这一载体获取国家的政策性支持，上级党组织的组织关怀和组织交流，地方官员与私营企业主的正常交往。除了通过这些正式渠道获取政治资源和政治关联以外，非公企业还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各种资源，建立一种互惠关系。基于此，非公党建也是非公企业的一种自发性或主动的行为。以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温州为例，这时的非公企业尚未从“单位制”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私营企业主受历史惯性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主动要求在企业内建立党组织，寻求与上级党组织建立政治关联。为此，非公企业在组织结构、组织行为上积极模仿国有企业，包括建立党的组织，开展与国有企业相仿的党建活动[12]，积极向体制内靠拢[13]。鉴于中国社会是关系社会[14]这一实际情况，私营企业主也会通过“关系网络”这一非正式渠道获得政治资源，达到促进企业成长、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经营能力的目的[15]。所以说，基于政治关联的关系资本可以保障非公党建有效运行[16]。

三是非公党建有效运行的方式。非公党建生成之后，首要面临的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党组织作用和党员作用的有效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的首要条件是学习和模仿。他们缺乏建立党组织的经验，未有成体系的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所以，开展非公党建工作，要学习和模仿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建经验。这种学习模仿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公党建工作的趋同性，致使党建领域“制度化的组织”出现，即不同技术和任务的组织采纳趋同的组织做法和组织制度。非公党建以学习和模仿的方式运行，这种学习和模仿受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双重制约，人们在面对环境要素的同时，还要兼顾物质要素、人的要素和组织要素。外部环境要求党组织的行为要符合社会的期待，或者社会认同；内部环境要求党组织在非公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发挥作用，产生政治影响，即要求党组织在生产经营中富有效率，按照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17]，即遵从效率机制。

非公党建的有效运行要遵循两种发展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党组织要学会变通，不墨守成规，要针对不断变化的情况调整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适应国家政策的需要，适应所在企业发展的需要，适应所在党组织利益的需要。党组织的变通或者调试是党组织生存和发展能力的体现。例如，我们党提出要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不断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服务型党组织和创新型党组织，其都是党不断调试的体现。非公企业的党组织的调试是党组织持续生命力的体现，党组织要处理好上级党组织和非公企业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不断变迁的制度环境中，党组织要面对不同的挑战。一些挑战是由于法制不完善、缺乏政治制衡和透明度不足所导致的；一些挑战是党支部和党组织收缩（尤其是农村地区）或者非公企业缺乏党组织的结果。党的调试在于吸收新的社会阶层入党，加强自身和学习国外政党和政治体制。狄忠蒲[18]认为：私营企业主加入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诱致性因素在于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获得安全感的渠道是接近或嵌入政治系统或政党之中，而不是与之分离。

第二种路径非公企业的党组织不懂得变通，存在有组织、无活动的现象。因为在非公企业中，效益才是企业发展的重点，这导致非公企业内部的流动性较大，以及工资收入的不均衡性突出。在不均衡的党组织环境下，一些党员不愿意亮明身份，成为口袋党员或隐形党员。党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党组织的地位在非公企业中不突出。例如，在亨廷顿[19]关于转型中的发展国家的研究中，他指出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缓慢，与社会的急剧变革形成鲜明对比。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参与政治，他们渴望政治身份和政治参与，但政治体制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势必是社会动荡的诱导因素。所以，党组织要发挥作用，就需要建立稳定的政治结构，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晋升渠道，使党组织有事可做，有作用可发挥，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力量和党组织的公信力，进而获得广大职工群众的支持。总之，衡量党组织作用是否有效发挥的标准是党组织是否具有适应性、发展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