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献回顾

一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一）人力资本思想的萌芽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十分关注财富和价值的起源及其增长的影响因素。早在17世纪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其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中就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强调了“人”这一要素在财富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人力”的价值。1672年威廉·配第进一步在《政治算术》中，运用数字、重量、尺度等统计方法对英国、法国、荷兰三国国力和经济现象进行了对比研究，估算了战争、疾病等因素造成人口死亡和流失的经济损失，计算了英国人口的货币价值，并提出“劳动决定价值”的劳动价值论，可谓是人力资本思想的萌芽。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接着在其《人口论》《谷物论》等文中探讨了财富、价值、货币、贸易、人口等问题之间的理论关联，认为“人”是构成国家强大的根本因素，“人”本身就是其个人财富的第一创造因素^[1]，强调了财富生产中人的价值和作用。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人力资本这一思想进一步推向了新的理论高度。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中最早明确提出资本可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他认为“在社会的固定资本中，可提供收入或利润的项目，除了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得的有用的才能”^[2]，这些“有用的才能”可以通过学习来习得，而且他还建议由国家“推动、鼓励，甚至强制全体国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3]。亚当·斯密提到的“有用的才能”这一观点便开始触及“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部分内涵。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1841年著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也明确提到，不能把体力劳动作为唯一的生产力，而精神方面的因素和国家的作用对生产力的影响需要格外注意，并特别区分了“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其中提及的“精神资本”已经在识别人力资本的价值。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认为“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是形成资本的主要因素”^[4]，“知识和组织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的资本”^[5]。这些提法都在逐步清晰人们对人力资本及其经济贡献的认识，为之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开辟了理论源头。

（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进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渐难以解释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甚至出现一些矛盾。于是，理论界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谋求新的理论构建，以期阐释和预测现实走势。20世纪50—60年代是人力资本理论真正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里，四位研究者对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最为突出。

第一位重要学者是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他于1958年发表的论文《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模型，并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收入差距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明塞尔认为，正规的学校教育、积累的工作经验以及接受的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与个人的收入分配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是提高个人收入的重要源泉。

第二位重要学者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他是公认的对人力资本理论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在他的理论研究之中，有两个现实现象引起了舒尔茨对人力资本问题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他在研究农业经济时，他试图回答当时美国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的背后，除了常规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农业产量的提高？最终，舒尔茨得出结论，认为人的技术和技能的提高是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助推因素。第二个问题是他在研究个人收入增长时，他试图回答为何当时工人的工资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传统的理论构建只能解释其中一部分的增长，但仍然存在一个模糊因素在影响着工资收入的大幅度提高。通过研究，舒尔茨发现，这也是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的一次演说中，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学说，阐释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以及个人收入增长的影响。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进一步界定了人力资本的基本内涵，包括医疗保健、在职培训、教育（也包括由社会组织组织的非正规教育培训）、个人迁移等^[6]重要内容。总体来说，舒尔茨主要是从宏观层面研究了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三位重要学者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贝克尔1960年出版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4年出版的《人力资本》是其人力资本研究的集中反映。贝克尔运用成本—效益等经济学分析方法，重点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生育成本和生育效应、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与舒尔茨人力资本的宏观分析视角互为补充。

第四位重要学者是爱德华·丹尼森。丹尼森的理论贡献在于他进一步运用计量模型对国民收入增长原因的“残差”进行了解释。在加入规模经济效应、资源配置等变量后，丹尼森发现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教育贡献应是23%，而不是舒尔茨计算的33%。^[7]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逐步引导人们强化对人的关注，对知识效应的重视，对人力资本价值的再认识。也就是说，要把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领域的消费看成是一种投资，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消费，进而把消费纳入到生产领域，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和思维转向。

（三）当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当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主要将精力集中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内生化上，形成了新增长理论。代表人物有两位：一位是美国经济学家保尔·罗默。1986年罗默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一文中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并明确将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和创新纳入经济增长四要素模型，从而突显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价值和时代特征。另一位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1988年卢卡斯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了两个内生增长模型：一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外部性，收益并非完全由个人收获，有外部溢出效应，从而解释了同样技术水平的工人为何在人力资本水平不同的国家收入水平不同的原因；一个是“干中学”外部性模型，指出当商品替代性强的时候，生产知识密集型高的商品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更高，从而强调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及其对经济增长内生化的影响。

通过简要地概括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发展的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从最初的亚当·斯密人力资本思想的萌芽，到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中舒尔茨对人力资本内涵的四要素界定，再到当代人力资本理论中卢卡斯对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经济增长影响的识别，充分体现出在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增长互动过程中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价值和作用。之后还有学者，例如，尼尔1995年，进一步把人力资本区分为“完全通用”、“产业专用”和“企业专用”三个层次，为此后的劳动力迁移和就业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8]，也为本书要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