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198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一次探讨公共卫生政策概念的会议上，基于Duhl和Hancock研究的健康城市概念或模型得以明确提出（Ashton，Seymour，1988；Kickbusch，1989）。受此启发，世界卫生组织（英文缩写为WHO，以后统一用此简称）欧洲区于1985年提出了开展一个健康城市项目的想法并进行了可行性论证（Tsouros，1990；Hancock，1993），项目正式发起于1986年葡萄牙里斯本论坛（WHO，1988）。在过去近30年中，WHO欧洲区健康城市五年为一期的项目已发起了六期，目前已完成了五期（1987—1992年、1993—1997年、1998—2002年、2003—2008年、2009—2013年），第六期（2014—2018年）正在进行中，有近100个城市是WHO欧洲区健康城市网络的项目城市，还有1500多个城市是欧洲区30个国家的健康城市国家级网络的成员（Grady，Goldblatt，2012）。同时，开始于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或工业化国家的健康城市也“像野火般扩展到除南极外的各大陆”[Duhl言，见Tibbetts（2003）的文章]，发展中国家的健康城市项目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WHO，2002），并且除了WHO项目和其他有正式指导结构的健康城市外，还有其他一些独立的、自称的健康城市和网络（Taylor，2010）。总的来说，世界各地都在开展健康城市建设，从而形成了地方层次的全球公共卫生运动（WHO，2003）或健康城市国际运动（de Leeuw，2012）。

我国很早就关注健康城市项目，据WHO欧洲区项目负责人Kickbusch（1989）的文章所言，在WHO欧洲区创立健康城市项目之初，其他区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曾有南美、埃及以及中国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情况。WHO西太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采取促进城市健康的举措（Nakamura，2011），从1994年到1998年，WHO的健康城市中国项目（The Healthy Urban China Project）有上海嘉定等六个城市区入选（WHO，2000）。2003年“非典”之后，全国各地大批城市纷纷启动健康城市建设，中国健康城市建设进入了实质性发展阶段（Kreisel，Duhl，傅华，2006），同年，WHO西太区成立“健康城市联盟”，中国苏州成为5个联盟理事城市之一。2005年，健康城市联盟中国分会成立，成为健康城市联盟所设五个分会之一，第二届健康城市联盟大会也于2006年在中国苏州举办。2007年年底，全国健康城市（区、镇）试点启动，上海等十个市（区、镇）成为全国第一批健康试点城市（区、镇）。2010年4月7日世界第61个“世界卫生日”，主题为“城市化与健康”，中国460多个城市开展了一系列活动。2012年健康城市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京举行，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部长在会上指出，健康城市建设工作是我国医改的应有之义，是促进“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实施的有效载体。在新医改推行和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形势下，我国健康城市建设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健康城市项目在全世界城镇的扩张，可以认为“健康城市”在数量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并在WHO和参与城市中取得了一种声望（de Leeuw，2009）。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理论和研究的发展相对滞后，“一个成功的失败，因为实践比理论和研究发展得快”（Hancock，1992）。对健康城市的研究，不仅成果不多，而且缺乏对健康城市举措政治过程的更复杂分析（Baum，1993），在关于什么起作用、如何实际地实施改变等关键问题上，现有文献是相对较弱的（de Leeuw，2003），还不能够建立明确的验证，以便给城市健康的决策制定提供信息。

关于健康城市领域研究缺乏的原因，de Leeuw（2001）认为或许这就是组成运动的东西，理解缺乏理论基础而由巨大的热情弥补了。其他人也认为健康城市是由实践者进行的活动，是行动主义的。如Davies和Kelly（1993）认为健康城市不是作为一个研究项目而发生的，而是一场由一系列当地社区实验组成的实践者行动，Hancock（1993）也持类似看法，认为比起研究来说，健康城市的参加者对行动更感兴趣，由于健康促进是由实践而不是由研究产生的，健康促进实践者最初考虑到的是健康促进不充分性方面的失败，因而需要政策、计划和活动的改变，以便更有效地加强健康。健康城市项目主要由社区层次的积极分子所采纳，他们是政治家、公务员或社区成员。学术思考和研究不是一般健康促进的内容，当然也不是健康城市的，行动主义并不是健康城市项目的传统。Harvey（1994）也认为“健康城市”研究很差的部分原因在于项目的精神是行动主义的而不是为了反思的。

但对于健康城市的研究亟待加强，其原因不仅在于健康城市建设是一个摸索发展的过程、城市本身也在发展，所以是没有终点的事业（de Leeuw，2003），相关的研究就是终身工作、有上千问题可以问（de Leeuw，2003），更主要还在于，虽然目前健康城市确实在全面地进行，并且效果确实是显著的，但在健康城市成为现实之路上也遭受了一些困难，这就需要研究来给健康城市实践提供理论指导（Takano，2003）。另外，健康城市理念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现在扩展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有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条件，相应地健康城市一般概念也需要调整以便更好地应用于发展中国家，而做到这些就需要相应的研究。所以，WHO呼吁各地区加强对健康城市的研究（Takano，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