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靶文中的系统哲学进路，胡新和与林定夷的批评基本上是解构性的，而吴彤、邬焜、王志康、韩东晖、桂起权和彭纪南的批评则基本上是建构性的。

胡新和本来期待靶文是一篇科学哲学论文，因为靶文序中提到此文的思考原来是从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胡喜欢译作“科学说明”）这一典型的科学哲学问题出发的。但他读完全文后，“就品出一点儿怪味儿了”：原来靶文作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不满足于固守科学哲学疆域，而志在构造一种自然哲学式的“系统哲学世界体系”。相反，胡新和宁愿“从科学哲学的观点看”这一“体系制造”的举动。如此一看，便发现靶文染上了自然哲学的通病：“这就是对于科学和哲学不加区分：一方面套用科学概念之名，另一方面却并不遵守科学的定义和界限；一方面明明是哲学家身份，另一方面却总愿越俎代庖，去干应当属于科学家的事”。针对靶文显示的从系统科学到哲学体系的思路，胡新和认为它“必然要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此一种由（科学的）‘点’到（哲学体系的）‘面’的‘扩展思维’是何以可能的？这一问题实际上蕴含着两点质疑：其一是这种‘点’的可靠性问题；其二是这种‘点’的普适性问题”。特别是对后者的质疑使坚信“一个解释一切的理论，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的胡新和对靶文提出了如下批评：“当什么都成了系统时，系统也就失去了其质的规定性，无以区别于其他，从而也就等于什么也都不是系统了。”同样，“当‘系统主义’的‘扩展思维’拓展到意在用系统观点去建立体系并说明一切时，它也必然落入自然哲学倾向的固有陷阱”。

作为张华夏的老同事和老朋友，林定夷的批评并不局限于靶文，而是从张华夏长期的学术经历入手，带有“算总账”的意味。这“总账”可简述为：张华夏有挥之不去的“五大情结”，即辩证法情结、体系情结、形而上学情结、数学情结和经济学情结。在林定夷看来，张华夏钟情于系统哲学有点儿像患上了前三种情结的综合征，特别像辩证法情结的并发症。林定夷认为靶文所列研究纲领第8个要点便是“系统病”的表现形式之一：“实体组成系统或元素相互作用的聚合物，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是系统就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组成相互联系的世界整体。”对此，林定夷提出了如下质疑和批评：既然万物皆系统，宇宙即系统，“那么，如何描述一个系统呢？张教授又说：‘任何自然系统都可以用4个基本参量来对它们进行描述。或者说，任何自然系统都有4个基本因素。这就是系统的组成、系统的结构、系统的性能和系统的环境。’^[1]这就是说，宇宙作为一个系统，也是由这4个‘基本因素’组成的。而何谓作为4个基本因素之一的‘系统环境’呢？张华夏教授明确地说‘所谓系统的环境指的是与系统组成元素发生相互作用而又不属于这个系统的所有事物的总和’（同上书，p.99）。我们真不知道，‘与宇宙的组成元素发生相互作用而又不属于宇宙的所有事物的总和’是什么东西。在宇宙之外，另有‘天国’事物的总和组成了宇宙的环境吗？若如此，则按张教授关于系统层次性的理论，宇宙还会与它的环境一起组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系统，宇宙则成了这个更高层次系统中的‘子系统’。但我们在张华夏的书中，却看到宇宙似乎是所有自然系统中的‘顶级’‘系统’。除了宇宙之外，似乎没有更高的系统了。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林定夷认为，悖论来自对科学概念和原理的“蒙混”或不适当的“推广”（正如胡新和批评的那样）。他甚至认为，无论是W.V.O.Quine的“整体主义”，还是张华夏的“系统主义”，都是运用上述两种“通天手法”把科学和哲学搅成了“一锅稀粥”。基于同样的理由，林定夷还对张华夏所使用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广义科学”“因果作用效用性质”等概念提出了批评。

看来胡、林二人对“系统主义”及其“扩展思维”提出的关键批评是：那些被系统化地推广的概念或原理可能既缺乏科学的可靠性，又没有哲学的普适性。其实，张华夏本人对此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的，这由靶文第一章第三节关于系统哲学研究基本程序的论述即可看出。以下引自张华夏《对批评论文的答辩》（以下简称《答辩》）中的一段话可以看作对胡、林二人关于“系统”概念所作批评的回应：“只要我们生活在世界中，在我们各门科学研究的对象里，绝大多数的事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个系统，我们就至少能在统计意义上将系统规律看作普遍规律。我想，只要我们采取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不会落入胡新和教授所说的自然哲学陷阱的。”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将世界上的事物区分为系统和非系统？对此，张华夏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吴彤的回答则是肯定的。这种分歧属于系统哲学内部的分歧。可以这样看：面对胡、林提出的类似批评，吴彤主张通过区分要素与元素，进而区分系统与非系统来予以回应，以便更好地坚持系统哲学的研究方式。他之所以取此策略，乃是因为他觉得张华夏的有关论述难避如下矛盾：一方面靶文说“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是系统就是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不存在非系统；但另一方面，根据张华夏认可的“系统就是具有动态学联系的元素之内聚统一体”这个定义，以及靶文从元素之间“紧密关联”角度对此作的说明，那种非紧密联系的元素集合就不是系统，亦即说，必须承认非系统存在。正是为了消除这一矛盾，吴彤挥舞概念分析之剑，将全部存在状态劈为三个部分，即系统、非系统和“无”，并提出如下结论：“从系统逻辑上的退化方向看，系统是从一种非加和性复合体的有序结构退化到一种局域化的加和性复合体（即非系统），而后才能进一步退化到‘无’。”而要素与元素之分的重要性在于“对系统而言，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则不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要素是一种从性质上相互区别的质元，而元素则是从数量上构成系统的数量性单元”。据此，所谓“非系统”即为由同质单元组成的堆积物。对此，张华夏在《答辩》中反驳说：“于是，演化中的原始星云、热力学理论中的理想分子运动系统其组成都是同质单元，但它们却是公认的系统。”同样，张华夏认为胡新和所列“书房中的家具”“同一班级的学生”“一个商场中的顾客”“宇宙”“夸克”等都不足以成为非系统。不过，在张华夏回应吴、胡的论述中，有两段结论性的话值得注意：第一，“我在本体论上不同意吴彤教授将世界上的事物截然地划分为系统与非系统两类。至于他的那个‘无’，只是黑格尔的‘特定的无’，他自己也承认，它事实上是‘有’（有‘物质、能量和元素’）。所以更不能将世界划分为系统、非系统和无这三类”。第二，“不过，从方法论上，从逻辑上，从理论模型上，我们还是承认非系统或堆积物这个范畴”，因为这样便于处理系统的极限情况和加和性现象。

邬焜对张华夏的系统主义“表示完全的赞同和支持”，同时又提出了“系统是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有机统一的整体”的观点，而这里所谓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分别指的是物质和信息。王志康也赞同张华夏的系统主义，但又认为张华夏的研究尚缺乏“对系统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出发点何以可能的阐释”。对此批评，张华夏的回应是：在他的系统本体论中，“从逻辑上看，系统并不是出发点”。因为一方面，“系统是由元素、关系、生成、过程这些初始概念来定义的。因此在讨论系统之前，必须讨论实体、关系、过程这三个范畴”。另一方面，从系统哲学发展过程看，“系统、突现、进化、层次都成了系统本体论的几个中心概念”。本体论的研究方法是靶文第一章的中心议题。采用《答辩》中的表述，该问题是：“除了用语言分析的方法研究本体论之外，是否可能有一种经验概括的研究方法呢？跨学科领域（包括系统科学）的出现是否可能为后一种研究方法提供一点什么？”靶文在论述将本体论看作“广义科学”的理由时，实际上对此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答辩》中也有这样的话：“我除了采取语言分析的方法之外，还采取了半经验的综合方法”来研究本体论问题。我们已知，林定夷和胡新和是反对在本体论研究中采用所谓“半经验综合方法”的。而彭纪南则为这种方法作了明确的辩护。比较而言，韩东晖对张华夏的本体论研究表示了谨慎的支持。

说到张华夏的“辩证法情结”，林定夷是持批判姿态的，而彭纪南和桂起权则表示赞赏。不过桂起权认为张华夏试图以系统辩证法改造并取代矛盾辩证法的努力有在倒掉“斗争哲学”洗澡水时，连同澡盆中的婴儿一起倒掉的危险。桂起权本人则认为两种类型的辩证法“在自组织动力学机制的解释上是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