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早在18—19世纪之前欧洲就已经有了民族历史写作。民族历史写作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而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就有历史家讲述各民族的故事，并且清晰表达了民族政治和文化统一性的概念。到文艺复兴时期，各国人文主义历史家接受了民族国家这一主题。欧洲各国的人文主义者创造了一整套共同的记忆、价值、象征符号，即“民族神话”（national myths），以塑造所谓民族国家的空间实体，甚至在那些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政治架构的地方，如意大利和日耳曼地区亦复如此。从历史的观点看，民族神话应该基于一个更实证、更包容的框架来进行研究，将其看作对一系列意义的表现，或者说是以符号形式（物件、地点、事件和个人）呈现出来的一整套观念、信念和价值。这类民族神话并非是纯粹的无根据的虚构，而是有某种历史根据，并且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相联系的。它最核心的特征是具有某种神圣性，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有制约作用，“为人们理解其过去和现在，支撑其未来期望提供框架”。[34]因此，民族神话是民族历史写作的前提和促进因素。在民族历史写作过程中，人们往往把地理、领土和历史的概念与民族国家的观念相互关联起来。到15世纪末，印刷术的发明在民族国家话语的传播和相互作用上起了关键作用。此后，欧洲作为一个国际公共领域开始出现，在其中民族国家的观念一直盛行。
作为古典学者的人文主义者，通常诉诸古典文献来确定自己民族的特性，来证明自己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优越性。人文主义者不仅关注界定民族性，而且他们还热切追寻民族起源，强调民族的历史延续，“历史是建构民族和民族身份的关键因素。各国的民族塑造者都认为：他们的民族必须有一部历史——越悠久，越令人自豪就越好。创造民族历史意识普遍被认为是在更广大的人群中激发民族国家情感的重要前提，因为国家的种族化和神圣化都是以历史和传统为背景来形成的。”[35]历史以叙事的形式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向何处去。它界定了有助于构建群体身份本质的轨迹、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以及确定了面对现实挑战群体所作的选择。[36]
民族英雄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们象征着全部民族的美德，面对外来威胁捍卫着民族的“精神本质”。欧洲的民族历史叙事都有共同的民族英雄，如各民族创始英雄。特洛伊英雄、查理曼大帝等都出现在欧洲各国民族叙事中，民族英雄常常是民族象征。各国人文主义者本来就是针对别的民族来界定自己的民族的，尤其是周边邻近民族更常常被看作“自己”民族的重要“他者”。因此，意大利人与法兰西人相互谩骂攻击，德国人又常常批评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过度文明、腐败和傲慢。民族敌人的观念在16世纪已经发展得很充分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主要建基于人文主义者关于民族的话语。北欧、中欧和西欧的新教君王和诸侯都把新教民族国家的概念作为与教皇的普世主义相对立的术语来使用，并构建与罗马相区别、相对立的民族过去。[37]民族历史写作成为新旧教之间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合法性的有用工具。
然而，我们一方面要注意正如斯蒂芬·伯杰指出的，现代民族根本不同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民族，因此现代民族史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民族史相比，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主要的变化都发生在18世纪后半期。随着1750年到1850年欧洲转型时期现代性的出现，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才成为合法化国家权力的重要途径。只有到了这时候民族才取代和融合宗教、王朝世袭、封建主义等因素，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重要黏合剂。[38]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民族历史对塑造民族归属感和民族身份认同从近代早期开始就非常重要，近现代民族历史话语的许多因素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系统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历史写作发展的全过程，并就各地区和国家对民族历史写作的贡献及其各自民族史学的发展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不仅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西欧史学迈向近代的过程，同时也使我们能探究近代早期“民族”这个新因素对历史学术的影响，揭示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1] 参阅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同时参阅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 俄福鲁斯（Ephorus，公元前400—前336年），古希腊历史家，著有《世界史》。其生平参阅《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9页。
[3] 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87.
[4] 皮克托的生平，参阅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6—88页。
[5] 布匿战争（Punic Wars）是公元前264—前146年罗马与迦太基两国为争夺地中海沿岸霸权，前后进行的三次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是指两国在公元前218—前201年进行的战争。
[6] 罗马的祭师编年纪事是祭师们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事记在粉板（tabula dealbata ）上，逐年更新，有如纪事表，到年末则将其抄录成卷。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曾把全部祭师编年纪事编辑成书，共80卷。见西塞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41页。
[7] 加图，古罗马政治家和学者，他的《起源》一书带来了拉丁史学的革命性变化，被李维称为罗马史学的鼻祖。他也是罗马最早的农业论著《农业志》的作者。参阅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0页。
[8] 萨鲁斯特，古罗马政治家和学者，著有《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史》，据说还写有一部《罗马史》，但已失传。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9—100页。
[9] 萨鲁斯特，古罗马政治家和学者，著有《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史》，据说还写有一部《罗马史》，但已失传。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3—109页。
[10] 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68.
[11] 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66.
[12] 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81-82.
[13]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40.
[14] 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984，p.209.
[15]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16] 此语出自Cicero，De Oratore。见Lewis W. Spitz，The Reformation： Education and History ，Vermon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XIII，p.148。
[17]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42.
[18] 语文学（philology）是指从文献角度对一种语言的性质和发展进行研究的学科。它包括对一种语言文献的语用学、语源学和语义学研究，与瓦拉使用的修辞学（rhetoric）这个词的意思相同。德国著名古典学者弗里德里希·A.沃尔夫（1759—1829年）认为，古典语文学指的是“在古代表现出来的一切关于人类性质的知识”，语文学是一切古代文化的总和。参阅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孙秉莹、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2页。
[19] Eric Cochrane，Historians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40.
[20] 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82.
[21] 纪尧姆·菲歇（Guillaume Fichet），15世纪法国著名人文主义者，索邦大学教授，是印刷技术传入法国的功臣。参阅Norman E. Binns，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Bibliography ，London： Association of Assistant Librarians，1969。
[22]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28页。
[23] Breisach，Ernst，Historiography： Ancient，Medieval，& Moder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164.
[24] J. G. A. 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9.
[25] Donald R. Kelley （ed.），Versions of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e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397.
[26]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46.
[27]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62.
[28] F. Smith Fussner，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ought，1580-1640，Westport： Greenwood Press，1976，p.230.
[29] 关于英国这一时期法学研究对英国近代早期历史思想的影响具体情况，参阅J. G. A. 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30] Barbara J. Shapiro，A Culture of Fact： England，1550-1720，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37.
[31]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46.
[32] Donald R.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I，p.249.
[33] H. Stuart Hughes，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77.
[34] Gerard Bouchard（ed.），National Myths： Constructed Past，Contested Presen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3，pp.276-277.
[35] Stefan Berger（ed.），Writiing the N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7，p.1.
[36] Janos Laszlo，Historical Tal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4，p.49.
[37] Stefan Berger（ed.），Writiing the N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7，p.31.
[38] Stefan Berger（ed.），Writiing the N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7，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