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总序 我的哲学思想和研究背景
——张华夏教授访谈录
访谈者 任远（中山大学哲学系）
第一节 引言：哲学何为
一 张华夏教授的最新成果
本文是一个访谈录，我事先研究了张华夏教授的历史经历和一些论著与论文，然后提出20个问题请他回答。这些回答是我记录整理的，最后经他审阅，个别地方做了一些修改。
任远（以下简称为“任”）：2018年4月15日上午，86岁的张华夏教授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家继续伏案工作。早先几个月的体检情况并不乐观，有一系列严重的疾病困扰着他。但他仍花费了两个小时与系里的同事详细讨论《张华夏科学哲学选集》的编撰与校正。他觉得他在15年前出版的《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这本书里，有一些概念没有交代清楚，需要再补充一些注释。送走同事时他说，“我现在要回到床铺上了”。
就在这个时候，张华夏还在阅读《系统科学学报》已经发表了和将要发表的两篇重要学术论文，其中一篇是《从逻辑与科学哲学的观点看黑格尔矛盾辩证法的两个论题》[1]，另一篇是《从逻辑与科学哲学的观点看黑格尔矛盾辩证法的两个论题》的续篇《黑格尔矛盾辩证法不能解决芝诺悖论》[2]。这两篇论文对辩证法和科学哲学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他严格区分了辩证矛盾（两极性相逢[3]），差异关系，互补关系（某物与他物），逻辑矛盾（在这一点同时又不在这一点，在同样条件下“是它”又“不是它”等）这些不同的概念。张华夏教授认为，这些不同概念许多哲学家将它们与“对立统一”的模糊概念混淆起来，造成了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许多错误理解。
张华夏教授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学术工作，尽管他患有重病也是如此。正如他在2014年接受中山大学校报采访时所说的：“学术永远没有退休。”[4]事实上，自从1996年退休后的20年，张华夏又发表了80篇学术论文，包括7篇英语论文，并出版了10部科学哲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对于学问本身有着极高的热情，怎么能够在古稀之年后仍旧如此发奋著述，并如此高产。张华夏说“我要了解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这一点贯穿了我的一生，从来没有改变”[5]。
二 “哲学何为”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张华夏教授认为，哲学要“了解世界的奥秘”，而我国相当多哲学家认为，这根本不是哲学问题，至少不是根本哲学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主任朱德生就认为“哲学是研究什么什么普遍规律的一说是错误的”，想找寻这样一种“最根本的实在只能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一种幻想”。吉林大学哲学系原主任高清海教授认为“今日哲学的主题和任务也不再为求解‘宇宙之谜’ 而去追求什么终极存在、始初本原和永恒真理，它所关注的是人自身和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世界的根本问题”，“从这种观点看来，‘自然本体论’ 当然就变成不足取的理论。挣脱‘自然本体论’ 的理论束缚是对我们来说的一项主要任务”[6]。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杨耕也说过“哲学的聚焦点已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类世界”，“拒斥形而上学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7]。张华夏对哲学的理解与他们的观点完全不同。
张华夏教授反而同意英国科学家史蒂芬·霍金的看法：霍金认为，自从维特根斯坦以来，以寻根究底为己任的哲学，变成语言分析，不再关心“宇宙之谜”，“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堕落”[8]。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分析了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最近走向：“大部分科学家太忙于发展描述宇宙为何物的理论，以至于没有功夫去过问为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以寻根究底为己任的哲学家不能跟得上科学理论的进步。在18世纪，哲学家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当作他们的领域，并讨论诸如宇宙有无开初的问题。”[9]科学家和哲学家只是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才不正确地大大缩小自己的研究范围。可见，求解‘宇宙之谜’并不是人类童年的幻想，而是哲学家的本来责任。其实，马克思也是主张哲学的任务是探索“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他说到黑格尔时这样写道：“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两级相联（Contact of extremes）定律。在他看来，‘两级相逢’（extremes meet）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公理（axiom），就象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10]。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两级相联”和“两级相逢”和一般人所说的“对立统一”有根本区别。所以，张华夏教授始终如一地从哲学上追求宇宙之谜或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基本奥秘”是完全正确的。
三 张华夏谈：我的哲学追求
任：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勤奋里又何尝不是包含着某种无奈。1998年，张华夏刚刚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实在与过程》[11]不久后，他在一篇回顾文章里叹息道：“写完了这本书我已经快65岁了，这本书不过是我的‘哲学三部曲’的第一卷，对本体论哲学的探索与反思，尚有第二卷《多元价值论——对价值哲学的探索与反思》和第三卷《多重真理观——对认识论哲学的探索与反思》。历史阴差阳错，错位了20年，本来第一卷应该在我40岁左右完成，我便有充分的时间建构第二、三卷。现在，我年老力衰，虽十有五就有志于学哲学，可是到了五十才知思天命，六十而耳鸣，身体不行了，七十大概完全力不从心了。[12]我的哲学研究现正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困难的最后的阶段，不过我仍在探索着、追求着。”他还说：“我愿顺流而下，寻找它的踪影，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我愿逆流而上，无奈激流险阻，道路曲折无比。然生命不息、探求不止。”[13]事实上，在今天，他的哲学三部曲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第二部改名为《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道德哲学的探索与反思》[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二版（增订版）]。第三部《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他对多元知识论和科学哲学的探索与反思。在该书第4页上写道：“想不到老天爷在我退休之后到现在还整整给了我20年，让我每天能用八小时到十小时‘从心所欲不逾矩’地学习和研究‘科学哲学’和知识论。”[14]不过他仍然觉得错位了20年，总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与遗憾。
第二节“吾十有五而志于哲学”
任：张华夏在《我的哲学追求》一文中写道：“我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居东莞可园，可以说是出身书香门第。”大概是在2008年的一天，张华夏去东莞可园访旧，被看门的拦下来盘问“你不知道进门要买门票的吗？”“他们不知道这本来是我家的园子”，张华夏自嘲地说。
东莞可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蜚声海内外的“广东清代四大名园”之一，由东莞博厦人、晚清名士、武将出身的江西按察使署理布政使张敬修建成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可园几乎同时建立的“道生园”，其主人张嘉谟是张敬修的侄子，在诗画方面有深厚造诣。可园和道生园长期为“岭南画派”鼻祖居巢、居廉提供寓居，而成为晚清岭南文化重要的的策源地。
1903年张嘉谟的孙子张启正出生在可园。张启正的父亲（即张华夏的祖父）是个纨绔子弟，因为抽鸦片而导致倾家荡产，等到张启正出生时，家道已经破落，父亲外出谋生不久潦倒而逝。后来张启正在他姐姐的资助下发奋读书，并于1929年成为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的第一届毕业生。
一 访谈问题（一）
任：可园是如何离开张家的？
张华夏（以下简称为“张”）：
一个人的童年和他（她）以后的成长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与他的父母的言传身教有密切的关系。
我是广东四大名园之一——“可园”主人的后代。关于“可园”主人，我有我的家族传家版本：可园是清代末年一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的大官僚张敬修所建。据说他因为与曾国藩有矛盾并与太平天国大战有胜有败，而三起三落，曾任广西按察使和江西按察使（相当于省级公、检、法机关总负责人），后因被太平天国水军打败而退职，隐居可园，以图他日东山再起。我的父亲的祖父张嘉谟（张敬修之侄子）主持建筑可园，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建了“道生园”。由于可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时期由中共华南分局书记陶铸指定要保留下来成为博物馆，与顺德清晖园、佛山梁园以及番禺余荫山房合称为广东四大名园，故得以保留至今。而道生园在整个清代没落过程中渐渐凋零，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给贫苦农民居住，不到一两代人就完全瓦解了，变成一片贫民窟。有亲戚从香港回来，想看看老家（我幼年一度也住在这里），看后叹息道：不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有朱颜改”，而是“门庭人面两皆非”。这就是我的祖辈和祖居。不过，我的父亲成长于不同的时代，他1903年出生，192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算学天文系，为该系第一届毕业生。我一直到现在还保留了他的毕业学士证书。他读书非常用功，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而留在中山大学附中任教近十年。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广州沦陷。我们全家逃到东莞最偏僻的乡下东莞“望牛墩”乡附近的“洲涡村”（日本人从来没有到过那里）。这时我父亲已经离开广州、东莞到香港德明中学任教。这就是我的幼年时代的动荡童年和动荡生活。
在广州沦陷前，我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小幼儿园过着幸福的童年生活。可是日本鬼子一来，我们全家就得扶老携幼逃难洲涡村。逃难过程痛苦极了，走不动还得走，我还有一个弟弟不到三岁必须有人背着。我当时六岁要自己走，一到东莞最落后的农村“洲涡”，就失学了。我的表兄是国军，被日本鬼俘虏后活活剖腹而死。洲涡村民只要瞭望到日本鬼子的队伍从附近经过或误传“日本鬼来了”，我们就得连忙逃入甘蔗林。这段时间，日本鬼子曾在“望牛墩”（洲涡村所属于的乡）将村民关入祠堂施放毒气后，在门口堆了两个人堆，他们后来是死是活我不得而知。我们因逃入甘蔗林而逃过一劫。总之，逃难和失学就是我的痛苦与动荡的童年。它是侵略中国的日本人造成的。
二 访谈问题（二）
任：小学阶段为什么只念了3年？在东莞住在哪里？
张：我逃难到东莞最落后的农村“洲涡”，就失学了。幸亏我母亲陈剑潭是个小学教师，毕业于广州市市立师范学院，我的小学阶段主要是由我母亲在家庭教育，她教我和我姐姐读书识字，当然二人只能同一个进度，否则繁忙的家务怎样顾得过来？当时所用教本是我爸爸从香港买来的。到了我达到小学三年级的水平时，大概由于日伪政府成立的缘故，东莞县城还算稳定，于是为了子女上学读书，我们全家（父亲除外）迁回东莞城“道生园”，开始我的读小学的生活。我读三年级，我姐姐读四年级。所在的小学是东莞第三小学，它的教学质量相当差，我又比较顽皮，所以这几年上课收获不大。读完五年级，我便跳班考上东莞中学，在那里读初一。这时，香港沦陷。
我父亲回到东莞中学教书，主讲各种初等数学：代数、几何、三角之类；有时还上点物理学课程。我父亲本来不想在汪精卫政权下当教师，便改行做生意。可是，读书人做生意失败，为了全家人活命，就不得不“下水”了。
我父亲很擅长于教学，主要是他教学逻辑清晰，你要接受它的前提就不能不一步一步接受它的结论。他讲解课程生动、直观，使人可以非常形象理解其中的原理，他被人称为中学数学教师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我父亲亲自上我的课，平日要求很严。我爱他，但又有点怕他，我不敢上课开小差、不听课搞小动作之类，便集中精神听课。渐渐我对数学发生浓厚兴趣，做数学习题像是一种人生享受，逻辑的享受，解题解出结果的享受，这是我整个中学时代以及后来我的人生观和教学方法得益的地方。我的“恋学情结”在这家庭背景下开始形成。
任：受到战火影响，张启正辗转于广州、东莞和香港教书，逐渐在数学教育方面声名鹊起，后来因此成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46年抗战胜利，张华夏再次随父亲回到广州，并考入了广雅中学。
三 访谈问题（三）
任：请回忆广雅中学对您的影响。
张：1946年抗战胜利，我们回到广州市，大概2月份我便考入广雅中学读初二乙班。广雅的学习气氛非常好，大家有一种竞争心理，以敢于熄灯后仍然点油灯“谜”书学习为荣。这间学校是当时广州市最好的中学，实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物理老师上第一堂课，就讲物理的重要性：不是用了物理学家发明的原子弹，我们能这么快打跨日本鬼吗？说得我和我们几个同学私下议论，将来也要当物理学家，造原子弹。这应该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救国、科学兴国教育。就这样我完成整个初中学习阶段。我由于打足球跌断了手臂骨，我父亲不让我继续在广雅读高中，便在中山大学附中度过我的整个高中学习阶段。音乐是广雅美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音乐教师教的联合国歌：歌曲的作者是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
太阳在天空露出笑容，大地涌起雄壮歌声。
人类同歌唱崇高希望，赞美新世界的诞生。
（合唱）联合国家团结向前，义旗招展，为胜利自由新世界，携手并肩。
奋起解除我国家束缚，在黑暗势力压迫下，
人民怒吼声发如雷鸣，如光阴流水般无情。
（合唱）联合国家团结向前，义旗招展，为胜利自由新世界，携手并肩。
少年时代的我，受父亲的影响，迷上了数学和物理，并在这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才能。1947年秋天，我考入中大附中，开始高中阶段的学习。在1947—1948年间，我在周记中写到：“我最喜欢看报，关于科学极有兴趣，我曾在广州考入了广雅中学，蒙各先生指教，现在已经毕业而且考进本校（中山大学附中）了，我的志向是在研学，为国家谋复兴。”[15] 50年后，我在《我的哲学追求》中写道：“科学救国、科学兴国始终是许多年轻人的生活理想和主导信念，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可是命运使我改变了这个主导信念。”[16]
四 访谈提问（四）
任：您当年数理成绩那么好，为什么后来弃理从文，考大学改读经济学了？
张：在广雅和中山大学附中，我一向重理轻文，成绩以数学为最优，我怎么在大学进了文科，同时考上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的经济系呢？这是因为1948—1949年，我就读的中山大学附中，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学潮。在学潮中和学潮后，我们这些卷入学生运动中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成立秘密的“新知识学习小组”，将进步书藏在一个同学家的夹墙里以便取出阅读。仅仅是十五、十六岁的我就读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河上肇的《资本主义入门》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当时对哲学是这样的着迷，以至踢一块石头都问同学这块石头为什么动？然后告诉别人是因为这块石头在一个地方，同时又不在一个地方。可惜经过20多年以后，当我企图用这个观点去解决微积分的逻辑基础问题失败之后，才发觉这个观点本身是不能成立的：辩证法是不应该违反形式逻辑的，违背逻辑学的“辩证法”论点应该改进。[17]不过当时，当我还来不及仔细思量我这个人的基础知识和心理素质到底适合读理工科还是读文科的时候，历史的潮流已经将我冲进中山大学的经济系本科和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了。一旦定了自己在大学阶段的专业，我入学前就准备好怎样收集资料，怎样分类，怎样整理，具体说来就是使用活页纸来做学习笔记，以便按问题分类，每一类可以为写一篇论文作准备。我是入学之前就想到将来准备在大学当大学教授的。而当大学教授的目的就是建立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和经济学体系。当时我就扬言大学毕业论文要写一篇《新民主主义经济论》。
在时代的大潮下，我暗中怀抱着建立一个新经济学体系的雄心，考入了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在广州石牌校园念了三年之后，赶上1952—1953年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南财经学院。从中南财经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华中工学院马列教研室担任中共党史方向的助教。
五 访谈提问（五）
任：您在大学里学到了您想学的经济学知识了吗？当时的政治风气对大学学习有什么影响？大学毕业后是否分配到理想的工作单位，继续您建立经济学体系的抱负？
张：我在大学时学到的经济学知识，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至于我曾经想学的数理经济学，只是在《经济学说史》课程中有一点点的介绍。而且毕业分配，也没有分配到理想的单位，如“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综合性大学的“经济系”，以我的成绩看，分配到这些单位是完全够条件的。不过，当时我是一个要求入党的进步青年，服从组织分配是个原则，那时年纪轻，觉得将来自己有大把时间凭自己的力量实现我的理想。当时我搞党史很认真。教中共党史，我不但通读了能收集到的所有毛泽东的著作，当然包括已出版的几卷《毛泽东选集》；公开出版的还有东北书店出版的1948年的《毛泽东选集》（六卷合订本）我都收集到。1948年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内容非常丰富，例如其中一篇《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一直到现在党史界还没有人提到过，那里面的例子可生动极了。毛泽东自从写了《辩证唯物主义（讲授提纲）》以后，他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各个领域，如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都有很丰富的哲学思想，我当时准备写些文章一篇一篇地研究其中的哲学问题并将它们介绍出来。当时我的哲学兴趣比经济学还要强。
在党史的学习研究以及其他哲学问题的研究中，我尊崇马克思、列宁的两句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后，现实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8] 什么叫作“充分地占有”？列宁补充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他（马克思）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过，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眼光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19]马克思和列宁这两句话是我做学问的座右铭，是我一生所追求的。这是从政治经济学学习中，从《资本论》中得来的。
六 访谈提问（六）
任：您怎么去的复旦哲学系念研究生？导师是谁？研究生学习了什么内容？做了硕士论文吗？
张：大学毕业分配到华中工学院教了一年党史，后来考入复旦大学，1955—1956年在复旦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学习，导师是苏联专家柯斯切夫教授，他是当时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这近两年能集中时间学习是我做学问历史上的“第一个春天”，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当时的整个理论体系搞清楚了，它的缺点和问题我也开始明白了。这个正因为这样，我开始萌发了将来我要搞一个新哲学体系的愿望。其实，我的哲学兴趣要比经济学兴趣还要大，不过我父亲曾经劝告我不要读哲学系，说读哲学会读出神经病来的。于是我本科读的是经济学而不是哲学。但我的第一篇论文是经济学的，即《对于光远（笔名丁肖逵）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公式来研究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一文的意见》，运用我的数学知识搞了一个比于光远更加简明并解释更多问题的数学证明，证明在CV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它发表在当年经济学的最高刊物《经济研究》1957年第1期。这不过是我的学术研究初试锋芒而已，这篇论文连同寻找数学公式在内只花了五天便写出来了。我的兴趣仍然在哲学，当时我正在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社会主义内部矛盾论》。只可惜这篇毕业论文我虽然抄了三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都丢失了。
七 访谈提问（七）
任：研究生阶段还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令您非常难忘？
张：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在上海收集了30年代出版的几乎所有的苏联哲学中译本，包括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哲学大纲》、西可洛夫的《唯物辩证法教程（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材）》以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31年的最早的中译本。还搞到了未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矛盾论》《实践论》只是其中的两个部分）、刘少奇的《人为什么犯错误》。后者是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在新四军当政治部主任时的一个讲演，是一本重要哲学著作。当时复旦大学的阅览室就有一本，我还记得里面说过这样的话：动物没有思维，它不会犯错误，只有人才会犯错误。在这个意义上，“不犯错误不是人”，“就算你读通了自然辩证法，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还会犯错误”。这个讲稿现在可能失传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苏联前斯大林时代（指的是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出版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那个时代，在基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基本上是参考前者而写成的，而且可以说是苏联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最好的一本。我明白这一点并将它说出来，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牛鬼蛇神”，这件事等一下再说了。我一直都保留了毛主席写《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参考过的苏联教材，以备别人查考，不是因为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如果有第二次文革，我也不在人间了），而是我有一个“情结”在那里。至于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的学习与宣传，其教条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苏联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后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我称它为后斯大林的苏联教科书体系。斯大林前后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和中国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关系在我国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学术讨论，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对苏联20世纪20—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评价与批判，是现在的一代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的教师所没有经历过的，他们事实上按照这个教科书体系（包括有一些号称为标准教材而不署名的教材）组织教学与研究，而不去问它的内容是怎样来的并且对不对。你们说这是不是一个大问题？
“我在高等学校读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高等学校（华中理工大学）教哲学，本来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条件来做学问的，可是正当我最年轻、最渴望学习、最渴望做研究工作之时，学校的政治运动却一个接着一个。”[20]
第三节 蹉跎岁月的20年
一 访谈提问（八）
任：您24岁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1957年在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刊物《经济研究》上的《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公式的哲学分析和数学证明——对“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公式来研究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一文的意见》，对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观点提出质疑和论辩。这个时候您已经结束了复旦的学业了吗？这篇文章对您以后的学术生涯有没有什么影响？
张：前面讲过，我在《经济研究》发表的那篇论文，当时于光远很重视，他以为我在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打电话到经济研究所找我。我的同学张卓元在电话里告诉他，我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77年底，于光远主持全国科学大会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大概是他叫我参加的。会议期间，我问于光远，是否还记得我们在1957年争论的那个问题？他说：记得！他是自然辩证法的老前辈，在哲学上我支持他反对存在“耳朵听字”等“人体特异功能”。
任：1957年7月您从复旦毕业，又回到了武汉华中工学院，这次去的是哲学教研室担任助教。时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仅仅半年之后，1958年2月，您奉命到湖北红安县建苏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下放劳动。当年秋天，您再回哲学教研室进行教学研究。此后于1959年升为讲师，此后并担任哲学教研室的副主任。请您谈一谈哲学教研室里的主要工作和人事情况，以及三年饥荒时期的工作情况。
张：哲学教研室约有十来个人，主要由华中工学院学生中抽调出来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学生组成，如何辅导他们学哲学主要就是我的任务。虽然当时是困难时期，但学习时间反而是充分的。因为困难时期没有多少政治运动。
三年饥荒期后，国家获得了短暂的调整时间。这个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于是1962年秋我有机会去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进修班学习一年。
二 访谈提问（九）
任：您在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进修班学习情况如何？
张：我特别对自然辩证法有兴趣。1962—196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进修班学习了一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我是跟着自然辩证法进修班将它一句一句地读懂。通观全书，我认识到自然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关于各种物质运动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的学说。后来我还将马、恩、列有关论述自然辩证法的段落编成一本《马、恩、列论自然辩证法》。我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每一本书后面的《名目索引》中找到有关“自然”与“科学”的条目，反过来一页一页的查，查出来的文献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同样顺序编辑起来，这成了我的一本很有用的参考书。特别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哲学篇是按他的《自然辩证法》同一大纲写出来的，将它的重要论述编入《马、恩、列论自然辩证法》是顺理成章。经过一年的学习，我们还读了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和各种方法论问题。这些都是我后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搞自然辩证法的模式。从教学体系上说，我认识到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在本体论上是关于物质运动形态及其机制的学说，在认识论上是科学史与方法论。这是当年我对于自然辩证法的认识，我现在基本上还是这样认识。[21]困难时期一过，政治运动又来了，第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四清运动。学习回来，1963年我赴湖北天门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是整整一年。1964年华中工学院停开政治理论课，让政治教师住到学生宿舍中做脱产政治辅导员，又是整整一年。
任：请您回忆一下四清运动中的情况。
张：四清运动的目的本来是处理农村干部中的贪污腐败问题并解决一些公私关系问题。但执行下来，一些农民说得很形象：“斗完地主斗干部，斗完干部斗群众，斗完群众斗工作组，沟沟搂到（“‘搂到’是湖北方言，这里指的是水稻田除草时，水稻之间的草都要除掉”）。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斗完工作组就要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斗倒一切”。
不过，在华中工学院差不多20年，这是最宝贵的年华，大部分时间被分配去做其他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当然另有一番风景。例如下放农村劳动，能天天看到地球，那个圆形的、自然的地球，这是多么好的风景，而且了解农民对自己也是很好的身体锻炼，我在这里不去说它。但对于我的哲学教学与研究来说这段时间是浪费了。不过在辩证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的规范下，我还是做过一些工作，我编写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22]。前面已经说过了我还写过一本《自然辩证法讲座》[23]，署名是华中工学院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第一军医大学政治部政治教研室合编。那时写书出版是不能用个人的名义署名，否则会被批评为“个人名利思想”，学术刊物的文章也多数如此。这和现在不同，不署名的论著或者某种意识形态机关写的或者迫于无奈写出来自己也不同意这种观点。“文化大革命”中，也有用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我在《数学通报》用个人名义发表过《用运动的矛盾观点来看微分》这篇文章还在《科学通报》（1975年第1期）再发表过，并在日本，还有人在刊物上译成日文发表。此外我还在《力学》《化学通报》与别人合作发表过论文。[24]这些论文对辩证唯物论对自然科学的意义估价过高，现在看来是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是应该反思和批评的。但同时在这段时间我积累了许多需要思考和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也为今后解决这些问题准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和教学工具。我没有虚度过我自己能控制的年华。
二 访谈提问（十）
任：您说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的宝贵青春大部分消耗到与我的专业和目标无关的事情上去了，对于我的哲学追求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剧啊！”[25]但是悲剧仍在继续，“文革”随之而来。“文革”中您被打成牛鬼蛇神，是否跟您的家庭出身有关，还是有其他的原因？1966年对于您是否发生了特殊的事件？张：我是一个书呆子，对当年哲学争论的政治背景没有认识，1966年报上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我为他辩护说“一分为二是对的”“合二而一也是对的”，并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指责人民日报“只登批判杨献珍的文章，不登杨献珍反驳文章，违反百家争鸣的惯例”。这封信发出前在政治教研室主任会议上宣读过然后发出。这是一件事。不过在座的人没有什么反应。
另一件事可能更加严重。1962年左右，有个年轻的教师在自己的房间里备课时对我说：“我们备课都是抄抄写写，马克思怎么样说，列宁怎么样说。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回答说，“备课抄抄写写是不可避免的，连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也有一些话是抄苏联的，例如‘感觉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这句话就是从李达翻译的一本苏联教科书上来的。”“文革”中，这句话被一些记忆力好的人记起来了。于是被上纲上线为：“攻击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思想是抄抄写写”“一贯疯狂反毛泽东思想”等等。现在的青年不会知道，这句话足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当年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也说过类似的话，“文革”开始时就知道自己过不了关，恰好这时毛主席畅游长江来到武汉，李达立刻写了一张条子给毛主席说：“主席，救我一命”，毛主席立刻将条子转交当时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但他们都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结果三天后李达被斗得一命呜呼。可见我的问题的严重性。至于我系统研究中共党史了解到的林彪曾经犯过错误的情况，林彪在井冈山时代，曾经怀疑过红旗能打多久，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针对林彪的错误写的。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有一天这些事是不能说的。但我偶尔给人说过，便在“文革”中成了“炮打（文革）司令部”的材料。而现在说文革的这些事，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真好像是天方夜谭似的。
四 访谈提问（十一）
任：到了“文革”晚期，您已经调动到湖南长沙770厂，时代的政治范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77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考。这会影响到您的教学和生活心态吗？您有没有想过以后会重新回到高校？请您回顾一下“文革”晚期的情况好吗？
张：还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后期，我在华中工学院还没有调到770厂（长沙曙光电子管厂）的时候，已经出了林彪事件，毛主席提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弄懂马克思主义”。我根据恩格斯和列宁都讲过《反杜林论》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著作[26]，建议以《反杜林论》为教材对华中工学院全院教师进行讲课，我和教研室几个教师负责这件事，大大地提高了我们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了解。本来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我到了770厂这个无线电工厂，曾经下过决心不再搞马克思主义理论了，我利用我的数学物理知识和我业余学得的无线电技术与测量搞点技术工作，当个准技术员算了。不过给华工几千老师主讲《反杜林论》出了名，到处有人有单位找我作报告，使我又燃点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兴趣。想返回高校搞老本行是很自然的了。
五 访谈提问（十二）
任：您在《我的哲学追求》中提到了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您还是苦恋着读书和学习？能不能说说有哪些难忘的读书经历？
张：怎样可能找到这么多的时间来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自然科学的著作呢？我有一个秘诀，叫作“青黄不接好读书”。举个例子来说，在毕业分配到华中工学院之前，大家等分配，整个宿舍是乱哄哄的，今天宣布那几个人到科学院，明天宣布那几个人分配到广州高等学校，可是我都不管这些，我的心情还在读书方面，利用差不多十天的时间，我读完捷普洛夫的《心理学》，这本书的内容一直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在土地改革时候，报上（1952年4月）发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当天，我在农村开完会后，花了整个通宵将《矛盾论》读完，一合眼就天亮了。总之不论搞什么政治运动，或非专业事务，总有许多“青黄不接”的时光为我提供学习时间。又如我调到中山大学哲学系之前，在调动工作过程有一段空白的时间，我利用这段时间学习了塔尔斯基《数理逻辑与演释科学方法论》，并做了读书笔记和一些习题。一个寒假或暑假是可以学习一两门课程的，一个暑假两个月，每天10小时就有600小时，通常一门份量很大的课程的教学时间最多也不过两三百个学时。我特别要提到我自己最有兴趣的学科：数学。1964年我们教研室本来要系统给学生讲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哲学课程，当时领导硬要将一年的时间停开哲学课改成给学生做专职政治辅导员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要求政治老师住入学生宿舍和学生打成一片。我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便利用这段时间的星期六、日和有时用其他时间的晚上，我将我的单人住房的门反锁在那里学习高等数学。同济大学的高等数学教材是最好又是最难的教材，它的《高等数学》的500多道习题几乎被我做完。[27]
由于我上面所说的知识准备，后来到了770厂我居然能给工人大学的学生上高等数学、逻辑代数和开关电路以及部分的电工基础课程。我能给工科学生上数学和部分电工课程，这不是因为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底子很足，而是我对这个工作比较努力。记得为了备好课程，我找来一大堆数学和数理逻辑的书，以770厂之大，当时竟然找不到一张书桌来读哲学书。于是我爬到一个做仓库的礼堂阁楼，把那紧闭了的满是灰尘的窗台当作桌子，拖了一张板凳，在那里看书，突然间顶上的玻璃因年久失修掉落下来，当我摸一摸我的头，发现有血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一个问题，研究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必须有比较好的科学基础知识和兴趣广泛的一般知识。我自己在华中工学院跟着学生听完物理学的“力学”和“热力学”，在复旦大学跟化学系同学听完“电学”，我深深感到自己“光学”和“量子力学”知识的不足，它大大地影响自己的哲学研究。不过，我以后再没有机会补上这两门课。此外，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人还得学点技术知识，我跟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学生完整地修读了《无线电技术与测量》的课程并自己用电阻、电感、电容等电子零件装配了三台电视机。这些都是对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很有帮助的。
第四节 姗姗来迟的学术生涯的春天
一 访谈问题（十三）
任：您在长沙工厂里教书，怎么会有机会调到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呢？
张：我本来就是一个哲学老师，只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和我爱人结婚十多年分居两地，我的第二个儿子快出生了这些原因）调动到长沙770厂。“文化大革命”的晚期和结束时，我的母校哲学系中我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对我的政治与业务情况略有所知，便发函将我调回中山大学哲学系。我来中山大学之前，我的老同学袁伟时，去找了当时是中山大学教务长的（当年我们的学生运动的领袖）黄焕秋，他通过当时的“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机构，很快（1977年8月）就把我调动到中大来。后来副校长兼系主任刘嵘通过袁伟时，告诉我准备要我担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于是1977年我受命组建中山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并担任教研室主任。当时的哲学系位于现在的研究生院所在地，这是我们当年在中大读书时住的宿舍。后来哲学系才搬到文科楼。
任：那时教研室有几位老师，各自的研究方向是怎样的？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什么时候改成科学哲学教研室的？
张：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叫作“自然辩证法”的学科的教师不好找，教研室共有六七个人左右，没有什么固定的研究方向，一般是教什么就研究什么。根据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习的经验，我们开设了数学史、物理学史、自然科学史、以及科学方法论讲座，这些就是我们最初的研究对象。等到留下77级几个毕业生，我们教研室有十人左右。我组建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基本思想是追求真理、学术自由、尊重传统。这里所说的追求真理，就是有志于研究科学与哲学，学术自由就是无论什么样的观点和理论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固，无论什么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自由讨论。至于研究课题我只能提建议，无论什么课题你完成教学任务之后都可以作为主题自由地进行研究。所谓尊重传统就是你必须对这个学科，这个课题的前人的研究传统、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有所研究，而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乱说一顿。追求真理是目标，学术自由是主要手段，尊重传统是研究基础，最好是归属于某一个有相当份量的学派。这在相当程度上是要求我们具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我是以这个基本思想来指导组建教研室的进人、研究、教学和办各种学术讲座的。有些想图清闲到大学来混的人，我都统统加以拒绝。我最反对的是当教研室主任要求“你们都要听我的”这种霸道作风。我是一个很虚心、很平和、很民主，甚至常常在工作上没有主见，要大家一起来讨论的人。但在我自己要搞的理论，我是有很强烈的主见的。正因为我采取学术自由的方针，为学术而学术的“大学精神”，教研室许多教师在学术上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例如某些人对周易和风水，某些人对问题学，某些人对人工智能，某些人对中国问题，某些人对分析哲学或归纳逻辑，都有被公认的独立见解，至于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自然哲学，那就更不用说了。
二 访谈问题（十四）
任：您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哪些？是否有些学生令您印象深刻？
张：本科开设的课程有高等数学、数学史，物理学史，自然科学史，以及科学方法论讲座，自然辩证法等。多年没有讲过自然辩证法了，我用了许多功夫准备课程，力图讲得生动具体，使大家有兴趣。由于我的知识面比较广，解答问题比较满意，我被认为是77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而他们的学习热情，例如他们（像他们有人说的像电影《望乡》某个镜头那样）跑步抢占图书馆的自修座位，也深深地感动了我。所以我认为“给77级上课，是我生平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像他们说的：张华夏老师回忆起当年点滴，深情地说，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是和77级的同学在一起。”[28]（见下图）
在77级同学庆祝入学40周年之际，我这句话引起一阵阵雷鸣的掌声，惊动了我这个中风不久的人。现在回头看看我们这些一辈子不断地从一个大学到又一个大学的学者的感受：每一期学生的入学和毕业，就像海潮一浪一浪地冲击着陆地，有时轻轻地拍打，有时则是翻腾起惊涛骇浪（例如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无论学校生活的历史是单调的还是狂暴的，有一点是永远不改变的，这就是青春的活力和对真理的追求，这都是任何人所想往的。77级同学在这方面特别突出，所以有机会给这一级同学上课，是我的整个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学生有陈向、李平、段志强（班长）、黄力撸、刘悦伦（学习委员）和朱秉衡。还有“八大金刚”，就是从本科生中抽调到理科去听数学和物理课的八个同学，使他们有更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1980年我被聘任为副教授。以下是80年代前期在担任副教授期间上过的课程：
1980 自然辩证法专题研究（研究生），自然科学史（本科）
1981 西方科学哲学（本科），自然辩证法（研究生），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生）
1982 自然辩证法研究专题（研究生）
1983 哲学原理专题（本科），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生）
1984 系统论（在湖北大学讲授） 系统哲学（研究生）
1985 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生）
任：当时科学哲学这个方向从哪一年开始招收硕士生的？您带过哪些研究生？
张：大概是从1980年开始招收硕士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研究生。我带过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我都保留着，大概有二十来本罢。
三 访谈问题（十五）
任：您的主要开设课程和研究领域是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这两个领域之间您看来关系是怎样的？自然辩证法与您关注的系统哲学之间是否也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张：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什么是自然辩证法了。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基本思想为准，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或中心思想是关于各种物质运动形态及其相应的物质形态载体的发展学说。恩格斯的目的是分析物质运动形态从机械运动到物理运动再到化学运动，进而生物运动，再通过劳动进入社会运动形态的物质运动形态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它的发展机制是从连续性到连续性中断的“飞跃”的“关节点”[29]。这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系统哲学和一般哲学讨论的“突现机制”。不过恩格斯时代没有使用突现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是20世纪初（1912，摩尔根[30]）关于生命是活力论的还是机械论的争论而出现的突现学派使用的概念。如果使用这个概念，自然辩证法在本体论上实质上是一种突现进化论。
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担任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席的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此与马克思的自然观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突现进化论。他说：“变化的机制和结构的突现（emergence of structures）是自然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源泉，是生命的不断更新的永恒源泉。”[31] 爱尔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莉娜·谢汉（Helena Sheehan）说：“科恩强调，恩格斯的自然辩证研究计划是将根本的社会分析和革命的实践观植入宇宙的突观进化中。”[32] 恩格斯自己早就说过：“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系统”，“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系统”[33]。所以，系统哲学的许多概念和定律（系统、突现、控制、自组织、层次、适应性进化等等）都可以纳入今天发展了的自然辩证法学科中。至于包含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学科的部分内容的“广义自然辩证法”广义到什么程度则各有各的看法了。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作为课程可以分开来讲也可以合在一起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自然辩证法不能停留在19世纪，它是需要发展的。系统哲学可以提供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
（1）系统世界观，邦格叫作系统主义：系统世界观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系统。整个世界的一切实体，即一切具有过程和关系的实体，不是系统就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夸克还没有发现它内部的组成部分），而具体系统由它的组成元素、元素的结构和系统的环境三大要素来定义，系统之所以能够稳定，是因为它有负反馈的作用，系统哲学家拉兹洛称它为适应性自稳的性质。
（2）系统最基本的特性是自组织的突现，或自组织与突现，即元素因自组织而突然出现完全新的性质，突现的微观动力学是它由独立组成的元素经局域的相互作用扩展到导致全面组织秩序的自发、自组过程，这是微观的因果作用。突现的环境动力学是这种突现是在一定环境下，特别是在混沌边缘自组织的环境下产生的。突现的宏观动力学就是突现经过涨落，分叉而达到整体有序结构，这里必须肯定非决定性的、偶然的、盖然性的作用。例如磁化过程的磁场，贝纳德元胞形成的温度以及飓风形成的气压对流层。三种动力学的实例：例如铁在磁场环境，磁化是必然的因果决定的，但其中铁的南极、北极的方向是偶然的，非决定性的。
（3）层级观念：每一个重大的突现都是自然界系统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于是连续的重大突现出现了世界的层级。
自然界是划分层级的：物理层级、化学层级、生态生物层级、人类社会层级就是四个进化的层级。
关于层级形成的机制，经济学家西蒙说：相对独立的、稳定的子系统组成的系统，比直接由组成元素组成的系统更能经受环境的干扰和破坏，因而变成在环境中更加稳定。他是用隐喻的方法来证明这个机制的。我个人喜欢生物数学家罗森（R.Rosen）在1970年给出的漂亮数学证明[34]，他还指出系统分为子系统，由子系统组成系统，其子系统有多少为最有成功的机会呢？答：有素数个子系统最佳，这就解决了一个“一分为几”的问题，不仅是“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而是“一分为素（数）”。
（4）系统适应性进化和优化原理
系统适应性进化是系统的进化论，系统的整体优化是进化的价值论，后者根据前者，认为自然界总是“最节省的”，以最少的可能规律指导它们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个“最小作用量原理”：莱布尼兹和爱因斯坦说，这是宇宙的“前定和谐”。哲学要说明这种“前定和谐”是真的、善的和美的。以上可以看出，我的本体论哲学观点和系统哲学观点相互之间是完全对应的。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比一般系统科学的研究更为重要。21世纪的系统科学基本上就是复杂系统科学。一般系统科学只是后者的导言或历史叙述罢了，有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完成它的诺贝尔奖金课题以后，有不少人转向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研究，企图扩大他们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研究的狭窄范围，扩大到生命世界和社会科学中。西蒙（H.A.Simon）和盖尔曼（M.Gell-Mann）就是一个典型。前者是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得主，写作了《人工科学——复杂性面面观》，后者是粒子物理的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还是《夸克与美洲豹》的作者。在研究所方面，圣菲研究所就是一个典型，它的研究对象是复杂适应系统。
因此，我退休之后，特别注重学习与研究复杂性系统科学。这时我应聘到华南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和管理中心当客座教授，主要上的课程和研究题目就是这项工作。和前面我的研究原则一样，首先要搞清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科学本身的问题，我花了五年的时间，与颜泽贤、范冬萍合作写了一本大部头著作《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200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段时间，为了搞清其中一个学派的见解，还翻译了鲍威斯的《感知控制论》，他主张 “目的性就是控制系统的基准信号”这个观点，我就与他的见解一致，而目的性就是系统内在价值这个观点我和他辩论了很久，后来他好像也同意了。复杂性研究用到很多数学，其中美国物理学家费根鲍姆的吸引子分叉层叠（局部与整体的自相似），蒙德布罗集的层层放大，洛伦兹的在气候变化的分叉点上的蝴蝶效应，沃尔弗拉姆的元胞自动机和康威的人工生命深深吸引了我。为什么巴西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就可能在美国德洲引起一场大风暴？为什么元胞自动机的元胞只遵循最简单的迭代规则，反复多次迭代后会在混沌中演化出“滑翔机”，“滑翔机枪”，“太空船”的运动？这类数学的奇妙难道不就是我在少年时代所追求的“自然界的奥秘”吗？从哲学来看，只有哲学才能说明它是数学的真，数学的美和数学的美妙。现在有人在网上说《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一书，“在综合吸收国际上复杂性研究各学派成果方面反应敏捷，在国内学术界第一次给出了复杂性系统科学研究的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化表述”[35]。其实这本由我与颜泽贤、范冬萍合著，而主要由我起草的书，对于我来说，探索自然界的数学美和自然界的奥秘才是真正的研究动力。马克思说过“两极相逢（Contact of extremes）是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36]，而混沌边缘的突现自组织是复杂自然界的更基本的奥秘之一。这两个基本奥秘是统一的。
任：1986年您晋升为教授。这时候离您重回哲学系也已差不多有10年。到1987年，10年间除了教学之外，您写下了30多篇论文，出版了4部专著（即《自然辩证法讲座》《自然科学发展史》《物质系统论》《综合与创造》），在对科学哲学领域进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路。
您在1998年的回顾文章里说：“我的教学、研究领域主要是科学哲学、系统哲学。在科学哲学方面，我很快掌握了逻辑经验论的科学哲学、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和库恩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翻译了科学哲学领域的两本世界名著：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导论》 和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在科学问题、科学解释的研究上有了一些进展。可是我在科学评价与科学进步的研究上却是一筹莫展。在科学哲学上我走进了一片大丛林，在大丛林中迷失了方向，在科学评价和科学进步标准问题上，劳丹学派的解决问题观点，以及其他学派的观点基本上是等价的，不过说法不同而已，我因此而确定不了自己的立场，我也无法在这方面获得进展。我深有感触的是：在我的哲学生涯的前20年，人们告诉我，在这个领域里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我暗中想，那要我干什么？可是我进到世界的科学哲学领域，在这里，好像一切问题都没有解决，可是我已经老了，我暗暗想，那我能干什么？在这方面，我的工作似乎只是编写整理了一本自认为比较满意的教材，将科学哲学各派的论点归纳起来。在系统哲学方面，我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系统哲学著作。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维纳的控制论、邦格的系统的世界、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导论等，凡能够收集到的材料，全收集到并基本上看过了。在这个领域我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我将系统科学的自然观念和辩证唯物论的自然观念之间做了比较细致的比较，从而在重建一个新自然哲学体系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综合工作，在这方面，我写了《物质系统论》一书，后来我和叶侨健副教授合著了一本《现代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这本书不失为当代中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的好教材，是我研究系统哲学和科学哲学的一个小结”[37]。您现在是否还是这个看法？
张：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以上是1998年写《我的哲学追求》时说的，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20年了，我终于采取不同的知识体系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和进步标准，提出多维度知识论来解决认识论和科学哲学问题写出了我的哲学的第三部曲：知识论与《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这已经不是“在大丛林中迷失了方向了”这是我自己对于科学评价标准的的看法[38]，这本书也可以算作了了我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心愿。
四 访谈问题（十六）
任：您在一些访谈和回顾里都强调对阿伯丁大学的访问成为您的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分界。您在阿伯丁大学的合作研究者是哪位。这次访学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的内容、方法、气质有怎样的影响？
圣安佐大学
张：到中山大学后，我认为，我的学术道路来说是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抓紧时间学习英语，以便跟上国外的文献。我甚至和我的77级学生一起参加外语学习班学习英语。这时我已经50多岁了，还好，我补习英语的水平，使我能达到四川外国语学院学习半年就能通过准许出国的英语口试，虽说不是流利的英语，但也达到能听懂专业课，能结结巴巴表达日常生活需要的用语，这样我便有机会到阿伯丁大学访问，当了一年多的访问学者。我的目的是除研究他们的一般哲学之外，主要研究科学哲学，收集材料，编写一本科学哲学教材。后来我想这不是了解英国哲学教学的好办法，于是我干脆跑到学生那里和低年级学生一齐上课。这种课程的课室很大，约有100多人上课，而哲学系的学生只占1/10，十来个人左右。可见学生之中，无论学什么专业都想要听听哲学课。它不但有许多理论课程，而且有很多实用课程。例如，有门课叫作《哲学、技术、社会研究》，讲一些关于资源分配管理，能源的节约，医疗资源的分配，生物技术开发的界限。还有自动技术与就业，版权与专利，都进入哲学家和一般学生的视野，老师用哲学和伦理学的观点给学生做分析。我听课时最有趣的事是我当年57岁了，脸上没有胡子，而英国人有些一年级学生都长满了胡子，他们看不出我的年龄，问我你读几年级，我说也是一年级生（freshman）呢！以这种方式返老还童，真是大滑稽了，也太美妙了！这是第一件有趣的事。第二件有趣的事是我参加许多哲学讨论会，例如苏格兰哲学年会之类，我常常遇到一个问题，他们问我：你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呢？还是道德哲学家呢？啊？！原来苏格兰哲学家，言必称休谟，休谟是苏格兰哲学家的始祖，他严格区分两类命题，第一类是实然问题或“事实陈述”，它回答what is或what is to be done，第二类是应然问题或“规范陈述”，它回答what ought to be或what ought to be done。“是”与“应该”，在这里各占同等地位，所以就有对应的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至于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圣安佐大学（建立于1413年），哲学系干脆有两个，逻辑与形而上学系和道德哲学系。分别挂在两边对称的两个门上（见上页图）。这件事情对我启发很大，我们原来认为，搞哲学原理主要是一个本体论和认识论，我想建立的哲学体系主要是本体论哲学体系，现在思想上经过这样的冲击，我的哲学体系应该主要是本体论、价值论以及它们的应用——科学认识论了。这样，阿伯丁大学对我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阿伯丁大学的学术访问，就不会有我的包括价值论的哲学体系，也不会有我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本书《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道德哲学的探索与反思（第二版）》。
五 访谈问题（十七）
任：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有哪些单位研究科学哲学比较有影响。您觉得这方面的研究能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吗？
张：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学哲学界主要由山西大学、清华、北大掌握潮流，我认为它们没有注意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理论的难题，也没有注意科学哲学中的本体论的作用和发展。他们比较注意研究新实践主义和新经验主义。这种新实践主义和新经验主义也有自己的本体论系统，它就是“斑杂的世界”和“破碎的系统”，而不是混沌边缘的系统层级突现的世界观。还有，现代许多科学哲学工作者，到国外留学，跟了那个导师就只搞那个学派，再没有自己的独创。这也许是一种“门户之见”了。
任：请谈谈您的科学哲学和本体论哲学方面的思想和工作。
至于我自己的科学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我最近出版的《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一书中。这个后逻辑经验主要的“后”字，主要是讲逻辑经验主义以后的科学哲学界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39]。这里说的绝非全部重大问题，只是有关科学结构的几个问题：
（1）关于科学与实在问题
科学被认为是一种知识，我改变了柏拉图关于知识的定义，即“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我扩大了这个定义，认为“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的、善的或美的）思想信念和行动技能”。这样我就反对了科学霸权主义的知识观，将知识划分为日常知识、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宗教知识、文学艺术知识与数学与逻辑知识七大类，并认为它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逻辑鸿沟，我们只能建立整合多元主义的知识图景。知识的合理性包括科学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社会交往合理性以及社会科学中自然主义和诠释主义的合理性。在这个知识多元主义合理性的基础上，我讨论自然科学的合理性。我提出这种合理性包括假说演绎的逻辑合性性；归纳概率合理性、科学理论评价规则和算法的合理性。我的主要主张是，科学理论评价有它的算法合理性的一面，并用一个数学表达式来论证了这一点。正确处理了科学家个人评价的主观合理性一面与客观算法合理性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我讨论了科学实在论。在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学派衰落之后，国外国内科学哲学界有一个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沃勒的结构实在论占了主导的地位。连曹天予的《流代数与量子色动力学的哲学》也要加上一个副标题“结构实在论的一个案例分析”。不过我的观点与曹天予的观点仍然相同，认为结构是实在的，实体也是实在的。每一门科学都要讨论它的研究对象的“基本实体”。
（2）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我认为这是科学哲学中最困难的问题，将科学理论的结构划分为理论词和经验词，理论规律和经验规律进行研究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理论结构观早被“经验渗透着理论”的观点驳倒了。于是大多数研究者主张理论是一个模型。不是从语法的观点来研究理论的结构，而是用语义的观点来研究它。萨普和范弗拉森主张用状态空间模型来研究它，分析它的超语言实体。苏佩斯和史纳德和穆林主张用集合论来分析理论的“结构种”，史纳德（J.D.Sneed）果然运用了布尔巴基的“结构种”，不但用集合论将经典力学公理化，而且还用它将化学周期表也公理化[40]。这样就打开了一条路，运用集合论将物理学的理论公理化，集合论有足够的算子和算法（特别是其中的幂集和笛卡尔积集），将物理学公理化。这样，我便称这个用“结构种”来解决科学的理论结构问题为“布尔巴基妖”，也许是一种“逻辑理性主义”的东西。
我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阅读研究布尔巴基的“集合论”，特别是其中的结构种。布尔巴基不是一个个人，而是法国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团体。这个团体当年获得了世界顶级数学奖的四分之三，他们从20年代开始编写“数学原理”，到现在共出了四十多卷，第一卷就是我读的“集合论”，科学哲学的“结构种”的概念就是从这一卷中得来。
（3）关于自然律与因果性问题
科学哲学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科学解释，它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采取了研究自然类的进路用自然类的机制，即因果性、随机性和目的性去说明自然律，这就便得到DN解释模型；IS解释模型用本体论机制（OM）得到解释，即由OM来解释说明定律，再用定律来解释自然界的事实。
任：您认为本体论哲学在您的哲学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您的专著《实在与过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曾经引起国内科学哲学界同行的广泛讨论，后来获得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和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请您谈谈您的本体论思想好吗？
张：在回到中山大学以前，我是华中工学院教和学的主要课程是哲学原理。我想建立自己的本体论、价值论体系首先是因为我对传统的苏联式的辩证唯物论非常不满，它的基本体系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在与时空中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有三条：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这些话几乎被人背得烂熟了。它的内容从初中、高中、大学本科一直到研究生都念得很烦了。我不说这些问题不对，这些问题本身是存在的，只是它的教条式的讲授，照本宣科式的研究以及论证不讲逻辑，不讲道理，不准讨论不同的意见，完全脱离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发展的情况，又完全否定和脱离了20世纪和21世纪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前斯大林（他的1938年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版前）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后斯大林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苏联批判斯大林后的），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对待这个老体系有各种不同的态度和看法。有一些学者，接受逻辑经验论的“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哲学原理的陈述本身是无意义的，因而干脆采取取消主义，不想去改进，也不想根本改进哲学本体论体系，我把这种态度叫作“休克疗法”。另外有一些学者在反对苏式教科书的同时，认为主要研究要返回康德，结果被批评为“是一种精神污染”，闹得很不愉快。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
我认为，本体论哲学，仍然是第一哲学，它是研究“存在”（Being）和“存在者”（being）的哲学。当时自然辩证法界对存在或实在有许多不同的讲法：“关系实在论”，“结构实在论”，“过程实在论”等等。我的观点与他们不同，我仍然是一个“实体实在论”者，认为世界除了具有关系、过程的实体之外，什么也没有。思维也不过是人类主体这种实体的一种属性。根本不存无实体的实在，无关系者的关系，无结构载体的结构。实体实在就是世界上的具体系统和具体个体事物的总称。
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我提出实体、关系、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提出世界是有规律的，但规律不只是个一般性的命题而已，而是由它所属的自然类决定的。这个自然类的事物怎样决定规律？这是由它的运行机制来决定的。事物或实体的运行机制有三类，决定性的因果运行机制，非决定性的随机盖然运行机制以及目的性和意向性的运行机制，也许还有第四类运行机制，它就是与前三种运行机制密切相联系的竞争与协同运行机制。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不过就是竞争与协同机制的一种特殊表现。
由于有了目的性，特别是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目的性，这就出现了这些系统的内在价值。生命的新陈代谢，血液循环等不过是达到生命内在价值的手段。这是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问题的，控制论认为目的性就是控制系统的“基准信号”（reference signals）。在这个方面，我与《感知控制论》创始人鲍威斯（William T.Powers）的意见相同。他说：“在控制系统模型中，目的不过就是基准信号，基准信号决定着这样一个状态，其中一个输入即感觉信号会被带进到这个状态，并在那里维持下来。”[41]这样，我就将本体论和价值论有机地联系起来。我现在不想再谈《实在与过程》一书，那是1997年出版的，我在2003年出版的《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一书，更加系统地回答了这个本体论和价值论的问题。此书中的“靶子论文”挂在网上后不到3个月就收到17篇批评性论文，这使得哲学系在2002年4月专门举办了关于该文的全国研讨会，30多位学者就此文的观点和论证展开为期4天的热烈讨论，我对所有评论一一回复（见该书）。现在除了一般哲学家将本体论形而上学当作一个学科加以发展之外，许多科学哲学家也研究本体论和自然哲学。例如，埃利斯（B.Ellis）的《自然哲学》（2002）[42]，波德（A.Bird）的《形而上学：规律与性质》（2007）[43]也通过研究本体论来解决科学哲学问题。可见，我的本体论和价值论思想是有一定的超前性的，至少我在这方面是跟上国际哲学发展的前沿的。
六 访谈问题（十八）
任：请您解释一下您的“一揽子主义”的哲学纲领。
张：我想通过这个问题来谈谈我研究哲学的体会。
（1）在哲学领域里，也许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里，走进一个理论体系比较容易，要走出一个理论体系则比较困难。我走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两年就够了。要走出这个理论体系，则二十年也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走进一个理论体系之后，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系统，如果不充分了解这个体系的缺点和问题，以及这些缺点与问题不能在这个体系中得到解决，是不可能走出这个体系的。而一旦你走了出来，要重返这个理论体系则是更加困难的事，因为这时你必须有自己的一个新理论体系，从这个体系中不但看到先前那个体系的缺点和问题，而且要充分看到先前那个体系的优点。我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就充分体现这个“走进”“走出”和“重返”的过程。
（2）使用事实与价值缠结的方法、科学与哲学缠结的方法研究哲学。现代科学越分越细，这种分析和分工的方法深深影响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对于哲学工作者来说，有人要求，一开始就要将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划分清楚，将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划分清楚。如果是一个科学问题，哲学家就不应加以研究，如果是一个哲学问题则科学家不应猎涉。可是现实的科学和哲学问题，它常常并不是划分开来而产生的，而是一开始便缠结在一起。爱因斯坦和波尔关于量子力学完备性的争论，一开始就是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缠结在一起进行讨论。今天的计算机科学家们，复杂性科学家们讨论“突现”的概念，也是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缠结在一起。所以科学家要研究哲学问题，哲学家要研究科学问题。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总是十分有益的，我个人的哲学研究得益于我对科学问题的研究。数学问题的研究，物理学问题的研究，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特别是系统科学问题的研究，它们有时对我的哲学研究是否取得成果起决定作用。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在它者中实现了自身”。
（3）“哲学问题要么就不解决，要么就一揽子解决。”这是我始终坚持的信念，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被哲学搞得很筋疲力尽的原因。这里所谓力图一揽子解决哲学问题，并不是像黑格尔一样企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一劳永逸地去解决所有的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而是要解决一个哲学问题必须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从最基本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问题入手，对于该问题有关联的其他哲学问题，也必须弄个清楚明白，否则你的哲学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是一个整体论的研究方法，是研究哲学特别需要的，这和技术问题的解决多少有些不同。从前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个刀具专家，他不是研究一部机床，而是专门研究机床中的一个刀具，他并不是研究这个刀具的专家，而只是着重研究刀具中某一个尖角，一辈子的主要研究精力都放到那里，取得卓越的成绩，大概哲学研究主要并不是这样的。
当然，哲学研究也是有一个分科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哲学分科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的二级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这是按地域和学派进行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那么基本的哲学，如本体论哲学（形而上学），价值哲学，认识论哲学，语言哲学谁来进行研究呢？难怪有人说（好像是张志林说的），中国的哲学家学家太多，而哲学家太少。这与我们的哲学的错误分科不无关系。一揽子主义有两个方面：（1）从研究某一个具体哲学问题来说，像马克思说的，研究必须对相关问题作一揽子“充分收集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形态，探寻这些形态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后，对问题才能有适当的认识。我的体会是：要么就不研究，要么就一揽子研究问题。（2）另一方面，整个哲学问题也是一样，要么就不研究，要么就一揽子研究。这个一揽子包括本体论、价值论和知识论。我一辈子写了二十本书，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一揽子式的。见以下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张华夏的回忆与访谈
张华夏：《我的哲学追求》，载张志林主编《自由交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张华夏：《综合、创新和不倦的探索——访张华夏教授》，《学术研究》1998年第2期。
张华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情结”乎？》，http://blog.tianya.cn/post-115403-2763297-1.shtml。
张华夏：《走进、走出和重返、重访马克思主义哲学——描述与反思的一段哲学经历》，http://www.docin.com/p-165375.html。
张华夏：《系统主义哲学新视野——访张华夏教授》，《学术动态》2001 第1期。http://www.docin.com/p-1632414093.html；http://www.doc88.com/p-2827147447976.html。
张华夏：《访苏格兰哲学见闻》，《学术研究》1991年第6期。http://wuxizazhi.cnki.net/Search/XSYJ199106016.html；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4/1224/10842706.shtm。
张华夏：《莫斯科大学哲学见闻》，《科学哲学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4/1224/10842706.shtm。
齐磊磊：《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历史与未来——张华夏访谈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9期。
张华夏：《回忆入学广稚雅七十周年》，《广雅中学五零届同学通讯》2016年第45期。
张华夏的著作
张华夏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华中工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学报编辑组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73年版。
张华夏：《自然辩证法讲座》，华中工学院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第一军医大学政治部政治教研室合编出版。1978年3月，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张华夏、杨维增：《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张华夏：《物质系统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张华夏：《综合与创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张华夏译：《自然科学的哲学》，C.G.亨普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张华夏、李平译：《科学哲学导论》，R.卡尔纳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张华夏、叶侨健：《现代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张华夏、张广宁主编：《系统工程方法与管理战略决策》，北京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
张华夏、叶侨健、张志林主编：《科学·哲学·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张华夏：《实在与过程——对本体论哲学的探索与反思》，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对道德哲学的探索与反思》，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对道德哲学的探索与反思》（第二版增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张志林、张华夏：《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张华夏、范东萍等译：《威廉·鲍威斯：感知控制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张华夏、张志林：《技术解释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范冬萍、张华夏主编：《基因与伦理》，羊城晚报出版社2003年版。
颜泽贤、范冬萍、张华夏：《系统科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张华夏：《系统哲学三大定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张华夏：《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李平、陈向、张志林、张华夏主编：《哲学、认知、意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 《系统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
[2] 《系统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
[3]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马克思将对立统一规定为“两级性相连”（contact of extremes）或两级性相逢（extremes meet）。
[4] 张惠林、吴柯璇：《教授治学 学术永远没有退休》，《中山大学报》2014年1月10日。
[5] 张惠林、吴柯璇：《教授治学 学术永远没有退休》，《中山大学报》2014年1月10日。
[6] 《我的哲学思想—— 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48、151页。
[7] 本刊记者 哲生：《综合、创新和不倦的探索——访张华夏教授》，《学术研究》 1998年第2期。
[8] 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9] 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10]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译文张华夏教授根据马克思写的1857年4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社论，做了一些修改。
[11] 张华夏：《实在与过程——本体论哲学的探索与反思》，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这里模仿孔子的《论语》“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13] 张华夏：《我的哲学追求》，载张志林主编《自由交谈》，四川文艺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页。
[14] 张华夏：《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4页。
[15] 张华夏先生高中的“周记本”。
[16] 张华夏：《我的哲学追求》，载张志林主编《自由交谈》，四川文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17] 张华夏：《从逻辑与科学哲学的观点看黑格尔矛盾辩证法的两个论题》，《系统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19]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7页。
[20] 张华夏：《我的哲学追求》，张志林主编《自由交谈》，四川文艺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21] 齐磊磊：《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历史和未来——张华夏教授访谈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9期。
[22] 华中工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学报编辑组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73年版。
[23] 华中工学院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第一军医大学政治部政治教研室合编：《自然辩证法讲座》，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4] 华中工学院化学教研组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化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激烈斗争》《化学通报》1974年第3期；华中工学院力学教研组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古典力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力学》1975年第1、2期。
[25] 张华夏：《我的哲学追求》，载张志林主编《自由交谈》，四川文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9页。这里恩格斯于1884年4月11日致伯恩斯坦。他说道：尽管同不足道的对手进行论战不可避免具有枯燥的性质，但是我们百科全书（encyclopedia）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的观点，还是起了作用。”列宁则说：“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27] 张华夏：《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1页。
[28] 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da41e460102xcqf.html，左图是张华夏先生和黄力撸等同学在一起。
[2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69页。
[30] 摩尔根：《突现进化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英文版：Conwy Lloyd Morgan，Emergent Evolution，1927.London。
[31] Cohen R.S.，Engels，Friedrich-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Vol.XV.Suppl.1.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8.p.145.
[32] Sheehan H.，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A Critical History，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3，p.64.
[3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4页。中文版将system译成“体系”。
[34] 张华夏、叶侨健：《现代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7页。
[35] http://product.dangdang.com/9223071.html.
[36]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9页。
[37] 张华夏：《我的哲学追求》，载张志林主编《自由交谈》，四川文艺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38] 张华夏：《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5—80页。
[39] 范岱年：《点赞张华夏教授的著作〈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2017年8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科学哲学研究会年会上的讲话。见张华夏《科学哲学选集》第六卷《科学的结构》序言。
[40] J.D.Sneed，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Mathematical Physics.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7.
[41] William T.Powers，“The Origins of Purpose：The First Metasystem Transitions”.in：World Futures Vol.45，special issue on The Quantum of Evolution，Heylighen F.，Joslyn C.＆ Turchin V.（eds.），1995，pp.125-138.
[42] Ellis B.，The Philosophy of Nature，Chesham：Acumen，2002.
[43] Alexander B.，Nature′s Metaphysics：Laws and Propert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