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车书一家”与密切往来

从历史渊源上看，渤海人的祖先——肃慎人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已开始向中原王朝进贡，并臣服之。此后，肃慎族系的挹娄、勿吉、靺鞨等，也都不断地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与中原王朝难以割舍的联系，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的渤海人，使之易于接受唐王朝的册封并向唐朝称臣，保持与唐朝的密切往来。

渤海历代王都向唐朝称臣，即使是一度与唐朝交恶的大武艺也不例外。大武艺在给唐玄宗的上表中，尊称唐玄宗为“陛下”，这是我国古代臣子对君主的惯用称呼之一。渤海某王（已佚其名）在给唐朝皇帝上的贺正表中也自称：“臣幸际明昌，良深抃颂，远驰信币，用申祝圣之诚；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庆。”^[43]在渤海国十五代王中，除废王大元义、成王大华玙、简王大明忠和末王大諲譔之外，^[44]余者皆派遣过使臣入唐朝贡。

自文王大钦茂至第十一代王大彝震的120年间（738—857），渤海使臣朝唐次数多达113次，约占整个渤海国朝唐总次数的69.33%，从而成为渤海使臣入唐朝贡最频繁的时期。自第十二代王大虔晃至第十四代王大玮瑎时期（857—906），受唐朝内乱衰败等因素的影响，渤海使朝唐次数明显减少（总共只有8次），但也并未停止，仍然是“亦修职贡不绝”^[45]。

渤海人坚持向唐朝称臣纳贡的做法，得到了唐统治者的充分肯定。他们早已把渤海人当成了自己的臣属，对渤海人或是称“卿既尽诚节”^[46]，或是自称“朕记人之长，忘人之短”^[47]。渤海政权因得到大唐朝廷的承认而有了合法的地位，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性。

渤海人在政治上长期与唐朝保持密切往来的史实表明，他们已在思想上充分认清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使本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得到唐朝的承认并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与唐朝的往来，努力保持与唐朝的藩属关系。更重要的是，渤海人已把这种思想认识变成了自觉的行动。上述史实也标志着渤海人已在心理上逐渐接受和认同了我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

渤海人还在经济上与唐朝保持密切往来。尽管唐朝对渤海人入唐朝贡的时间及内容并未做出任何硬性的具体规定，但渤海使臣和留学生每次前往唐朝时都会带去一定数量的方物，而唐朝则回赐给渤海人各种丝织品，双方还进行过名马和熟铜的交易。通过上述经济交往，双方不但达到了互通有无的目的，而且渤海国的经济也因此而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唐代，正值我国封建典章制度更加完善、文化更加繁荣的时期。内地发达的中原文明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包括靺鞨人在内的周边各少数民族，使他们逐渐“阅中国风俗，请被冠带”^[48]。渤海建国后，随着其自身的迅速封建化，统治者更加迫切需要学习和引进中原内地的典章制度和文化，而渤海国与唐朝的密切往来，又使渤海人学习和引进这些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努力得以顺利实现。

从制度上看，“唐朝中央统治机构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而渤海地方政权实行的也是三省六部制。所不同的只是二者在名称上有所差异：渤海的三省为政堂省、宣诏省和中台省，分别对应于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渤海的六部是忠、仁、义、智、礼、信部，分别相当于唐朝的吏、户、礼、兵、刑、工部。唐朝的行政区划为道、京（府）、州、县四级，采用的是五京制，即中京京兆府（后改称上京）、东京洛阳府、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和北京太原府。而渤海除了没有道一级的行政区划（因为渤海国本身就属于唐朝的河北道）外，同样也采用了京（府）、州、县的行政区划，其中的五京为上京龙泉府、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西京鸭渌府和中京显德府”^[49]。另外，渤海人在城市建筑的布局以及礼俗等方面也都模仿和实行了唐制，也就是史书中所记载的“大抵宪象中国制度如此”^[50]。

再从文化与风俗上看，渤海人是“地虽海曲，常习华风”^[51]。“渤海人和唐朝人一样，通晓和使用汉字。渤海诗人也非常善于吟诗作赋，其作品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可与唐朝中原内地著名诗人的作品相媲美。从目前已发现的渤海佛教文物，如舍利函、石灯幢、佛塔、各种佛像以及香炉来看，其制作工艺、技巧及图案、装饰等均与唐朝中原内地同类型文物的风格颇为相似。渤海人对儒家文化的熟悉程度也丝毫不逊色于唐朝人。他们不但在诗、赋、表章、碑文等文学作品中引经据典，而且还将儒家说教广泛应用于书信、国王年号、尊号、人名、地名以及机构名中。尽管上述做法可能并不具备实际的意义，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但这也足以证明，发源于中原内地的儒家文化已在渤海国范围内深入人心。渤海官吏的服饰也像唐朝官服那样有了严格的等级规定。此外，渤海国晚期的墓葬形制也与中原内地的同类型墓葬风格非常接近。”^[52]

渤海人不但全面学习和引进了唐朝的封建文化，而且还与唐朝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往来。前往唐朝的渤海人以其文韬武略而赢得了唐朝人的赞誉。唐朝诗人韩翃在其诗作《送王诞渤海使赴李太守行营》^[53]中写道：

少年结客散黄金，中岁连兵扫绿林。渤海名王曾折首，汉家诸将尽倾心。

行人去指徐州近，饮马回看泗水深。喜看明时钟太尉，功名一似旧淮阴。

在诗中，韩翃把王诞这位大钦茂派来的渤海使节比喻成三国时期的著名文臣钟繇和西汉初年的淮阴侯韩信，称赞他为人豪爽、仗义，既能文又能武，不但为大钦茂所佩服，而且就连唐朝的武将们也愿意与他交往。

渤海国与唐朝全方位的密切往来，不但对渤海国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也拉近了双方心理上的距离。正因如此，所以温庭筠对渤海国才有“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54]评价。在这里，诗人把渤海国认定为与中原内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55]的统一国家，是对渤海国与唐朝关系的最好诠释。

总之，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在渤海国初期就已得到了确立和加强，而且后来无论是其势力如何发展和强盛，都始终与唐朝保持着主动从属和接受管辖的、不可分割的亲睦关系，这无疑成为贯穿整个渤海国历史发展中的一条主线，也堪称我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地方政权关系史上的典范之一。

---

[1]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0页。

[2]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0页。

[3] [日]金子修一：《从中国的角度观察渤海国》，王培新译，载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4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版，第165、166页；译自日本《しにか》1998年第9期《特集·渤海国》。

[4] 陈福波监修、宅间利翁编辑：《唐·渤海与日本之交流现有日本文献》第1册，2002年版，第21页。

[5] [日]金子修一：《从中国的角度观察渤海国》，王培新译，载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4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出版，第165页。

[6] （唐）魏徴等撰：《隋书》卷81《东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822页。

[7]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0页。

[8]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046页。

[9]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172页。

[10]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0页。

[11]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褒异1》，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46页。

[12]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4》，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05页。

[13] 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14]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0页。

[15]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78页。

[16]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59页。

[17]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1页。

[18] （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十九》，开元十四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2013年标点本，第5671页。

[19]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1页。

[20]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98页。

[21]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136《乌承玼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597页。

[22] 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23]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98页。

[24]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1页。

[25] [高丽]金富轼撰，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八》，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校勘本，第117页。

[26] 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27]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471《翰林制诏·渤海书》，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405页。

[28]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2页。

[29] （宋）王溥：《唐会要》卷36《藩夷请经史》，开元二十六年六月条，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67页。

[30]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1页。

[31] （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222《唐纪三十八》，宝应元年九月丙申条，中华书局2013年标点本，第5965页。

[32]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2页。

[33]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1页。

[34]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0页。

[35]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188页。

[36]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119页。

[37]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119页。

[38] 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39] 即主持有关府州的事务，见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5《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196页。

[40] 魏国忠：《渤海都督府长史小考》，《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

[41] [日]古畑彻：《渤海的文化使节侧面再探——渤海后期的中华意识、对日意识》，李东源译，载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高句丽、渤海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2001年版，第199—200页；译自《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6，1955年1月。

[42]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2页。

[43] （宋）洪皓：《松漠纪闻》续，载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44] 末王大諲譔曾于907年遣使朝唐告哀，但此时的唐朝已被后梁取代，不可能再接受渤海国的朝贡，所以大諲譔的这次朝贡对象应是后梁。

[45]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3页。

[46]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471《翰林制诏·渤海书》，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406页。

[47]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471《翰林制诏·渤海书》，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405页。

[48] （唐）李延寿撰：《北史》卷94《勿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126页。

[49] 杨雨舒：《渤海人对中原文明的心理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

[50]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3页。

[51]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471《翰林制诏·渤海书》，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405页。

[52] 本段内容引自杨雨舒《渤海国与唐朝关系述略》，《东北史地》2004年第4期。

[53] 《全唐诗》卷245，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本，第2751页。

[54] （唐）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见《全唐诗》卷583，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本，第6756页。

[55] 《礼记·中庸》，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