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研究
当前现有的针对货币政策国际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基于Mundell-Fleming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等特定模型进行的实验研究；二是不依赖特定理论模型通过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为向量自回归模型。
一 基于特定理论的模拟研究
这类研究又可分为运用大型结构化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Taylor（1993）通过构建包含理性预期的开放经济模型对多经济体间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Obstfeld和Rogoff（1996）通过理论模型论证了货币政策冲击的国际传导主要渠道为经常性账户渠道及汇率渠道。之后Obstfeld和Rogoff（1998）首次将不确定因素引入模型进行研究，在黏性工资模型的基础上令本国及外国货币政策冲击是服从对数正态的随机过程。这种随机因素对均衡工资水平造成冲击，进而影响消费、产出及贸易情况。Frankel和Rockett（1988）比较研究了12个不同设定的MFD模型，证实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溢出效应。其结果指出，不论使用哪种模型设定检验美国货币政策扩张均会降低利率且促进产出增长，而不同模型设定情况中对于其政策扩张是否会造成本国贸易情况改善、其他经济体贸易情况恶化且抑制产出的问题则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其中多国模型的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的扩张对欧洲造成效应影响，而OECD模型则给出了相反的结论。Betts和Devereux（2000）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证实了消费地货币定价（LCP）方式对汇率波动具有放大效应，因此其对汇率及国际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影响。Obstefdl和Rogoff（2000）在存在名义价格黏性的假定下构建两国开放经济模型，研究了面对外生冲击，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预期产出、贸易条件及福利的影响，同时也验证了外生冲击显著影响福利水平。在此基础上Obstefdl和Rogoff（2002）进一步在模型中引入了不完全资本市场的假设进行深入的研究。证实在不完全风险分担假定下，当风险厌恶系数较大时两个经济体货币政策协作有助于提高福利水平，而相反的，当在风险厌恶系数较小或是完全风险分担的情况下，两经济体货币政策合作收益较小，因此没有进行国际货币政策协作的必要。Cavalloa和Ghironi（2002）认为标准汇率理论模型并没有对汇率与外国净资产积累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其着重研究了汇率、利率内生与外国净资产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弹性价格情况下汇率仅受到净资产存量的影响，而在价格具有黏性的情况下则还受到前期产出差异的影响。Chari等（2002）提出了具有价格黏性的开放经济模型并没有对实际汇率特点进行合理解释的观点。Bergin等（2001）和Kollmann（2001）在Chari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名义工资刚性、惯性以及可变的价格对理论模型加以完善，使其更加准确的描述实际汇率的特点。
吴照银（2003）构建拓展的Mundell-Fleming模型研究了当我国资本管制具有对称性时，美国货币政策及人民币币值的变化如何影响我国经济。研究结果表明当中美利差符号发生变化时，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我国产出及利率的正向冲击效应存在非对称性。上述研究依赖于特定理论模型和大量的识别约束条件进行，因此很难对研究结论进行比较分析或是运用具体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李小娟（2009）根据开放经济理论进行分析认为货币政策跨国传导的渠道除利率、汇率、贸易渠道外还包括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及心理预期渠道。
二 不依赖特定理论实证研究
这类研究最小化了实证中的约束条件。Lastrapes（1992），Eichenbaum和Evans（1995），Grilli和Roubini（1995），Kim和Roubini（2000）以及Clarida和Gali（1994）等均是通过运用经济数据实证的方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进行研究。Kim（2000）通过对不同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实美国货币政策的扩张有助于促进G6经济体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与跨期模型（Svensson和Van Wijnbergen，1989）一致。但研究证实其对贸易渠道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MFD模型“以邻为壑”的理论不相符。Cushman和Zha（1997）通过运用引入汇率及进出口的模型对美国与加拿大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研究，研究了美国利率冲击的溢出影响。Borda等（2000）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对加勒比地区经济周期的溢出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体面对利率冲击，会造成其实际汇率水平的上升导致投入成本增加最终对产出造成消极影响。这也再次证实了汇率这一渠道对加勒比地区经济体产出的重要性。Holman和Neumann（2002）针对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对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进行研究，认为并没有实际的证据支持加拿大货币政策跟随美国货币政策。其研究表明美国货币政策仅能部分解释加拿大货币政策的变化，面对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加拿大汇率水平中期内上升，这被称为“汇率之谜”，同时在长期中对加拿大的产出具有促进效应，短期则不明显。另外研究也证实了大国间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主要是贸易渠道。Arin和Jolly（2005）运用其研究方法分析了新西兰与澳大利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结果发现本国货币政策负向冲击均会造成别国产出及币值的下降，物价虽初期有所上升，但最终表现为下跌。另外文章还证实了澳大利亚货币政策外溢性效应更为显著。
Sousa和Zaghini（2007）运用SVAR模型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欧洲地区的溢出效应。研究证实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引发全球流动性变化进而促进了欧洲地区汇率的短暂上升，促进产出增加。Mumtaz和Surico（2009）证实国际短期利率下降对英国产出、投资及消费均具有积极影响。Scrimgeour（2010）对美洲4国受到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性冲击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其他经济体的产出水平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且其他经济体产出对冲击的响应与美国自身产出对货币政策紧缩的响应基本一致，文章将原因归纳为其他4国的货币政策会追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Jannsen和Klein（2011）研究认为外国利率水平的上升（以欧元区为例）对非欧元区国家的利率具有正向影响，导致其利率上升进而通过影响进出口额对产出造成消极影响。另外，研究认为冲击对各经济变量的影响以及汇率效用的微弱与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极为相似，证实了对于小型开放经济体汇率稳定的重要性。Bluedorn和Bowdler（2011）考察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G7国家的影响。其中根据Romer（2004）设定货币政策冲击，研究发现直接的利率联系是国际经济周期传播的重要渠道。美国利率水平的上升在短期会促进其他经济体利率水平上升，而在长期中则会导致下降。另外研究还证实面对美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冲击会造成其他经济体经济即期或是滞后一年到两年的经济衰退及价格水平下跌。Barakchian（2015）通过构建美国和加拿大的两国协整模型发现：美国模型中包含期限机构及修正的费雪方程。而加拿大的模型中则包括期限机构、费雪方程及利率平价，并运用这一模型验证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传导至加拿大。检验结果证实面对相同的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加拿大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与美国自身变量的响应十分相似，产出迅速下降并表现出“U”形走势，通胀水平的下降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短期利率变现为迅速上升后逐步下降的走势，长期利率则表现为持续一年期的增长后逐步回落。进一步证实利率是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加拿大经济最主要渠道。
Borda和Montauban（2000），Arora和Cerisola（2001），Canova（2005）以及Zuniga（2011）则分别通过不同设定的VAR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受到国际货币冲击的渠道进行研究，均证实贸易渠道和利率渠道为主要传导渠道。另外研究还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货币政策冲击传导的程度受到其货币制度、宏观基本面状况以及其经济结构特点的影响。Koray和McMillin（l999）针对浮动汇率制度情况，实证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通过汇率及贸易两个渠道对我国及加拿大的溢出效应。贾俊雪和郭庆旺（2006）研究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冲击通过国际贸易及金融市场传导机制对经济体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影响。研究认为，美国经济冲击主要通过金融市场传导机制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显著影响。另外文章还指出提升贸易依存度有助于促进经济稳定，而金融自由化进程及降低实际关税率则相反。Mackowiak（2007）研究证实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新兴经济体汇率及短期利率水平的冲击效应是迅速且显著的。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是研究认为美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冲击对造成新兴经济体货币的贬值及通胀水平上升。Kozluk和Mehron（2008）则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其实证结果指出，对于其他部分亚洲经济体而言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对其的产出及价格水平具有正向效应。而根据方差分解的结果我国货币政策冲击通过利率及汇率渠道对这些经济体产出及物价水平的影响效应有限，而贸易是主要传导渠道。庄佳（2009）运用SVAR模型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产出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并分别检验了货币政策、汇率及贸易渠道受到的冲击效应。邢天才和唐国华（2011）证实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的利率及货币供给量均具有积极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李成和赵轲轲（2012）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货币政策外溢效应进行分析。其分析结果认为美联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向全球输入了美元流动性，这无疑加大了我国外汇市场压力及货币当局政策调控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