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历史写作传统
一
西方民族历史写作传统的古典渊源是罗马史学，而不是希腊史学。希腊人在政治上从来不是一个统一体，他们写作埃及史、巴比伦史、罗马史，但从来没有创造过自己的民族历史传统。我们知道，中古早期的历史家，如都尔的格雷戈里和比德，他们为了记述一个民族的历史，都向罗马历史家、教会历史家和东方历史家学习，并没有看见他们求助于希腊历史家。[1]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代民族历史写作的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家是从罗马人，而不是从希腊人那里得到了民族史的观念。色诺芬、波里比阿等希腊历史家对布鲁尼等人文主义者是有影响的，但是，希腊历史家对人文主义民族史的发展的作用依然是个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认为，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都不是希腊民族史家，他们是当代史家，而俄福鲁斯[2]和波里比阿则是世界史家。应该说，希腊历史家对民族史的产生有特殊影响，他们促使罗马人和犹太人，以及基督徒至少是部分根据希腊模式来写作他们的历史。所以，民族史的产生是希腊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与罗马强烈的民族传统相遇的结果。[3]
罗马人写作自己的民族历史，并越过中世纪，通过文艺复兴对近代民族史写作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罗马民族史的产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第一个罗马历史家是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约生于公元前254年）。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早年曾参与高卢战争和汉尼拔战争，公元前216年坎奈战役后，他曾作为罗马使团成员，出使希腊。[4]在公元前3世纪末他用希腊语写作了他的《罗马史》，从罗马起源一直写到公元前3世纪末。他的出现是罗马史学兴起的标志。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诞生罗马史学，绝非偶然。首先，这场与迦太基人所进行的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激发了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使他们想到祖辈创业的艰难和自身责任的重大。其次，由于这次战争是在辽阔的区域进行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罗马人的眼界扩大了。正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5]期间，罗马人开始大规模地吸收希腊文化。再次，希腊化的冲击迫使各民族反思自己的历史，界定自己的民族身份，开始用希腊语，根据希腊历史编纂方法来写作自己民族的历史，以便各国读者了解自己的民族。最后，希腊化时代修昔底德式的以关注当代，探索人性的永恒特征，解释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为特征的政治史的衰落，博学研究的兴盛，都对皮克托的历史写作有重大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影响皮克托的既有希腊因素，也有罗马因素。实际上，他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皮克托受到希腊作家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受制于希腊历史家。他有自己的方法，同时也利用希腊历史家的成果，并且，延伸到希腊历史家没有充分研究的时期和方面。在实践过程中，他用了罗马的编年框架，无疑也利用了祭师编年纪事（the Annals of the Pontiffs）[6]和别的罗马材料。皮克托的贡献是开创性，他的《罗马史》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著作传统，即民族史传统。他的著作比以前希腊人写作的世界史更注重政治制度的连续性。罗马人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当代史，因为他们有一种深刻的传统意识和历史连续性的观念。他们或许在对过去的批判态度上不如希腊人，但他们感到有必要从起源叙述自己的历史。从罗马的起源开始写是罗马历史写作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皮克托开创的民族史写作传统，后来经过老加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前149年）[7]、萨鲁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前34年）[8]和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民族历史写作范式，考虑到李维在后世的盛名，我们可以将这一范式称为“李维范式”。李维范式的特点是：其一，通史体例，从起源开始写；其二，以政治、军事为主线，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三，重视历史的垂鉴作用[9]。
在罗马，除皮克托和李维开创的民族政治史范式外，民族历史写作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范式，即源于希腊的，以罗马作家瓦罗为代表的博学研究范式。该范式与希腊化时期盛行的传记（bios）这一著作体裁密切相关。希腊化时代的传记既可以讲述个人的故事，也适宜于讲述民族的故事。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迪凯亚尔库写有《希腊人的生活》，用传记形式来讲述一个民族的故事，系统描述希腊的习俗和典章制度。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作家瓦罗（Varro，公元前116—前27年）是罗马博学研究的典范，他的一生著述宏富，涉猎广泛。在博学研究方面，他继承了希腊前辈的系统研究的方法，但他运用更得当、更有力、更富于成果，从而使他的前辈黯然失色，使他的同时代人震惊，5个世纪以后的圣奥古斯丁仍然为他着迷[10]。他著有25卷《罗马古事考》和16卷《罗马神事考》，对罗马习俗制度和宗教神话进行研究。他还仿效迪凯亚尔库写作《罗马人民的生活》[11]，由此开创了民族历史写作的博学研究范式，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瓦罗范式”。
瓦罗范式具备博学研究的全部特征，与李维范式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瓦罗范式不是按年代顺序来进行的叙事，而是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当然，在编年顺序容易确定时，他们也不反对按编年顺序来处理安排材料。总之，时间因素在博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如在政治史中那么大，这与二者研究的主题有关。人们对政治、军事史的理解取决于事件因素，即取决于相继发生的事件的时间顺序，而博学研究侧重于习俗和典章制度的系统描述。习俗、制度、宗教等的起源时间，要么全然不知，要么难于考证，所以，在研究这些主题时，很难完全做到按编年顺序来处理。其次，瓦罗范式广泛使用各种档案文书和碑刻铭文，这正是博学研究的著作值得注意的特点。传统的历史家从修昔底德到波里比阿，从费边·皮克托到李维，虽然偶尔也使用档案材料，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人是通过系统研究档案，主要依据档案材料来写作历史的。甚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历史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虽然深受罗马学者瓦罗的影响，也认为没有必要对罗马档案进行透彻研究。历史家很少去档案馆，更少详尽引用偶然发现的档案资料，而博学研究者则视搜集档案资料和碑刻铭文为他们的职责，他们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详尽档案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最后，著作体裁上，瓦罗范式与李维范式也有很大不同。瓦罗范式的著作体裁实际上是把讲述个人故事的著作体裁用来讲述民族的故事，是传记体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