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纳瓦罗冷战思维的分析与反驳

（一）中美经济关系结构性矛盾形成的原因

纳瓦罗的作品并不是以严格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结果，而是通过选择性地展示和肆意渲染个案的信息，推销先入为主的个人偏见。纳瓦罗无视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而是在冷战的思维下捕风捉影，推广“中国威胁论”以迎合美国国内右翼保守势力。

客观来看，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出现摩擦源于更加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并非如纳瓦罗所说的是中国的争霸动机。在过去20多年里，美国一直寄希望于市场开放和民主化齐头并进，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中期应该使其变得更像西方国家，因此可以缓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意识到了向世界市场开放带来的经济成功的机会，也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来减少政治上的潜在冲突。正是因为这个逻辑，中美两国在经济上迅速地相互融合。美国的消费需求推动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中国的巨额储蓄提供了资金购买美国的国债并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全球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所占份额迅速增长。正是因为如此，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两位学者共同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这个词，以描述中美两国之间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的状态。

但是，这样一种局面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急剧转变而被扭转。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决策者们认为之前的对华接触政策遭遇了失败，开始因为怀疑自己的成功模式而觉得受到了中国发展的威胁。在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的个人序言中这样阴沉地写道：“当我上任的时候……流氓政权正在开发核武器……来威胁整个地球。激进的恐怖组织蓬勃发展……敌对势力正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地破坏美国的利益……我们盟友间负担分配不公平，对我们自己的国防投资不足，这都引来了危险。”这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尔佛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认为是一份“内容空洞”的文件，一直“在误解和妄想之间摇摆不定”。^[11]但是，当前正是这种误解和妄想在主导着美国决策者的对华政策。

2018年2月15日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普雷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弗雷德博格（Aaron L.Friedberg）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拉特纳（Ely Ratner）指出，之前美国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导致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处于下风。其中弗雷德博格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既接触又平衡”的双管齐下战略，目的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通过与中国接触来“驯服”并最终改造中国，使其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最终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但是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条道路向前发展，在它变得日益富裕与强大的同时，它没有走向西方式民主化，而是在军事上更加民族主义、在外交上更为强势。他们因此建议，“美国能够遏制中国的势头，阻止中国主导的非自由秩序在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发展壮大”。2018年2月13日，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埃利·拉特纳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文章，题为“评估中国：北京如何辜负美国的期望”。其中的观点与前述内容基本一致，总结和反思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决定中国航向”的超级自信是如何一再落空。

这种“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传播较广，在美国还有大量拥趸。相比之下，纳瓦罗是属于较早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的鹰派分子。只不过，在特朗普政府当前大张旗鼓推出的这种观点日益占住主导地位。这一事实背后的含义深刻，反映了当前阶段美国对外战略大转型的特征，而且其中过分突出了中国因素。它表面上是检讨和反思过去的战略以寻求改变，其实却过于肤浅。^[12]它试图对美国之前主流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战略进行彻底清算，积极呼应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思想，主要是为当政的右翼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服务。

当前，美国的一些政客出于自身的狭隘利益，把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明显是在向外转移国内的政治矛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陷入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美国中产阶级尤其受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的严重影响。正如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莫里茨·舒拉里克所说：“如果全球化的赢家少而输家多，那么在一个民主国家，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一个满怀爱国激情、把本国问题归咎于外国的政治家。加剧不平等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把责任归咎于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一种简单而且通常容易成功的策略，它能够让公众不再关注自己的疏忽。”^[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