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科学技术

由于渤海国始终保持着与中原内地的密切往来，所以唐朝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得以传入并影响着渤海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建筑技术 渤海建国后，仿照唐朝长安城的京城形制布局，先后在今吉林省东部地区以及今黑龙江省南部地区修建了四座京城，即渤海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西京鸭渌府和上京龙泉府，其中中京、东京和上京都做过渤海国的王都，上京为都的时间更是长达160余年。

“随着城镇建筑业的发展，其建筑艺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渤海国的建筑是很考究的。据考古调查发现，在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和东京龙原府的宫城内都有大型宫殿址，宫殿两侧建有配殿，各宫殿之间又有回廊相连通，周围散布着各种砖、瓦和彩釉建筑饰件。由此可以推断出，当时渤海国各都城内的宫殿建筑不但规模宏大，而且金碧辉煌。

除宫殿外，还有官署和寝殿建筑，分别为官吏办公和王族居住之处。其中在寝殿内的北侧增设了火炕，这种火炕以土坯垒砌烟墙及烟道，上铺石板作炕面，火炕的烟筒则置于房屋北侧的墙外，为石料砌筑，左右各一，互相对称。这种火炕的设置，一是解决了冬季人们居住时的取暖问题，二是可以提高房屋北墙（冷山墙）的温度，从而达到保持室内温度的要求。”^[37]

此外，在今和龙、白山、敦化、永吉、抚松、珲春、舒兰等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寺庙址和平民居住址。渤海国的许多建筑都显示出宏大的规模和复杂的工艺，这与其建国前那种“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塚墓，相聚而居”^[38]的情形相比，真可谓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渤海国的桥梁建筑艺术也是值得称道的。据专家学者们考证，“仅在上京龙泉府遗址附近的牡丹江江面上，可以确定的古桥址就有七八处，其中一座七孔桥（实际上是七墩八孔）全长160米，桥墩与桥墩之间的距离在17—20米，每个桥墩石块坍塌堆的范围竟达二三十米。在当时水深流急的牡丹江上能建造起如此规模的桥梁，可见渤海人的建桥艺术业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顺便指出，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在渤海国的其他京城附近发现桥梁遗址。笔者推测，这可能是由于渤海国的其他京城为都时间均较短而且渤海国初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缘故”^[39]。至于渤海国的佛教建筑，后文将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金属冶炼技术 渤海国冶炼和加工的金属主要有铁、铜、金、银等。

关于渤海人的冶铁技术，我国史籍并未留下直接的记载，因此，我们无法窥其全貌，这里只能根据已发现的考古资料做出初步的推断。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吉林省各地相继发现了渤海时期的三足铁锅（通化市、安图县等地出土）、铁锅（安图县、敦化市、和龙市、珲春市等地出土）、方铁鼎、圆铁鼎、铁风铃、铁铧、铁佛像（和龙市出土）、铁（白山市出土）、铁斧（永吉县、和龙市等地出土）和铁车（图们市出土）等铁器，均为生铁铸造。在这些铁器中，“三足铁锅的器形较小，放之平稳牢固，适宜野外使用”^[40]。这说明，渤海人已较好地掌握了生铁铸造技术。

另外，从吉林省各地的渤海遗址、城址或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铁器如铁刀、铁镞、铁矛、马镫、铁钉、铁带扣、鱼钩、铁钩等，都是用熟铁锻造的。其中，在珲春市八连城（东京龙原府遗址）内出土的一把铁刀虽然埋藏于地下一千多年，早已是锈迹斑斑，但经脱锈后却依旧很锋利，且亮度仍很强，^[41]而白山市永安遗址出土的一只铁钩是用一根扁方柱形铁条锻造而成的，它一端向上弯成钩状，在中间则有经热加工后扭转近一周（约320°）的螺旋痕。^[42]由此可见，渤海人的熟铁锻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再从河北省滦平县半砬子东沟发现的辽代渤海人冶铁遗址来看，渤海人能够充分利用当地被山水冲入河道的铁矿石作为冶铁原料，即史书所说的其“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43]。渤海人还将冶铁炉建在通风条件良好的山梁坡地上，炉体用“泥拌珠”（一种用黄土掺草合成的草拌泥）筑成，不但坚固保温，而且还经济实用。^[44]渤海人冶铁时使用的是“生吹法”，即将铁矿石和木炭在炉内撒均匀，利用木炭燃烧时产生的高温及一氧化碳气体把铁矿石中的氧化铁还原成铁，浓缩成熟铁块，^[45]用此种方法炼出的熟铁块比较柔软，易于锻造。总之，渤海人已熟练地掌握了从选矿、筑炉到冶炼一整套冶铁技术。

“渤海国时期吉林冶铁业的发展，铁器的广泛使用，尤其是铁制生产工具在农、渔及狩猎等各业上的大量应用以及冶铁技术的进步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铁是一种比铜更为坚硬和耐用的金属。渤海人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冶铁技术并把铁器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等各个方面，标志着他们认识、利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其次，铁制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虽然不是渤海人首创的，但当时的水平确实较前代有了明显的进步。例如，在汉代吉林境内虽然也发现过铁制生产工具，但人们使用更多的往往是石制的铲、锄、斧等生产工具，即使是在当时的中原地区，铁制生产工具也多为铸造的。而到了渤海国时期，人们已能制造出锻造的生产工具，就是与后来的辽金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46]

渤海国时期的冶铜业也很发达，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就是其典型代表。该遗址位于吉林省临江市宝山镇和六道沟镇境内，海拔760米。冶铜遗址集中在宝山镇方圆达20平方千米的台地上，包括古矿洞8处及古冶炼址、居址。矿洞最长者达800余米，古废渣堆有52处。已发掘居住址1处、冶炼坑4处、水井1处、房址1处、灰坑3处，出土有鎏金铜带铐及铁器、陶器等物品。陶器有瓮、双耳重唇罐等，具有较明显的靺鞨—女真器物特征。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对宝山“干饭锅”进行发掘中，挖掘出一口直径2米、深3米的水井，2处冶铜炉，1处居住址。出土陶器若干件，征集铜佛1尊，现保存完好。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是东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渤海时期冶炼遗址群，是集开采、冶炼、运输、居住（祭祀）防御于一体的遗址群，遗址面积大，遗存种类丰富，对研究渤海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与东北亚地区同时期遗存的关系，对研究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采矿，冶炼工艺及生产力水平，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说明中原与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001年，国务院公布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冶铜业的发展促进了铜的普遍使用，其冶炼和加工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很多铜器都经过鎏金处理，说明渤海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鎏金技术。在这些铜器中，有很多都是经过精心加工的，其工艺复杂，造型优美大方。例如，今永吉县出土的双人驭马铜饰是“先铸造出双人驭马外形，然后雕剔出人物、马的眉目，造型古朴，刀法娴熟”^[47]；和龙出土的铜佛像面部比较丰腴，神态庄重而慈祥，衣着华丽动人，看上去栩栩如生^[48]。

值得一提的是渤海人对金、银等贵重金属的加工和使用。到目前为止，除了上京龙泉府等地外，我国考古工作者仅在今和龙、白山、敦化、永吉等地发现了少量的金、银器，如金龙首饰、金带、小金带扣、金钏、金钗、金方环、金吊环、金耳环、金指环、金花饰件、薄金片、鞍形金饰、柄首金饰、刀鞘金饰、银钏、银钗、银簪、银饰件等。上述金、银器中，金带、小金带扣、金钗、金花饰件、金方环等在形制及风格上与唐朝内地出土的金器极为类似，很可能是唐朝皇帝赐予渤海贵族的，而其他金、银器则应是渤海人自己加工的，其中一些制作得非常精美。渤海人加工的金、银器不但供其国内使用，而且有的还作为贡品向唐朝敬献，例如，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渤海人高礼进出使唐朝时，就曾“献金、银佛各一”^[49]。至于渤海国金、银的采矿及冶炼情况，我们除了知道怀远府的富州在辽代是“以银冶更名”^[50]为银州的史实之外，至今尚未在吉林省境内发现过渤海国的冶金、冶银遗址，这有待于今后考古新发现给我们提供有力的实物证据。

农业生产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以及今永吉、白山、抚松、和龙等地相继发现了铁铧、铁铲、铁镰、铁、铁锛等农具，这说明，铁制农具在渤海国的使用已相当广泛和普及，尤其是铁铧的出现，标志着渤海国的农业生产已由“偶耕”（即两人并肩耕作）进入到利用牛、马等大牲畜进行犁耕的阶段。犁耕的出现较之“偶耕”既省力又省时，而且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和深耕。渤海国所在地区曾经被当时的日本人断言为“土地极寒，不宜水田”^[51]。但是，勤劳智慧的渤海人民却硬是在北纬43度左右及其以北地区的牡丹江、图们江流域成功地引种了水稻，提高了当时东北地区的农作物种植水平。而且水稻这种“性喜温湿”^[52]、需要大量水的农作物的成功引种还表明，渤海人已能利用临近江河的有利条件，很好地掌握了灌溉技术，这不能不说是渤海人对我国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重大贡献。而且这一成就在东北亚地区水稻栽培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此外，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渤海访日使将唐朝的《长庆宣明历》传入日本的史实来看，当时的渤海人已先于日本人掌握了唐朝的先进历法，并极有可能已把它应用于指导农业生产。

陶瓷制造技术 是渤海国各城址、遗址和墓葬中最为常见的遗物之一。迄今为止，在今吉林省境内已发现的渤海国绝大多数城址、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过或遗留着数量不等的各类陶器，足以证明当时陶器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

从技术上看，渤海国初期的陶器，如盂、碟、钵、长腹罐、鼓腹罐和长颈罐等所用的原料一般都是含沙较多的，大多为手制且采用慢轮修整，烧制后火候也不高，质地仍粗松；然而到了渤海国中后期，陶器原料多已采用泥质，还以轮制代替了手制，并加以打磨，烧制后质地坚硬。人们也能烧制釉陶产品，如在今和龙市出土的渤海双耳釉陶罐，其上部里外两面均涂抹釉料，烧制后外表光滑明亮且很坚硬。特别是人们已能在800—1000℃的温度条件下烧制三彩釉陶器。渤海三彩技术的出现，充分显示出渤海人的制陶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为后来辽三彩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制陶技术水平提高的同时，新的陶器品种也日益增多，如碗、盘、盆、甑、三足器、砚台等。各种陶器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制作工艺非常精巧，艺术装饰的花色也十分丰富，许多生活类陶器上都压印和刻画着条、网、绳、忍冬、菱形、波浪、宝相等各种花纹及汉字。

车船制造技术 渤海国建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内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军事等方面的需求增加，车船制造业及其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据清初文人张贲记述，虽然那时距渤海国灭亡已有数百年了，但上京龙泉府遗址却依然是“城门、石路，车辙宛然”^[53]。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了铁车、铁车辖、车轮瓦、车饰等物，而今图们、敦化等地也出土了铁车等物。由此证明，各类车辆在渤海国的制造和使用已经较广泛。另据文献记载，辽代的富谷馆一带“居民多造车者，云渤海人”^[54]，可见渤海国灭亡后，其遗裔中仍有许多人继续从事着造车业，其较高的造车技术为契丹人所利用。

渤海国造船业的发展及其技术水平的进步更大。据专家、学者们考证，“渤海国初期建造的船每艘能载客30—60人不等、长约20米、幅宽7—8米、总吨数100吨左右；而到了渤海国后期则已能建造载客100人左右、长25—30米、幅宽10米、总吨数为200吨的大船了”^[55]。

除上述各方面的技术外，渤海国的粮食和木材加工、盐业生产、乐器生产、印染、服装等技术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必须指出的是，从已发现的渤海国各种金属器和陶器来看，无论是在制作风格还是在造型上都与唐朝内地的颇为相似，充分证明了渤海文物与中原内地文物的一致性，也反映出渤海与唐朝在手工业发展及科学技术上的密切联系和渊源关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渤海手工业的发展与中原内地相比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如，在唐朝的中原内地，从冶铁技术上看，无论是筑炉还是鼓风技术都有所提高，灌钢法（即用生铁液灌注熟铁，使熟铁中的含碳量达到适当的程度，最终炼出品质较纯的钢）^[56]已得到普及和推广。而在渤海国，渤海人在冶铁时还在使用“生吹法”，冶炼过程中“半数以上之铁变作炉渣，产量极低”^[57]，足见其冶铁水平的落后。又如，渤海人烧制的三彩陶器与同时期的唐三彩相比较，不仅质地较粗松，而且色彩也不够鲜艳，釉色分布也不够均匀。再如，渤海国虽然发展了丝织业，但其生产的丝织品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均远远少于中原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