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基于“英国实践”展开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缘起及其方法论特征
第一节 缘起
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并非一开始就基于英国展开，而是在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后，才以“英国实践”作为其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焦点。作为一个德国进步青年与爱国主义者，青年马克思当然以挽救普鲁士封建专制奴役下的广大德意志劳动人民为己任，将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矛头直指普鲁士政府的反动统治，为德意志人民的解放探寻现实路径。遗憾的是，19世纪初的德国尚处于现代性社会建构的萌芽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充分，导致德国社会缺乏现代性特征，无法为马克思现代性社会的本质批判与超越提供充足的实践资料。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冲突”[1]。由此可见，当英法已经建立起完备的现代性社会体系并着手解决现代性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时，德国却在照搬英法经验，补习正在被英法反思而却被德国理论界奉为“初升朝霞”的“现代性之路”。因此，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当批判深入到“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并上升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时，“德国实践”就无法作为批判的现实依据了。而法国“现代性之路”伴随着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现代性社会建构的历史脉络并不清晰，无法客观地展现现代性社会形成与发展的一般性过程。而英国“现代性之路”内源性、先发性的特征，是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由德国转向英国的本质原因。因此，马克思将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焦点转向英国并非历史巧合与个人兴趣使然，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事实证明只有“英国实践”才能充分暴露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历史局限性，才能孕育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历史条件，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的建构开辟道路。
一 青年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著作对马克思的启示
霍布斯鲍姆指出，“马克思与拥有独特的英国经验的恩格斯（尤其作为一个实践的曼彻斯特资本家）建立了终身的伙伴关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2]。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一生的挚友与坚定的支持者，不仅在物质上给予了马克思一家巨大的帮助，也为马克思核心思想观点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资料。尤其在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过程中，恩格斯考察研究英国工业社会现实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著作，使得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批判发生了重大转向，即由基于德国的哲学批判、政治批判转为基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这些著作使得马克思意识到基于相对落后的德国社会现实展开现代性社会批判的局限性。只有基于社会矛盾充分暴露、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英国社会，才能实现对现代性社会本质的批判与超越。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就激动地写道：“这本书能够完成，完全要归功于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繁重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3]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于1842年至1844年在英国考察期间撰写的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生活境况的著作。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在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中，《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部不可缺少的著作，是一座路标”[4]。恩格斯通过对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英国城市的走访调研，以亲历者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处于英国社会底层广大劳动者的悲惨遭遇，揭露了机器大工业与人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事实，控诉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残暴无道，向广大工人群众表明了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并得出了社会主义应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结论。此外，恩格斯还亲自参与了席卷英伦三岛的宪章运动，对宪章运动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其失败的原因也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在恩格斯看来，英国工人阶级较之于欧洲大陆工人阶级具有更高的思想觉悟，更易掀起一场社会革命，并成功预言一旦英国失去工业品出口的垄断地位，社会主义运动即宪章运动后将在英国重生。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注释中写道：“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1845年这段时期，我只在某些地方提到，有关情况，请读者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5]的确，恩格斯对英国社会现实的描述以及书中搜集的大量统计资料，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重要素材，构成了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现实依据。
《英国状况，18世纪》是1844年恩格斯基于其在英国期间所见所闻，对现代性社会的形成与历史发展趋势进行初步分析研究的著作。在书中，恩格斯对英国启蒙运动进行了回顾，并将启蒙理性置于现代性社会建构历程中加以考察。恩格斯从社会革命角度来考察现代性社会的起源，“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6]。在他看来，英国之所以能率先爆发社会革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英国将启蒙理性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不是像德法那样将启蒙理性与哲学、政治相结合，将社会变革仅仅局限于思想领域。英国的社会革命最终引发了一场技术变革，由此开启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7]。毋庸置疑，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实践”的历史性考察，已经触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道出了唯物史观的真谛。而此时马克思正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现代性社会批判只局限于政治批判与哲学批判，对唯物史观的把握仅仅停留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层面，尚未触及社会存在领域。由此可见，在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恩格斯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比马克思更为深刻。恩格斯从“英国实践”出发，系统地论证了机器大工业对社会生产关系变迁的决定性影响，从而不仅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也为《资本论》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是恩格斯在旅英期间依据对英国社会现实的考察而写成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该文中，恩格斯以“英国实践”为现实资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初步考察，并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作用，得出了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点，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结论。更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以及对英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研究，将私有制作为现代性社会矛盾的根源，并将消灭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的建构问题。虽然《大纲》是基于恩格斯对英国社会现实的感性认识创作的，难免带有直观性、片面性的理论缺陷，但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具有决定性作用，直接促使马克思由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转向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是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对此，马克思评价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8]虽然两条批判路径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但是恩格斯基于英国社会现实的实践性批判无疑比马克思基于德国社会现实的哲学批判、政治批判更为深刻。从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的后续发展来看，由于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局限性，马克思选择了同恩格斯相一致的批判路径，即以“英国实践”作为现代性社会批判的切入点。可以说，《大纲》对于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英国转向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 英国“现代性之路”最具典型性
恩格斯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英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最具代表性的，而这种对立的根源“应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而“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得到最鲜明的证明”。[9]的确，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冲突尤为凸显，拥有一切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一小撮路德希尔德和万德比尔特之流”与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广大劳动群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社会的起源、发展与历史走向，最能反映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这一切恰恰只能在“英国实践”中得以呈现。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充分肯定了恩格斯早年对“英国实践”的研究价值：要想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明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趋势，就必须以资本主义发展最为成熟的英国社会为出发点。因此，马克思认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0]。在马克思看来，英国社会的典型性就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英国“现代性之路”具有先发性、内源性的特点，完整地呈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过程。英国“现代性之路”是在英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孕育而成，而不是像中国、日本等后发国家那样由外部输入的。英国“现代性之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到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贯穿于“英国实践”的每一个历史环节之中。正是通过对“英国实践”的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向读者全景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生成。在英国，源于14世纪的圈地运动导致了农奴制的解体，完成了工业劳动力的储备，为雇佣劳动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历史前提。与此同时，英国从17世纪起的大规模殖民扩张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改革，19世纪初英国率先完成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标志着现代性社会生产方式的最终形成。由此可见，英国“现代性之路”充分展现了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生成的历史路径，对马克思从社会基本矛盾角度解读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论证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历史过渡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最为成熟，社会矛盾已经充分暴露。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在19世纪初的欧洲是最为成熟的，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就生产方式而言，英国是世界上首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建成了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生产方式。其次，就经济成果而言，在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下，英国对外贸易额急速攀升，工业品出口保持垄断地位，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出口贸易总值是工业革命初期的10倍。[11]最后，就政治制度而言，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的全面确立，英国资产阶级在1832年议会改革中顺利控制了议会从而执掌国家政权。而在马克思看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最鲜明特征就是社会内部矛盾的充分暴露。正如《资本论》序言中所说那样，“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转——没有生产的从而没有市场的经常而迅速的扩大，这种运转就不可能进行——，已趋于停滞”[12]。随着国内国际市场的逐渐饱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恶果开始在英国显现。国内生产过剩从而导致商品过剩、资本过剩、人口过剩，进而引发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伴随着英国工业品出口垄断地位的丧失以及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境况降到了历史低谷，加剧了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是激发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根本动力。恩格斯指出，“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其他国家却刚刚踏进那个时期”[13]。正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英国，个别社会部门的有序生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矛盾才能得以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经济学所鼓吹的历史终结论才越发受到质疑。
第三，德国、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较为滞后，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完全建立。与英国相比，法国“现代性之路”则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这就造成了资产阶级似乎只凭暴力手段从国王手中夺取政权从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假象，很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中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从法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来看，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这一现代性社会产生的历史前提在“法国实践”中表现得并不明显。直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依旧占主导地位，造成了劳资分离的不彻底，导致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从严格意义上说，法国的工业化不仅在时间上落后于英国，而且在技术上是由英国输入的。因此，其生产力的变迁并不具有内源性，无法客观地描述生产方式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一般性过程。
而德国“现代性之路”则是由国家主导的，其目的是提升综合国力以便同英法争夺欧洲霸权，其实质是对英法社会制度的模仿。因此，德国“现代性之路”并不是内部自主生成的，而是由外部输入的，不具有代表性。如果以“德国实践”作为研究现代性社会历史生成的切入点，就无法客观地说明现代性社会起源的一般性过程，从而也就无法找出其中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线索。马克思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将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焦点转向英国。
此外，从社会内部矛盾角度来说，德法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英国所呈现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社会阶级矛盾，而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前现代性社会阶级矛盾。这表明德法两国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正处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过渡期。正如马克思所说：“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14]因此，德法两国的社会现实无法揭示现代性社会的一般规律，从而也无法成为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现实依据。
三 “物质利益”的困惑：从社会意识批判转向社会存在批判
马克思之所以将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焦点由德国转向英国，其本质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延续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批判路径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仅仅局限于社会意识领域的批判，即政治批判与哲学批判，无法触及社会现实，由此也无法达到对现代性社会本质的认识。“物质利益”的困惑促使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并由哲学批判、政治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由社会意识批判到社会存在批判的现代性社会批判转向。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在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15]德国落后的社会现实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匮乏，无法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详尽的现实依据与充足的理论资源。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以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英国社会作为现实依据，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现代性社会本质的批判。
从本质上来看，青年马克思之所以将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作为现代性社会的批判路径，这与当时德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19世纪初的德国仍旧处于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状态，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各邦国设置的关税壁垒以及落后的工业基础严重阻碍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当英国、法国接连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陆续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德国仍旧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其社会生产方式尚不具有现代性社会的特征。这就使得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国进步知识分子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作为首要目标，也就是要摧毁德国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与政治制度。因此，基于德国社会现实的哲学批判、政治批判只是前现代性社会批判，而落后的社会现实又阻碍了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对此，恩格斯就指出：“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1830年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16]只有当马克思将“英国实践”作为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现实依据，才能实现由哲学批判、政治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才能将现代性社会批判由社会意识批判提升到社会存在批判的高度。
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批判起始于基于宗教的哲学批判，其本质原因就在于普鲁士作为德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仍旧以宗教神学作为其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德国启蒙运动必定是一场宗教哲学式的意识形态革命。青年黑格尔派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将击破基督教神学作为其阶级使命。而青年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自然是延续其哲学批判路径，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自我意识原则相结合作为反抗普鲁士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试图从中探寻德意志民族解放的革命路径。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指出，“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7]。在此，马克思思想带有清晰的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虽然马克思已经将黑格尔哲学进化为无神论，但是依旧无法摆脱绝对精神的阴影，自我意识只是绝对精神的翻版。马克思将自我意识作为批判德国封建专制的尺度，其目的在于通过自我意识蕴含的自由意志摧毁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宗教神学理论，致使自我意识冲破神学禁锢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而这种自由与解放只能是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自由与解放，而不是人在社会现实中的自由与解放。不过，马克思很快就意识到，将社会批判局限于哲学批判的弊端，即脱离现实生活。他指出：“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18]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自我意识的理解已经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到了自我意识应与客观现实相结合这一关键性问题。在此，马克思虽然依旧没能摆脱客观唯心主义的束缚，但是已经意识到了哲学批判应以社会现实为根基，而不是将宗教批判作为哲学批判的出发点。因此，只有将批判的对象由“天上的迷雾”拽回到“世俗的现实”之中，才能实现对现代性社会本质的批判。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重要转折点，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撰稿经历，使得马克思更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基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才能彻底揭露宗教的本质，摧毁普鲁士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在触及德国社会现实之后，马克思以自由理性为原则取缔以自我意志为原则的宗教批判范式，逐渐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期间，马克思通过对普鲁士当局一系列专制统治行径的报道与谴责阐明了宗教的起源，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依靠宗教禁锢人的思想，压制人的自由理性的反人道反科学本质，实现了由哲学批判到政治批判的逻辑转向。马克思的政治批判是围绕国家、法、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的。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论新婚姻法草案》等法律辩论中，马克思抨击了普鲁士当局为了消除异己延续其反动统治，通过法律手段剥夺民众舆论自由的“基督教国家”体制。“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19]由此，马克思揭示了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来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决一切”[20]。由此，马克思首次触及社会交往关系领域，这无疑成为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理论转折。但此时的马克思所关注的社会交往关系依旧是抽象的、狭隘的、浅显的法权关系，其社会交往理论就是“某种黑格尔式客观理性的外部支架”[21]。此外，马克思通过《莱茵报》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引入德国，使得《莱茵报》成为在德国宣传共产主义思潮的基地，由此彻底激怒了当局。1843年1月《莱茵报》被当局封杀，马克思被迫辞职，流亡巴黎。
在《莱茵报》以及随后的《德法年鉴》工作经历中，德国社会暴露出的诸多现实问题以及普鲁士政府的反动统治，促使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信徒逐渐走向其反面，“物质利益”的巨大冲击使得马克思意识到有必要对作为当时普鲁士官方哲学的黑格尔法哲学进行反思与批判。于是，马克思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进行解构。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的研究首次触及社会历史领域，通过对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考察，马克思深化了对所有制关系，阶级国家的产生以及国家与法之间关系的理解，为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首先反驳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自在自为”的伦理实体，而是人“社会特质”与“活动的方式”的反映。因此，国家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精神实体，国家职能必须通过现实的个人来实现。这使得马克思意识到政治批判就是对德国现存不合理的国家制度的批判，就必须“向德国的制度开火”。接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考察，指出国家的存在必须以“家庭”与“市民社会的人”为前提，进而否定了黑格尔从国家推导出市民社会的逻辑路径，得出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存在的现实基础这一正确结论。正是对这二者关系的拨乱反正促使马克思意识到政治批判的局限性，仅仅将国家作为批判的对象并不能揭露藏匿于国家幕后的社会根源，无法实现对现代性社会本质的批判。故而，马克思将批判的矛头由政治国家转向市民社会，并且意识到只有深入市民社会内部才能揭示现代性社会的本质。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写的传记中强调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重大转折意义，说明了马克思由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并认为德国社会现实不足以支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而当时要切实地研究这门科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可能。”[22]正是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需要，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由德国转向英国。只有“英国实践”才能满足马克思对社会存在批判的需要，才能揭露现代性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根源。
1842年至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的考察经历，促使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由社会意识的批判转向社会存在的批判，尤其是恩格斯的天才之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揭开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幕。马克思在巴黎流亡期间潜心研读英国政治经济学著作，并对斯密、李嘉图、穆勒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了摘录与评述。这些关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摘录与评述形成了《巴黎笔记》的10个笔记本（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3个笔记本）。《巴黎笔记》标志着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批判跳出了基于德国社会现实的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的理论瓶颈，转向基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存在批判，开启了以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现代性社会的新篇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利润、工资、地租三大收入来源的分析研究，揭示了现代性社会的内部经济结构，从异化劳动入手批判了基于私有制的现代性社会异化现实。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时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所依据的还只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尚未直接触及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其批判的逻辑路径正处于由基于德国社会现实的社会意识批判向基于英国社会现实的社会存在批判的转变过程之中。直到首次赴英考察后，马克思才将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焦点由德国转向英国，并基于“英国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
1845年7月至8月马克思在恩格斯的陪同下首次赴英国曼彻斯特考察。这次考察虽然短暂，但对于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而言却是一次重大转折，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曼彻斯特之旅使得马克思首次直接触及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社会现实，这彻底改变了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逻辑路径。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取代了正处于封建专制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德国社会现实，成为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现实对象，实现了由社会意识批判转入社会存在批判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重大转向。此前，马克思基于普鲁士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德国社会现实的批判，从社会存在意义上来说只能是对前现代性社会的批判。而就社会意识而言，马克思基于德国社会现实而进行的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是针对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由此可见，以前现代性社会存在为基础对现代性社会意识进行批评显然是前后矛盾的，即批判对象与批判依据的不一致。因此，青年马克思对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是不彻底的。可以说，只有基于“英国实践”的批判才是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真正开端。
马克思首次赴英考察的成果就集中体现在《曼彻斯特笔记》中。在该笔记中，马克思基于在英国考察期间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剖析，这其中就包含了对英国社会历史的总体性研究，对英国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机制的考察，对英国工业化过程的全面分析以及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解读。由此可见，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是以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为批判依据，而不是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仅仅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现代性社会批判的依据。此外，该笔记还涉及马克思对英国社会主义的评述，从中可以看出英国社会主义尤其是李嘉图派社会主义也对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批判产生了一定影响。
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的迅速蔓延，马克思成为比利时政府的头号驱逐对象，被迫重返巴黎。此后，在德国工人阶级的资助下，马克思回到科隆与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并参与领导当时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随着革命被当局镇压，《新莱茵报》再次被封杀，马克思再次被驱逐回到巴黎。此时，路易·拿破仑已掌控政权并进行军事独裁统治，法国再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的容身之所。1849年8月24日，马克思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伦敦定居，直至1883年去世。
在定居伦敦期间，大英博物馆丰富的馆藏书籍为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料。也正是在大英博物馆，马克思有幸研读了洛克、休谟、斯密、李嘉图、边沁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英文原著，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摘录的只是法文与德文译著，这无疑推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与此同时，英国发达的工业体系、激烈的劳资冲突以及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成为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现实依据。此外，“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23]。英国完善的国家统计制度为马克思搜集整理数据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马克思的相关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因此，“英国实践”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现实依据。恩格斯就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对于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际例证的著作来说，采用英制计量单位是很自然的。”[24]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晶的《资本论》，确是以“英国实践”为现实依据创作的，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对“英国实践”的批判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批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为基础，批判性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对“英国实践”全面细致的剖析，系统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阐明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并指明了重建现代性社会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