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背景

对《查信》背景的讨论，我们将在马克思晚年理论转向以及他对俄国问题研究这两大背景坐标下进行，而查苏利奇本人的情况以及这封信的直接写作背景，我们将在本节第三部分中涉及。

一 马克思晚年理论转向

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晚年出现了理论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对《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转向了对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其中以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东方社会发展问题成为他晚年研究的一个重点。而马克思晚年转向东方社会发展问题既有理论自身的原因，也有实践方面的原因。

从理论角度出发去探讨马克思晚年何以不顾病痛，搁下生平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整理和出版，转向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的原因有：为了进一步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对亚细亚形态研究的需要以及延续《资本论》当中土地问题的探讨。

首先，马克思晚年关注东方社会问题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回答私有制产生发展、唯物史观历史规律表达、阶级起源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马克思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研究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同时也是最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以《资本论》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然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在完全不同于现代文明社会的社会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形式，必须通过深入研究才能加以说明。再者，私有制、国家、阶级的产生、发展以及阶级斗争的起源等这些人类社会的“原生态”问题都是唯物史观须进一步确立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必然要求对史前社会有所把握。而东方社会因在社会结构上的类似性，在某种意义上为把握史前社会提供了解剖学上的比较对象。

其次，马克思晚年更加关注东方社会问题缘于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深化研究的需要。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中花费巨大精力去研究前资本主义各种生产方式，特别是土地所有制，原因就在于要研究资本的起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质，并且还会涉及西欧之外地区的生产方式为何没有过渡到资本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探寻它们各自的社会形态以及以往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

可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正是马克思通过对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分析逐步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的各种形式》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农村公社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因素。广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以农村公社公共土地所有制为主要特点和基础的。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与探讨农村公社的结构特点和性质的过程紧密相关。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根据亚洲和欧洲某些国家的材料。到了70—80年代，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研究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涉及亚非拉广大地区的众多国家。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和确证了农村公社的一大特点，即建立在亚细亚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使得农村公社完全能够独立存在，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切条件。这也是农村公社在亚非拉广大地区，例如在印度、墨西哥、秘鲁、阿尔及利亚和俄国长期存在（有的甚至延续到19世纪）的根本原因^[1]。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机制使东方社会不能或者难以实行资本主义，而有可能通过走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2]。对这种可能性的深入研究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他更加关注农村公社以及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

最后，马克思晚年对于东方社会的关注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资本论》后几卷中对土地问题研究的需要。

土地问题在《资本论》后几卷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70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3]。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先后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地租等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他还专门给这些国家的工人活动家写信，请求他们寄来相关书籍材料。

与此同时，由于俄国土地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形态，比如保留了原始土地公有制、按照村社集体生产的原则进行耕作等，这促使马克思对俄国土地问题给予了特殊注意。“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土地所有制那一篇中，我打算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4]马克思为此研读了大量俄国土地所有制的著述。^[5]俄国的土地问题成为马克思研究土地所有制和地租问题的一个重点。以土地问题为中心，俄国的社会发展以及东方社会问题自然也受到马克思的关注。关于俄国土地问题，我们还会在后面的论述中有所涉及。

除了上述理论方面的原因，马克思晚年转向东方社会发展问题“决不是一种纯学究气的探讨”，这与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紧密相关。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但在这场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制度非但没有解体倒台，反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黄金期。与资本主义的繁荣形成对比的是，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普遍加强了对无产阶级的镇压，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沉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第一国际被迫解散，这些都使得短时期内革命在西欧各国爆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与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平静的情形相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俄国却呈现出革命态势，革命的中心正在由西方向东方转移。所有这些都引导着马克思的视线转向东方。在这种情形下，俄国是否存在爆发革命的可能性，这种革命会对西方革命产生何种影响，这些现实问题促使马克思关注东方社会。

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成为马克思关注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另一个契机。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通过对法国1848年到1850年事变的总结，就已经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和农民建立联盟的结论。1871年巴黎公社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但公社只存在了几十天，总结经验教训的实践课题自然进入马克思的思考，国际范围内的同盟军问题突显出来。马克思曾经提到“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6]。如果说在当时情况下，在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建立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的革命联盟现实可能性降低，那么扩大到世界范围又该如何看待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呢？世界市场的开拓，打破了东方民族地区原有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正像资本主义使农村从属城市一样，东方国家开始从属于西方。到了19世纪下半期，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东方落后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同农民的问题。于是，在很大程度上，东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同西欧各国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7]。这样，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对东方社会的历史、现状、性质、结构和走向进行考察成为必然。

马克思在早年就曾研究过中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独特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条件，对它们与西方殖民主义之间发生的矛盾及其历史命运也给予过特别关注和评析。到了晚年，他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多以俄国革命为中心，可以这样说，晚年马克思“以俄国为典型深刻剖析了东方社会国家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欧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独特的历史条件”^[8]。

二 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研究

应当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俄国问题一直是他们研究的一个重点。这不仅是因为俄国在欧洲所处的战略地位，更是因为俄国政治和经济变化、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沙皇政府所奉行的对外政策，都对西欧乃至世界政局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鉴于沙皇俄国对外侵略的政策，认为沙俄是镇压各国革命运动的宪兵、欧洲反对势力的堡垒，曾号召各国人民同沙俄专制制度做斗争。50年代后期，俄国国内农民和工人起义此起彼伏，人民革命力量的急剧增长使马克思极为振奋，他从中看到了俄国的希望，感到今后在考虑总的革命战略和具体行动计划时，必须要把革命俄国这一重大因素估计在内。在1858年夏以前马克思还只是认为西欧的革命行动会促进俄国革命的爆发，到了1859年12月，马克思已认为俄国革命将走在西欧其他国家的前头，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谈道：“在俄国，运动发展得比欧洲其余各地都快。”^[9]

1861年俄国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这是沙皇统治者为缓和土耳其战争失败而激化的社会矛盾、避免国家崩溃而采取的措施，这客观上促使俄国开始向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转变。资本主义开始在俄国国内发展，但俄国经济上仍很落后，对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明显的依附性，还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同时，由于革命极不彻底，保留了大量农奴制残余，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受到严重阻碍，广大人民深受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和剥削，使得社会矛盾极为激化，形成了革命一触即发的态势。巴黎公社前后，俄国处于变动之中，面临走向何种发展道路的历史抉择。俄国这种不同于西方国家革命的态势和独特的社会发展情况，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

正如前面提到的，与现实相关的俄国革命形势以及关涉理论研究的俄国土地情况，这两方面构成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研究重点。为了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对俄国情况进行了专门系统的研究。他自学了俄语，通过俄国友人的关系，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马克思在1881年为自己开列的题为“我书架上的俄国资料”的书单中就涉及120多种。除了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关系史、统计资料之外，他还涉及革命民主主义者比如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民粹派作者的著作、《土地与自由报》、《民意报》等民粹派刊物以及1861年改革后反映俄国现实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学著作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10]。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结识了一些俄国朋友，主要是侨居国外的自由主义者；后来又认识了一些具有不同政治倾向和专门从事革命活动的政治活动家。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担任俄国通讯书记，在俄国革命者中享有极高的威信。19世纪60年代开始，马克思与流亡德、法和瑞士等国的民粹派思想家活动家交往和书信来往，从他们那里获悉俄国情况，而民粹派则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介绍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19世纪下半叶，俄国思想界围绕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俄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俄国自由派主张俄国应当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而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俄国民粹派则强调俄国社会的特殊性，认为俄国可以走一条与欧洲不同的道路，他们主张保存村社土地所有制，以公社作为桥梁，避免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走向社会主义。民粹派在《祖国纪事》《民意报》《往事》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亚历山大·赫尔岑作为民粹派的创始人首先提出了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他认为，俄国由于所存在的公社因而成为最临近社会主义的国家。俄国工人实质上是农民，工农不是两个阶级，而是“两种生活色彩”，农民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俄国未来的人物是庄稼汉”，“农民连同土地解放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11]。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民粹派另外一位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他的大部分观点与赫尔岑一致，但有几点与前者不同。比如，他并不认为村社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现成形式，而认为村社作为过渡形式，需要在以集体所有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转化为大生产后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另外，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已有资本主义，但还没有完全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情况还来得及扭转。1857年他写的《论土地所有制》一文论证了俄国村社是能够顺利地经营农业，避免资本主义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12]。1876年民粹派建立了一个全俄的秘密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879年8月，由于在策略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个派别又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两个组织。早在70年代之前，马克思就与彼·拉·拉甫罗夫、格·亚·洛帕廷和尼·弗·丹尼尔逊等俄国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建立起了联系，他们成了马克思的朋友和通讯员。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还结识了列·尼·加特曼、莫罗佐夫和维·伊·查苏利奇等人^[13]。

在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俄国问题上，民粹派的某些思想对马克思产生过很大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除了三个思想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以外，还应加上第四个来源即俄国革命民粹派主义^[14]。这一论断是否成立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但仅就俄国问题而言，民粹派对马克思的影响毋庸置疑。比如，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如果发展它特有的条件，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一切困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马克思明确表示，“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15]。

马克思晚年在与俄国革命家、活动家的一系列通信和札记中都对俄国社会发展、公社前景等问题做过论述，其中比较著名也是为人熟知的有这样几个文本。1877年，针对俄国民粹派主义思想家H. K.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曲解，马克思撰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2年，马克思考察了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情况形成的《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在这些通信和札记中，最受人关注也是引起最多解读的当然是1881年马克思写给民粹派女革命家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回信。

三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直接写作背景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51—1919年）是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之一。查苏利奇出身贵族，1878年1月24日，在出席彼得堡市市长的招待会时，查苏利奇曾用左轮手枪刺杀市长。之后流亡到瑞士，查苏利奇开始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同其他俄国流亡人员联系并组建团体组织，也就是劳动解放社的前身。

1883年11月，查苏利奇给恩格斯寄去一份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于当年9月13日在日内瓦发表的《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声明。该声明是劳动解放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阐述了该社的基本原则、宗旨和任务，为俄国社会思想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奠定了基础。这个声明谈道：“前‘土地平分社’的成员现在改变自己的纲领，决心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把俄国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纲领的单独政党，现在他们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劳动解放社，并同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彻底决裂。”^[16]这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德、维·伊·查苏利奇、列·格·捷依奇和瓦·尼·伊格纳托夫。劳动解放社积极开展活动，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出版并在俄国传播。1883年秋劳动解放社出版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892年，普列汉诺夫翻译并出版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该书的附录中收入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神圣家族》的部分章节；该组织还出版了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以及《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在这其中，查苏利奇先后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恩格斯对查苏利奇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给予很高评价，在给她的信中说：“我认为您译得好极了。”^[17]

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写信给在伦敦的马克思，她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18]。

信一开头，查苏利奇首先提到 “您的《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以至于“或多或少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中有很多人都在阅读和反复阅读它，而那些严肃认真的人则在研究它”^[19]。紧接着她谈到自己最关心的话题“俄国土地问题和我们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她说，“您了解得比谁都清楚，在俄国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多么引人注目。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这您是知道的。我国的进步书刊，如《祖国纪事》在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20]。

随后，她谈到了自己思考的公社两种发展方向，并且认为“二者必居其一”。一种情况是，“这种农村公社在摆脱了国库的漫无节制的要求、摆脱了偿付给地主的款项以及当局的蛮横专断以后，能够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在集体原则的基础上，逐渐组织自己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社会党人理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公社的解放及其发展”。而另一种情况则是，“如果与此相反，公社注定要灭亡的话，那么社会党人本身就只能去进行多少有些根据的计算，以便确定再过几十年后俄国农民的土地才会转到资产阶级手中，再过几百年后资本主义在俄国才能达到西欧那样的发展水平。那时他们就只需在城市工人中间进行宣传了，城市工人将经常被因公社瓦解无以为生而到大城市里找工作的大量农民所淹没”^[21]。

之后，查苏利奇提到了当时存在的一种观点。“最近以来我们经常听到一种意见，说农村公社是一种陈腐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所有一切最不容争辩的东西，都已断定这种陈腐的形式必然灭亡。宣扬这一论点的人，都自称是您的真正的门徒，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最有力的论据是：‘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有人反驳他们说：‘你们是用什么方法从他的《资本论》中推论出这一点的呢？他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分析土地问题，也没有谈及俄国啊’。您的门徒回答说：‘要是谈到俄国的话，他是会说这个话的。’”^[22]

可见，正是由于对这种观点感到迷惑，查苏利奇才写信给马克思，希望能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所以，在信的最后，她说：“您会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末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公民，我以我的同志的名义，恳请您给予我们这种帮助。要是时间不允许您就这个问题比较详细地阐述您的思想的话，那末敬请您至少以书信的形式谈一谈您的看法，同时还请允许我将它译出来在俄国发表。”^[23]

从马克思当时与其他人的通信来看，可以肯定马克思一接到查苏利奇的信就着手准备回答她的问题，况且马克思早在1880年12月就曾许诺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代表、该党机关报《民意报》编辑尼·亚·莫罗佐夫对有争议的俄国村社前景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而这一许诺一直未能兑现^[24]。事实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到3月初写了前三个草稿，他在1881年3月8日写了第四稿以及正式回复。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共拟了四个草稿，一个正式回复^[25]。

在交代了《查信》的写作背景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长久以来人们如此重视《查信》，本章下一节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