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长期内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
可预见的未来,外部环境对我国的影响更加错综复杂。既有外部因素对我国的直接影响,也有外部因素通过我国海外利益攸关方传导而来的间接影响,还有我国自身政策举措诱发外部回应的回荡式影响;既有利益层面的影响,也有制度层面的影响,还有观念层面的影响;既有积极有利影响,也有消极有害影响,还有利弊参差互现的不确定影响。有必要从多维度的复合视角,分析厘清外部环境对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海外利益及参与全球治理等重要方面的影响,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主动塑造对我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 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
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社会中趋于强化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不同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制度优越性的竞争,即国内改革是否更及时、更彻底、更成功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对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两个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新的更有效率的供给侧要素尽快成长,旧的低效的供给侧冗余平稳淘汰和重组,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调整和观念转变,需要竞争性外部环境的挤压和倒逼来提供动力。另一方面,我们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社会保持足够的安全韧性,同时充分考虑改革举措对外影响的“回荡效应”,以便与不断加剧的外部环境压力之间达成动态平衡,避免改革失措诱发的外部压力造成社会撕裂、市场失序或经济崩溃。
二 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一是美国通过“规锁”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造成冲击。美国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提供的好处,又要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领域的赶超,试图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借此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10]“规锁”与“反规锁”的拉锯战,一方面令中国获得外部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也倒逼中国加大自主研发动力,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上有所作为。
二是外部环境趋紧对中国开放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美西方“关门”压力,对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有所冲击。全球特别是亚洲分工网络调整,对中国的生产要素国内外布局产生影响。强权政治冲击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增加了中国对标国际规则实施制度型开放的难度。另一方面,这也促使中国在运用好倒逼机制、增强利用好两个市场的平衡能力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取得更多支持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成果。中国可通过国际进口博览会、对外直接投资博览会等机制,有效整合并扩大内外商品和资本市场,以自身深度开放带动其他国家打造以中国庞大产品及要素市场为基本支撑的超大规模的共同开放发展空间。
三 对维护和塑造海外利益安全的影响
一是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对中国海外能源资源及战略通道安全的影响。二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对中国海外机构、人员及资产安全利益的威胁。三是金融霸权“武器化”并滥用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对中国海外资金安全、资本安全、离岸金融安全以及跨境交易安全等构成威胁。四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期待上升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应看到,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升温、恐怖主义极端势力活跃等问题,固然可能给中国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机构人员资产等安全造成负面影响,但如果能前瞻性布局、建设性介入有关地区热点,联合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建立有效遏制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机制,中国主动维护塑造海外利益安全的力量投射能力或将得到加强。金融霸权“武器化”并滥用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风险确实存在,但如果中国能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妥善应对这一威胁,则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创造有利条件。有效管理并合理回应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适当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中国在维护塑造海外利益安全时获得更多国际支持。
四 对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治理的影响
对中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治理可能的不利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不愿意在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让渡权力,阻止其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二是从外部和内部发难,对中国倡导创设的新机构新机制持排斥或反对的态度,或掣肘其发展。三是把中国排斥在国际经济规则重塑进程之外,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利于中国发展的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四是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方面同中国竞争,抬升中国构建和维护有关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成本。与此同时,国际力量格局的消长、国际社会呼吁加快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和重构的呼声等,也为中国引领和推动这一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契机。首先,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延续,治理话语权的转移是大势所趋,时间在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这边。其次,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机制,已经获得了相当多国家的支持响应,并有望在后续的运作中创造更多经验,成为指导人类国际经济治理改革和重构实践的共同知识财富。最后,秉持正确义利观,坚持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坦诚相待,把真实亲诚落到实处,他们中的多数则会成为中国引领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