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渤海国前期与唐朝的关系
在渤海国前期（698—793）的近百年中，高王大祚荣、武王大武艺和文王大钦茂这三代渤海王以今吉林省东部地区和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为中心，积极谋求发展；而同时期的唐朝则经历了从武则天后期统治到唐玄宗开元盛世的变化。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里，靺鞨—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繁杂的发展进程。
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1]。在这之前，靺鞨国已经存在15年之久，却仅仅被册封为“渤海郡王”即比原来的“王”位低了一等，按说大祚荣本该拒绝才是。然而，他确实是接受了这一册封，其证据有二：一是《新唐书·渤海传》中关于“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2]的记载；二是日本古籍《续日本纪》卷10，神龟四年九月庚寅条之载，“渤海郡王使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不言而喻，如果不是高齐德等人自称自己是“渤海郡王使”即渤海郡王派出的使者，则日本的出羽国地方当局和当时的日本史官断然不会将高齐德等八人的身份记作“渤海郡王使”的，足证此前的渤海政权真的“是承认自己为唐封郡王地位的”[3]。尤其弥足珍贵的是，这已经得到日本《正仑院》所收藏文书《一片贰张》上书有“送渤海郡使人使等食料伍拾斛、以下至国司署背天平十八年经师等手实”[4]的文字所证实。因为以情理言之，文中所谓的“渤海郡”虽首见于大武艺与日本交往之时，但鉴于其实际所指只能是当时渤海政权所管辖地面而绝不是汉时的渤海郡，故其名的出现无疑与“渤海郡王”的称号相联系，即其管辖地域无疑是与“渤海郡王”之封同时出现的忽汗州都督府的辖区；而忽汗州都督府又被称作“渤海都督府”，则“渤海郡”显然就是“渤海都督府”的别称。因之，也就完全可以断言，大祚荣不但承认和接受了唐朝所册封的“渤海郡王”地位，而且也让自己的政权被纳入了唐朝的管辖范围之内即变身为它的一个羁縻州府——忽汗州都督府或称“渤海都督府”，也就难怪有学者认定当时的渤海政权实际上所得到只是“形式上的属州待遇”[5]，即唐朝所辖范围内的一个地方性的政权，而并不是一个从属于唐朝的藩封国。那么，他为什么接受了这样的册封呢？这既是此前的历史情结所导致，因为大祚荣及其部属们久居营州多年，“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6]而已经汉化，故即便离开了营州却依旧眷恋着中原内地，从其自号为“震国王”（来自其父接受“震国公”的封爵）的举措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又是当时的现实需要所决定，因为建国初年的“遣使通于突厥”[7]即不得不依附和“听命”[8]之，但由于其默啜可汗的“自恃兵威，虐用其众”[9]，特别是所派驻的“吐屯”的勒索盘剥更让他们难以忍受而萌生悔意，也同样需要结好并借助于外界特别是唐廷的支持。故当张行岌于707年前来招慰——“旁结”之际，大祚荣立即予以接受，并派其次子门艺入唐宿卫（即当人质）以表示臣服的诚意；至713年又接受了如上的册封和忽汗州都督的官职，并“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即正式确立了对唐朝的臣属和宗藩的地位而成为隶属于唐朝的一个地方“自治”政权。当然，也正由于这一册封，大祚荣得以大大提高其在国内外的声望和地位，故完全可能像他的嫡孙大钦茂接受册封时那样“承诏赦其境内”，于是新兴的渤海政权得以进一步地稳定和巩固而成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区域的一支重要势力，并形成了“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南与新罗相接，[西接]越熹靺鞨，东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的规模，从而为后来渤海国的发展奠定了。另外，与唐朝之间的亲密联系也得到了加强，除在政治上坚持臣属，确实履行包括纳质入侍和朝贡、朝贺在内的各项义务，“自是每岁遣使朝贡”[10]外，开元六年（718）二月，还“遣其男述艺来朝……留宿卫”[11]，在短短的几年间前后6次派使节入唐朝拜、贡献方物及领取赏赐等，除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外，还积极开展同中原内地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以尽可能地争得朝廷各方面的支援，如在册封的同年（713）十二月，就通过王子大述艺入朝的时机提出了“就市交易，入寺礼拜”[12]的正式请求；翌年（714）三月，又“令生徒六人入[京师太]学”[13]，习识中原内地的经史典籍。这一切既体现出他对唐朝的忠顺和恭敬，也反映了渤海王廷对中原内地封建文明的强烈向往，自然获得了唐朝的理解和支持，玄宗皇帝都一一予以满足。其结果是盛唐文明源源传入渤海地区，既促进了渤海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步伐，也使双方之间的亲睦关系得到了加强，
大祚荣去世后，其子大武艺继承了王位，并遣使赴唐告哀。唐朝则派左监门率上柱国吴思谦前往渤海国吊祭，同时册封大武艺继任其父所任之职。此后，双方间的这种告哀、吊祭和册封活动逐渐成为定制。经过其父20余年的治理，当时的渤海国已步高句丽后尘而成为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新兴的政治势力。
与其父不同的是，作为“抗礼”唐朝派的代表人物，大武艺显然具有“割据”的意识，故刚一继位就显示出不“服”天朝管的政治姿态，不但敢于违反朝廷礼制，将其父祚荣“私谥为高王”；而且私自“改年曰仁安”，建立了自己的年号——“仁安”，以示不奉唐家正朔。之所以如此，也可能与对唐朝仅仅册封他们父子为“郡王”爵位的不满相关联。不过尽管如此，在位前期的大武艺至少在场面上还是恪守臣藩礼数的，在同日本国的交往中也老老实实地亮出了唐封“渤海郡王”的实际身份，不但没有公开地叫板唐朝，而且保持了正常的宗藩关系。然而，到了他在位后期，随着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他不顾一切地要和唐朝进行较量，结果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导火线恰恰就是其北攻黑水靺鞨及伴随而来的大门艺事件。
史载大武艺即位后不久，就开始了“斥大土宇”，即一再向周邻地带进行扩张，从而造成了“东北诸夷畏臣之”[14]的局面。起初，唐朝方面显然并未进行任何干预，但在开元十年（722）黑水靺鞨的勃利部因遭到渤海方面的大举进攻而形势极其危险，其首领倪属利稽不得不亲自到唐都长安告急和求援。唐廷当然不希望渤海一家独自坐大而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故从分而治之的策略考虑，“拜”其“为勃利州刺史”[15]，即通过在其地建置勃利州的举措以表示积极的支持。不过，如前文第二章所论及，这并没有挡住大武艺北进的步伐，勃利部则依然不是渤海军队的对手，继续处于被动的境地，在其后的二三年间，频频遣使唐朝告急，甚至派出了重要将领五郎子等人入朝，都反映出当时形势的严峻而急需得到朝廷的切实支持，但远水毕竟解不了近渴，勃利州终于被渤海所攻占。因之，朝廷方面也就不得不接受了主管东北事务最高官员安东都护的建议，于开元十三年（725）决定在“黑水靺鞨内”建“置黑水军”，以显示对黑水靺鞨方面的进一步支持，并对大武艺的继续北进进行劝阻和干预。然而，这同样无济于事，故又有了开元十四年（726）黑水州都督府的建置和“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16]，即蓄意地将黑水州都督府与不久前设置的忽汗州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处于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以显示对黑水靺鞨方面予以最大限度的支持！
但是，这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招致了大武艺的更大不满，乃决定派自己的弟弟大门艺和舅舅任雅率兵进攻黑水靺鞨。然而，渤海王廷内部对这次出兵意见并不一致。大门艺“曾充质子至京师，开元初还国”，深知唐朝的富强和“厉害”：“至是谓武艺曰：‘黑水请唐家官吏，即欲击之，是背唐也。唐国人众兵强，万倍于我，一朝结怨，但自取灭亡。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抗敌唐家，不事宾服；唐兵一临，扫地俱尽。今日渤海之众，数倍少于高丽，乃欲违背唐家，事必不可’”，因谏阻进攻黑水。可是，大武艺不听，非要大门艺出兵。“门艺兵至境，又上书固谏。”结果竟导致大武艺的极度恼怒，不仅立即解除了其兵权，“遣从兄大壹夏代门艺统兵”，而且下令调其回返，“欲杀之”。“门艺遂弃其众，间道来奔”于唐朝，并被“诏授左骁卫将军。武艺寻遣使朝贡，仍上表极言门艺罪状，请杀之。上密遣门艺往安西，仍报武艺云：‘门艺远来归投，义不可杀，今流向岭南，已遣去讫’，乃留其使马文轨、葱勿雅，别遣使报之。”却不料，其事被泄露，大武艺闻悉后极度气愤，因“上书云：‘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今闻门艺不向岭南，伏请依前杀却’”[17]。于是，矛盾更加升级和激化，朝廷也进一步地陷入尴尬被动的境地。对此，就连宋人司马光也曾予以批评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18]的确可以说是弄巧成拙，反倒让大武艺抓住了把柄。因之，除开罪于李道邃、源复而以“漏言国事”之罪“皆左除”之，即分别降为曹州刺史和泽州刺史外，又不得不“遣门艺暂向岭南以报之”[19]，即以回书的形式向大武艺进行辩解。不过，仍然没有缓解双方间的紧张状态，并终于导致矛盾的大爆发而诉诸武力解决，即开元二十年（732）进攻唐朝，双方之间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战争就此爆发。
渤海军队兵分两路，分别对山东半岛和河北东部地带发动了进攻。其中水路方面于同年九月五日，在大将张文休的率领下攻占了登州，“杀刺史韦俊”[20]。陆路方面则打到马都山（今山海关附近）一带，并“屠城邑”[21]，致使唐朝方面的“吏民逃徙失业”[22]。然而，处于盛世阶段的唐朝毕竟有实力组织起反击，除派左领军将军盖（或作葛）福顺“发兵讨之”[23]和“遣门艺往幽州征兵以讨之”[24]外，又命新罗王金兴光“发兵击靺鞨南鄙”[25]，并获得“黑水、室韦以骑五千来属”“尚书”乌承玼的麾下而造成了“边威益张”[26]的局面。反之，渤海方面则逐渐失去了战场上的主动，由于长途奔袭和补给困难，又陷入唐朝、新罗、黑水靺鞨和室韦等方面的包围之中，故心生悔意，因于开元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735—736）之交，派大诚庆（或作大茂庆）等人入唐朝贡，并主动附上“请罪表”向唐玄宗表示谢罪之意，而唐玄宗则指出，“卿往年背德，已为祸阶，近能悔过，不失臣节，迷复非善，即又可嘉。朕记人之长，忘人之短，况又归伏，载用嘉叹，永祚东土，不亦宜乎。”[27]在严厉批评大武艺的同时，也原谅了他的过错而实现了和解。总体来看，尽管大武艺曾一度与唐朝交恶，但在他执政的18年间，渤海国与唐朝之间的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据统计，仅从武王仁安元年至十九年（719—737），渤海国入唐朝贡等活动的次数就达34次之多，而在开元十七年（729）一年中，遣使入唐次数就达6次，大大超过了大祚荣时期的朝唐次数。开元二十五年（737），大武艺病逝，其子大钦茂继承王位，并按惯例遣使赴唐告哀。唐朝同样依惯例派内侍段守简为使臣赴渤海国吊祭，同时册封大钦茂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
大钦茂在位时期，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他是一位颇有抱负和才干的政治家，能够从祖、父两代对唐朝的不同态度和举措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也确实认识到其父的进犯中原导致了内部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故尽管也具有较为强烈的割据意识，但在对待和处理同唐朝间关系问题上与其父大相径庭而采取了务实、灵活的态度，如即位伊始就对唐朝的册封高度重视：“承诏赦其境内”，“遣使随[段]守简入朝贡献”，[28]并不遗余力地引进高度发展的盛唐封建文明和全面“宪象”中原典章制度，“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29]，并派遣诸生到内地“习识古今制度”；积极恪守藩臣之礼和履行应尽的各项义务，几乎是连年遣使入贡，“迄帝世（按指玄宗在位时期），朝献者二十九”[30]。天宝十四年至广德元年（755—763），唐朝内地爆发了“安史之乱”，引起了中原内地的极大动荡而乱成了一团，不但给唐朝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成为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也使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即便是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大钦茂也没有叛乱和反对唐朝，而是冷静地判断形势，既能够果断地采取措施把自己的都城北迁上京以躲避战祸，又懂得在形势不明朗之际始终严格保持中立的态度，并及时派人入“贡”以了解形势和掌握动态，并表达支持朝廷的立场和态度。这岂能不让朝廷感到满意？故至宝应元年（762）夏，积极筹划平叛事宜的唐代宗李豫，一面“遣中使刘清潭使于回纥，修旧好，且征兵讨史朝义”[31]；另一面于同年秋派内使韩朝彩持敕书来渤海对方兴未艾的渤海政权进行联络和“旁结”，即升渤海为“国”和晋封钦茂为“国王”。尽管此举并未真正达到“旁结”的目的，大钦茂对这一册封的反应也并不热烈，但让渤海方面至少是持续稳定地坚守了中立的立场，而且大钦茂也毕竟接受了这一“进封”，从而使渤海政权正式获得了“封国”的地位，即由此前的“渤海郡”递升为唐朝册封体制之下的一个藩封国。也正因如此，“安史之乱”刚刚平息后，渤海方面“频遣使来朝，或间岁而至，或岁内二三至者”，至大历十二年（777）正月，又“遣使献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四月、十二月，使复来”；贞元七年（791）“八月，其王子大贞翰来朝，请备宿卫”，即朝贡、贺正、留学、留宿卫等活动远比高王和武王时期频繁多了，据不完全统计，自文王大兴元年至五十七年（738—793），渤海先后入朝达52次之多，约占整个渤海国时期入唐朝贡总次数的1/3，确实可以说是臣礼无亏。这无疑让朝廷方面感到宽慰，故对渤海方面也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凡所要求无不予以满足，并再三地为他加官晋爵，如“开元中，袭父位为郡王、左金吾大将军；天宝中，累加特进、太子詹事、宾客……大历中，累加拜司空、太尉”[32]；尤其是“宝应元年，诏以渤海为国，钦茂王之，进检校太尉”[33]，凡此种种，既反映了与唐朝的亲密融洽程度超出了其父、祖之世，也体现了渤海与中原内地已经越来越趋于相互需要和依赖。当然，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渤海方面走上了全面唐化的道路，盛唐的文明成果得以源源不断地传入渤海地区而成为其文明进步的重要催化剂并为后来“车书一家”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