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2]
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如何解决兵源问题是事关中国抗战能否持久进行并取得最终胜利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兵役制度在抗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无论是在抗战期间还是在抗战胜利结束之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有很多关于战时兵役制度的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成果。部分军事史、军事制度史、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兵役制度概论等专著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度都有概述性介绍。张瑞德、齐春风、刘维开、杨维真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一卷）·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中的《征兵》部分，从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征兵工作、战时征兵工作、战时征兵工作的绩效评估及中国共产党的征兵工作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国共两党的征兵制度及其实施效果。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征兵工作，著者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征募壮丁，征集到大量兵员，补充给作战部队，为抗战胜利奠定了人员基础。”[3]而最近十多年来，随着众多研究生以国民政府兵役制度为论文选题而出现了不少颇有创意的学位论文，这些学位论文推动着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研究向更深层次方向拓展。学术界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度在各省实施情况研究
1.相关省份兵员动员情况研究。采用何种方式将符合兵役条件的男子动员服兵役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度实施的重点。兰雪花的博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福建兵员动员研究》，以抗战时期福建省的兵员动员为研究对象，该文从福建兵员动员的背景与条件、兵员动员的组织机构、兵员动员的法规制度、兵员动员的具体实施、兵员动员的成效及评价等方面探讨了福建兵员动员概况。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进行的兵员动员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从这一点看，国民政府的役政是基本成功的。但战时役政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和痛苦，役政的诸多弊端成为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因素之一。[4]
抗战时期广西的征兵动员较容易，但在四川却激起了民变，其原因何在？王丽春的硕士学位论文《战时广西兵员动员研究》[5]从兵员动员视角对上述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战时广西兵员动员研究》在介绍广西兵员动员机构的设置、政策的制定及其实行基础上，从“完成率、广泛度、有效度”三方面总结了广西兵员动员的效果。该文通过与四川兵员动员的比较，重点探讨了广西兵员动员较为顺利的原因。作者认为，广西三十年代所实行的军事、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所形成的“寓战争于生活”的“内生”体制保证了抗战时期广西兵员动员的顺利实施，而四川因直承国民政府的政策，通过新县制加强社会管控，以便利兵员征集。但“由于体制革新在四川是外部动力推动了，而非内生的，加之在自上而下推行的过程中，时间的不够充裕，体制的不够成熟，导致问题的发生”。“所以‘体制’问题是影响动员有效度的根本问题。”
另外，汤梓军的博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四川兵员动员研究》考察了四川兵员动员情况；刘文俊的《民团体制与抗战时期广西的军事动员》则探讨了民团体制与抗战时期广西军事动员的关系。
2.相关省份兵役制度实施情况研究。已有关于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在各地实施情况研究代表性成果为刘道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制推行情况的历史考察——以湖北为中心》[6]和张晓燕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湘西地区的征兵研究》[7]。刘道伟的博士论文并非按照“事件史”研究的思路来探讨国民政府兵役制度在湖北省的实施情况，而是以国民政府的征兵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征兵制度的确立，征兵制中的民生问题、民众心理问题、基层权力政治与权力结构问题等方面探讨了征兵制度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评析了国民政府征兵制度推行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全文视野开阔、观点新颖，评价中肯。
抗战时期的湘西既是抗战大后方，也是拱卫重庆、捍卫西南大后方的前哨，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湘西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也一直引起国民政府高层关注。在战略地位显要、社会状况复杂的湘西，其征兵状况怎样？张晓燕的《抗战时期湘西地区的征兵研究》利用湘西保靖县档案馆所藏兵役档案，从湘西的政治社会结构、征兵宣传和兵役弊端探讨了湘西兵役概况。另外，郑友甫的《抗战时期陕西役政研究》[8]既考察了陕西役政实施背景、役政的具体实施，又考察了陕西役政中的“拉壮丁”现象及其原因，最后从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两方面对抗战时期陕西役政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伍福莲的《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政策在四川的实施情况》[9]、莫子刚的《抗战时期贵州役政之初探》[10]、隆鸿昊的《抗战时期湖南兵役初探》[11]等分别探讨了四川、贵州、湖南等省兵役实施情况。
3.兵役制度实施中的国家、基层组织和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国家是政策与制度的制定者，基层组织是政策与制度的执行者，民众则是政策与制度的受动者，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基层组织与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研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必须触及的问题。“拉壮丁”作为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的实施过程中的衍生现象，它严重影响到兵役制度的实施效果和社会秩序，广受社会诟病。战时“拉壮丁”现象究竟怎样，它因何而发生？它产生了怎样影响？彭垚垚的《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度下的“拉壮丁”——以四川为中心的考察》[12]一文，从“拉壮丁”的缘起，“拉壮丁”诱发的中江、广汉、隆昌事变等方面考察了四川省“拉壮丁”的情况，并从国民政府和社会角度考察了“拉壮丁”的影响。作者认为“拉壮丁”是抗战“特定时期出现的时代特征之一，它根源于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寄生在国民政府不成熟的兵役制度上”，[13]并成为其丧失民心，迅速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
虽然，抵抗日寇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是抗战时期全民族的最高利益；但各个阶层因处境不同，当然对全民族最高利益的理解、感受与行动自然而然地存在差异。陈廷湘教授的《战时特殊利益空间中的国家、基层与民众—从抗日战争时期兵役推行侧面切入》[14]一文，以战时征兵和荣军收养为切入点，重点探寻了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特别是乡保人员）和民众三者之间在征兵、荣军收养问题上而展开博弈的历史面相，进而揭示了国民政府在役政问题上整合能力极为薄弱的历史事实，这有利于我们从役政角度来分析和理解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李常宝则从国民政府对民众“前赴后继的慷慨赴死”的政治期待与民众“逃避兵役”的迟滞的民意角度分析了战时役政弊端滋生的原因。“一项缺乏广泛民意基础且前期又未广为布达贯彻试行之征兵制度，后期亦未举行全国性人口统计及适龄壮丁登记而遽然全面付诸实践，民众视为‘畏途’不足为怪；且因缺乏可靠人口册簿可案可稽，出现兵役乱政也是自然的，役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15]
（二）国民政府军人优抚制度研究
学术界关于战时国民政府军人优抚制度的成果较多，既有从宏观上研究国民政府优抚制度者，也有微观上研究国民政府优抚政策在相关省份施行情况者，还有以比较视角探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不同的优抚政策及其效果。李翔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强化军人抚恤制度原因之分析》一文，从“极低的受恤人员比例、抚恤制度面临的认同危机、伤残军人的悲惨际遇、抗属恶劣的社会环境等几个环节”，探讨了战时国民政府强化抚恤制度的原因[16]。江红英的《国民政府与抗战时期的军人优抚》[17]，从军人的伤亡抚恤、优待军人的措施和优待军人家属的措施三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优抚制度的实施及其成效。李飞燕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军人及征属的优抚政策探析——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18]、孟凡洲的《抗战时期云南军人优抚问题研究》[19]分别论述了四川、云南军人抚恤政策实施情形。而张亚飞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军人抚恤制度之比较》一文，从抚恤制度的开端、发展、完善和结局等方面对国共两党抚恤制度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国共两党的抚恤政策都是为了抗战，以激励官兵敢于牺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20]另外，探讨战时国民政府抚恤制度的还有焦润明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抚恤制度及其实施》[21]等。
（三）国民兵团制度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度一大主要变革是国民兵团制度的创建与实施。学术界大多从国民兵团与兵役动员关系的角度研究来国民兵团制度，其成果主要有康海宁的《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国民兵团研究——以来凤县为例》[22]和包博雅的《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国民兵团研究——以咸阳县为例》[23]。前者考察了湖北省来凤县国民兵团建立的背景与过程，来凤县国民兵团常备队、预备队和后备队所进行的军事训练；作者并从军事理论创新、开展游击战、补充兵员及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探讨了国民兵团的积极作用，也从虐待壮丁等方面说明了国民兵团的负面影响。后者从抗战时期陕西省兵员动员的背景考察了陕西省国民兵团及咸阳县国民兵团建立过程，从国民兵军事训练与国民兵军事教育方面考察了国民兵组织与训练概况，从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两方面考察了陕西国民兵的作用与影响。刘魁的《国家权力与基层控制——以1940年代国民政府实施的国民身份证制度为观察点》[24]以基层控制与治理为视角，从战时国民政府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研究国民兵团制度。该文从国民兵团制度中的国民身份证制度的实施考察了国民政府权力向基层延伸，显示了国民政府加强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意图。梅美的《抗日时期湖南新县制建设研究》[25]则从地方自治视角，考察了新县制下湖南国民兵团的成立及其组织概况。
（四）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研究
在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研究成果中，关于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研究成果最多，从内容上看，已有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类：一是从整体上研究抗战中后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这类文章大多涉及从军运动的发起、从军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意义，如王永强的《抗战时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研究》[26]等。二是研究各省知识青年的从军情况，如安晓芳的《论抗战后期甘肃“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27]和兰雪花的《论抗日战争后期福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28]分别考察了甘肃和福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情况。三是考察各主要学校知识青年从军情况，如尚季芳、颉斌斌的《请缨报国：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29]论述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知识青年的从军情况。四是考察蒋介石与知识青年从军的关系，如陈伟的《抗战时期蒋介石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30]和周倩倩的《蒋介石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31]，等等。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研究成果中颇具代表性的文章有：徐一鸣的《抗战后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研究》[32]从学生志愿从军运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和担任译员、报考海军等青年从军的特殊形式三方面考察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情况，使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整体概况。付辛酉的《从“青年学生志愿从军”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厘清了国民政府1943年年底和1944年年底发起两次从军运动的原因。该文认为，“第一个阶段的‘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主要是配合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改革和国民革命军的现代化改革。”“进入1944年后，由于经济压力和豫湘桂大溃败等原因，……蒋介石试图通过扩大从军运动的规模，动员民间社会，以此推动国民党在军政事务和党务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彰显自己的领袖地位，减轻美国的外交压力。”[33]
闻黎明研究员的《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一文，从“湘江岸边的从军热潮”“协助空军的战地服务”“支援反攻的译员征调”“奔赴前线的印缅远征”等方面考察了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四次从军概况。作者认为：“可歌可泣的西南联大战时青年从军运动，是祖国危殆时期大学生们保卫祖国的伟大壮举，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组成部分。大学生的从军意义，在于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与技能，补充了战时急需的知识资源，改善了军队的素质，提高了作战的能力，从而为战争的顺利运转提供了有力的支援。”[34]
综上所述，上述史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研究成果为本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从研究内容看，虽然已有成果几乎涵盖到了兵役制度的所有内容，但这些成果以单篇论文居多，论文所阐述内容大多较难全面与深入。因此，对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既有利于我们认识国民政府兵役制度全貌，也有利于我们认识组成兵役制度的各项制度及其之间的关系，从而从整体上把握兵役制度，加深对兵役制度的理解。
第二，从研究视角看，已有成果大多侧重于宏观研究，即制度、政策、法规条文阐述的比较多，这既不能整体勾勒出兵役制度的变迁脉络与内在逻辑，也较难观察到兵役制度实施的具体实际情形。影响战时兵役制度实施因素众多，如社会组织程度、战时经济状况、民众当兵服役心理、地方社会结构、战时军事形势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制约兵役制度的实行。因此，我们既要注重战时兵役行政制度、国民兵役制度、常备兵役制度、军人优抚制度、常备兵员征募与补充制度、兵役督察制度、兵役惩罚制度本身的研究，又要从动态方面探讨促成这些制度变化的原因，以及兵役制度的变化对其实施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深入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变迁、实施的特点。
第三，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的实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国民政府高层痛心疾首，广大服役人员痛苦不堪，各级办理兵役人员有时也无可奈何。战时兵役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弊端，这些弊端发生的原因除了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一些战时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如社会组织弥散、经济贫困、军情紧急？国民政府是如何治理、整顿、改良与改善战时役政的？其效果如何？上述问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
第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的实施对中国抗战和兵役制度近代化起到了哪些作用，它的实施又对社会及国民党政权本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上述问题的解答有利于我们客观评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