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影响因素综述
目前，对居民PM2.5减排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研究十分有限。考虑到居民PM2.5减排行为归属于个人亲环境行为的本质，可充分对亲环境行为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因此，参考环境行为相关理论及学者们以往的研究基础，本研究从个体心理因素、外部政策情境因素与社会人口因素等方面对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潜在影响因素进行阐述。
一 个体心理因素
1.态度
环境态度指的是人们对相关环境问题或行为持有的相关情感和行为倾向，是对环境问题和行为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根据计划行为理论、ABC理论等的共同阐述，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态度往往被当作影响特定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学者们在不同领域的大量研究中均发现，环境态度对个体行为往往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且为正向影响。Ru等（2019）在对浙江高校学生的PM2.5减排行为研究中发现，态度能显著促进大学生的减排行为；Shi等（2017）也在个体的交通减排行为中证实态度对公共交通出行和新能源汽车购买行为均有促进效果，且影响力度较大；Kassarjian等[7]在个体对于空气污染态度的研究中指出，消费者对于大气污染的态度是其购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其他相关亲环境行为研究中，也呈现出类似的结论。王国猛等（2010）对个体绿色消费行为进行研究认为态度对该行为有很强的预测和解释能力。黄炜等[8]在调研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的实证数据显示，游客的环境态度对其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内在影响。
此外，也有少量研究指出，环境态度变量使用有其前提条件，只有与外部因素很好结合时才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在发挥态度对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时，此点尤其需要注意。如，Guagnano等（1995）在其研究中发现当外部条件处于极为不利或有利的两种极端情况下，态度对行为发生与否的影响较小。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认为环境态度与个体实际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是由行为实施的便利性、时间限制和生活舒适性等外部因素导致。
2.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实施某一特定行为时，感受到来自对该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他人或群体的压力，是社会规范在个体心理认知上的解读和判断。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主观规范衍生出另一层含义描述性规范。主观规范更多的是指来自重要人物的感知压力从而实施或不实施环境行为（Ajzen，1991），个人通常倾向于与重要组织或个人的期望保持一致。而描述性规范却不同，它主要描述了社会压力的不同来源并准确地集中在重要人物的实际行为上（Heath和Gifford，2002）。在中国文化和迫切的PM2.5减排需求背景下，对个人而言，描述性规范可能更具说服力（Moan和Rise，2011）。
多数学者指出，主观规范与个体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在计划行为理论中，Ajzen强调主观规范是行为意愿和实际行为的主要前因变量。Matthies等（2012）在对个体循环和再使用行为的研究中发现主观规范会显著影响其循环行为。Bamberg等（2007）在对个体公共交通使用行为的研究中指出，主观规范和个体行为态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我国学者潘丽丽等[9]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对游客绿色旅游意愿进行研究，发现主观规范同样会对游客行为产生影响。
3.感知行为控制
感知行为控制是计划行为理论的一个重要变量，是指个体对于采取某种特定行为难易程度的判断和感知，反映了个体在实施某行为时对于可能面临的阻碍或促进因素的认知和判断。具体来讲，感知行为控制分为两层内涵：自我效能和感知控制，它们分别体现的是对内和对外的控制。内在的控制如个体能力、技巧以及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等，外在控制更多的则是机会、成本、资源以及与他人的合作等。自我效能是影响行为的一个重要前因变量，且多数研究者认为自我效能通过意愿作用于行为。因此，现有的很多相关研究都探讨了感知行为控制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学者们大多从两个方面来证实感知行为控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一是认为感知行为控制对个体行为会产生直接影响（Ru等，2019）。而另一方面则认为感知行为控制具有调节效应，他对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中介变量来实现的。如张露等[10]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指出感知行为控制在中介变量为行为意向时会对个体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4.环境知识
环境知识指的是个体了解到的关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事实、概念。对于环境知识的分类，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分类。比如，将环境知识分为具体环境知识与一般环境知识，或将其细分为环境行动知识、环境问题知识与自然环境知识三个类别。
关于环境知识是否能影响亲环境行为，学者们指出两者是必要不充分的关系，即拥有环境知识不一定能实施亲环境行为，但实施亲环境行为一定具有一定的环境知识。具体而言，环境知识与个体行为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此增彼涨的关系，即持有环境知识越多，个体越有可能实施亲环境行为，反之，若缺少环境知识，甚至得到的是逆向信息，那么个体实施环境行为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王建明（2007）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也证实了环境知识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影响。但是，也有研究表明：使具有丰富的环境知识，个体仍有可能不实施环境行为，原因在于不同类别的环境知识有差异，学者们认为应对其进行细分。总的来说，环境知识依旧是个体是否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究其根本，拥有环境知识才更有可能实施亲环境行为。
5.价值观
价值观指对人们生活有深层指导作用的标准或目标，是形成态度和行为的思想基础。随着环境污染现象的普遍存在，价值观对于环境行为研究的价值日益凸显。学者们纷纷探索环境价值观对于环境行为的效用。
关于环境价值观，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价值观对居民环境行为有着显著影响，具体作用形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直接影响；二是间接影响，即价值观需要通过环境态度这一中介变量进而影响环境行为（王国猛等，2010）。盛光华等（2019）就指出价值观既可以直接作用于行为，也可通过态度、道德规范等变量发挥其间接促进作用。不过，更普遍的看法是，将价值观视为影响环境行为的远端变量，对行为更多起到间接作用（Fornara等，2016）。
此外，不同的价值观类型对环境行为的作用形式也有差异。学者们在研究中将环境价值观划分为不同维度，并对这些维度与个体行为的作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最为经典的是Stern（1999）的三个维度划分方法，将其细分为利他价值观、利己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随后，有学者也证实三类价值观会通过环境责任感、道德规范对环保行为起到间接影响，同时，利己价值观对环保意愿还发挥了直接影响。我国学者孙岩[11]对大连402位居民进行调研发现，具备利他和生态价值观的居民相对于利己价值观的持有者更愿意参与环保行为。曲英[12]在其研究中也指出利己价值观对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总之，学者们普遍认为价值观是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6.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是规范激活理论的核心变量，作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感性影响因素，也是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强调内部情感因素，并尝试从情感方面来指引个体实施环保行为。在亲环境行为研究中，道德规范将扮演重要的不容忽视的角色（Onwezen等，2013）。对于道德规范的定义，学者胡兵等（2014）认为个人规范与道德规范并无区别，并将其阐述为游客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道德感与责任心，此外，张玉玲等[13]将个人规范定义为执行或放弃某一特殊行为的道德规范。综上所述，道德规范与个人规范的概念呈高度一致。而大多研究都认为道德规范对于个体行为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王建明，2011；岳婷，2014），并且相较于其他影响因素，道德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最为强烈。此外，道德规范还作为中介变量致使主观规范间接影响个体行为。如张玉玲等（2014）在对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影响研究中指出：道德规范作为中介变量表现出对日常环保行为最强的影响力。
二 外部政策情境因素
根据态度—行为—情境理论的观点，外部因素对个体的环境行为有显著影响。政策作为外部情境因素中的典型代表，被各国普遍作为引导居民实施环境行为的手段和方法，学术界也对政策的作用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在研究中，一些学者建议将政策工具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比如，根据政策约束程度差异，将政策划分为规制型和非规制型两类；考虑其是否影响主体的开支而将政策划分为开支型和非开支型。也有学者将与亲环境行为相关的政策分为三类：环境信息、环境法规和环境税费；Zhang等（2018）将政策措施分为两类：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学者们也重点关注政策对环境行为的作用，多数研究指出各类政策对环境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王建明和王俊豪（2011）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指出良好的政策执行力度会促进居民的低碳消费行为。Zhang等（2018）也证实政策措施在个人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中的重要性。其中，尽管政府也希望通过经济手段约束居民能源消费成本，从而激励居民的绿色消费行为，但经济政策的效果往往存在较多争议。观点一对经济政策的积极效应给予肯定，即认为经济类政策可有效引导个体实施亲环境行为。如陈利顺[14]也对大连居民进行调查并论证了政策法规对居民交通用能行为的正向关系。然而，观点二认为特定的经济政策对促进个体实施环境行为或者实施效果并不明显。Wang等（2017）就提出经济激励对于消费者电动汽车购买行为的效果需视不同群体而定，对高收入群体作用不佳。综上所述，尽管学者们对政策引导居民亲环境行为的效果还存在争议，不过，政策法规依然被当作影响居民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 社会人口统计因素
在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环境行为研究中，社会人口类因素一直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构成部分。本研究继续探索社会人口类因素对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具体影响。一般，学者们往往集中于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收入水平、家庭结构等常见人口统计指标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在此仅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三种人口统计因素为代表进行阐述。
1.性别
事实上，众多研究显示，关于性别对个体环境行为的影响结论仍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性别并不显著影响个体的环境行为，有的学者认为二者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彭雷清等[15]基于生态价值观的调节机制研究环境态度和低碳消费态度对低碳消费意向的影响中指出性别对环境行为产生影响；有的学者认为，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注重节能，而有的学者则持相反观点，指出男性比女性对环境问题更为关注，如龚文娟[16]认为整体上看，城市居民中男性的友好行为少于女性，但女性的友好行为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行为，而涉及公共领域部分，男女的参与比例都较低。罗艳菊等[17]通过海口市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女性同胞的环境友好行为意向强于男性。
2.年龄
年龄对于个体环境态度或环境行为的影响也被大量关注。李雅楠（2018）在上海消费者对绿色标志水产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年龄等人口特征因素发挥了重要影响。石洪景[18]基于Logistic模型的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意愿研究中指出年龄等八个变量对低碳消费意愿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多数研究发现，年龄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普遍呈负相关关系。樊丽明和郭琪[19]对我国节能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年轻群体更偏向技术节能行为，中老年群体对行为节能更加青睐。不过，也有学者针对中国上海的调查结果显示，年龄与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并将原因归结为是中国社会的独特性。
3.受教育程度
关于受教育程度对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同学者也持有不同的观点。更为普遍的看法是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环境态度呈显著正相关，换言之，个体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往往会展现更高程度的环境行为和关注。郑淋议等[20]指出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有显著促进影响。徐蕴华[21]也认为消费者的学历对其有机食品购买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其背后的机制可能是受教育水平高的人环境知识越完备，就越容易理解人类与环境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1] Ajzen，I.，“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Vol.50，No.2，1991，pp.179-211.
[2] Goh，E.，Ritchie，B.，Wang，J.，“Non-Compliance in National Parks：An Extens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Model with Pro-Environmental Values”，Tourism Management，Vol.59，2017，pp.123-127.
[3] 周玲强、李秋成、朱琳：《行为效能、人地情感与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意愿：一个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改进模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 Schwartz，S.H.，“Normative Influences on Altruism”，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10，1977，pp.221-279.
[5] Stern，P.C.，“Towards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Journal of Social Issues，Vol.56，No.3，2000，pp.407-424.
[6] Guagnano，G.A.，Stern，P.C.，Dietz，T.，“Influences on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hips：A Natural Experiment with Curbside Recycling”，Environment and Behavior，Vol.27，No.5，1995，pp.699-718.
[7] Kassarjian，H.H.，“Incorporating Ecology into Marketing Strategy：The Case of Air Pollution”，Journal of Marketing，Vol.35，No.3，1971，pp.61-65.
[8] 黄炜、孟霏、徐月明：《游客环境态度对其环境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为例》，《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9] 潘丽丽、王晓宇：《基于主观心理视角的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地理科学》2018年第8期。
[10] 张露、帅传敏、刘洋：《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心理归因及干预策略分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情境实验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1] 孙岩：《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06年，第67—77页。
[12] 曲英：《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07年，第23—30页。
[13] 张玉玲、张捷、赵文慧：《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影响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7期。
[14] 陈利顺：《城市居民能源消费行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09年，第209—230页。
[15] 彭雷清、廖友亮、刘吉：《环境态度和低碳消费态度对低碳消费意向的影响——基于生态价值观的调节机制》，《生态经济》2016年第9期。
[16] 龚文娟：《当代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之性别差异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7] 罗艳菊、张冬、黄宇：《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意向形成机制的性别差异》，《经济地理》2012年第9期。
[18] 石洪景：《基于Logistic模型的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意愿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9] 樊丽明、郭琪：《公众节约能源行为及政策引导研究》，《中国科技产业》2007年第10期。
[20] 郑淋议、杨芳、洪名勇：《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三省的实证》，《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5期。
[21] 徐蕴华：《有机食品消费者认知及支付意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农业大学，2016年，第1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