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代报纸的出现并不以报道新闻为唯一使命，它还要全方位地满足读者的文化需要，以吸引更多的读者，由此报纸开设文艺副刊也就成为比较普遍的举措，像《申报》在创办不久就开设了文艺副刊《瀛寰琐纪》，并连载由《申报》主笔蒋芷湘用笔名蠡勺居士翻译的西方小说《昕夕闲谈》，可见其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文学所特有的寓教于乐的特性，会使其在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中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从本质上讲，新闻报纸与文学的联姻，表现为一种实然的世界与应然的世界的结合，新闻关注的是客观的事实，而文学关注的则是对事实的价值判断。进入现代之后，事实与价值开始出现分化，价值判断不能扭曲事实，而事实又不能决定价值判断，由此，事实与价值之间就出现了裂缝，而文学就是游弋于这个缝隙之间的产物。它一方面以新发现的现实动摇僵化了的现实观，表现为一种对客观性的追求；同时其又赋予客观性的现实以主观性的理解，以自己的尺度去丈量世界，这标志着一个现代性的意义自主性时代的到来。这也正是现代纯文学的真意所在，它以个人性的方式表达其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并赋予世界以价值和意义。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认识’开始成为小说唯一的道德”[19]，米兰·昆德拉认为现代性精神意味着在上帝死了之后，把整体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的时代来临，文学对世界提出疑问，不是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而是出于一种纯粹的认识的激情。由此在传统宗教性的真理退席之后，人们开始从个人性的感受、体验出发去重新理解现实、寻找意义，这也就成为文学现代性的基本动机和起源。而在清末文学中，比较充分地表现出这种认识世界的纯文学旨趣的作品是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纯文学的所谓“纯”者即不为非文学的需要来利用文学，是“自适其适”而非“适人之适”，即以审美的、认识的需要而不是政治的、道德的需要为创作的主宰。
首先，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与近代报刊的关系非常密切，光绪十八年（1892）初，韩邦庆自办《海上奇书》杂志，随《申报》发送，成为中国第一部小说期刊。该刊内容大部分为韩邦庆个人的作品，如自撰的文言小说和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长篇连载，这开创了报刊连载长篇章回体小说，且每回自成起讫的先例。在清末诸多小说中，《海上花列传》堪称一部别出心裁之作，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与后来的“谴责小说”不同，没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不属于社会热点性写作，这也是其在文学史上长期被忽视的原因之一，他没有用牺牲文学寿命的方式来追求短期的轰动效应。
其次，与其同时代的众多的“狭邪小说”相比，他不但在小说创作技术上高出一筹，而且在创作心态上更表现出一种“平常心”，由此进入了一种“平淡而近自然”的创作境界；这一点将他与同时代的孙家振专门为“警醒世人痴梦”而作的《海上繁华梦》相比就特别明显，他是在将个人道德义愤、先入之见等搁置起来之后，才得以让洋场生活以其自身的面貌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他没有让自我吞噬他者，而是给予他者自我表现的空间，从而使“洋场生活”的异质性得以充分展现。所以他的这部《海上花列传》虽然也是为“劝戒”而作，但是他首先要做的是“尽形尽象”呈现现实，使人如临其境，这才是作家首先要尽的责任，读者在读完此书后可以自行判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由此他也就跳出了狭邪小说“溢美”或“溢恶”的一般模式，将强烈的情感和个人的成见、道德优越感以及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撇在一边，将自己置于一个观察者、接纳者而非谴责者、裁决者的位置，这样小说的认识功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让生活固有的多面性、复杂性自行呈现，而这也正是《海上花列传》的主要价值所在。《海上花列传》选取洋场租界的“长三书寓”高级妓院里的男女情爱纠葛作为表现对象，也表现出作家对现代情境下两性亲密关系即将发生的巨变的敏感。租界妓院是当时唯一可以允许男女进行公开社交的场所，租界外清政府是禁止官吏嫖妓的，所以洋场妓院就成为“情种”们追逐情爱的特区，催生浪漫之爱的福地，然而一旦他们陷身其中，又会感到一种新的幻灭，在这里虽然摆脱了宗法社会的控制，但又增加了金钱的羁绊，爱情又开始面临被商品化的威胁。在这个情场上谁要是过分认真往往就会受伤害，像赵二宝之于史三公子、周双玉之于朱淑人，等等。虽然它也产生了陶玉甫与李漱芳这样的生死相依的爱情佳话，但更多的还是处于像王莲生和沈小红式的情中有利、利中有情、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状态，他们是现代性的五味杂陈的“自由恋爱”滋味的第一代品尝者，虽并不尽如人意，但其毕竟给予了男女两性自主选择相爱的权利，为“大观园”里的情爱乌托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韩邦庆以“过来人”的身份谈情说爱，有助于消解人们对爱情所抱持的浪漫幻想。
再次，《海上花列传》在结构上采用了穿插藏闪之法，也是出于对描写对象的忠实，“描写”的重要性开始超出了“讲述”，讲述表达的是讲述者眼中的世界，而描写追求的则是一种去主观性的拟真效果，力图让世界以自身的方式自然呈现出来，它具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该作品的中心主题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遭遇现代性”。小说以乡下人赵朴斋一闯进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就被撞了个四仰八叉，弄脏了大褂为开端，而撞倒赵朴斋的正是小说的作者“花也怜侬”，由此拟作者也就成为小说中人物事件的见证人，自然地进入了作品之中，但小说讲述的并不是他的个人经历，小说真正的主角不再是某人某事，而是光怪陆离的“洋场”以及“洋场”中人的众生相。要表现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奇异空间”的众生相，就需要有新的艺术形式，而小说结构上的穿插藏闪之法，显然比单一人物的线性叙事更适宜表现这种空间性和众生相，它表明了在现代性叙事中空间开始与时间分庭抗礼，讲述故事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展示场景空间的重要性的挑战，而这也正是世界被“图像化”理解的现代性特征之一。洋场作为一个奇异的空间的确有其文化异质性，典型如小说中第二十三章写一个官员姚季莼的太太气势汹汹地打到妓女卫霞仙的门上，指责其勾引了她丈夫，结果卫霞仙毫不畏惧，反而理直气壮地对她说：“老实跟你说了罢，二少爷在你府上，那是你丈夫；到了此地来，就是我们的客人了。你有本事，你拿丈夫看牢了，为什么放他到堂子里来玩，在此地堂子里，你再要想拉了去，你去问声看，上海租界上可有这种规矩？这时候不要说二少爷没来，就来了，你可敢骂他一声，打他一下？你欺负你丈夫，不关我们事，要欺负我们的客人，你当心点！二少爷嚜怕你，我们是不认得你这位奶奶嚜！”[20]作为租界的合法经营者，她受到租界法律的保护，因此可以无视传统宗法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韩邦庆的敏锐性就在于他率先捕捉到了这种外来“新文明”的特质，写出了由传统的礼俗社会一步跨入现代法理社会中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海上花列传》的开篇即讲述作者的一个梦境，写他在梦中看到一大片漂浮于海上的浩渺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这个“无根之花”的隐喻即是现代性作为一种“拔根”文化所带给人的普遍处境，人开始脱离家庭、宗族、乡土、地域、礼俗的吸附力，四处流动、自谋生计，由此进入了一个陌生人对陌生人的生存环境，要维持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有序运转，就不能再单纯依赖人情这样的私人性道德和传统习俗，而要依赖公共伦理和六亲不认的法律制度。“洋场生活”正代表着这样一个不同于传统中国的一个新型社会的出现。
最后，韩邦庆在该小说的语言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自觉地以一种“自我作古”以求“别面生开”的创新意识采用吴方言写作，使得该小说成为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全书由文言和苏白写成，其中对话皆用吴语（苏州话），固然使得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性得到极大的提高，在其背后也隐藏着一种作为新文明的发源地的洋场文化隐然与传统正统文化分庭抗礼的文化自信，正如陆士谔在他的小说《新上海》中所言：“各种新事业、新笑话都是上海人发起，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出，上海的人的文明比文明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人做不到上海人都能做到，上海人的野蛮比野蛮还要野蛮，并且在别处，‘文明’‘野蛮’都是决然相反的，文明不野蛮，野蛮弗文明，上海人则不然，野蛮的人霎时间可化为文明的人，文明的人霎时间可变为野蛮。不极文明的人不会做极野蛮的事情。”[21]“上海人”的这种创新性和多面性、矛盾性和暧昧性也正代表了现代性文化的特性，它在道德秩序之外更关注开放和自由、活力与创新。韩邦庆能于传统对于人心风俗的道德焦虑之外，聚焦于世界自身的琳琅满目、多姿多彩，这种胸襟、格局的敞开，也是《海上花列传》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1] 耿传明，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思想研究。
[2] 潘建国：《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3] 转引自[美]埃德温·埃默里、[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4] 《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8—899页。
[5] 《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8—899页。
[6] 《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8—899页。
[7] 《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02页。
[8]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页。
[9] 该语出自（南宋）刘过《龙洲集·襄央歌》，“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
[10] 《苏轼文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7页。
[11] 庄子：《南华经》，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12]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7页。
[13] 《申报》1872年12月13日。
[14] 《申报》1872年12月13日。
[15] 转引自何雪松《迈向日常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社会学——舒茨引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6] [德]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17] 缪云台：《缪云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8]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7—68页。
[19] [法]米兰·昆德拉：《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载何尚主编《窥探魔桶内的秘密：20世纪文学大师创作随笔》，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20] 韩邦庆：《海上花开·海上花列传1》，张爱玲注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21]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陆士谔、徐卓呆卷》1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