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女真与辽宋高丽的关系
一 辽朝女真属国属部的建立与管辖
辽代东北东部与东北部地区分布着女真诸部，彼此社会经济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契丹统治者在女真、五国部地区设置属国、属部建置时，奉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于是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属国、属部制度。
（一）系辽籍女真地区的属国、属部
系辽籍女真，即著辽籍的女真部落，史籍中又称为“熟女真”。主要散居在辽朝东京道的东部和南部各地，辽朝于这一地区设置的属国、属部建置称为大王府。《辽史》记载系辽籍女真地区的大王府有：南女直国大王府（在辽东半岛南端）、曷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在今辽宁辽阳以南盖州东北一带地区）、鸭绿江女直大王府（在鸭绿江东西地区）、北女直国大王府（在今辽宁铁岭南北到吉林四平一带地区）、黄龙府女直部大王府（在今吉林农安一带地区）、回跋部大王府（在今吉林境内辉发河流域）、女真国顺化王府（在今吉林市以南地区）、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长白山中部到朝鲜半岛咸镜南道一带地区）。同是处于州县地区的熟女真人，受辽朝统治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诸系辽籍女真大王府根据其与辽朝的政治、经济的统辖关系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曷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为代表的女真属国、属部。曷苏馆女真形成于辽朝初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安置归附的女真部落时，“诱豪右数千家，迁之辽阳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款”。[84]继而，在曷苏馆女真地区设置曷苏馆路女真国大王府，对部族大人授以各种官职，如“曷苏馆大王曷里喜”“曷苏馆惕隐阿不葛、宰相赛剌”“以女直太师台押为曷苏馆都大王”等。[85]其官职有（都）大王、宰相、惕隐，大王当是辽朝授予曷苏馆女真部族首领的官号，宰相、惕隐等是辽朝授予曷苏馆女真部族贵族的官号，并没有实际职务。圣宗太平六年（1026）,“曷苏馆部乞建旗鼓，许之”[86]。这说明曷苏馆部女真大王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按照当时女真社会发展程度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处于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曷苏馆部女真各级官职当实行世袭制。
系辽籍女真人对辽朝承担一定的兵役和赋税，《辽史·圣宗纪》记载：开泰四年（1015）,“曷苏馆部请括女直王殊只你户旧无籍者，会其丁入赋役，从之”。若国家有战事，政府对这部分女真人“各量户下差充兵马”。如辽圣宗时东征高丽，“东京留守善宁、平章涅里衮奏，已总大军及女直诸部兵分道进讨”[87]。在熟女真社会经济中农业经济占有一定的比重，“耕凿与渤海人同”，说明其农业生产水平与同样生活在辽东半岛上的渤海人大致相同。但辽代女真人始终还保持着一定的狩猎畜牧经济，他们向辽朝贡纳的赋税主要是马匹和土产品，《辽史·食货志》记载女真岁贡马万匹，所谓土产当为“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猪苓、白布等物”，因所纳并非田亩税，故曰“无出租赋”。
属于曷苏馆女真大王府一类的女真大王府有：南女真国大王府、鸭绿江女真大王府、北女真国大王府、黄龙府女真部大王府。对于这部分系辽籍女真大王府，辽朝“差契丹或渤海人充节度管押”。[88]据《辽史》记载，管理这些女真大王府事务的辽朝地方官署为详稳司，详稳司的官员皆由契丹人、奚人和渤海人担任，如北女真详稳萧高六、萧柳，东北路女真详稳高家奴和南女真详稳萧袍里、萧酬斡等。[89]《辽史·萧柳传》记载萧柳为北女真详稳时，“政济宽猛，部民畏爱”。说明担任女真详稳的辽朝官员直接管理女真部族事务。另外，辽朝还设置了北女真兵马司、南女真汤河司、东北路女真兵马司掌管这一地区的军事防务。[90]显然，辽朝对这部分系辽籍女真人的大王府统治比较严密。但大王府之下女真部族仍保持着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女真部落酋长治理部民，辽朝对女真上层人物授予官号，“赐印绶”,[91]使之具有辽朝地方官员的身份。同时辽朝没有在女真大王府下设置基层行政机构，不征收田亩税。这些特征表明辽朝对女真大王府是实行具有一定自治特征的羁縻统治。
另一类是长白山女真国大王府、女真国顺化王府、回跋部大王府等女真属国、属部。这些大王府建立在长白山、辉发河与松花江上游一带山林地区，这部分女真人居住地虽然邻近州县地区，但一直保持着本族传统的原始狩猎畜牧经济形态，原始农业经济尚不发展，“精于骑射”,“任意迁徙”。辽朝统治者在征服这部分女真部落之后，同样将其系辽籍，设置大王府进行统辖。对于归顺朝廷的女真部落长授予各种官号，如景宗保宁九年（977）,“女直二十一人来请宰相、夷离堇之职，以次授之”。圣宗统和八年（990）五月，“庚寅，女直宰相阿海来贡，封顺化王”。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七月，“以女直部长遮母率众来附，加太师”。[92]此外还有太保、详稳、惕隐等官号。令其遵守职贡，入纳土产、马匹。如前举《契丹国志》中所言：“居民等自意相率赍以金、帛、布、黄蜡、天南星、人参、白附子、松子、蜜等诸物，入贡北番。”但从《辽史》关于女真纳贡的记载看，女真各部纳贡的物品主要是马匹。
在经济方面，辽朝在东京城内设市，在边地府、州设置榷场，与女真各部间进行各种形式的贸易活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93]另外允许内地商人自由往来于女真大王府之间，“契丹国商贾人等就入其国买卖，亦无所碍”，进行更广泛的民间贸易。这种较为密切的互市、通商等经济贸易关系，对进一步加强女真各部臣属辽朝的政治关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一类女真大王府对辽朝所履行的义务，一是向辽朝称臣纳贡，纳贡的形式与内容如前所述。另外还体现在维护辽朝对其地区的统治权和维护地区的稳定，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松花江流域的兀惹人叛辽，“女直以宋人浮海赂本国及兀惹叛来告”。[94]二是若遇辽朝有大规模战事，女真大王府则需出兵助战，如辽圣宗时南与宋朝交战，东出兵伐高丽，统和四年（986）“女直请以兵从征，许之”。统和二十八年（1010）“女直进良马万匹，乞从征高丽，许之”。[95]女真部族兵组成的军队被称为“属国军”，对于属国军，辽朝“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96]这与前一类女真大王府“各量户下差充兵马”相比，辽朝对其统辖关系要疏松多了。
辽朝主要是通过邻近府州对这种类型女真大王府进行统辖，《辽史·圣宗纪》记载太平元年（1021）“夏四月戊申，东京留守奏，女直三十部酋长请各以其子诣阙祗候。诏与其父俱来受约”。这女真三十部即指长白山女真三十部，可见长白山女真大王府是由邻近的东京留守司管理其贡纳、授爵秩、征兵等事务的。在这类大王府中也有因辽朝对某管辖逐渐加强而向前一类型大王府转化的现象，如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夏四月己亥，置回跋部详稳、都监”。[97]这表明辽朝开始设立专门管辖回跋部大王府的机构，任命契丹官员管理回跋部大王府的事务。
此外，分布在松花江中、上游一带地区的兀惹部、蒲卢毛朵部大王府亦大致属于后一类型的属国、属部。《契丹国志·四至邻国地理远近》记载：“又东北至屋惹国、阿里眉国、破骨鲁国等国。每国各一万余户。西南至生女真国界。衣装、耕种、屋宇、言语与女真人异。契丹枢密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国节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赋兵马，每年惟贡进大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胶鱼皮、蜜蜡之物，及与北番人任便往来买卖。西至上京四千余里。”《辽史·营卫志》称这类部族、大王府为“附庸于辽，时叛时服，各有职贡，犹唐人之有羁縻州也”。所谓职贡即每岁向辽朝廷贡纳土产。《辽史·兴宗纪》记载重熙十二年（1043）,“五月辛卯，斡鲁、蒲卢毛朵部二使来贡失期，宥而遣还”。说明辽朝对女真属国、属部一年内贡纳的时间是有具体规定的。圣宗统和十五年（997）三月，“兀惹乌昭度以地远，乞岁时免进鹰、马、貂皮，诏以生辰、正旦贡如旧，余免。”[98]这说明辽朝一些属部过去不仅在正旦、当朝皇帝的生辰时要纳贡，而且在重五、冬至等岁时节日时也要纳贡。统和二十二年（1004），圣宗进一步规定“罢蕃部贺千龄节及冬至、重五进贡”。[99]圣宗以后辽朝一些属国、属部一年至少于正旦贡纳一次。
（二）生女真地区的属部
辽朝东京道之下东北部边地，自松花江以北、牡丹江流域到东部滨海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女真部落。辽朝征服渤海政权后，东北边地的女真部落纷纷归附辽朝，但没有著辽籍，故被称为“生女真”。辽圣宗时期，以阿什河流域（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一带）为中心的生女真完颜部逐渐发展起来，完颜部酋长完颜石鲁“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寖强。辽以惕隐官之”。得到辽朝的封赐后，完颜石鲁借辽威，“耀武致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入于苏滨、耶懒之地，所制克捷”。[100]青岭，为今张广才岭；苏滨，为今绥芬河地区；耶懒，在吉林东南，东滨日本海之地。[101]到其子完颜乌古乃继任完颜部酋长后，“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统门，为今图们江流域；五国，为今黑龙江依兰一带。辽道宗时期，完颜乌古乃初步建立起以完颜部为中心的生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生女真之东北是五国部，其地盛产俊鹰海东青，契丹贵族嗜放鹰狩猎为乐，每年要五国部贡纳海东青，称五国部通往产鹰地之路为“鹰路”。时值五国部反叛，乌古乃为辽朝打通鹰路，“辽主召见于寝殿，燕赐加等，以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既为节度使，有官属，纪纲渐立矣”。[102]
从此，生女真部落联盟地区纳入辽朝属国、属部体系之中，辽朝以生女真部落联盟长为生女真节度使，使之成为辽国属部的长官。乌古乃不肯受印系辽籍，是要保持较大的自治权力。生女真地区建置设立后，始有官属，纪纲渐立，“兵势稍振，前后愿附者众。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皆相继来附”[103]。斡泯水，王会安认为在今吉林通化市东北哈密泥河；泰神忒保水，王会安认为在朝鲜咸镜南道北部；[104]神隐水，《吉林通志》认为在吉林靖宇县境内。[105]可见辽朝在生女真地区的民族建置对分散的女真部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生女真部落纷纷来附，扩大了辽朝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统辖地区，同时也壮大了完颜氏生女真部落联盟的力量。完颜乌古乃以后历任生女真部落联盟长都袭任辽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官职，但在袭位之际要得到辽朝廷的任命才能取得合法地位。
辽朝对生女真地区属部的羁縻统辖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在政治上，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每年要到春捺钵朝见契丹皇帝，生女真部族有向辽朝纳贡，并为辽朝打通鹰路的义务。契丹皇帝一年之中往来于四时捺钵之间，春捺钵驻地主要在鸭子河、松花江一带（今吉林省月亮泡以东、黑龙江省肇源县以西的一段嫩江，称鸭子河）。
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每年要向辽朝纳贡，缴纳的贡赋主要是马匹、土产，并要为契丹皇帝围猎提供猎人。契丹皇帝每岁至秋捺钵，入秋山，“女真常从，呼鹿、射虎、搏熊，皆其职也。辛苦则在前，逸乐则不与”。[106]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阿骨打“其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辄加官爵”[107]。自生女真部族节度使设置后，就承担起为辽朝打通鹰路的职责，“辽咸雍八年（1072），五国没撚部谢野勃堇畔辽，鹰路不通。景祖伐之，谢野来御。景祖被重铠，率众力战。谢野兵败，走拔里迈泺。时方十月，冰忽解，谢野不能军，众皆溃去，乃旋师”。[108]然五国部对辽时附时叛，契丹贵族又酷爱这种“小而俊健，能擒鹅鹜”的海东青，“岁岁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109]辽朝“岁遣使者，称天使，佩银牌自别，每至女真国，遇夕，必欲美姬艳女荐之枕席。女真旧例，率输中下之户作待国使处，未出适女待之，或有盛色而适人者，逼而取之，甚至近贵阀阅高者，亦恣其丑污，屏息不敢言”。这些辽朝廷派来的官员在生女真部落“需求无厌”,“多方贪婪，女真浸忿之”。[110]及天祚嗣位，责贡尤苛。“天使所至，百般需索于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长加杖，甚者诛之，诸部怨叛。”[111]由此可见，即便是在辽朝统辖关系较为疏松的民族建置地区，当地原始部落也受到契丹朝廷的盘剥和压榨，尤其令生女真人不能容忍的是辽朝官吏倚仗朝廷之势，蔑视女真酋长，侮辱女真部民。这势必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引发女真人掀起反抗辽朝统治的斗争。
其二，在经济上，辽朝在边地府州开设榷场，与生女真各部进行经济贸易。《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上》记载：“（宁江）州有榷场，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之类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真’。”生女真地区多山林，物产丰富，其中珍品如北珠、人参等为契丹贵族所珍爱。女真人携采集而来的各种物产到辽朝在边州开设的榷场，换取粮食、布帛和生活中需要的手工业制品。应该说，榷场贸易与生女真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它也是吸引生女真归附辽朝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封建王朝在统辖边疆地区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时，榷场贸易都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反动，往往利用榷场贸易欺诈、盘剥少数民族，从而引发大大小小的民族矛盾。辽朝统治集团在与生女真人之间的榷场贸易中的“打女真”行径，极大地伤害了生女真人，促使女真人与辽朝统治集团之间民族矛盾日益加深。
其三，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有较大的自治权。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辽国舅萧解里犯罪拒捕，“啸聚为盗，未旬日间，有众二千余，攻陷干、显等数州。诸道发兵捕讨，累战不胜，潜率众奔生女真界，就结杨割太师（即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盈歌）谋叛。诸军追袭至境上，不敢进，具以闻。北枢密院寻降宣箚子付杨割一面图之。杨割迁延数月，独斩贼魁解里首级，遣长子阿骨打献辽，余悉不遣，绐云：‘已诛绝矣。’随行妇女、鞍马、器甲、财物，给散有功之人充赏。辽不得已，反进杨割父子官爵”。[112]可见，辽朝军队不能随意进入生女真部族辖地，虽朝廷重犯进入生女真地，也必须由女真人去捕捉。但辽朝为维持地方稳定，有权干预、平息生女真内部的部落纷争。如在完颜部攻打阿疏部时，阿疏诉于辽，“辽遣奚节度使乙烈来”，命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盈歌“凡攻城所获，存者复与之，不存者备偿”，且征马数百匹。[113]对于辽朝统治者来说，维护地区稳定的统治秩序是最为重要的事，若生女真部族平定了本地区发生的骚乱，也会受到辽朝的嘉奖。如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劾里钵平定了辖区内麻产等女真部落的叛乱，擒获麻产，“献馘于辽”，辽授生女真部族贵族盈歌、阿骨打、辞不失、欢都等人以“详稳”官职。[114]
其四，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在行政统辖关系上曾隶属于咸州详稳司。辽沿边诸军将官员“每到官，各管女真部族依例科敷，拜奉礼物各有等差”。[115]辽朝时常派官到生女真地通问，生女真部落贵族也经常到咸州官府言事，如完颜颇剌淑、阿骨打在继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之前，都曾多次到辽朝府州官衙。《金史·世纪》曰：劾里钵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时，“凡有辽事，一切委之肃宗（颇剌淑）专心焉。凡白事于辽官，皆令远跪陈辞，译者传致之，往往为译者错乱。肃宗欲得自前委曲言之……以草木瓦石为筹，枚数其事而陈之……所诉无不如意”。生女真部族内部有人对节度使不满，亦可到咸州详稳司申诉。如阿骨打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时，“并吞诸邻近部族，有赵三、阿鹘产大王者，拒之不从，阿骨打掳其家。二人来诉于咸州详稳司，送北枢密院”。阿骨打得知后，“带五百余骑，径赴咸州详稳司，吏民惊骇。明日，拥骑赴衙引问，与告人赵三、阿鹘产等并跪问于厅下，阿骨打隐讳不伏供，祈送所司取状。一夕，领从骑归去，遣人持状赴详稳司云：‘意欲杀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复至，第节次申北枢密院，辽国亦无如之何”。[116]由此可知，咸州详稳司对生女真部族内部诉讼事务有裁判权，若有重大争议须申报到辽朝最高军政权力机关——北枢密院裁决。上面列举的是辽末之事，此时阿骨打已经决意反辽，才敢率人骑马闯入咸州，后来又不辞而别，追呼不至。
从上述辽朝对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统辖关系的分析，可知在羁縻制度下统辖关系最为疏松的生女真部族地区，辽朝仍能行使十分有效的政治统治。显然，将具有羁縻统辖特点的属国、属部纳于地方行政区划之内，如辽朝设于道或府州之下，对强化羁縻制的统辖关系是具有重要作用的。然而，错误的民族政策，则会导致羁縻统治的瓦解，进而使整个王朝遭到灭顶之灾。[117]
（三）五国部地区的属部
到了辽朝，原唐代黑水靺鞨地区即今黑龙江省依兰以北，包括松花江下游及黑龙江下游两岸地区，分布的原始氏族部落被称为五国部。五国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体，而是社会发展形态较为落后的五个原始部落群，即蒲奴里、越里笃、奥里米、越里吉、剖阿里。五国部在生女真之东北，其地出产俊鹰海东青。[118]先秦以来中原文献记载肃慎一系民族的物产时，都要提到海东青，产地在今黑龙江下游近海处。关于辽代五国部的分布，史家多有考证，一般认为五国头城为蒲奴里，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谓五国头城在今黑龙江依兰县。但屠寄《黑龙江舆地图说》则认为蒲奴里在固木讷城，即今黑龙江汤原县大有屯古城。越里笃城，在今黑龙江省桦川县梧桐河汇入松花江口之南的古城。奥里米城，《黑龙江舆地图说》置于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附近，在二水汇合处今黑龙江省绥滨县西的古城。越里吉城，张博泉认为在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剖阿里城，张博泉认为在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的阿纽依河口附近。[119]五国部归附辽朝后，辽廷于其地设置五国部节度使，是辽朝最东北的属部。《辽史·营卫志》五国部条下曰：“剖阿里国、盆奴里国（一作蒲奴里国）、奥里米国、越里笃国、越里吉国，圣宗时来附，命居本土，以镇东北境，属黄龙府都部署司。”《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二年（984）二月，“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耶律隗洼以所辖诸部难治，乞赐诏给剑，便宜行事，从之”。从记载看，辽圣宗统和初年，五国部归附辽朝。在五国部刚刚与辽朝建立朝贡关系之时，由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管辖，这时辽朝是否授予五国部酋帅以某种官号，史无记载。显然这时期辽朝并没有在五国部地区建立属国、属部，而是以乌隈于厥节度使管理五国部朝贡事务，并将这一官职加为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这也说明当时辽朝对五国部的统辖关系十分疏松。
随着辽朝国力日渐强盛，走向鼎盛时期，对辖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统辖也日益紧密。圣宗开泰七年（1018）,“三月辛丑，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120]这里的铁骊为越里吉之误。这表明辽朝改变了过去对五国部朝贡所纳物品无定额的状况，要求其每年贡纳仅貂皮就达65000张，如记载无误，这一数额是相当可观的。从前面论及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事迹中，可知五国部向辽朝纳贡物品不仅是貂皮、马匹，还有海东青。
《辽史·兴宗纪》记载，重熙六年（1037）,“八月己卯，北枢密院言越棘部民苦其酋帅坤长不法，多流亡；诏罢越棘等五国酋帅，以契丹节度使一员领之”。据同书《营卫志》记载，“重熙六年，以越里吉国人尚海等诉酋帅浑敞贪污，罢五国酋帅，设节度使以领之”。越棘部即越里吉国。这是辽朝在五国部地区设置五国部节度使之始，担任五国部节度使的是契丹人。五国部节度使镇守辽东北境，隶属黄龙府都部署司统辖。五国部节度使设置之初可能驻守在五国部之地。《辽史·耶律仙童传》记载：“耶律仙童，仲父房之后。重熙初，为宿直官，累迁惕隐、都监。以宽厚称。蒲奴里叛，仙童为五国节度使，率师讨之，擒其帅陶得里。又击乌隗叛，降其众，改彰国军节度使，拜北院大王。”同书《兴宗纪》又记，重熙十八年（1049）“五国节度使耶律仙童以降乌古叛人，授左监门卫上将军”。五国部内发生蒲奴里叛乱，节度使耶律仙童率师讨平之。当五国部之西乌隈于厥、乌古部发生叛乱，五国部节度使也能及时出兵，“降其众”。张博泉认为五国部的越里吉城（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是辽五国部节度使治所的所在地。[121]
辽后期国势逐渐衰落，契丹统治集团对距离辽朝内地很远的五国部地区的统辖已力不从心，最晚在道宗朝五国部节度使已经撤离了五国部地区，道宗咸雍年间五国蒲聂部（蒲奴里）节度使拔乙门叛辽，鹰路不通，辽朝依靠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乌古乃来打通鹰路。咸雍七年（1071）平定五国部叛乱后，“以讨五国功，加知黄龙府事蒲延、怀化军节度使高元纪、易州观察使高正并千牛卫上将军，五国节度使萧陶苏斡、宁江州防御使大荣并静江军节度使”。[122]五国部节度使只是讨叛众军将中的一员，这些都说明五国部节度使已不驻守在五国部，或许迁至黄龙府。咸雍以后不再见到关于五国部节度使的记载，估计辽朝撤销了五国部节度使的设置。
由于五国部南面的完颜氏生女真部落联盟日益强大起来，到完颜盈歌时期，生女真联盟势力“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金盖盛于此”。[123]五国部已经被纳入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势力范围。[124]
二 女真与北宋的朝贡关系
女真人向中原王朝进行朝贡，可上溯到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记载这年五月，“黑水胡独鹿女贞等使朝贡”。同卷又载，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正月，“女贞国遣使阿辨等来贡方物”。[125]宋朝建立后的第二年，太祖建隆二年（961）,“女真国遣使温图喇来贡名马”。[126]从此开始了女真人对宋朝近60年的朝贡活动。直到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女真向北宋王朝的朝贡活动，有明确纪年的共25次（1次只知大致的时间），其中太祖开宝五年（972）六月，“先是，女真侵白沙寨，略官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马来贡，诏止之。于是，首领渤海那等三人复来贡，言已令部落送先所掠白沙寨民及马，诏切责其前侵略之罪，而嘉其效顺之意，放还贡马使者”。[127]这里记载的为两次，一次遭到宋朝的拒绝，但使者被留下，“不令还”;[128]另一次得到宋朝的接纳。又，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十二月，“权知高丽国事王询遣奏告，使尹证古及女真将军塔沁坚已下凡七十八人以方物来贡，询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久不得通请，降皇帝尊号正朔，诏从其请。又言，塔沁坚自称父兄曾入觐，其兄留弗归，兹行遂往寻访”。[129]女真将军塔沁坚自称其父兄此前入宋朝贡，在这次之前有记载的女真朝贡是在5年前，而且仅到登州便返回，塔沁坚的父兄“曾入觐”，似乎不是此次入贡，而是在那年之后入宋朝贡，其兄留下未返，但这次女真朝贡没有留下记载。因此这年关于女真朝贡的记事，还提到了漏记的一次女真朝贡。
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以后，女真人停止向宋朝朝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〇记载，天圣九年，“登州言，女真国晏端等百八十四人内附。诏送濠州，给田处之”。内附与朝贡是有区别的，前者留下成为宋朝直接统治的臣民，后者返回故乡，只是与宋朝有间接的政治、经济关系。其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4）,“尝降诏高丽，令女真驱马来市，亦无至者”。[130]北宋末年，女真再次与北宋发生关系，则是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遣武义大夫马政由海道使女真，约夹攻辽”。[131]与女真人的朝贡活动已无关系了。
女真人对北宋朝贡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到太宗淳化二年（991）；后期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到真宗天禧三年（1019）。对宋朝进行朝贡的女真人，前期主要是来自鸭绿江流域的女真部落。辽朝前期对东部沿海地区和东部山区的女真部落控制不很严密，地处更远的东北部女真部落，辽朝与其的关系还处于招徕安抚、朝贡与否任其自便的状态。因此，前期女真诸部对宋朝进行朝贡活动涉及的范围很广，而地处女真对宋朝贡路线上的鸭绿江流域女真部落，即是这个时期朝贡宋朝的女真主体部分。
前期女真入宋朝贡有明确记载的共18次，其中定安国1次遣使随女真朝贡，3次托女真使者上表或贡纳物品；铁利1次遣使随同女真朝贡。女真部落中见到有明确部落名称的有3次，一次是太祖开宝五年，宋朝因女真掳掠宋白沙寨人口、马匹之事，令三十部女真部落送还之。[132]二次是开宝六年，铁利（骊）王子五户与母亲、子弟前来朝贡。三次是太宗淳化元年辽朝在鸭绿江口建城屯兵阻绝女真对宋朝的朝贡道。翌年，女真首领伊勒锦等上言宋朝，请求宋发兵与三十首领共平辽朝所筑的戍守城。三十部女真即长白山三十部女真，如前所言其分布在朝鲜半岛的咸兴平原。关于铁骊女真的居地，学界看法不同，大致在松花江与黑龙江流域。其他女真部落的名称则不见记载。
关于定安国及其所在之地，《辽史》不见任何记载，宋朝方面的文献，始见于太祖开宝三年（970）,“女真国遣使入朝，定安国王烈万华附表贡方物。定安国，本马韩之种，为契丹所攻破，其首帅纠合余众，保于西鄙，自称定安国公”。[133]《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定安国》保存了一则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定安国主乌元明因女真朝贡使给宋朝皇帝的上表，其中云：“定安国王臣乌元明言，臣本以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据方隅，涉历星纪，仰覆露鸿均之徳，被渐渍无外之泽，各得其所，以遂物性。而顷岁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土，攻破城寨，俘掠人民，臣祖考守节不降，与众避地，仅存生聚，以迄于今。而又夫余府昨背契丹，并归本国，灾祸将至，无大于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画，率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不敢违命。臣元明诚恳诚愿，顿首顿首。其末题云，元兴六年十月，定安国王臣乌元明表上圣皇帝殿前。”据定安国王乌元明（一作玄明）所言，定安国是“渤海遗黎”，前面宋人所记“本马韩之种”显然有误。原称定安国公，为烈（列）氏。后称定安国王，已易为乌氏。[134]在契丹灭渤海国之时，乌元明的先祖“与众避地”,“保于西鄙”。日本学者和田清考证认为是在鸭绿江、佟家江流域，原渤海国西京鸭绿府（今吉林临江）故地。[135]但据乌元明的表文，“夫余府昨背契丹，并归本国”。是指辽景宗保宁七年（975）秋七月，黄龙府卫将渤海人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九月，燕颇败，走保兀惹城。[136]乌元明所说夫余府并归本国，不应是夫余府地区，[137]而是燕颇的封号，全称为“乌舍城浮渝（夫余）府渤海琰府王”。[138]燕颇所据守的乌惹城大约在牡丹江流域，这里是渤海国的故地，而且与定安国相去不很遥远。
在定安国、乌惹的周围分布着众多的女真部落，这些女真部落有的是回跋女真，有的是生女真，包括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的铁骊女真。这些部落前往宋朝贡时，有的部落要途经定安国，于是便发生了定安国托付女真使者上表，或随从女真人朝贡的事情。分布在鸭绿江流域的鸭绿江女真，包括鸭绿江以西的今辽宁宽甸、吉林集安、临江地区，[139]以及鸭绿江以东今朝鲜平安北道、慈江道一带的女真部落，由于他们居住在女真对宋朝贡的交通线一带，自然成为参与朝贡活动最多的女真部落。
从女真对宋朝朝贡的时间看，宋太宗淳化二年（辽圣宗统和九年，991）以后，女真人对宋朝的朝贡活动停止了17年。考察这段时期的历史，可以发现女真对宋朝贡活动受到辽与宋和辽与高丽的关系所制约。
宋朝灭亡北汉政权后，便积极准备收复燕云地区，朝鲜半岛的高丽国是宋朝努力争取的盟友。982年高丽新王王治继位，请求宋朝的册封，对宋朝持友好态度。翌年，宋遣使册封王治为高丽国王。[140]这年，辽景宗病逝，子耶律隆绪即位，即辽圣宗。对于高丽国向宋朝称臣，并受其册封的关系，辽朝十分不满，圣宗即位当年，就开始打算征讨高丽。[141]在准备出兵高丽的同时，辽连年讨伐鸭绿江流域的女真部落，[142]在此期间，女真人并没有停止对宋朝的朝贡活动，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女真表请伐契丹，诏不许”。[143]三年（986），宋朝发动了“雍熙北伐”，但以失败告终。四年（987），契丹以书招女真，“（女真）首领遣国人阿那乃持其书至登州以闻。诏嘉答之”[144]。
为了阻止女真对宋朝朝贡，辽圣宗统和九年（991）二月，在鸭绿江下游入海口一带“建威寇、振化、来远三城，屯戍卒”。[145]兵事隶属东京统军司。[146]三城在今辽宁丹东九连城东鸭绿江中黔定岛及江口一带，切断了女真人向宋朝贡的路线。当年女真人仍寻路至宋朝朝贡，“女真首领野里鸡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贡中国，去海岸四百里立三栅，栅置兵三千，绝其朝贡之路，于是航海入朝。求发兵，与三十首领，共平三栅，若得师期，即先付本国，愿聚兵以俟。上但降诏抚谕，而不为出师”。[147]宋朝再没有出兵讨伐辽朝，令女真人很失望。然而，辽朝在鸭绿江女真地区设置了鸭绿江女真大王府，强化了对这一地区女真部落的统辖。
辽朝征讨女真的行动对高丽国起到了震慑作用，986年宋朝发动“雍熙北伐”时，高丽没有出兵助战。但高丽也没有停止与宋朝的交往活动。[148]于是，993年8月，辽出兵高丽。[149]是年闰十月，辽东京留守萧逊宁（恒德）率军攻破高丽蓬山郡，高丽王遣徐熙请和，“逊宁罢兵”。[150]994年，高丽王遣使向辽奉表请罪，辽圣宗“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从此，高丽国“始行契丹统和年号”。[151]
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二月，辽东京留守萧恒德（字逊宁）致书高丽王，其中有一段内容：“拟以鸭江西里创筑五城，取三月初拟到筑城处下手修筑。伏请大王预先指挥，从安北府至鸭江东计二百八十里，踏行稳便田地，酌量地理远近，并令筑城，发遣役夫，同时下手，其合筑城数早与回报。”由此得知，这次辽朝将鸭绿江以东280里鸭绿江女真人的居地划给了高丽国。而且，辽朝在江西筑城5座。高丽国驱逐江东女真人，先后建立了兴化、铁州、通州、龙州、龟州和郭州六城。[152]从此，阻绝了女真人往来30年朝贡宋朝的交通道。
时隔17年以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女真人再次恢复对宋朝贡时，因新开辟的海路不熟，历尽艰辛漂至登州，这年“登州言，女真国人锡喇卜等遇风漂船至州，诏给其资粮，候风便遣还”。[153]女真重新恢复对宋朝贡后，前期向宋朝贡的一部分女真部落，由于道路不通“后亦不复至”。
后期，对宋朝贡的女真部落主要是以长白山三十部女真为主，即居住在朝鲜半岛东北部咸兴平原上的女真部落。由于途经鸭绿江口的朝贡道被阻绝，女真人只有经过高丽国，从朝鲜半岛登船由海路赴登州，这是当时最近而且最安全的路线。《武经总要》记载由宋到高丽国的路线：由登州“一路往三韩，海行，东北历大谢、鼍歌、乌湖等岛，约三百里，又傍海岸，历青泥铺、桃花铺、杏花铺、骆驼湾，约八百里，自其江口，即新罗界，东控高丽诸国”。[154]女真向宋朝朝贡的路线也应走这条路线，即从高丽出江口，乘海船渡过黄海，至骆驼湾，沿东北海岸行，又经乌湖诸岛至登州。
后期女真朝贡宋朝有明确记载的共7次，除第一次是另辟海路漂到登州的之外，其余6次朝贡的女真人都是经由高丽国，随高丽国使者一同至登州。后期朝贡的女真人被冠以名称的为东女真或西女真，东女真、西女真是高丽国对朝鲜半岛北部分布的女真部落的称呼，东女真即是分布在咸兴平原的长白山三十部女真，长白山三十部是一个较大的女真部落集团的名称，不是指30个分散的女真部落。前来宋朝朝贡的东女真首领阿噜台（在《高丽史》中作阿卢太），是长白山三十部女真著名的酋长，在高丽显宗九年到靖宗初年（1018—1037），是女真与高丽国交往中十分活跃的人物。[155]西女真是分布在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女真部落，即鸭绿江女真，经辽朝打击后，鸭绿江女真的实力被明显削弱。从《高丽史》记载的女真事迹看，这一时期东女真比西女真的实力强大，而且有时东女真的首领又称为东西女真酋长，如高丽显宗十二年（1021）十月，“东西女真酋长阿卢太、阿盖登来朝”。[156]而且，日野开三郎先生认为，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随同高丽使臣入贡宋朝的东西女真首领汝渤达也是长白山三十部女真的巨酋。[157]因此，后期女真对宋朝贡活动是以长白山三十部女真为主的观点是可信的。
由于女真对宋朝贡的路线必须经过高丽国，女真能否对宋朝贡取决于高丽与辽、宋的关系。如前面所言994年高丽臣属辽朝，奉辽正朔。直到1009年高丽国发生政变，辽朝以“问罪逆臣弑君”为名，1010年出兵攻打高丽。其后辽又向高丽索要江东6城，即994年辽赐给高丽的鸭绿江东之地。[158]为此从1009年到1019年辽与高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高丽为了寻求宋朝的支持，又开始向宋朝贡。高丽显宗五年（1014）八月，“甲子，遣内史舍人尹征古如宋”。[159]高丽王询奉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久不得通，请降皇帝尊号正朔。”[160]请归附如旧。从高丽寻求恢复与宋朝关系第一次来朝贡，女真人便随同来朝，直到1019年，每次高丽入宋朝贡，女真人几乎都随之同来。1020年，高丽王王询向辽朝“表请称藩纳贡”，双方由战转和。1022年，高丽再次“复行契丹年号”，高丽与宋朝随之断交。高丽向辽称藩后，1020年，遣“金梦如宋”;1021年6月“遣韩祚如宋谢恩”。[161]这两次高丽使如宋，皆没带女真同行。
由此可见，后期女真对宋朝贡活动的开始与结束都是取决于高丽与宋是否存在朝贡关系，而高丽与宋的关系又取决于辽与高丽的关系。《文献通考》云：女真“自天圣后役属契丹，不复入贡”。[162]
女真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后，无论是朝贡一方的女真人，还是接受朝贡一方的宋王朝，活动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进行贸易交往；二是寻求政治利益。
女真对外输出的物品主要是马匹、貂皮、山珍、鹰（海东青）等。女真贡纳的良马正是宋朝需求的物品。宋太祖干德元年（963）八月，宋太祖“诏蠲登州沙门岛居民租赋，令专治舟渡女真所贡马”。[163]在女真对宋朝贡活动最兴盛时期，岁贡马不下万匹。[164]前来朝贡的女真人，一部分到登州后再由陆路到宋京师汴梁朝贡。无论是到京师还是只到登州朝贡的女真人，都可以得到宋朝给予的丰厚回赐，以朝贡—回赐的形式进行女真与宋官方的贸易。
女真朝贡贸易活动，除了贡纳给宋皇帝、官府的物品外，还带来一些物品与宋民间贸易。宋朝在登州曾设立了专门的官署管理女真人的朝贡贸易活动，如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十二月，“庚申，诏自今登州有女真贡马，其随行物色仰给牒所，在勘验牒外，物并没入之”[165]。后期真宗朝女真再次随高丽对宋进行朝贡时，宋廷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166]宋朝对女真贸易的物品有一定的限制，这也是古代各王朝与边疆民族、属国进行贸易的惯例。
女真与宋朝之间进行的朝贡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从女真人不畏路途遥远，海路艰险，在遇到辽朝的阻止，又取道高丽，千方百计前来朝贡宋朝的热情来推测，宋朝给予女真人的回赐相当丰厚。宋朝在与女真朝贡贸易活动中得到了大批良马，补充了宋朝马匹不足的问题。当女真停止向宋进行朝贡之后，宋曾想再招女真来贡马，如神宗元丰五年（1082）春正月，“诏在先朝时，女真常至登州卖马。后闻女真马行道径已属高丽，隔绝岁久，不至。今朝廷与高丽遣使，往还可降诏国王，谕旨女真如愿以马与中国为市，宜许假道。后女真卒不至”。[167]可见女真人对宋贡纳马匹的数量不少，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宋朝军队或其他部门的用马。
女真与宋朝的朝贡关系建立后，彼此之间便建立了政治关系。从宋朝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继承了汉唐以来形成的东亚封贡体系，对边疆民族的朝贡加恩报礼优待之。另一方面，在宋辽战争期间，宋朝希望能在辽朝的后方插上一把尖刀，削弱辽在对宋战场上的兵力，女真地处东北，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太宗雍熙三年（986）宋朝发动的“雍熙北伐”，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了。此后，宋朝对辽朝由战略进攻转向了战略防御。太宗淳化二年（991），当女真人朝贡活动受到辽朝的阻止，请求宋朝出兵打通朝贡道时，宋朝已不想再与辽朝发生冲突，没有出兵。
女真朝贡于宋，首先是出于臣属中原王朝的传统政治理念。宋初，女真人便因循唐时的朝贡道越海前来朝贡。其次女真亦有寻求宋朝对其实行政治保护的意图。《宋史·高丽传》记载：“先是，契丹伐女真国，路由高丽之界，女真意高丽诱导构祸，因贡马来诉于朝，且言高丽与契丹结好，倚为势援，剽略其民，不复放还。洎高丽使韩遂龄入贡，太宗因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龄，仍令归白本国，还其所俘之民。”[168]高丽王治闻之忧惧，宋监察御史韩国华出使高丽时，高丽国王遣人对宋使说明此事时曰：女真曾经在高丽国“杀略吏民，驱掠丁壮，没为奴隶，转徙他方。以其岁贡中朝，不敢发兵报怨”。[169]这件事说明宋朝在一定程度上尽了对朝贡国实行保护的责任。而从高丽王对于女真的态度看，虽高丽遭到女真的掳掠，但由于女真人“岁贡中朝，不敢发兵报怨”。[170]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女真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后，使之成为宋朝保护的对象，即便是朝鲜半岛上较为强大的高丽国对待女真的态度，也要考虑到女真与宋朝的朝贡关系，不敢轻举妄动。
三 女真与高丽的和战关系
自辽重熙二年（1033），高丽修筑千里长城以后，女真和高丽以此为界。然而，完颜部在完成对黑龙江地区和图们江流域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以后，要向南统一朝鲜半岛东北部的三十部女真和鸭绿江部女真，与此时正向北扩张领土的高丽发生了冲突。辽乾统四年（1104）康宗乌雅束时期，“遣石适欢以星显统门之兵往至乙离骨岭，益募兵，趋活涅水，徇地易懒甸，收叛亡七城”。[171]收复了曾经归附高丽的曷懒甸女真。高丽肃宗立即派遣门下侍郎平章事林干要守护曷懒甸（咸兴平野）,[172]却被完颜部女真打败。高丽改派尹瓘为东北面行营都统再次率兵交战，但是，高丽军死伤严重，只好与女真谈判。双方议和后康宗乌雅束即派斜葛前往曷懒甸“经正疆界”，完全控制了曷懒甸地区。[173]
三年以后，高丽肃宗病故，新即位的高丽睿宗继续施行肃宗时期因完颜部女真的阻拦，未能真正开展的北拓政策。辽乾统七年（1107）闰十月，高丽德宗以尹瓘为元帅、吴廷宠为副元帅，大举进攻曷懒甸，没有防备的女真人寡不敌众而战败。高丽占领曷懒甸以后修筑九城，即咸州（今朝鲜咸兴）、英州（今新兴郡加平面东兴里）、雄州（今咸兴郡西退潮面城洞里）、吉州（今洪原郡鹤泉面天鸡峰山城）、福州（今新兴郡朝阳面塔洞里）、公睑镇（今咸兴郡德山面上岱里山城）、通泰镇（今咸兴郡云田面云城里）、崇宁镇（今咸兴郡川西面云兴里）、真阳镇（今咸兴郡上岐川面五老里）进行管理。
但是，不久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乌雅束派遣斡赛率兵前往曷懒甸进行反击。经过两年的激战以后，高丽最终未能守住曷懒甸，落入了女真手里。在女真建国前与高丽的关系中，曷懒甸之战是重大的事件，不但巩固了完颜氏部落联盟，还进一步促进了完颜部对女真各部的统一，为金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74]
金收国元年（1115），完颜阿骨打建元称帝。金国建立以后，与高丽的正式外交往来始于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问题的交涉。保州是辽朝三征高丽之时，修筑的一个州城。保州位于鸭绿江东岸，是高丽与鸭绿江下游交通的咽喉重地，是辽国控制高丽的桥头堡。同年九月，太祖攻克黄龙府，命令加古撒喝攻保州。因为保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在金兵开始攻打保州时，高丽有意与金国谈判获取保州。但是，金国一直攻不下来保州，高丽也没有急于遣使。等到金国攻破合主、顺化二城，复请济师攻保州以后，高丽才于收国二年（1116）初遣使请保州。
收国二年闰正月，高丽遣使到金国祝贺金国打了胜仗的同时，称保州本来是高丽的故地，请求归还。对此，太祖的答复是：“尔其自取之。”[175]此时金国对辽胜负尚难预料，太祖同意高丽自取保州，是从外交策略考虑的，一方面促使高丽攻打保州，使它与辽反目；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跟高丽的冲突，以便全力与辽作战。高丽此时是金国拉拢的对象，所以高丽使节至，金国则“护送以来”。同年四月金国也遣使到高丽，史载：“金主阿骨打遣阿只来。”这条史料记录极为简略，《金史》中无载，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对年初高丽来使的回访。金使到达的次日，高丽中书门下省奏：“辽为女真所侵，有危亡之势，所禀正朔不可行，自今公私文字，宜除去天庆年号（辽天祚帝年号），但用甲子。”[176]高丽去辽年号之事应该跟阿只这次出使有关。金国与高丽的外交交涉就此展开。
随着金国对辽战争的顺利进行，金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增强，开始谋求凌驾于高丽之上的大国地位。天辅元年（1117）三月，金主阿骨打遣阿只等五人寄书曰：
兄大女真金国皇帝致书于弟高丽国王，自我祖考，介在一方，谓契丹为大国，高丽为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无道，陵轹我疆域，奴隶我人民，屡加无名之师，我不得已拒之，蒙天之祐获殄灭之。惟王许我和亲，结为兄弟，以成世世无穷之好。仍遣良马一匹。[177]
阿骨打自居皇帝之位，称高丽国王为“弟”，显然是要凌驾于高丽之上的。但是，辽军主力尚存，并且金国需要休养和整顿，因此并不希望多面树敌，所以向高丽要求和亲以加强友好关系。
但是，一向以上国自居的高丽是无法接受这种要求的。史载：“金新破辽，遣使请结为兄弟，大臣极言不可，至欲斩其使节。”[178]高丽并没有对金的要求做出正面回复。同年八月，高丽在占领保州城后，遣蒲马请求金国承认高丽对保州的领有权。金太祖阿骨打诏谕高丽国王：“保州近尔边境，听尔自取，今乃勤我师徒，破敌城下。且蒲马止是口陈，俟有表请，即当别议。”[179]金国皇帝第一次以宗主国的身份“诏谕”高丽国王，要求高丽以臣事金。
天辅三年（1119）二月，金以宗主国的身份正式向高丽发布诏书，内容如下：
诏谕高丽国王，朕兴师伐辽，赖皇天助顺，屡败敌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部族人民悉皆抚定。今遣孛堇术孛报谕，仍赐马一匹，至可领也。[180]
金国这次以宗主国的身份向高丽通报对辽战果，以此迫使高丽承认金的宗主地位。但是此时金又全力对辽作战，并不希望与高丽为敌。所以在外交礼节上并不过分刺激高丽，与前一则外交文书相同，都有类似“赐马一匹”的字样，这是女真“朝贡”高丽时的旧习。女真酋长或使节至高丽，高丽称“来朝”或“来贡”。一般女真人贡马、器仗、兵器等军需品与土特产。高丽方面一般回赐衣物、牛、金银器皿等生活品。其中马是高丽最为需要的贡品。女真献马见于史书记载极多，如辽天庆二年（1030）,“东女真乌乙那等五十人来献马”。[181]辽重熙五年（1036）,“东蕃酋长贵正等八十二人来献马”。[182]辽大安六年（1090）,“东女真都领袅于乃等二十二人来献骏马”。[183]至金建国前夕，完颜部出使高丽的使节往往要将马作为礼物以示友好。在交涉“尹瓘九城”时，完颜部多次遣使，其礼物中必有马。辽天庆三年（1113）,“女真乌罗骨、实显等来谢还九城，献名马良金”。辽天庆四年（1114）,“东女真古罗骨、史显等十二人来献马”。[184]金国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依旧习向高丽示好。
高丽将金视为“蛮胡之国”的心态并没有因金的崛起而改变。天辅三年（1119）八月，高丽以略为强硬的态度正式回应金国，派中书主事曹舜举到金国，国书中有“况彼源发乎吾土之语”,[185]金国拒不接受。同年十二月，高丽增筑长城三尺，以备金国。阿骨打则命令边吏：“毋得侵轶生事，但慎固营垒，广布耳目而已。”[186]金国仍然对高丽采取克制态度，力避冲突。
《金史》卷135《高丽传》载：使习显以获辽国州郡谕高丽，其国方诛乱者，使谓习显曰：“此与先父国王之书。”习显就馆。凡诛戮官僚七十余人，即依旧礼接见，而以表来贺，并贡方物。天辅六年（1122），曷懒甸女真酋长习显到达高丽。这时候金国已经统一了东女真地区，但是，高丽仍然说是东女真来贡献马。高丽的上国心态没有改变，但它也不得不正视金国崛起为强大国家这一现实。所以，“以表来贺，并贡方物”，这也是高丽的灵活应对之策。这时候，金国尚未稳固，且与辽战事正酣，没有余力经略高丽。所以，金国坚持高丽必须称臣的原则，但在具体处理与高丽的关系时则力避冲突。
金国不断告知高丽对辽战争的战果。金太祖天辅四年（1120）金攻陷辽上京，两年以后攻占辽中京、西京、燕京。天祚帝西遁。这些重大胜利，金都遣使通报高丽。金太宗即位伊始，即遣使高丽“复以辽帝已入夏国报之”。[187]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金灭辽，高丽自然得到这一消息，“遣司宰少卿陈淑、尚衣奉御崔学鸾如金，金以国书非表，又不称臣，不纳”。
金国灭辽，迫使高丽不得不就“事金可否”做出决定。天会四年（1126）三月，高丽国王“召百官议事金与否，皆言不可。独李资谦，拓俊京曰：‘金昔为小国，事辽及我，金既暴兴，灭辽与宋，政修兵强，日以强大，又与我境壤相接，势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问’，从之。”[188]当时高丽由李资谦一党专擅朝政，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不愿与金国开战。
天会四年（1126）,“遣郑应文、李侯如金称臣”。上称臣表曰：
大人垂统，震耀四方，异国入朝，梯航万里，况接境之伊迩，谅驰诚之特勤……伏念臣瘠土小邦，渺躬凉德，闻非常之功烈，久已极于倾虔，惟不腆之苞苴，可以伸于忠信，虽愧苹蘩之荐，切期山薮之藏。
高丽通过称臣表，表示了其“事大”于金的态度。金则也按照“字小”的原则给予回诏：
朕以推亡固存，实帝王之造，以小事大，乃社稷之图，繄魁伟之渠材，蕴变通之远业。卿家传王爵，世享胙封，抗章竭尊奖之诚，任土尽委输之节，仍称卑号，足见全能……且君父之心，予已坚笃，而臣子之义，如毋易忘，卜世卜年，是彝是训。[189]
金国认同高丽的事大，同时，强调高丽作为臣属国应尽的义务。金的回诏和高丽的称臣表都建立在事大原则之上，就此两国正式结束外交纠纷，建立了友好的君臣关系。
金建国前，完颜部女真在统一女真各部、收复辽朝故地的过程中，与高丽发生武力冲突。金建国后，随着国际局势向女真斜倾，两国放弃武力，通过外交来解决纠纷。尽管两国围绕誓表问题和外交礼节产生分歧，反复交涉，但是，高丽最终接纳女真建立的金国为上国的现实，履行了臣国的责任和义务。金天会七年（1129），金和高丽根据事大原则，回诏和纳称臣表以后，金和高丽一直通过外交途径维持和平，两国关系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