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绪论

一 研究现状

国外从价值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要追溯到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一种部分类似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1899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首次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被称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教父”。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是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思潮，代表人物有卢卡奇、柯尔施。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就是致力于社会主义价值理性的张扬，论证了“自由、公正、互助”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学术界普遍流行着“意识形态终结论”“乌托邦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的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和质疑。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平等、效率、自由、民主、自治、人权、博爱、福利、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但由于政治立场、思维方式、文化背景以及时代发展的局限，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理解与阐释要么过于简单和片面，要么陷于误解和歪曲。

总体来说，由于多种原因，虽然国外对于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的著述很多，研究的历史比较长，但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非常少见。通过对Apabi数字资源平台、Elsevier全文期刊、OCLC数据库、John Wiley全文期刊检索，以及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公共图书馆等英文网站检索，都没有搜索到相关资料；通过Google、Yahoo英文搜索引擎搜索“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仅搜索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些相关新闻报道，相关方面的资料基本空白。

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关于价值论的研究基本上是个盲区，传统的研究对社会主义价值方面的关注较少。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价值理论及价值观研究尤其是社会主导价值观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从价值视角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据统计，最早能见到的资料是，1989年北京大学薛汉伟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发表的《价值目标在社会主义概念中的地位》[1]一文，拉开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的序幕。

20世纪90年代，郁建兴、朱旭红从价值学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系统专著《社会主义价值学导论》一书出版，随后国内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价值观核心理念展开了理论论辩与交锋。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而出现的价值观念多元化，使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研究受到我国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以后，在国内学术界掀起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热潮，学术界多层面、多维度全面切入的探讨，使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2012年11月，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和战略任务，围绕三个“倡导”，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从2006年到2018年年底，国内共出版相关著作400多部，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题名进行检索期刊论文18000多篇，博士论文54篇，硕士论文1100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题名进行检索期刊论文近8000多篇，博士论文29篇，硕士论文399篇。这些研究内容大致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这些研究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作为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学术和实践价值的成果，并呈现领域不断拓宽、内容不断深入的特点。概括起来，有理论创新、教育引导、媒体宣传、文化渗透、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主体建设、吸纳和借鉴等八个方面的路径。

（一）关于理论创新

进行理论创新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前提。对这一路径研究较为丰富。虽然不同的学者各有看法，但总体情况趋近一致，基本共识是：一是科学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揭示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和中华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精髓的集中体现。田海舰等（2009）认为，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的路径层次来看，在理论层面上，必须处理好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人类文明基本价值等精神资源的关系，整合各种资源。[2]戴木才（2011）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具备理论上的科学性，否则，就不能为人所信服。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远远不能适应和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需要。[3]二是大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应深入生活，反映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梅荣政（2012）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是由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决定的，是当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的要求，也是历史智慧的启示。[4]李一吉、王效亮（2016）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强化教育学习，加强文化内化，加强实践具体转化，强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调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每个社会成员都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和责任。[5]

（二）关于教育引导

这方面的成果比较多，主要探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思想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的共识是，思想教育是一种内在的启发和引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认同，必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张再兴等（2008）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连，两者在逻辑起点、重点针对对象、内容、目标、方法、任务等多个方面具有高度的统一性。[6]

2.思想教育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我国的思想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无论是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手段还是教育方式都需要创新。田海舰（2010）认为，河北大学探索的以持久渗透和点滴指导为内涵的“滴灌模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效显著。持久渗透采取课堂教学渗透、党团组织渗透、社团活动渗透、校园文化渗透、生活园区渗透和网络传播渗透六大渗透方式；点滴指导采取开展社会实践指导、科技创新指导、心理健康指导、青年发展指导和就业创业指导五大指导形式。[7]杜玉波（2015）认为，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我们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长效机制作为基本任务；二是把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细落小落实作为重要目标；三是把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作为关键举措。[8]常沛（2016）认为，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客观上要求我们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们要借助社会合力，创新机制，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创造性地发挥红色文化的作用，帮助大学生形成符合社会风尚和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顺利实现成长与成才的教育目标。[9]

（三）关于舆论宣传

舆论宣传的作用已被学者们所肯定。学者刘越（2012）认为宣传告知是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路径。[10]方爱东（2010）认为塑造典型和舆论批评是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这一作用，在依法加强管理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11]张鑫（2014）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各级宣传思想文化部门除了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素质能力水平外，还要树立大宣传观，动员全社会，利用好各种平台，集中精力、下大功夫、旗帜鲜明地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12]

（四）关于文化渗透

周玉（2011）认为核心价值观需渗透到文学艺术作品中去，通过戏剧、电影等形象具体、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艺术作品来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激发人们的共鸣，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感染、得到启迪。[13]邓国军、何海霞（2017）认为，文化育人特性、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文化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经验说明了以文化形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可行的，运用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遵循文化创作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从文化创作、文化传播、文化活动等各个方面提高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使文化善于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4]

（五）关于实践养成

实践路径越来越被学者们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实践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路径。邵伟、虞文清（2019）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与行相统一的过程。在社会“公信力”弱化的今天，尤其需要在“行”字上做足文章。[15]杨义芹（2016）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实践层面上讲就是基于这种价值认同基础上的公民个体行为习惯的培育和养成，即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载体，达到行为习惯的养成。实践层面的行为习惯的养成要依托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公民道德建设中，以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引领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6]

2.实践方法的探讨。汪俊昌等（2010）认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同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同文明城市、文明城区、文明社区的创建活动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研究、宣传、践行纳入文明城市（城区、社区）的考核指标中，积极鼓励、大力支持基层建立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点，组织群众开展长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17]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方面，已经有学者罗一民（2007）通过地方实践的具体案例分析，指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18]

（六）关于主体建设

这方面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通力合作。胡玲、刘希岩（2015）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主体具有多维性：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者以及诠释者，领袖群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主体；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国民教育者，党内外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主体；人民大众的“多质性”“群体性”等决定了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客体”，也是“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主体的多维性要求，“独白”叙事和“复调”叙事并存不悖，既要“宏观权力”的强制灌输，也需要“微观权力”的无处不在，更需要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19]马永庆（2016）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主体，需要从多层面、多视角加以把握。从现实基础和实质上讲，社会生活中的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都应是培育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主体是多元分层的，不同主体在培育活动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承担着不同的职责。[20]

2.党员干部必须发挥表率作用。学者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关键就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身体力行，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表率。邵伟、虞文清（2019）认为，群众不是从你说什么，而是从你做什么来切实感受和形成价值信仰的。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使党员干部带头学习践行核心价值观，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楷模。[21]张艳（2015）认为，引导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积极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且也有助于鼓励他们发挥对普通民众的感召力，进而为民族地区实现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保障。注重先进典型示范教育，强化党员干部自我教育，拓展党员干部文化导向教育，建立提升党员干部理论水平的教育培养机制，是促进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榜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举措。[22]

（七）关于法治保障

关于法治保障，虽然早在1997年就有学者关注到了这一路径，邓泉国等（1997）认为经济社会政策对人们的精神生产、精神活动的内容与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应该在政策制定、政策实施中充分考察价值导向作用。但是这一路径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是在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之后。[23]冯玉军（2017）认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使命。具体包括：弘扬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宣传是基本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制定、修改、废除法律法规规章的指导思想是主要途径；党和政府率先垂范，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关键环节；公正司法是重要保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的共同道德追求，让守法成为全民的真诚信仰是思想基础。[24]陈锴（2016）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法治提供价值导引，是法治的价值源泉、价值标尺和价值目标；法治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创设制度保障，发挥着价值载体、价值导向和价值保障的作用。两者在价值意义、实践主体、作用机制中高度契合，形成了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最大合力。[25]刘旺洪（2017）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价值引领和思想基础，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26]

（八）关于吸纳和借鉴

这一问题得到了少部分学者的关注，他们一致认为，我们在学习西方国家的过程中要注意区分性质上的差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核心价值观建设经验的时候，要坚定自己的立场，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不能生搬硬套，可以借鉴它们一些有益的做法。陈静等（2007）总结的经验是：科学严谨的法治是构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和保障；教育是重要辅助力量；文化与媒体等是价值观的引领者、塑造者和坚强维护者，政党是主要统领者，民间组织是重要参与者。[27]杨增岽、李敏敏（2014）认为，在国家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国外一些国家提供了一些经验，主要有：在主体方面，形成了政党和民间组织等不同类型的建设力量；在传播方式上，形成了宗教和大众传媒等多种方式协同的途径；在日常教育方面，形成了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格局的育人合力；在可持续性方面，注重政策和法律的实施来为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生活化提供保障。[28]

从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不少的成果，在数量与质量、研究方法与视角、研究广度与深度等方面，均实现了很大进展。然而，总揽以上成果，在研究视角、研究深度以及问题的针对性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一，在研究视角和领域方面有待拓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着力。既需要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又需要实践上的大力推进；既需要通过宣传教育来强化内在认同，又需要通过完善制度提供约束和保障。就目前而言，对于实践层面的大力贯彻，尤其是日常生活实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意义，还未被充分重视和挖掘，未见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因此，应拓展研究视角，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新的思路、搭建新的平台。

第二，研究的理论深度有待进一步突破。应该说，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术界就主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的原则、建设的具体路径等进行了探讨。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在总体上偏重于“什么是”，即对某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路径自身的研究和解释，而关于“怎么做”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尤其是关于日常生活化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路径的研究，目前只是在于认识并提出了这一路径，至于日常生活化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如何？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交往、日常文化、日常礼仪、日常语言、日常生活环境以及法律、政策、制度、道德所引起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和作用各有何优势，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化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完善日常生活化机制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基本的理论问题还很少涉及，更缺乏系统的研究。

第三，借鉴国外成果的比较研究有待关注。国外有些国家和地区在建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还比较薄弱。加大对国外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经验的研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

二 研究意义

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有足够的空间。从总体上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研究，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因此，从日常生活化的路径出发，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独到的意义和价值。

（一）课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的研究视角

现实生活分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种类型。从价值观形成的规律来看，人们对某种价值观的理解和认识，相当程度上是从自身日常生活经验出发，通过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变化来确认是否可信、可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价值观念体系，其生命之根也必然在于日常生活，人们在相当程度上是从日常生活中去感受、理解和评价这种价值体系。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统摄和整合功能，必须使其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所以，构建日常生活化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路径。但是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路径人们更多的是从理论创新、教育引导、媒体宣传、文化渗透、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主体建设、吸纳和借鉴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对日常生活化机制问题的研究还比较鲜见，因此，本课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研究视角。

（二）课题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培育的具体路径

党和国家之所以提出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仅是理论上从价值层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突破的结果，更为重要的一个现实原因是，目前在思想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价值观念多元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边缘化的危机。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边缘化危机已经成为摆在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具有紧迫性、全局性和时代性的重大课题，而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首先必须搞清楚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只有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们的价值观、价值取向主要是由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实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观。我国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边缘化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群众日常生活实践一定程度的异化却是深刻的原因。因此，从日常生活化机制入手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具体路径，无疑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弱化问题的解决得到实质性的突破。

清醒而冷峻地面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问题，要超越并克服单纯的道德义愤与感性认知，必须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两层皮”的课题，必须深入挖掘问题的根源，力求找到走出当下治理困境的要道与出路。这正是本课题的使命与任务。

三 课题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与分析框架

（一）课题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对接，让人们在亲身实践中感知、领悟和认同，更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对社会进行合理规制，为人们的认同提供情感信念的导向性支撑。这种价值观形成的规律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必须要关注两个着力点，重点解决九大机制的建设问题。

第一个着力点，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对接，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到日常生活实践中，让人们在亲身实践中感知、领悟和认同。重点要建设五大机制。

1.日常交往活动的融入机制。日常交往作为人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启蒙教育，不仅促进人们自我意识的发展，为人们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条件，而且促进传统风俗、习惯、道德、宗教等的产生，是日常生活价值观形成的必要条件。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交往目的的功利主义、交往主体的非平等性、交往语言的非文明化、交往物质媒介的货币化、交往的内容浅层化等种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现象，我们必须从“生活小节”入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交往活动，提升公民素质，规范日常交往行为，重构日常交往机制。

2.日常礼仪活动的规范机制。日常礼仪不仅是价值观的承载者和培育者，而且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敬人的价值观。针对礼仪制度不健全、礼仪教育明显缺位、仪式活动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甚至价值观扭曲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问题，必须健全日常礼仪活动的规范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确立当代礼仪文化正确的价值取向；遵循礼仪文化的价值取向，规范礼仪制度；打造教育平台，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合力；落实礼仪活动，培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群众思想道德土壤。

3.日常文化活动的渗透机制。日常文化活动是价值观的载体和外化形式，蕴含着多种价值追求，在价值观的传承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针对我国目前日常文化活动中存在的主体文化消费意识淡薄、消费层次低、消费方式单一、消费内容缺乏人文精神呈明显的娱乐化和功利化倾向，尤其是日常文化活动面临网络负面文化的冲击等问题和挑战，必须积极开展基层文化活动，让人们享有快乐的文艺、体育活动和休闲服务，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有力的平台和依托；整合各种力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日常文化活动中，突出积极向上的主旋律，进一步健全日常文化活动的渗透机制。

4.日常生活话语的转换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从形式上看是一套抽象的、凝练的、高度概括的话语体系，只有转化为一套与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相匹配、相切合的具体的、感性化的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地进入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话语的转换机制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内容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序和词序表现出来；建立平民化的文字符号系统，解决宣传性话语体系与老百姓日常话语的矛盾，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5.日常生活环境的营造机制。“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日常生活环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国目前存在的自然环境建设趋利化倾向、社会人文环境弱化、拟态环境无序化等问题，表明必须下大力气健全日常生活环境的营造机制，包括建立大教育生态系统，重视自然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建设高品位、环境优美的现代化自然环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标志性文化建筑建设中，如博物馆、纪念堂、历史遗址、名人故居、道路修建及命名等，营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众文化载体建设中，形成健康清新的绿色虚拟环境。

第二个着力点，通过一系列法律、政策、道德和制度对社会进行合理规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提供保障，为人们的认同提供信念价值的导向性支撑。重点要建设四大机制。

1.法律调控机制。法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本质关联决定了法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物质承载者，具有独特的保障功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保驾护航。我国目前存在的一些法律法规价值导向不鲜明、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象表明，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调控机制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宪法权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严惩日常社会失范行为，用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从而强化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

2.公共政策导向机制。公共政策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着天然的内在契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健全和完善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存在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的现象，健全政策导向机制必须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功能，使社会各方面政策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经济社会政策的评价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离。

3.道德回报机制。道德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利；道德需要付出，也需要回报。道德回报是利己与利他的和谐统一，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辩证统一。道德回报旨在以坚守社会伦理底线为基础，既是道德本身的应有之义，也是道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道德建设和道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必须建立和完善道德回报机制；完善回报的精神与物质两种形式，使德行主体合法利益的完整性得以维护，消除“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不合理现象；加强法制建设，使道德回报以普遍有效的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

4.制度约束机制。制度作为组织内部成员共同遵守的规则与要求，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核心价值引领制度规范，制度规范则是人们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行为规范的重要节点。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赖于各方面的制度、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创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中，必须关注各种日常管理规章制度的价值导向性，体现各种制度如学习制度、作息制度、考勤制度、交通规则、工作制度、社会行为守则的人文关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渗透到具体行为准则和管理制度中。

（二）课题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认识，本课题力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机制的建设问题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主要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重点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对接，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五大机制，即：日常交往活动的融入机制；日常礼仪活动的规范机制；日常文化活动的渗透机制；日常生活话语的转换机制；日常生活环境的营造机制。第三部分重点分析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政策、道德和制度对社会进行合理规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提供保障和导向性支撑。包括四大机制：法律调控机制；政策导向机制；道德回报机制；制度约束机制。

课题的分析框架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