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夏佛教发展概述

早在德明以前，佛教已经开始了在党项社会的广泛传播，史记德明幼晓佛书，是大力倡导佛教的开山之人。文献中有关西夏佛事活动的最早记载是宋景德四年（1007），当时党项族首领、夏州节度使、西平王德明的母亲罔氏死“及葬，请修供五台山十寺，乃遣阁门祗候袁瑀为致祭使，护送所供物至山”^[1]。这次对中原佛教圣地的朝觐活动，表明佛教已成为党项王室的重要信仰。德明时期政治局势稳定，为西夏向宋朝求取佛经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定难节度使赵德明遣使来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2]。这次求赐佛经活动不仅开了西夏向宋求经之先河，而且使西夏佛教第一次有了系统的理论典籍，从而在中原佛教的影响下迅速向前发展。

西夏开国之君元昊在佛教发展方面更有建树，是西夏佛教事业发展的奠基者。元昊通晓“浮屠学”，又精通蕃汉文字，而且善于“创制物始”^[3]。他对西夏佛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继位后，一面倡导创制西夏文字，一面效其父德明之法，于宋景祐元年（1034）十二月，向宋朝献马五十匹，再次求赐佛经一藏，为正式译经做准备。夏大庆元年（1036），天竺僧人善称等一行九人到宋朝京城汴梁进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回归时，途经西夏，元昊深知印度佛经的价值，就把他们留在驿舍，索要贝叶梵经，没有得到，就把他们软禁起来，由此可见元昊求经之心切。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又向宋朝提出希望派使臣到五台山供佛，“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宝，欲窥河东道路”^[4]，其父赵德明曾派人到五台山修供十寺，元昊为了表明自己提倡佛教的诚心，请求派人到五台山供佛宝，且利用礼佛的机会，派人东渡黄河，窥探宋朝道路。

元昊不仅仅在其立国称帝前与宋朝保持着佛教的往来，西夏建国后，元昊又大力提倡佛教，积极地促进夏、宋之间的佛教交流。夏宋议和，不仅促进了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促进了两国佛事活动的来往。夏宋之间的佛教交流，我们还可以通过他们利用佛事活动进行侦察、反间的记载中得到佐证。宋重熙十一年（1042年），北宋清涧城种世衡派僧人王光信（即王嵩），潜入夏国行反间计，用蜡丸书信送给李元昊的心腹大将野利旺荣，使元昊对旺荣产生疑心，最后终于杀掉了他。又北宋知渭州王韶、总管葛怀敏也派僧人法淳持书信前往西夏活动。两国僧人及佛事活动来往，从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交流和传播，也正说明了西夏的佛事活动日益兴起，僧人在西夏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1045），即宋夏“庆历议和”第二年，元昊不仅遣使到宋朝谢册封，而且还派西夏僧人吉外吉、法正谢赐佛经，元昊求赐佛经已是十年前即1035年的事，此时致谢固然带有政治色彩，但也表明了西夏统治者对两国佛教交流的重视及渴望发展佛教的急切心情。

元昊鼓励发展佛教还包括对佛经的翻译及兴建佛塔寺庙等方面。元昊所倡导用本民族文字西夏文翻译佛经的创举，为党项民族直接接受佛教教义和理论知识，对佛教能够在党项人中快速而广泛地传播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早在立国之初，元昊即开始广泛搜集佛舍利，兴建佛塔寺庙。有关西夏最早建塔的记载见于明《嘉靖宁夏新志》卷二中记录的《大夏国葬舍利碑铭》。铭文尾题年款“大庆三年八月十日建”，是为西夏正式建国（1038）前两月所立，碑铭记录了为葬舍利而兴建佛塔的盛况。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元昊又下令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高台寺，“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5]，又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元昊还曾在西路广武营造大佛寺。^[6]宏伟的高台寺和大佛寺充分显示了西夏佛寺的规模及佛事活动的铺张，也说明了西夏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情况。此外，元昊还规定每年的四孟朔，即四季第一个月的初一为圣节，下令官民礼佛，这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强制全民皈依佛教。

元昊之后的毅宗谅祚年幼即位，其生母没藏氏执政。此皇太后没藏氏曾在兴庆府戒坛寺出家为尼，号为“没藏大师”，不仅十分好佛，而且相当重视佛教在西夏的发展，继续推行元昊实行的礼佛政策。惠宗秉常时期，母后梁氏执政，西夏译经事业依然如火如荼地按序进行。这一时期西夏还对河西走廊的两个佛教圣地莫高窟、榆林窟的许多洞窟进行了修葺、妆銮。此外西夏与辽之间依然有频繁的佛事往来，“辽国数年间，岁常三四以拜礼佛塔为名，假道兴窥阚经路”^[7]。虽然是假托礼佛之名，进行其他军事活动，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西夏佛教兴盛发展的情况。

图1—1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及至乾顺、梁氏时期，西夏虽然与外界冲突较多，但佛教却在断断续续的战争中又有了新发展。元昊称帝之初开始组织的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至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已经基本完成，由于西夏统治者宽松的佛教政策，西夏佛教由过去笼统的尊崇佛祖转变为有目的、有选择地接受某一宗派的教义，从而形成西夏佛教派别。西夏人拥有自己本民族文字的大藏经和西夏佛教宗派的形成，标志着西夏佛教已走出了奠基阶段，进入成熟阶段。^[8]乾顺一朝佛教发展还表现在重修凉州感通塔和兴建规模宏大的卧佛寺。凉州护国寺内有一七级佛塔，屡现“灵应”，为了旌表佛塔的“灵应”，天祐民安四年（1093），西夏梁太后和乾顺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第二年竣工，并立一碑以记功德，这就是著名的西夏《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见图1—1）。碑文记述了当时西夏佛教流传发展的情况：

今二圣临御，述继先烈，文昭武肃，内外大治。天地禋祀，必庄必敬，宗庙祭享，以时以思。至于释教，尤所崇奉。

况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故憧憧之人，无不瞻礼随喜，无不信也。^[9]

此外明宣宗撰《敕赐宝觉寺碑记》载，西夏乾顺时期，有国师沙门嵬咩思能，感梵音而前往寻佛，来到甘州西南隅，掘地四尺有余，发现一个用金甓催瓦包覆的涅槃佛像，于是倡导在此地建造一座刹寺，名叫卧佛寺，^[10]此即今甘肃张掖大佛寺之“前”身。这也是乾顺亲政后为发展佛教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另外，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中存在有四方乾顺时期的西夏文题记，即莫高窟第444窟永安二年、榆林窟第25窟雍宁甲午初年（1114）、莫高窟第285窟雍宁乙未二年（1115）、榆林窟第17窟正德戊申年（1128），都反映了乾顺时期河西走廊上烧香礼佛、修寺建刹的佛事盛况。

仁宗仁孝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政治相对稳定，佛教管理有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佛教管理机构和制度，西夏佛教达到高度发展阶段，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仁孝时期佛事活动主要集中在西夏文佛经的校勘和发展藏传佛教等方面。黑水城出土的不少汉文和西夏文佛经都有仁孝“御译”“御校”或“御制”题款。西夏除了翻译汉文佛经之外，还将不少藏文佛典译成西夏文本，如《圣大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圣大明暗王随求得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无量寿宗要经》等近二十部都是译自藏文佛经。亦有不少佛经被译成汉文，如《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等皆属此类。仁孝乾祐四年（1173）甘州已成为西夏翻译藏文佛经中心，乾祐七年（1176）仁孝在甘州立黑水建桥敕碑，一面用汉文书写，一面用藏文书写。^[11]此碑说明当时在甘州地区不仅藏族居民较多，而且还证实了贤觉菩萨就是弘扬藏传佛教的帝师。^[12]乾祐二十年（1189）印施的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记载，大法会上“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13]，把西番（藏文）佛经列于夏、汉佛经之首，说明了仁孝晚期藏传佛教有了更大的势力。

此外，西夏在佛教传译、寺庙建设、僧人培养等方面亦都深深地打上了藏传佛教的印记，大大提高了藏传佛教的地位，自仁宗时期开始，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和发展迅速，使西夏佛教的内涵产生了巨大变化，对西夏文化及政治都有着重要影响，为后世藏传佛教的东传亦起了重要的作用。莫高窟、榆林窟也留下了仁孝时期诸多佛事活动的遗迹，如榆林窟第25窟人庆乙丑年（1145）题记、莫高窟第85窟人庆五年（1148）题记、莫高窟第365窟乾祐三年（1172）题记、榆林窟第19窟乾祐二十四年（1193）题记等。总之仁孝时期无论从校勘、刻印、散施佛经的种类和数量，佛事活动、作大法会的规模，还是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上都堪称鼎盛，是西夏佛教的繁荣发展时期。

自仁宗以后，西夏晚期34年中，先后五易皇帝，其中两个皇帝相继被废，内乱频仍；外部则受蒙古大军多次围攻，并与金发生火并，外患不绝。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残败不堪。这一时期，大规模建寺、译经校经等活动已不多见，从整体上说，西夏佛教和它的国家一样，开始走向衰落。

西夏光定四年（1214），神宗遵顼以皇帝的名义缮写泥金字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祈求佛的保佑以挽救西夏亡国的命运。从此经末附的御制发愿文里我们可以知道，西夏晚期的佛事活动依然很多，对佛教经典仍然很重视，专门开设译场译经。而此次重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还“与汉本仔细比较”，说明了西夏晚期中原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影响依然很大。文中遵顼自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流露出对江山社稷大厦将倾的忧虑和担心。^[14]

莫高窟亦留有西夏晚期佛教教徒的行迹，如莫高窟第229窟和第225窟分别有天庆四年（1197）和天庆九年（1202）的汉文题记。莫高窟第443窟的汉文题记则记录了西夏佛教教徒于西夏灭亡前八年即光定己卯九年（1219）所做的佛事活动，礼佛活动从五月初一到六月初一，长达一月之久。尽管如此，西夏佛教依然由繁荣走向了衰败，无论从其规模还是传播范围等方面而言都大大不如从前。随着西夏国灭亡，西夏佛教也随之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