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就本书研究方向而言，西方学者更倾向于基于“英国实践”对现代性社会进行反思，而不是将其置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加以考察，这与“先扬后抑”的英国历史发展路径紧密相关。伴随着英国工业化的完成，“日不落帝国”“世界工厂”“世界霸主”成为19世纪初英国黄金岁月的代名词。而自19世纪末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昔日荣光一去不复返。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无法阻止英国经济的衰退，这在西方学界被称为“英国病”。正是这种“英国病”促使西方学界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视角，对诸如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等向来被视作对造就英国昔日辉煌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性变革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评估。在这过程中，西方学者更多的是从自身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出发对英国现代化之路进行反思性回顾，针对“英国病”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但他们却很少关注马克思对英国工业社会实践与英国启蒙哲学的研究。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并没有专门研究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著作或论文，只是在回溯英国近代史的过程中，偶尔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英国社会现状的描述与分析，或是在研究英国启蒙哲学在思想史中的地位时，涉及马克思关于英国的相关评述。
1.英国近代史回溯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作为英国新左派中享誉世界的近代史专家，自然对本国近代史给予了更多关注。他的多部著作都涉及了马克思对“英国实践”的系统性阐述与批判性分析。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霍布斯鲍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进行了系统的解读与评述。他认为恩格斯作为一名“英国通”，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使马克思了解关于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崛起及其在英国可能扮演的革命角色的经验材料”[5]。在《劳工的转折：1880—1900》《工人》《革命者》《劳工世界》等著作中，霍布斯鲍姆回溯了19世纪末期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状况，在评析社会民主联盟、社会主义同盟、费边社等英国社会主义组织与工人政党的过程中，就涉及了恩格斯对海德门、莫里斯、萧伯纳等工人运动领袖的批判。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恩格斯显然已经意识到了19世纪末期英国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宪章运动时期的反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趋向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妥协。在《工业与帝国》一书中，霍布斯鲍姆在探讨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时，少量地借鉴了一些马克思的观点。他强调，英国工业革命并不是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等外部因素促成的，也不能仅仅从经济、政治、技术等单一社会领域来解释工业革命的历史生成，而是应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语境中以一种总体性的眼光来看待英国工业革命。
E.P.汤普森作为与霍布斯鲍姆齐名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在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范式，从19世纪英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历程。在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描述及其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评价时有出现。在汤普森看来，马克思着重强调了社会经济因素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作用，而他所要做的就是从道德、文化、价值观等社会意识领域阐述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生成。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在《英国资本主义民主》一书中，涉及马克思对英国议会民主制度的批判，以及恩格斯晚年对英国工人运动的思考。马克斯·比尔（Max Beer）的著作《英国社会主义史》系统地考察了从罗马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潮，为读者全景展示了社会主义在英国社会历史各个时期的发展脉络。尤其在阐述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与工人政党形成与发展时，比尔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在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诸多理论成果与“英国实践”是紧密相关的。
2.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英国启蒙哲学之间的联系
英国学者伯尔基（R.N.Berki）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源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与自由主义者一样，“都把个人自由视为最高目标和价值，仅仅在较低层次上，比如关于个人作为生活的基本条件以及关于社会中实际权力的本质，自由主义才遭到马克思的坚决抵制”[6]。伯尔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就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有着不解之缘，其剩余价值学说吸收了李嘉图、斯密的价值理论。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对自由主义的全面否定，而只是否定其中的历史终结论。
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考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与英国启蒙哲学之间的关联性。他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像弗格森、斯密那样把市民社会仅仅视作为商业社会，将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简化为市场中人与人之间的物物交换关系，而是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同工业文明相结合，扩展到了工厂制度之中。[7]
美国历史学者格特鲁德·希梅法尔布（Gertrude Himmelfarb）在《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中，从社会道德角度来阐述“英国现代性之路”。在提到斯密以教育来克服现代性社会人的异化问题时，作者论述了马克思对斯密教育救世论的批判，并认为共产主义并不能解决现代性所导致人的异化。其原因就在于，作者将现代性社会异化的根源归结于现代工业文明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共产主义也无法摆脱工业文明，因此是无法彻底消除异化的。显然，作者不认为共产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现实路径。
英国经济学家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认为，马克思思想是对苏格兰启蒙哲学的批判性继承，特别是批判性地吸收了斯密、李嘉图的市场理论，他明确将市场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德赛看来，“当马克思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探寻资本主义的奥秘时，他在思想上通过黑格尔扩展了他从亚当·斯密和启蒙运动中的苏格兰哲学家继承而来的历史理论”[8]。苏格兰启蒙哲学的致命缺陷就在于他们的思想中缺乏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性的研究”，因此他们是历史终结论的忠实信徒。而马克思正是基于“英国实践”的“批判性的研究”，才能够系统地论证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点。
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对本论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国新左派。英国新左派作为英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自然更容易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英国实际相结合。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英国新左派主要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当代英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关于马克思本人对现代性社会的论述与评价则相对较少，只是作为一种客观历史事实加以叙述而没有将其展开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界在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时总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紧密结合，通过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与超越来阐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突破性与合理性。尤其是在阐述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形成历程时，国内学界常常以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批判为逻辑主线，从马克思作为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信徒到扬弃二者并对二者进行全面清算这一转变，来阐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逻辑路径。而对于马克思深入英国市民社会内部的分析只是一带而过，对于马克思从政治批判、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重要转向也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更没有追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和过程。如果要问在什么地方能把“英国实践”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紧密结合起来，那回答估计就只能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但是，敢问马克思对“英国实践”的描绘与分析就仅仅停留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吗？“英国实践”就没有对除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外的马克思国家批判理论、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理论、技术批判理论等做出任何贡献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著中引用大量关于英国社会现状的素材，难道还不能说明“英国实践”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重要性吗？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显然是片面的。除政治经济学外，国内学界还在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启蒙哲学等方面涉及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
1.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视角
众所周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因此，国内学者都是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出发，来阐述马克思在批判性地吸收斯密、李嘉图等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英国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例如，吴易风、唐正东、袁立国、白刚、王庆丰、赵义良、郑宇、陈俊明等学者[9]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进行了分析研究，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此外，有的学者并没有从整体上考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而是选取了政治经济学的某一理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切入点。例如，周思成将马克思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奢侈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周可选择贫困观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切入点，徐行分析了斯密、李嘉图的工资理论对马克思的影响，王嘉从劳动价值论角度考察了斯密、李嘉图与马克思之间的关联性等。[10]
2.以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为视角
在国内学界看来，英国近代社会主义由两部分构成：一是19世纪的英国工人运动，二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国内学界对英国工人运动的研究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的评析。学者们一致认为，“英国工人早期的思想意识和斗争实践，都曾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有过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能够在英国这块土地上诞生，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11]。例如，钱乘旦、沈汉、潘涧涵、江宗植等学者[12]对英国宪章运动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宪章运动的评价。关勋夏、李柏红、宫敬才、曹绍濂等学者[13]对19世纪末期的英国三大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同盟、社会主义联盟、费边社）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三大工人政党领袖海德门、莫里斯、萧伯纳、韦伯等人的批判。孟艳、王雪[14]认为，随着英国经济增长的停滞与系列议会改革法案的出台，19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人运动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同流合污。在分析考察英国工人运动的同时，学界还关注了英国工人贵族问题。门静雅、刘淑青、吴木生等学者[15]在各自论文中都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贵族的批判，认为工人贵族是导致工人阶级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
此外，国内学界也给予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较多的关注，在学者们看来欧文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例如，魏泳安、王学俭、吴雄丞、姬丽芳、焦佩峰等学者[16]在论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考察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思想的关联性。有的学者是在阐述莫尔、欧文、霍吉斯金、汤普森等英国学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提及马克思对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评价。例如，米慧娟、陈秀丽、杨永志[17]提到了马克思对莫尔公有制与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曹萍、黄徐箐、林炎章[18]涉及马克思对欧文工业乌托邦的相关论述以及马克思对欧文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谢新、田永胜、王铁生[19]在其论文中阐述了马克思对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评述，尤其是对汤普森功利主义价值观与霍吉斯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值得一提的是，陈挺[20]在博士学位论文中系统地阐述了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思潮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关联性，其中既包括欧文、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也包含宪章运动、社会民主同盟、社会主义联盟、费边社等英国工人运动的实践，全面论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与“英国实践”的渊源关系。
3.以英国启蒙哲学为视角
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源，国内学界几乎都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出发来加以论述，只有个别学者在研究英国启蒙运动时，才尝试着论证马克思哲学思想与英国启蒙哲学之间的关联性。事实上，英国启蒙哲学也是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多次提到英国启蒙学者的思想理论，并明确表示自己的某些观点与看法是在对英国启蒙哲学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内学界对于英国启蒙哲学与马克思之间关联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阐述马克思对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与超越。例如，邹诗鹏、刘乃源[21]在阐述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与超越时提及马克思对英国自由主义者的评述，林海燕、付永辉[22]从自由观角度阐述了马克思对英国启蒙学者自由主义自由观的批判，孙曙生、姜丽、黄其松[23]从政治自由主义角度论述了马克思对英国启蒙学者法治思想、政治伦理观、权力观的批判，陈华森、韦冬、刘凯、刘日明、张盾[24]从人性、个人与社会关系、人的解放等视角论述了马克思对英国个人主义的批判。二是从市民社会角度考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与英国启蒙哲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例如，邓正来[25]从“洛克式”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探究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与英国启蒙哲学“个人决定社会”思维范式之间的关联性，臧峰宇、项松林、李虹、张翼飞、张国清[26]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视角论述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与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崔予姝、蒋红、魏建国[27]在梳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起源时提及马克思对英国启蒙学者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评析。
从上述分析可知，国内学界在涉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的英国元素时，或是从社会意识领域阐述马克思对英国近代思想家思想的评析，或是从社会存在领域考察马克思对英国工业革命、英国工人运动等相关历史事实的描述。总的来看，国内学界对本课题研究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中的社会意识批判与社会存在批判。事实上，作为社会存在的英国近代工业社会实践以及作为社会意识的英国启蒙哲学都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产生过深远影响。正如乔瑞金教授指出的那样：“跳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藩篱，到人类生产劳动史和生产资料积累过程中最富有意义的地方去寻找理解哲学本质的真谛，赢得哲学斗争的胜利，这个地方只能是当时的英国，因为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生产劳动的发展，积累了巨大的生产资料，已经成为成熟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28]其实，纵观国内研究马克思思想理论的文献便不难发现，在其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引文中，或多或少都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社会现状的描述或对英国思想家相关理论的评析。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只是将其作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一些事实性描述来对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马克思对“英国实践”的批判性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