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英国实践”诠释现代性社会的本质内涵
“现代性社会”就是指16世纪以来，基于欧洲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全新社会组织模式。“现代性社会”具有二重性，既包含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社会意识领域的相关特征，也包含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等社会存在领域的相关特征，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有机统一体。就近代欧洲各国的实践而言，英国社会组织模式最具现代性特征。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促使英国形成了现代生产方式、现代政治制度与现代文化，因而使得英国社会具有了现代性社会的特征。在此，我们将“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积累的经验和发展方式”暂且统称为“英国实践”[29]。可以说，“英国实践”是现代性社会生成与发展的缩影，具体而言：英国圈地运动与殖民扩张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历史起点；“英国工业实践”完成了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跨越，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根本动力；“英国制度实践”开创了人类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现代性社会的政治基础；“英国文化实践”树立了尊科学反迷信的社会风尚，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文化特质。正是因为“英国实践”诠释了现代性社会的本质内涵，马克思才以英国社会作为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现实依据，揭示了现代性社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内在机理，指明了现代性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
（一）以资本原始积累为历史起点
资本原始积累是现代性社会的开端，它造就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使得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资产者手中，参与直接生产的劳动者沦为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由此催生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使用暴力手段掠夺封建自耕农土地与殖民地财富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而英国的农业革命与殖民扩张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真实写照，为日后的机器大工业这一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
一方面，农业革命是现代生产方式得以实现的基础。英国是最早进行农业革命的国家，以圈地运动为核心的农业革命奠定了英国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为日后的机器大生产创造了充足的雇佣劳动力与有利的经济环境。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直接导致了东西方的商贸中心逐渐由拜占庭、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中海地区转移至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伴随着这一变革，英国的进出口贸易飞速增长。而以优质羊毛制品享誉欧洲的英国为了从羊毛出口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便将羊毛产业作为英国的支柱产业。由此，扩大了羊毛产业在英国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刺激了英国各地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圈地运动由此产生。由于同等面积的牧场带来的收益是同等面积耕地收益的两倍，因此，贵族、地主、高级僧侣逐渐将自己手中的土地改造成为饲养绵羊的牧场，并开始以暴力血腥手段侵吞自耕农土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议会颁布《公有地围圈法》，宣告了公有土地私有化的合法性，导致圈地运动在英国各地迅速蔓延，加快了英国农业革命的进程。
由圈地运动引发的英国农业革命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具有以下两大推动作用：第一，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人口的增长。圈地运动使得大量土地被少数贵族、农业资本家占有，有利于集中优势资源通过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兴建农业基础设施等手段对土地进行改良，有效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随着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其价格也随之降低，下层民众购买力增强，为日后的机器大工业提供了粮食保障。第二，圈地运动使得农业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化，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奠定了生产关系基础。圈地运动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谋生，这不仅加速了英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且为即将到来的机器大生产提供了产业后备军。农业革命使得英国农民身份发生了质的改变，实现了由自耕农向雇佣工人的历史性转变，为机器大工业所需的雇佣劳动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英国在欧洲争霸战争中的胜利为英国赢得了广阔的殖民地与贸易特权，进一步开拓了新兴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霍布斯鲍姆指出：“英国在18世纪的政策是系统的好战政策。”“与某些对手如法国相比，英国准备着让一切外交政策全都从属经济目标，其战争无不为商业目的服务，这基本上也等于是为海军目的服务。”[30]英国之所以能够使其殖民地遍及整个世界，并一跃成为18、19世纪的世界霸主，主要归因于英国在三次对外战争中逐个击败竞争对手，为其殖民扩张政策扫除了障碍。英荷战争的胜利逼迫荷兰承认《航海条例》，使得欧洲金融中心由阿姆斯特丹转移至伦敦。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占领了直布罗陀海峡，控制了进出地中海的航线，并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黑奴贸易垄断权。在七年战争中，英国联合普鲁士击败了老对手法国，并夺取了加拿大等法国殖民地。正是这三场决定性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现代生产方式在英国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支持。
英国通过战争从欧洲各列强手中抢夺来的殖民地，不仅扩大了其殖民空间，而且为日后成千上万的工业产品找到了销路。16世纪以来，英国本国市场已经日益无法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这促使英国开始走向殖民掠夺的对外扩张道路。随着英国国力的日渐强大，其竞争对手被逐一击败，使得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各大洲，拓宽了自由贸易的空间范围，为资本的无限增殖开拓出了新的地理空间。由此，英国掀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和残暴的一页。从非洲贩卖黑奴，到美洲劫掠金银，再到印度殖民侵略，英国的现代化之路沾满了各大洲人民的鲜血。对此，马克思愤怒地写道：“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穷的人为的手段。”[31]虽然殖民扩张扩大了人类社会交往的空间，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但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广大殖民地人民利益为代价的，是一段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掠夺史。
（二）以工业技术为社会动力
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现代性社会同样也是人类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即工业文明的产物。“英国工业实践”表明，现代性社会的内在动力就源于机器大工业。英国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格兰中部地区，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生产和科技革命。“它超越了所有的技术进步，克服了人类和动物肌肉力的限制，让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能源产生的动能。……它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生产与生活。”[32]伴随着一系列技术发明与理论创新，机器大生产的浪潮很快在整个英伦三岛上蔓延开来，紧随其后的法国、普鲁士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新生的北美地区也纷纷效仿英国，步入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轨道。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一次重大飞跃，实现了由“手推磨”向“机器磨”的转变，彻底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形成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现代生产力。马克思也充分肯定工业革命所取得的辉煌物质成果，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对人类历史做出的最伟大贡献。
“英国工业实践”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在技术领域的本质特征，即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的全面超越。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设备代替以风力、水利、畜力驱动的简单机械，以集中使用蒸汽机的工厂代替分散的手工业劳动工场，标志着现代性社会生产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33]工具机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手工业的生产模式，工人手中的工具被工具机所替代，产品的质量与数量摆脱了劳动者技艺、体力的限制，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工具机的不断改进也是英国得以爆发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尤其表现在作为英国民族工业的纺织业上。霍布斯鲍姆指出，“棉纺织业是第一个进行革命的行业……是唯一一个由工厂或‘制造厂’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工业”[34]。英国棉纺织工场与欧洲大陆相比其优势就在于工场相对集中、技术革新快、生产高效。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被视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工具机在手工业工场中的广泛使用标志着以简单分工协作与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传统工场手工业逐渐淡出历史，为日后的机械化工厂奠定了技术基础。而1769年、1785年水力纺纱机与水力织布机的相继问世，使得机器的动力不再局限于人的肌肉力。水力能够带动更多的工具机，有力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不仅如此，水力在纺织行业的运用使得众多分散的棉纺织业工场集中于河流两岸，逐渐形成工业化城镇，有利于技术的进一步改良。与此同时，工业人口集中为日后的机器大工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形成了现代工厂的雏形。正是棉纺织业一系列工具机的发明与改良促使棉纺织业具备了率先实现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演变的可能性。
但是，仅仅依靠工具机的发明与改良还不足以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原因就在于驱动工具机的动力引擎上。在蒸汽机广泛运用之前，工场手工业中工具机的动力来源依旧靠水力、风力等自然力来驱动。由于水力、风力不受人类控制，并且很不稳定，工场选址也受到苛刻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不易于大规模生产，严重制约了社会生产力。在当时，虽然蒸汽机已被运用于矿业等极少数行业，但大多只是作为辅助设备投入使用，主要工作还需依靠人力、自然力来完成。纵观17、18世纪的西欧科技史，蒸汽机并不是英国的专利。早在17世纪末，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与塞缪尔·莫兰就率先提出了用蒸汽作为动力驱动机械的构想，并制造出了世界上首台蒸汽机模型。早在英国大规模建立蒸汽机工厂之前，欧洲大陆就已经出现了在个别领域使用简易蒸汽机代替人力的先例。可以说，欧洲大陆的科技发展水平并不次于同时代的英国，甚至在某些制造业领域还超越英国，但为什么英国却能后来居上，凭借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抢得了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先机呢？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35]由此可见，英国工业革命并非源于先进高超的技术工艺，而是技术的实用性改良与普及的结果。
霍布斯鲍姆认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极为平常，其技术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或者说，绝不会超过木匠、磨坊制作匠和锁匠的创造能力”[36]。的确，如果英国仅仅停留于蒸汽动力技术、棉纺织技术、焦炉冶铁技术这三项技术的基础性发明，那么这些技术就无法在制造业的各个领域中被实际应用。蒸汽机对于工业革命的决定性作用就在于瓦特的实用性改良，这一改良使得蒸汽机得以迅速在各行业中推广，蒸汽机的运用得以普及。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最先创造出蒸汽机的欧洲大陆为何没有引发一场产业革命的原因。
新技术的基础性发明并不足以引发一场生产方式的革命，只有对其进行实用性改良使其得以推广普及，这才是英国工业革命在技术层面上得以发育的精髓。从英国的技术实践来看，首先，技术改良从实践中汲取灵感，有助于技术的完善。瓦特在纽卡门蒸汽机的基础之上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提供牵引力的蒸汽机，这一历史性成就要归因于他的生产实践。他在伦敦一家机械制造工坊做学徒时，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蒸汽机，并能亲自考察分析它们的工作原理。在蒸汽机的改良过程中，他参与了多种蒸汽机的建造，并将自己的改造成果进行多种实用性测试，使其能够适应不同行业的需要。其次，技术的改良促进了各工业生产部门之间的技术交流，有助于技术的创新。多数技术的基础性发明成果并不能较好地适应工业的实际运用需求。这导致必须对现行的工业生产模式进行改造，而由此大大增加了技术发明向工业生产转型的费用，这给技术的普及与实际应用带来了极大的障碍。而技术在改良过程中汇集了团队智慧的精华，科研成本也大大降低，推动了技术的创新。例如，在康沃尔（Cornwall）地区的蒸汽抽水机改良过程中，科研人员的相互交流通力合作大大提升了技术创新的能力。此外，这一地区所有煤矿经营者对科研经费的集体资助，刺激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最后，技术的实用性改良，使得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能够走出国门引领世界。18世纪英国运用的焦炉冶炼技术由于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资源而无法被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所接受。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工程师的改良使其有利于节约包括煤炭在内的各种原材料的耗费，最终导致法国放弃了原始的木炭冶炼技术，而从英国引进了新式的焦炭冶炼技术。由此可见，技术的改良扩大了其自身的运用范围，加快了先进技术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加强了工业革命对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广泛推动作用。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此种工业发展处于众多小企业家和传统技术工匠的能力范围之内，20世纪谋求工业化的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或能拥有类似的有利条件”[37]。的确，正是由于一系列工具机的发明以及对动力系统的改良才导致了工场手工业这一生产模式被彻底瓦解，使得英国具备了工业化的条件，最终孕育出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革命，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生产力，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动力基础。
（三）以民主为政治基础
以民主取缔君主专制是现代性社会政治制度的显著特征。“英国制度实践”将人从封建人身依附中拯救出来，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为现代性社会在英国发育生根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纵观17世纪的欧洲大陆各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依然是最为普遍的政体。封建社会各阶层严格的等级制度、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频繁征伐以及重农主义倡导的兴农抑商政策构成了专制主义的沃土，严重阻碍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使得英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从而确立了君民共治的政治格局。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为现代性社会的建构奠定了政治基础，构成了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
君权神授是君主独揽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精神支柱。而作为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学说奠基人的约翰·洛克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以“君权民授”论反驳“君权神授”论。在论证政府起源时，他借助自然法强调君权神授是没有任何经验事实基础的。由此，他否定了封建教会与封建领主充当政府权力施行者的角色，颠覆了神权与君权的合法性。洛克认为，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在道德行为上是无法自足的，从而引出了建立社会公共管理机构的重要性。政府的权力是人民通过契约的形式赋予的，因此，政府有服务于人民的义务。他进而指出，立法权是人民赋予政府行使的最高权力。他说：“立法权之所以是社会的立法权，既然是因为它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和每一个成员制定法律，制定他们的行为的准则，并在法律被违反时授权加以执行，那么立法权就必须是最高的权力，社会的任何成员和社会的任何部分所有的其他一切权力，都是从它获得或隶属于它的。”[38]是故，享有这一权利的立法机关应该是能代表人民意愿的，那就是议会。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可以看作是洛克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实践产物。光荣革命结束了英国君主独裁的局面，保障了英国公民对财产的私有权，确立了议会至上的政治基本原则。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更是对英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赞赏有加。他继承了孟德斯鸠的宪政思想，认为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是两种极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是找不到先例的。他在《文明社会史论》中明确指出，“完美的民主政体和彻底的专制政体似乎是相去最远的两种政体，是对立的两个极端。在第一种政体中需要尽善尽美的道德，而在第二种政体中则可能产生彻头彻尾的腐败”[39]。因此，他更倾向于共和政府，即一种民主制与君主制的混合体。在这一政体中，平民与贵族势均力敌，从而使得美德得以保存，有利于实现公民的自由。总的来看，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对建构现代性社会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君主立宪制削弱了君主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将资产阶级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权利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英国君主立宪制正式得到确立，代表英国先进生产力的工业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为英国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理想开辟了道路。《权利法案》颁布不久之后，英国议会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实力的改革。议会的规模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并向下议院倾斜，进一步赋予了下议院更多的职权，有助于一系列促进生产力发展政策的推行，巩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君民共治的混合政府逐渐由向国王负责转向对议会尤其是下议院负责。国王被架空，议会被下议院所掌控，从而成为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统治工具。
第二，君主立宪制推动了英国社会的法制化建设，使英国走向了依法治国的现代化道路。议会通过立法的手段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在行使国家管理职权上的合法性地位，加强了对国王行为的监督与规范，有效防止封建势力的卷土重来。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法律规定，国王必须征得议会的同意才能向人民征税。这不仅有利于工厂主将更多的利润投入到新机器的研发中，而且为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专利法的实施有助于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了他们从自身科技成果所创造的社会经济效益中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激发了科技工作者开展科研的积极性，有力地刺激了英国的科技进步。此外，法律进一步取消对自由贸易的限制，为资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间提供了便利，且加强了世界各地区的联系，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君主立宪制有利于议会对国家的统一管理，为一系列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政治保障。在17世纪的法国，各地贵族乡绅拥有极大的自治权，并且对王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一些全国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穿越了各封建领主的私有领地而被迫中止，一些法案由于损害了个别贵族乡绅的利益而无法得到有效实施。而在英国，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却可以通过议会保障其有效实施。英国的政治体制变革使权力集中于议会，从而有利于议会对国家的有效管理，增强了议会对社会各阶层的统治力，保障了诸如圈地运动、自由贸易、殖民战争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顺利进行。
人的政治解放是建构现代性社会的政治前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创了人类民主制度的先河。“英国制度实践”将代表现代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推向了历史的前沿，社会的法制化进程与有效的集中管理模式为现代性社会的建构注入了无尽活力。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奠定了现代性社会的制度基础，建立起了与机器大工业相适应的现代政治制度。
（四）以启蒙理性为文化特质
启蒙运动所蕴含的理想主义精神有效地推动了英国社会各领域的改革，是“英国文化实践”的精髓所在。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艾伦指出，“英国文化在这一时期沿着一条相对独特的路径发展起来，这条路径所承载的文化环境特别有利于开展各种发明创造活动，进而推动工业革命登上历史舞台”[40]。以大众化、经验主义、消费主义为特征的英国启蒙理性构成了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思想上层建筑，这无疑给现代性社会的建构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为现代文化的普及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
首先，英国启蒙理性植根于中下层民众的意识之中，为现代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美国学者莫凯尔认为：“工业启蒙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源于坚信受自然法驾驭的宇宙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依靠科学人类就能认识掌握其中的奥秘。”[41]现代性社会是一场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它需要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指导，从而引导人们用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来探索和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西欧中世纪封建教会所宣扬的神创论对当时科学思想的推广与技术创新起到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哲学的神秘主义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抹杀了人们追求真理的美好愿景。因此，科学事业要想得到兴起，就必须破除迷信，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对待人类身处的物质世界。
在英国，“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42]。16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运动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思想言论自由开辟了道路，科学的世界观在英国公众中逐渐形成。而随后17世纪掀起的英国启蒙运动唤醒了英国大众的自我意识，使得人们从中世纪神对人精神世界的统治中彻底解脱出来，成为自身精神世界的主宰。英国启蒙运动的文化特质就在于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不是像欧洲大陆那样，仅仅停留于精英阶层。通过“科学协会”“科学研究会”“共济会讲座”“咖啡屋演讲”等政府机构和民间举办宣讲活动[43]，启蒙理性由一种资产阶级精英文化转变成了深入社会基层民众头脑中的大众文化，为崇尚科学摒弃迷信的英国现代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教育在英国的普及也是启蒙理性得以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指出：“尽管国家从下层人民的教育中没法得到什么好处，对下层人民的教育仍然很值得国家的关注，让他们不至于完全没有受到过一点教育。……有教养、有理智的人民的行为总是要比愚昧和愚蠢的人民行为更为得体和有秩序。”[44]据统计，在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英国民众的识字率从6%上升到53%，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育大国。[45]培根那句至理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当时英国民众接受启蒙理性，热衷于学习实用知识和技能的真实写照。教育的普及不仅提升了英国工人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技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机器大工业储备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正是对现代大众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才孕育了诸如阿克莱特、哈格里夫斯、瓦特、史蒂芬孙等英国杰出的平民发明家。
其次，英国启蒙理性所蕴含的经验主义特质使得实用主义成为“英国文化实践”的主基调。霍布斯鲍姆在考察英国启蒙理性时就强调，“在哲学上，它（指英国启蒙运动，笔者注）倾向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这与它作为一种从科学中汲取力量和方法的意识形态，极为相称”[46]。确实，英国启蒙理性中所蕴含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使得英国人能将科学理论与技术应用相结合，这也促使理论实验最终转变为促进现代生产方式形成的技术成果。这是信仰唯理论的欧洲大陆国家传统文化中所不具备的。英国历史学家雅各布指出：“法国人虽然擅长理论推导，但要论动手实践的能力则英国人明显占上风。”[47]法国的工艺并不逊于英国，但是法国的科技成就仅仅停留在了理论层面或是实验层面，无法应用于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之中，因而也不可能将科技成果转变为实际的经济效益并加以推广。正是由于经验主义的思维范式在英国人头脑中的根深蒂固，才导致英国人比法国人更具有功利性，更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能有效地致力于寻找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变为实际产出的现实方案。
最后，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启蒙理性诸要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英国商业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本地制造业技艺的日新月异，新兴消费品陆续登入英国市场，这激发了英国民众的消费热情。新兴消费品对消费的刺激，导致英国民众产生了增加收入的急切渴望，进而形成了社会各阶层加倍努力工作的优良社会风尚。苏格兰著名经济学家詹姆士·斯图亚特指出，“在古代世界，人们之所以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那是因为他们是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奴隶；而到此时，人们之所以同样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那是因为它们已沦为受自己那无止境的消费欲望所支配的奴隶”[48]。斯图尔特将前商业社会与现代商业社会进行比较，由此说明了人们勤劳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原因，由此体现出现代商业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消费需求刺激促使民众辛勤工作，工作技能因此得到提升；而消费的需求又刺激了工厂的生产，生产工艺因此得到了改进。正是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为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英国文化实践”赋予启蒙理性以全新的内涵：启蒙运动不再是上流社会的精英运动，而是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理性不再拘泥于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是基于感性经验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启蒙理性不再局限于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而是塑造了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全新生活方式。正是英国启蒙理性所独有的大众化、经验主义、消费主义的思想底蕴，构筑了现代性社会的文化根基。
“英国实践”全景展现了现代性社会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近代英国社会各领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集中展现了现代性社会在经济领域、技术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本质特征。资本原始积累创造了巨大的产业后备军，拓宽了资本的增殖空间，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历史起点；技术领域的一系列改良与创新造就了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现代生产力；君主立宪制为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启蒙理性营造了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英国实践”为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提供了必要的现实依据，是破解人类社会历史奥秘的钥匙。正是基于对“英国实践”的总体性考察，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由历史结合到历史分离的发展过程，从而揭示了现代性社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内在机制，指明了现代性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向。
[1]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1023/c64094-27730625.html。
[2] 邹诗鹏：《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的发现、批判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4] 乔瑞金：《试论跨越“英国实践”的马克思哲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5]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6] [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7] Edward Shils，“The Virtue of Civil Society”，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26，No.1，1991.
[8] [英]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汪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9] 吴易风：《马克思经济学来源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袁立国：《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白刚：《黑格尔、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哲学》2015年第9期；王庆丰：《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2013年第8期；赵义良：《整体性维度下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重意蕴》，《人文杂志》2013年第9期；郑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11期；陈俊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10] 周思成：《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奢侈品理论与马克思奢侈品理论的古典渊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9期；周可：《青年马克思论贫困——兼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贫困观》，《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徐行：《工资理论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的发展》，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王嘉：《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论的比较——读〈国富论〉与〈政治经济学赋税原理〉有感》，《中国集体经济》2007年第11期。
[11] 钱乘旦：《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2页。
[12] 钱乘旦：《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沈汉：《英国宪章运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潘涧涵：《“合法革命”的道路行不通——英国宪章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历史教学》1966年第5期；江宗植：《英国工人运动的新篇章——宪章运动》，《历史教学》1981年第1期。
[13] 关勋夏：《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李柏红：《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河北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4年；李柏红、宫敬才：《费边社渐进主义思想研究》，《人民论坛》2013年第10期；曹绍濂：《费边社思想的批判》，《武汉大学学报》1956年第6期。
[14] 孟艳：《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改良主义成因分析》，《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王雪：《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改良主义倾向的再认识》，《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5] 门静雅：《19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人贵族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刘淑青：《19世纪末英国工人贵族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德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8期；吴木生：《近代英国工人贵族的形成与危害》，《历史教学》1982年第5期。
[16] 魏泳安、王学俭：《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生成的三个论域》，《学术论坛》2015年第1期；吴雄丞：《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典》，《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4期；姬丽芳：《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焦佩峰：《重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以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平等观的批判为切入点》，《江苏大学学报》2014年第11期。
[17] 米慧娟：《读〈乌托邦〉——析托马斯·莫尔设想的公有制》，《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陈秀丽、杨永志：《莫尔“乌托邦”式社会主义价值观探析》，《学术交流》2014年第7期。
[18] 曹萍：《从托马斯·莫尔到罗伯特·欧文——兼论近代英国乌托邦思想的演变》，《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黄徐箐：《论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学理论》2011年第5期；林炎章：《论欧文的空想共产主义特征》，《科社研究》1982年第10期。
[19] 谢新：《论英国李嘉图式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科教论坛》2014年第7期；田永胜：《威廉·汤普逊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研究》，《道德与文明》1995年第4期；王铁生：《托马斯·霍吉斯金主要观点评析》，《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
[20] 陈挺：《马克思和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思潮关系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21] 邹诗鹏：《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思想史效应》，《哲学研究》2013年第10期；刘乃源：《通往自由之路——自由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的批判及超越》，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22] 林海燕：《马克思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华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付永辉：《马克思自由观》，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3] 孙曙生：《通往自由的道路——古典自由主义法治思想研究》，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姜丽：《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伦理的批判与超越》，《齐鲁学刊》2016年第2期；黄其松：《走出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困境——从自由主义的悖论到马克思的批判性建构》，《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4] 陈华森：《个人·社会·和谐——政治思想视野下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韦冬主编：《比较与争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理论、问题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凯：《近代英国个人解放与资本的发展》，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刘日明：《马克思对个人主义及其幻想的批判》，《人文杂志》2014年第3期；张盾：《马克思与近代政治个人主义》，《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9期。
[25] 邓正来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6] 臧峰宇：《苏格兰启蒙运动与青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项松林：《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市民社会的启蒙》，《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李虹、项松林：《在洛克、孟德斯鸠与黑格尔之间——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论市民社会与国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张翼飞、张国清：《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建构公民社会的渐进路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27] 崔予姝：《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蒋红：《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创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魏建国：《自由与法治——近代英国市民社会形成的历史透视》，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28] 乔瑞金：《试论跨越“英国实践”的马克思哲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9] 乔瑞金：《试论跨越“英国实践”的马克思哲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0]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3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7页。
[32] [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蒋永军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34]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5页。
[36]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37]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38]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2页。
[39] [英]亚当·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王绍祥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40] [英]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毛立坤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0页。
[41] Joel Mokyr，The Gifts of Athena：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29.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43] Margeret Jacob，Scientific Cultural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We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32.
[4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张晓林、王帆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89页。
[45] Robert C.Allen，“Economic Structur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urope，1300-1800”，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Vol.4，No.1，2000，p.18.
[46]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页。
[47] Margeret Jacob，Scientific Cultural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We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05.
[48] James Stuart，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Pickering & Chatto，1998，p.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