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宗教学、旅游研究
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一
中国各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在经济上有了长足发展，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如果从文化的发展上看，在现代工业社会文化潮流的冲击下，体现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正大量流失，不少民族的服饰、语言、传统民居、歌唱艺术、民族舞蹈、礼仪习俗等民族文化遗产，有可能在20—30年或在更长时期内大部或全部消失。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基诺族。基诺族是1979年经国务院确认的一个单一少数民族，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最后识别的一个少数民族。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基诺族在社会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其传统文化却日益衰落。杜玉亭教授多年进行跟踪调查，曾在1990年作预测：适应热带山区的基诺族传统竹楼有可能在10年内被内地汉族式砖木结构平房和钢筋水泥结构楼房所取代。颇具特色的基诺族民族服装可能在20年内消失。由于传统的上新房、过年、成年礼等一系列仪式已从1959年起革除，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断，通晓民族传统历史、习俗的长老多已故去，尚存的歌手已十分有限，而青年人对此又不热心，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世代口耳相传的基诺族传统历史文化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由于学校只教现代流行歌舞，影视传播的是现代流行的歌舞，还由于擅长基诺族传统歌舞者已寥寥可数。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挽救，与生命过程相伴随的基诺族歌舞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由于学校只使用汉语课本，且小学生到家长多习惯用汉语，影视节目也是汉语，所以青少年多习惯于讲汉语而不讲基诺语，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扭转，既是民族特征之一又是无文字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基诺语言也有可能在50年内消失。
事隔6年，基诺族长老们根据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对传统文化丧失时间的预测如下：鉴于中青年已不穿或压根儿不再有传统民族服装，甚至有些老年人也跟随时尚穿上西装，所以民族传统服饰有可能在10年左右消失；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民族传统歌舞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载体且是民族特征之一的语言，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基诺族长老的预测与杜玉亭教授6年前的预测相比，多数传统文化内容的消失时间都大为提前，由此可见民族传统文化消失的速度在现代趋同浪潮中正在加剧。[1]
当前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消亡是普遍性的，笔者考察过云南不少民族地区，并多年在纳西族地区做田野调查，感触良多。纳西族东巴文化举世闻名，是现代和当代国际纳西学热和纳西族地区旅游大潮汹涌的一个最重要的促成因素。但是，目前这一推动了纳西族的国际知名度和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文明瑰宝正在民间不断绝迹，所剩无几的东巴多至耄耋之年，且无人传承。英国《独立报》曾刊登《最后的东巴正处于消失的危险中》（Last of the Dongbas in Danger of Fading Away），惊呼纳西东巴文化即将在这个星球上消失，此非危言耸听，如照目前各地所剩无几的老东巴无传人的情况发展下去，十多年之后，将不复有东巴文化活动存活民间，被视为丽江旅游一个支柱人文资源的东巴文化将只存在于博物馆、研究所而成为死去的文化，东巴文化将只是一门钻故纸堆的学科。目前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办得有声有色，学员众多，听众如云。从纳西人有广采博纳外来文化之长的恢宏气度这一点来说，这是好事；但可叹的是对外来文化的传承与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相比反差太大。不少民族地区正在上演着这种“中原所失之礼得于野，而‘野’之礼乐则丧于野”的文化悲剧。
其次，纳西族民间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正日趋衰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歌谣谚舞蹈衰微没落，民间歌手寂寥冷落，年轻的民歌手如凤毛麟角。年青一代痴迷于影视流行歌曲歌舞，过去遍布城乡的歌手一唱三叹，听众如醉如痴，很多人能出口成章（民歌），甚至年轻人以即兴编歌斗歌谈情说爱的盛况已成如烟往事。电视文化对过去民间故事、礼俗谣谚的家庭传承的冲击犹如风卷残云。此外，传统民居、服饰、节庆等正在咄咄逼人的“现代趋同”浪潮冲击下消失和隐退。
在丽江城区、坝区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教小孩从小就学说汉语已成风气，用母语能妙语连珠地向后代传授传统文化知识和智慧的祖父母一辈现在只能与仅会讲汉语的孙辈结结巴巴地对话的窘况已司空见惯；即使在尚操母语的青年人中，大量丰富的传统文化词汇正在消失。[2]这种年轻一代忽略母语，甚至不屑于说母语的现象在云南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
丽江古城在1997年经联合国评审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首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获此殊荣的记录。入选的原因，除了古城水系等特点突出的建筑风格外，最关键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有千年文明史，至今仍然活着的少数民族的古城。很多中外人士认为，丽江古城的魅力主要在于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民族之城”，有那么多纳西民众每天休养生息其中，满目可见淳厚的民风民俗。而如今丽江古城虽然尚有不少保留唐宋流风余韵的建筑群、留有中原之古音的洞经音乐等多元文化的宝藏，但就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和不少融佛、道、儒等文化因素于一体的民俗风情而言，正处于因文化变迁而日益脆弱、消失的危境，纳西语言、传统艺术、服饰、节庆、信仰等这些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无形和有形文化在古城正急剧衰落，如不力挽危机，数年后，有可能出现个别外来文化因有传承而繁荣，但本土文化和其他多元文化却因无人传承而消逝的结局。
民族服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体现民族文化个性魅力的外化特征，目前，这一习俗也普遍面临危机。在不少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不屑于穿本民族服装的现象十分突出。如在麻栗坡、河口等地传统习俗保留较多的蓝靛瑶中，现在青年男子已很少在日常生活中穿本民族服装，甚至出现了一些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穿民族服装的现象，意味着当地瑶族的服饰正向着逐渐消亡的趋势发展。[3]笔者在1994年曾到保留传统习俗较多的西盟佤族自治县岳宋乡，见到不少佤族妇女已改穿现代汉装。
这些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和繁荣的唯一标准，如果忽视文化的发展，单纯经济上的增长不一定能促成一个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繁荣，也无从谈起在我国建立有各个民族卓具特色的文化，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讲发展，除了以经济发展和收入指标衡量各民族的发展状态外，不能忘了该民族的文化发展状况。假如汉民族在某一天其经济技术水平已发展到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已经全面衰落而全盘西化的话，这样的发展是喜是悲，不言而喻。很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华人极力地在保护和维持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也可见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文化非要趋同不可。
我在1992年访问过加拿大十几个印第安人部落，他们如今都住着和白人民居相差不多的洋房，大多数年轻人身着洋装，说着英语，很多人有汽车。如果仅仅从物质生活上衡量，他们无疑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阶段。但如果你与部落民众深入交往，就会发现有一种苍凉而铭心刻骨的痛苦在折磨着这个民族的心灵，这是一种深入神髓、地老天荒般的精神痛苦。这痛苦又是与一个民族的发展繁荣极端背离的。如今，加拿大境内很多部落50岁以下的印第安人，已不会讲自己的母语。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数百年间，白人社会以他们的发展观和文明观强制性地改造印第安人社会，对他们实行同化政策，很多印第安孩子从小就被强行安置在“寄宿学校”，剥夺了讲母语的权利，变成只会讲英语的印第安人，传统的民族文化知识仅仅保留在少数白发苍苍的耄耋长老口中。几乎我所接触到的每个部落的酋长，一谈到目前印第安人的文化现状，无不愀然心痛。民族文化的全面丧失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永难磨灭的心灵创伤，在白人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不少年轻人丧失了精神家园，对自己民族的前景悲观失望；长期固守保留地的封闭生活，又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难以适应时代的种种变迁，于是，酗酒、自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便接踵而来。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痛切地感到，仅仅过上白人式的“现代化”生活，并不意味着自己民族的振兴和幸福，本民族传统文化、语言的全面丧失，将使当代和后世的部落民众留下永恒的精神痛苦。从这一角度看，物质生活上有了较大发展的北美印第安人并没有获得民族的发展繁荣，相反是逐渐走向被白人同化的民族消亡之路。[4]
二
邓小平同志说：“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5]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民族观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只有各个民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得到繁荣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6]社会主义制度为各个不同民族的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施尊重各民族文化习俗的国策和一系列的民族自治政策，结束了旧中国统治阶级歧视少数民族的漫长历史，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社会主义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如今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如何使各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繁荣，是我国各级政府、民族工作者和民族学家当前所面临的另一重大研究课题和重要工作。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最本质的特征，他凝聚着一个民族在其历史的自我生存发展中不断形成的智慧、理性和创造力，以及自我约束力。在适应本民族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心智之光曾经引导出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协调的明智之路。
比如，过去各民族都有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和习惯法，构成本民族社会卓有成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规范着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行为，如傣、基诺、哈尼、傈僳、壮、侗族等族都有神林、神树崇拜；藏族有神山、神林和神湖崇拜；这些山林湖泊禁忌砍伐和污染，因此周围的生态环境都保护得比较好。纳西族、藏族还有在每年特定时期封山禁猎禁伐的习俗，对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大有裨益。藏族人传统的禁忌杀生习俗也有利于保护野生动物。纳西族有与本民族宗教东巴教密切相关的把自然和人类视为一对兄弟的哲学观念体系，认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犹如兄弟相依互存，人与自然只有保持这种兄弟似的均衡关系，人类才能得益于自然。在这种理智的认识基础上，纳西族民间产生了一整套保护自然生态的习惯法，以此制约着人们对待自然界的行为。长期以来，这种基于纳西先民人与自然的观念规范着人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些大大有益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们生活的社会规则、禁律。东巴经中常见的禁律有：不得在水源之地杀牲宰兽，以免让污血秽水污染水源；不得随意丢弃死禽死畜于野外；不得随意挖土采石；不得在生活用水区洗涤污物；不得在水源旁大小便；不得滥搞毁林开荒。立夏是自然界植物动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因此，立夏过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禁止砍树和狩猎。纳西族的这种传统习惯法已升华为一种道德观念。过去，在纳西人的观念中，保持水源河流清洁，爱护山林是每个人都必须履行的社会公德。纳西族主要聚居区丽江不仅各乡各村都有保护山林水源的乡规民约，而且，各村寨定期推选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长老会，督促乡规民约的实施。少年儿童自小就由上辈人谆谆告诫，不得做任何污染破坏自然环境的事。丽江古城居民在五六十年代都直接在河里挑水饮用，因为很少有人会往河里扔弃污秽物品。黑龙潭游鱼如梭，有不少甚至游到古城的河沟里，但也没人抓捕。如果有谁触犯保护水源山林的乡规民约，不管其来头多大，都要受罚。笔者就曾调查到几则有关村寨豪绅因触犯乡规民约而受到村民处罚的事例。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积极的社会功能作用。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相沿千百年的民族传统生态道德观，丽江才赢得那一片青山绿水，那家家流水、户户花圃的自然谐和美景。直至50年代早期，丽江还保持了全部土地面积中有73%的林地和12.8%的草山草坡，森林覆盖率达53.7%。
如今对传统信仰、传统生态道德观的漠视破坏了很多民族这种明智的自我约束机制，导致了急功近利意识的恶性膨胀和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导致了很多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如丽江不少村寨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次次乱砍滥伐风，森林资源损失惨重，对村寨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重塑各民族传统的生态道德观有赖于弘扬各民族传统文化中那充满智慧和理性而如今正在全面没落的人与自然观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我约束意识。
传统文化的流失使有些民族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受到强烈冲击，市场商潮和泛滥成灾的影视俗流把赌博等恶劣世风带进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因赌博而倾家荡产者已普遍见于过去受传统道德律制约而从未有赌博之风的少数民族村寨。过去，在很多少数民族村寨都有禁赌博的村规民约，而如今不少村镇居民在余暇时间热衷于聚众打麻将，赌博已形成风气。笔者去年在西双版纳著名的景点八角亭见到，不少傣族小和尚亦热衷于参与设在寺外赌摊上的各种赌博游戏。由此可见边地民族地区赌风之盛。
不顾各民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传统智慧和特色，盲目照搬某种文化模式也将导致恶劣的后果。比如，云南一些热带地区的民族本来有干栏式民居，现在则盲目模仿城市钢筋水泥房屋建筑，传统干栏式建筑原来是根据当地湿热的生态特点而设计，能保持通风和房子干燥，有利于防止风湿等疾病的发生，而现在时兴的新房直接与地面接触，必将给当地人的健康带来不良影响。又如在民族地区风景区依照城市模式建盖豪华的楼台亭阁，而不是在当地民族建筑的风格形式上加以改造，往往导致影响旅游景点魅力的“煞风景”结果。
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史和当代国际社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比如，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藏族文化中那种不重现世功利，重在信仰和精神追求的特质，对许许多多身心困扰于现代工业文明种种流弊的中外人士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人甚至把西藏视为“当代人类精神领域的最后一块净土”。当代国内外的“藏学热”“西藏文学热”“西藏旅游热”等即与此有密切关系。又如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因尚有东巴能识读而被国际上誉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用这种象形文字写成的数万卷东巴经成为像敦煌画卷、古籍一样的人文宝藏而备受国际学术界瞩目；保留了很多多元文化遗风的丽江也一时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文化圣土”。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宝藏中，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我国少数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瑰宝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神奇瑰丽的内蕴，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在人类文化史和当代国际上的地位。如果中华民族的文化只是一种单一的文化，那是不会有这样的地位的。
在当今世界面临精神生活贫乏、环境污染、物欲横流等种种劫难之时，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些朴实而澄明的智慧和理性之光，不是能给现代人以很多启迪，解一些当今人类的困惑和难题吗？因此，避免各民族文化在当今工业社会中盲目而畸形的趋同之风，是各民族都面临的世纪性大问题。
三
据在丽江等地用问卷等方式对很多国内外游客的调查结果表明：有美丽的自然景观优势但无民族传统风情文化魅力的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特别是对国外游客的吸引力是不大的。
目前我国不少民族地区制定了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优势来发展各种形式的旅游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拥有25个少数民族的云南省即是典型之一。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云南主要基于民族人文资源而蓬勃兴旺的旅游发展态势，云南省委和省政府制定了将云南建成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的战略决策，这是一项旨在以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来促进民族地区的脱贫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促使云南形成可持续发展良好态势的举措。但在当代文化变迁的潮流冲击下，云南这块红土地上很多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不断衰落，向当代千篇一律的城市文化模式趋同的态势越发突出，很多民族的传统建筑、服饰、语言、民俗、信仰、民间文学艺术等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特征的人文景观正不断消逝。如今我们在无数民族村和影视的汪洋中所领略到的云南民族风情有不少实际上是已不存在或正在消亡的传统文化的复制，是一种在当代商品经济潮流中应运而生的变异形态，不是原生的形态，华丽有余而真实不足。如果现在不采取有力措施保护住当前民间尚存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残山剩水”，建立民族文化大省就无从谈起，失却了民族人文景观魅力的云南要成为“旅游大省”也就要大打折扣了。据笔者所知，现在国内外来云南旅游和研究的人士有不少是抱着“此时不来，盛况难再”这种心情而来的。作为旅游大省的云南的魅力能持续多久呢？
旅游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能转化成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旅游对很多目前贫困问题还相当严重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脱贫和发展的途径，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产业，但旅游只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才会形成真正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有赖于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的保护和再生能力。如果任现在民族传统文化不断流失和趋同的状况发展下去而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民族地区的旅游热潮是不可能持久的，那无异于是听任一种与我国现代化事业息息相关的资源白白地丧失。[7]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不仅不是水火不相容，甚至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优良成分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全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大有裨益。固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难免有一些应该淘汰的消极因素，但如果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粹部分得以大力弘扬，其糟粕毕竟是会逐渐被清除出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年来，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不是已经在社会改革和变迁中逐渐销声匿迹了吗？关键的问题是要留住在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占主流的精粹。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辩证地看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历史上，中原汉文化给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活力，而中国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又给中原汉文化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使之不断更新而保持活力。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先民一直进行着各自文化的双向交流和传播，双方互有影响。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中国各民族的多元文明之间的优势互补始终贯穿着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史，这种优势互补是促进中华文明进步和繁荣的关键因素。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如果只有单一而非多元的文明，它是不可能形成洋洋大观而又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大观的。就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前景而言，应有一个如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结局，即“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8]只有这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才会在人类文化的百花园中具有举世瞩目而永恒的地位。
原载《思想战线》1998年第5期
[1] 参看杜玉亭主编《传统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杜玉亭《从基诺族例看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民族学》1997年第2期。
[2] 杨福泉：《盛名之下的忧思》，《丽江报》1997年2月26日。
[3] 黄贵权：《云南瑶族语言和文化变迁》，郭大烈主编《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杨福泉：《苦斗不息的酋长们》，《光明日报》1997年6月11日。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注94。
[6] 参看杜玉亭《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论略》，《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7] 参见杨福泉《生态旅游与云南的旅游资源保护》，《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8]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