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与“文学的悲剧”

从更为宏观的历史看，谢冕先生所描述的这种“文学的悲剧”，其实并不局限于近现代。不必说秦皇的“焚书坑儒”，也不必说汉武的“罢黜百家”，更不必说宋明“吃人的理学”和明清令人胆寒的文字狱，单看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类似的“文学悲剧”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想想“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想想“文化大革命”期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毫不容情……火山爆发之时，难免玉石俱焚。在历史的大转折、大动荡关头，某些作家诗人都有可能被裹挟在最脆弱的群体中，他们的肉体或许会成为一个时代的劫灰，但他们的灵魂却有可能在岁月的余烬中获得重生。臧克家在“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尽管一个时代的历史主要是由英雄的鲜血和群众的汗水写成的，但某些“悲壮而辉煌”的历史“残焰”和岁月“光痕”，往往要通过诗人那饱含泪水的眼睛才能看得更为真切。正因如此，伟大的文学作品才常常被誉为“历史的镜子”。

与历史学家相比，作家诗人描摹历史的悲剧，往往更加生动形象，更加具体可感。所以古人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生平与作品往往也会成为历史悲剧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时候正是“文学的悲剧”成就了“悲剧的文学”。纵观中外文学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多数“新”时代的文学繁荣，是以“欢呼”或“哀叹”“旧”时代之崩溃为起点的。因此，“新”时代的文学以“牺牲”“旧”时代文学的特性为代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说到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特性。

从《诗经》的“黍离之悲”到《楚辞》的“涕淫若霰”，从唐诗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到宋词的“但悲不见九州同”，所谓“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几乎是古今不易的定则。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为什么？在《瓯北诗话》卷八中诗人解释说：“以社稷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鲁迅有句名言——长歌当哭当在痛定思痛之后——这句话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文学的悲剧”的成因。希利斯·米勒宣称，文学从未有过“正逢其时”的时候，究其原因，或许也与文学和历史的上述“悲剧性错位”有关。由此可见，从文学发展史的视角看，以“牺牲文学的特性”而维系文学的生存，也是文学不可忽视的“特性”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便被文学史家们看重的“80年代”，文学的悲剧似乎也并未就此绝迹。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的确出现过《归来的歌》和《重放的鲜花》等令人欣喜的篇章，在某一个时期，甚至频频出现创作“井喷现象”，但文学的“轰动效应”有如一场烟火晚会，只有稍纵即逝的惊艳。一阵烈火烹油般的繁华过后，人们所面对的竟然是文学快速走向没落的“悲剧性局面”。市场无孔不入的侵蚀和科技摧枯拉朽的碾压，使原本就缺乏家园感的文学失去了立足之地，有人甚至宣称，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学艺术行将“消亡”，传统文学的时代业已“终结”。“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证明，诗人固然无力阻止武力征服和政治迫害，其内心深处却仍可保持情志高洁，但诗神若被金钱收买，文学王国必将抽心一烂，土崩瓦解。

诚然，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开放带来的观念开放，被史学家们称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解放无疑极大地激活了作家的创作热情。用谢冕的话来说，历史悲剧造成的“文学割裂的局面”终于结束了，“海峡两岸”开始了“互动式的殊途同归”。这种“激活”“互动”“整合”等现象，无疑得益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但随之而来的“商业社会的冲击”“视听艺术的冲击”并未给文学带来真正的福音，相反，文学在经历了“世纪末”的“市场大洗礼”和“新世纪”的“网络全覆盖”之后，人们期许的那种“个性”“审美”和“性情”受到巨大的冲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审美观念觉醒”和“文学思想解放”的同时，潘多拉的魔盒也随之被打开。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社会使原来“被压抑的欲望”表面化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重新受到怀疑。文学创作的神圣感甚至被亵渎，人们以“几乎不加节制的态度”，把文学当作游戏和娱乐。依旧悲情悲催的当代文学，渐渐丧失了“辉煌而悲壮”的气质，倒是增添了不少“滑稽而猥琐”的戏份。

回顾“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的确发生了许许多多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一向被认为是“神圣精神劳动”和“审美文化创造”的文学，在一种金钱至上、文化贬值的背景下迅速沦为“码字工场”，当文学创作成为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之后，“码字”能否赚钱，“产品”有无销路，竟然“合情合理”地成了衡量“文学行为”的重要依据。著名诗人公刘将这种市场化造成的“作品蜕变为产品”的现象形象地说成是“消费战胜了文化”。这类批评虽不无偏颇，但其警示意义却弥足珍贵。

毋庸讳言，金钱诱惑与市场导向对诗人和作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当“恭喜发财”成为最常用的流行语时，诗人与作家再也难以固守清贫了。在“全民奔小康”“一切向钱看”的社会背景下，文学体系内部的各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读者成了上帝，畅销才是王道。“著书都为稻粱谋”也由含而不露的“反讽”变成了理直气壮的“宣言”。“文学的审美情致，文学的深邃蕴含，文学对不朽价值的追求，都黯然失色；它的商品属性，它的市场化，却以一种空前的方式迅速实现。而那些相信自己能够以更快捷更高效的方法，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商业效益的人们，则纷纷脱下作家艺术家的外衣，投身商海，去做时代的新的弄潮儿。”^[2]在这种“人人都渴望快快发财”的氛围下，不少曾经头上顶着作家或诗人光环的文化人，早就把“文学自身的特性”抛到九霄云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