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整合对剧种储存的作用——广东粤剧生存缘由探析
文化地理学认为，一种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除去受环境中的各自然要素影响，还受其他文化要素的影响，这种文化整合的作用是错综复杂的。[22]音乐地理学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之间会存在保护传统文化的自然屏障，即当地的地理、文化因子。因此一个地域只能“储存”与其境相宜的主要音乐风格，这是音—地的储存关系。[23]粤剧作为广东地区“储存”的传统艺术文化，它的生存除了与地理环境因素相关，是否还与其他地理文化要素有密切的联系？以下是笔者从粤语方言区、文化景观、岭南文化性格三方面对广东粤剧生存缘由的探析。
一 粤语方言对粤剧生存的影响
粤语是广东全境的三大语系之一（另外两个语系分别是客家方言与潮州方言），又称白话、广东话、广州话。粤语在岭南境内使用人数高达70%，语言地域分布也是最广。[24]粤语不仅在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等岭南区域内流行，而且海外还分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据统计，全球粤语的使用人数高达1.2亿之多，[25]为粤剧的传播奠定了庞大的人口基础。粤剧故乡广东是中国历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广东人很早就有远渡海外谋生的先例，但大多数人只能充当苦力劳工。广东人身处异乡，环境恶劣又饱受思乡之苦，需要承载着本土方言与音乐元素的戏剧作精神慰藉，粤剧在海外的市场便由此打开。由于清朝咸丰四年李文茂起义，清政府禁粤剧，前往海外另觅生路的粤剧艺人数量大幅上升，海外的粤剧艺人不仅在当地卖艺，还成立戏班、经营戏院，甚至设立会馆教授弟子。[26]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粤剧不仅流行于岭南区域，在海外也逐步形成了庞大的以粤籍华人为欣赏主体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粤剧的生存离不开粤语方言区的分布，离不开说粤语的“人”的扩散和流动，更离不开说粤语的“人”的文化需求。
此外，粤剧的定名与粤剧在海外被称为“Cantonese Opera”（即粤语戏剧，此前粤剧多被称为粤戏、广府大戏）相关，[27]粤剧的形成以粤剧“粤音化”作为分水岭，粤剧的舞台语言从“蛮音杂陈”发展到“戏棚官话”，最终以演唱粤语作为粤剧正式形成、迈向地方化的标志，[28]使得粤语语音从此介入了粤剧唱腔的形成与发展。至此，粤剧虽以梆黄为主要格律，但演唱的平仄与用韵都从官话改依粤语语音，从粤剧唱腔的本体上改变了字音与乐调的关系，进一步影响了字韵、拉腔、发音等唱曲、念白细节。可见，粤剧当中若没有了粤语方言的存在，粤剧便不再姓“粤”，更无法从深受外江戏剧影响的乡土粤戏中脱胎换骨，最终自成体系。
粤语方言区的地域分布从外在条件给予了粤剧生存的群众基础，粤语方言与乐调的关系又从内在推动了粤剧唱腔的成熟。粤语方言既是粤剧在不同地域传播储存的语言基础，也是粤剧唱腔得以发展、优化不可或缺的生命纽带。
二 文化景观对粤剧储存的作用
文化地理学认为，景观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不仅反映了该文化的物质文化特征，也反映了该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征。[29]以下是笔者以粤戏神庙戏台、粤剧行会会馆、粤剧红船、粤剧戏院与民间私伙局五种粤剧文化景观对不同时期粤剧储存所起到的作用的探讨。
（一）粤戏神庙戏台（戏棚）
在粤剧还是粤戏的孕育时期，每逢乡俗时节，必有演戏酬神的活动，明清以来，佛山的庙宇共有100多所。[30]为了配合粤戏的演出，粤戏起源地佛山在多地神庙中搭建了固定的砖木戏台。据佛山博物馆记录，在清代，佛山镇祖神庙筑建的戏台多达36座，其中祖庙万福台是佛山演戏场次最多的戏台。[31]每年春秋二祭、出秋色后的酬神、秋收后腊月的祭祀以及本地班修整后的重组首演都会首选在此，其他的戏台每年也至少演戏一次。除佛山戏台之外，广州南海神庙、高州冼太庙石戏台、电白汉人坡大戏棚、新会关帝庙石戏台等都曾是粤戏的主要演出场所。
“在众多礼俗活动中，音乐扮演了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角色……戏台就是人与神交流的桥梁。”[32]若戏台消失，人与神交流的途径便会中断，作为“人—神”沟通媒介的粤戏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可见粤戏的神庙戏台对于早期粤剧的储存是生命支柱一般的存在。粤戏神庙戏台是最早储存粤剧的文化景观，不仅是早期粤剧的演出场所，也是粤剧最初作为粤戏酬神祭祀的主要功用。
（二）粤剧行会会馆
粤剧行会会馆是管理当地粤剧从业员、组织粤剧活动的民间工商业机构与文化景观。早在明代万历年间，佛山就建立了粤剧本地班最早的行会组织——琼花会馆。据《广州城坊志》及老艺人的口述史记录，同一时期，广州太平门外也有琼花会馆分馆的存在。[33]随后，因粤剧艺人李文茂起义，琼花会馆被清兵捣毁，李文茂起义失败后粤剧复兴，粤剧艺人于同治七年（1868）在广州黄沙同治大街再次建立粤剧行会会馆——吉庆公所。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位于广州黄沙海亭街的八和会馆正式成立，成为粤剧中兴的标志。吉庆公所则成为广州八和会馆的附属机构之一，并迁往至广州河南的同德大街。随着粤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八和会馆现存的分会遍布全球，多达18个国家和地区。
分析粤剧行会会馆的历史沿袭可知，粤剧行会会馆的生死存亡与粤剧生命力的兴衰密切相关。粤剧行会会馆的建立意味着粤剧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垄断力量，其保护行业利益、解决行业矛盾、协调行业关系的组织化制度为粤剧在各个时期的储存与生存提供了规范与保护作用。
（三）粤剧红船
由于珠江三角洲一带水网纵横，粤戏的演出很早便需要戏船输送。据《番禺县续志》记载：“伶人终岁居巨舸中，以赴各乡之招。”[34]文中的“巨舸”指的就是粤剧戏船，“伶人终岁居巨舸中”说明戏船不仅是运送粤戏艺人下乡演出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的水上“旅馆”。粤剧戏船船头、船尾分别以龙、凤作雕饰，船身被涂成红色，气势恢宏，故被称为“红船”。以“红船”作为居住场所与交通工具的“本地班”（粤剧早期戏班）称为“红船班”，粤剧艺人又代称为“红船子弟”。据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所述，红船的组织大体分为“大舱”演员部、“柜台”职员部与“棚面”乐师部三部分。若所有人员与布景道具齐备称为“全班”，“全班”需三只红船，分别为“天艇”“地艇”与“画艇”[35]。此外，每只红船还分有供奉华光师傅的“师傅位”、晾晒衣服的“晒棚”、木桩、厨舱、储米柜等，甚至还装有土炮武器，并有炮手护卫，可见红船内部设计的严密精细程度。旧时的粤戏传承主要是跟班学艺与偷师模仿，“师傅”终年在红船之上四处下乡巡演，只能把学徒带在身旁传授技艺，但要学到真正的本领，还得靠徒弟的悟性“偷师”。[36]于是，“红船”又成了粤戏学徒每天观摩师傅练习，琢磨师傅精湛技艺的“水上”学堂。
作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粤剧红船对粤剧的储存作用不仅体现在其曾经是粤剧艺人的栖息地与传播粤剧的交通工具，更体现在它是传统粤剧戏班具有代表性的体制模式，也是早期培养粤剧人才的文化空间。
（四）粤剧戏院
从佛山的乡土粤戏到广州的城市粤剧，从“红船班”到“戏院班”，粤剧进入广州的剧场戏院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据史料记载，早在清朝光绪早年，广州便兴建了第一家戏院“同庆园”。又有另外的民间说法，传说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大观园”才是广州第一家戏院。因“大观园”地址选在珠江河岸，戏班的红船可到达码头后直接上岸进入戏院演出。自“大观园”和“同庆园”后，广州陆续兴建剧场戏院，有海珠戏院、乐善戏院、城东关戏院等，同时，香港与广州的剧场戏院兴建也几乎同步。据史料记载，香港最早开设的戏院分别为同庆戏院、高升戏院和升平戏院。[37]
进入剧场戏院演出是粤剧迈向“城市化”的主要原因。孕育于佛山农村的“神功戏”并非营利性质，最主要的还是酬神的功用，但受邀进城市剧场的粤剧是商业性的演出，其谋利主体在于“戏剧”本身，对粤戏的“艺术性”有更高的要求。因此，粤剧戏院作为现代建筑的文化景观种类，促进了粤剧自身对于适应现代化、城市化演出场所而产生的文化革新，对粤剧在城市的生存与储存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五）民间私伙局
“私伙局”是粤语行话，“私”指私人或在私人住处的；“伙”指伙伴；“局”指场面、开局，[38]总指在粤语方言地区以自娱自乐为功用、私下自愿组合而成的民间非官方曲艺活动形式。早在明代佛山孕育粤戏的时期，便有类似的“私伙局”活动，如上文提到的“锣鼓柜”[39]，其中有职业或半职业负责器乐吹打的“八音班”，也有负责清唱“班本”的“大八音班”。其非职业、以自娱为主的特性是民间私伙局活动形式的主要特征，并由此特性衍生出一大批粤剧、粤曲“唱家”与粤乐“玩家”。这些“玩家”“唱家”不仅在私伙局中“做”粤剧、“唱”粤曲（即演唱脱胎于粤剧，并吸收民间说唱艺术及流行小曲的唱腔音乐）、“玩”广东音乐（即担任广东音乐演奏），还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在“玩”之中思考粤剧、粤曲、粤乐之间的相互渗透与配合，琢磨粤曲声腔，改革广东音乐，使粤曲声腔与广东音乐的发展能够更进一步地促进粤剧艺术的成熟。
据2004年6月文化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仅佛山市就有400多个私伙局，[40]可见私伙局在现代仍深受粤语方言地区群众的喜爱。私伙局是粤剧在城市化中由民间群众自发组织的文化传承空间，是粤剧、粤曲、粤乐“唱家”与“玩家”的培育基地，对粤剧艺术的储存起到了民间传承的作用。
三 岭南文化性格对粤剧生存的熏染
粤剧能在700多年的历史浮沉中得以顽强生存并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离不开岭南水土的滋养。是怎样的岭南文化性格为粤剧提供了生存空间？以下为笔者的思考。
在地理上，岭南河流数量众多，又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短，日照丰富又雨量充沛，因此河流终年不冻，水力资源丰富，有助于航运与各方交流。[41]在历史上，岭南文化主要通过多次吸收中原移民的外来文化而生成。[42]岭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造就了多种文化在岭南的撞击与交汇，形成了岭南包容的文化性格。同样，岭南文化性格的包容性也在粤剧的精神特质中有所体现。在上文粤剧形成路径的探讨中，粤剧广泛地吸收了外来剧种的格律优点，又融入了本土色彩，最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自成体系。在岭南“包容”文化性格的影响下，粤剧从受到外江班的排挤，到各取所长使得外江班节节败退。粤剧文化“兼收并蓄”的特质大大提升了粤剧艺术的可塑性，也是粤剧能在中国戏剧百家中自成一家的生存之道。
长期以来，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都在北方，岭南地区因地处中国南海之滨，所以一直远离政治中心。由于古代通信与交通不便的情况使岭南文化较少受到中原正统文化的约束，同时，又因与海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岭南地区比起内陆地区更易接受新思潮的涌入，这些都是岭南地区形成“反传统”文化性格的重要原因。[43]粤剧在岭南“反传统”文化性格的熏染下，衍生出强烈的“抗争性”精神特质。这种“抗争性”不仅体现在粤剧艺人军队化反抗清政府官宦压迫，响应太平天国起义之中，而且体现在国家受外敌侵略时创编爱国剧目、投入抗敌宣传当中，[44]更体现在每当遇到生存压力与挑战，为延续粤剧对内积极改良的文化革新之中。
总而言之，“兼收并蓄”“善于抗争”的文化特质是“包容开放”“反传统”的岭南文化性格遗传给粤剧的宝贵财富，也是粤剧艺术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