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商业与对外贸易的繁荣

渤海国农、牧、渔、猎及手工诸业的全面发展，不但解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问题，而且还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在此基础上渤海国的商业和贸易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渤海国的五京及各府州县在大钦茂时期已普遍建立，日益增加的人口逐渐向这些城镇聚集，促使各城镇的商业活动逐渐增加，其中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和东京龙原府已成为渤海国的三大商业中心。上京龙泉府是渤海国中后期的都城，它的外郭城内不但街道宽阔、整齐，而且纵横的街路还把整个外郭城分割成数十个里坊，这些里坊不但供平民居住，而且有的还被开辟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由于缺少资料，我们无法了解上京龙泉府商业发展及商品交易的具体情况，但仅从该城中那些密布的里坊就能想象出当时商贾云集、买卖兴隆以及渤海名品交易的红火热闹场面。中京显德府和东京龙原府是渤海国前期的都城。虽然我们在这两座都城中均没有发现类似于上京龙泉府外郭城中那样整齐的里坊遗迹，但从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来推测，它们也应是商业较发达的城市，而且东京龙原府还位于龙原—日本道上，应是对日贸易的物资集散地。此外，西京鸭渌府位于渤海国的重要交通线鸭渌—朝贡道上，这里很可能是与唐朝贸易的物资集散地，而各府州县则应是各地的商业中心和物资集散地。

在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渤海国与唐朝的贸易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这种贸易主要是通过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朝贡”与“回赐”的方式来进行的。

早在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渤海高王大祚荣就派遣其子大门艺入唐都为质子。自此以后，历代渤海王遣子入唐侍卫遂成制度。与此同时，渤海王还不断派遣使臣入唐朝贡，敬献各种方物，而唐王朝则对渤海王子或使臣给予各种不同的赏赐。

从双方礼物交流的情况看，有半数以上是在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发生的，而此时正值渤海国以旧国和中京显德府为都期间，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在渤海国前期，今吉林省东部地区的经济要比其他地区更为发达。

渤海国与唐朝之间也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贸易往来。我们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大祚荣刚刚接受唐朝册封就遣子入唐都“请就市交易”^[51]，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曹、濮、徐、兖、郓等15州地区“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52]以及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淄青节度使奏“新罗、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53]等记载就完全可以断定，双方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而且还是非常活跃的。就连当时的日本人也曾在青州（今山东省益都县）港看到过“有渤海交关船同泊彼浦”^[54]（这里的“交关船”就是贸易船）。对于同渤海的贸易，唐朝最初是准许的。为了适应与渤海贸易活动的需要，唐朝还在青州设立了“渤海馆”，专门接待渤海商人、使者等。后来，在渤海与唐朝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渤海商人通过非法的走私途径，将货物偷运至登州（今山东省蓬莱）等地进行私下交易，于是，唐朝中央政府便规定：“诸锦罽、绫罗、绣、织成、细铀、丝布、牦牛尾、珍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55]。渤海与唐朝之间的贸易自此受到了一些限制和不利的影响。

另外，渤海国与日本的贸易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渤海赠送日本的礼物是以大量的方物为主，而日本回赐给渤海的礼物有彩锦、绫、绢、帛、丝、绵、调布等，其总数约在1100匹（端）和16165絇（屯）以上。^[56]根据以上数字，我们可以断定，渤海国与日本的物资交流规模非常大，具有明显的贸易性质，难怪日本朝廷会对渤海国使团做出“实是商旅，不足邻客”^[57]的评价了。

总之，随着渤海国与唐朝和日本贸易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条从中原地区经渤海国到日本的“东北亚丝绸之路”，我国盛唐时期以及日本的物质文明也逐渐传入了东北地区，各方通过这种礼物的交换实现了互通有无，而且这种频繁的物资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方的经济发展。这对渤海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大諲譔元年（907，此时唐朝已灭亡）以后，渤海国不但继续与日本开展贸易活动，而且还一如既往地向后梁、后唐等中原王朝贡献貂鼠皮、被褥、熊皮、人参、松子、昆布、黄明、细布、发、靴、革、奴子、白附子及虎皮等方物，并进儿口、女口，始终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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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李延寿撰：《北史》卷94《勿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124页。

[2] [日]菅原道真：《类聚国史》卷193，国史大系本。

[3] 冯德培等主编：《简明生物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3页。

[4]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97《东夷·肃慎氏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534页。

[5] 见《贞孝公主墓志》碑文。该碑文1980年出土，现藏于延边州博物馆内。

[6]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3页。

[7]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挹娄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812页。

[8]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3页。

[9] （宋）洪皓撰：《松漠纪闻》（续），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10]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3页。

[11] （唐）魏徴等撰：《隋书》卷81《东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821页。

[12] 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3页；关于“太白山之菟”，也有学者认为应是东北虎（见赵评春《太白山之“菟”应为东北虎辨——渤海史料疏证之一》，《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

[13]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0页。

[14]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56页。

[15]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3页。

[16]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6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930页。

[17] 以上内容参见杨雨舒《渤海国时期吉林的铁器述论》，《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18] （宋）叶隆礼等撰：《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本，第258页。

[19]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48页。

[20]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69页。

[21]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7《食货考》，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533页。

[22]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83页。

[23] 孙乃民主编：《吉林通史》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24] 以上内容参见杨雨舒《渤海国时期吉林的铁器述论》，《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25] 孙乃民主编：《吉林通史》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87页。

[26] （宋）洪皓撰：《松漠纪闻》，载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27] 杨雨舒：《渤海国时期吉林的铁器述论》，《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28]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58页。

[29] 贾敬颜：《王曾上契丹事疏证稿》，《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

[30]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97《东夷·肃慎氏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534页。

[31]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永吉县文物志》，1985年内部出版，第76页。

[32]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和龙县文物志》，1984年内部出版，第85页。

[33]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17页。

[34]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8《 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69页。

[35] 延边博物馆等：《吉林省和龙县北大渤海墓葬》，《文物》1994年第1期，第39—40页。

[36] [韩]金玟志：《石国墓中出土的三彩女俑服饰》，尹铉哲译，见郑永振主编《渤海史研究》9，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301、307页。

[37]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总略上》，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245页。

[38]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58页。

[39]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上京宫城第一宫殿东、西廊庑遗址发掘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40] 郑永振、严长录：《延边古代简史》，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4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渤海上京宫城第2、3、4号门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4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渤海上京宫城第2、3、4号门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43] 郑永振、严长录：《延边古代简史》，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日]小岛芳孝：《渤海的产业与物流》，陈国庆译，载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4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版，第135—136页。

[44]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20《余录》，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673页。

[45] （宋）叶隆礼等撰：《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本，第258页。

[46] 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47]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3页。

[48] （宋）叶隆礼等撰：《契丹国志》卷14《诸王传·东丹王》，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本，第171页。

[49]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和龙县文物志》，1984年内部出版，第34页。

[50]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00《勿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220页。

[51]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05页。

[52]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535页。

[53]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727页。

[54]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55]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727—11728页。

[56] 上述数字是根据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一书中转载的《续日本纪》《类聚国史》《日本后纪》《日本纪略》《续日本后纪》《日本三代实录》《满洲发达史》《扶桑略纪》等日本古籍和著述统计出来的（见该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326页）。

[57] 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