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驻地西柏坡，前往当时的北平。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革命胜利指日可待，这时毛泽东同志所考虑的则是全党将要面临的巨大考验。在执掌全国政权、领导国家建设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许多未知的领域。因此，毛泽东同志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后面还有许多“考试”等待着中国共产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考出了好成绩，向人民交出了满意的“赶考”答卷。“考”出了好成绩，是不是“赶考”就可以结束了？
“赶考”远未结束。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西柏坡，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1]“赶考”是“不忘初心”的体现，是“牢记使命”的行动，“赶考”没有完成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这一点：“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都要不断地接受人民的‘考试’、执政的‘考试’，向人民和历史交出满意的答卷。……执政不能忘本。”
进入新时代，一场新的“大赶考”正在浙西南秀美的群山中进行着，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赶考”精神，改变着当地面貌。这就是自2017年5月开始的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创新实干大赶考。景宁是中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是典型的绿水青山之地。景宁历史悠久，相传西汉时，有浮丘伯氏，携二仙鹤，漫游至景宁，见此处山色青翠，河水清澈，树木葱茏，甚为欢喜，于是结庐河边，沐仙鹤于河中，后不知所终。[2]浮丘伯是秦汉时期从旧儒学到新儒学发展历史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为纪念他曾来此，后人称沐鹤之水为鹤溪、结庐处为浮丘。据说居住在此地的人都长命百岁。畲民自称“山哈”，隋开皇九年[3]，处士星明大而黄，隋文帝下令在处士星分野对应之地设置处州，意为人才之州。处州后改名丽水，景宁便在这处州之中。1984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畲族自治县。
景宁“大赶考”源于党中央对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注和期望。2014年，在畲族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景宁县委以信件的形式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畲乡景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收到汇报信后，指示中办复信，对景宁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并对今后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要求景宁“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在新的起点上谱写改革发展的绚丽新篇。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景宁县委首次探索并全面实行畲乡景宁“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创新实干大赶考，号召全县干部群众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把“实干”作为主基调，把“创新”作为最强音，把“赶考”作为新状态，加快打造“民族风情特色园”，奋力建设美丽幸福新景宁，不断满足畲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如今，“大赶考”在景宁实施已经三个年头，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效。景宁县人少地僻，除了山清水秀之外，各项工作在丽水全市的排名长期处于靠后状态。但“大赶考”开始后，当地的很多工作发生了较大变化。景宁当地的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大赶考”让人民群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让景宁面貌焕然一新。
“大赶考”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效？主要在于它明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共价值的统一性，始终坚持人民意志是党员干部治理能力的价值依归；始终将人民群众的需要放在首位，以“大”的广度、“赶”的状态和“考”的方式，借助“跳起来摘桃子”的目标设定办法和结果运用机制，让干部真正“动”起来，初步解决了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干部动员的问题。
“大赶考”成效显著，但“行百里者半九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考试’、把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4]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的地方加入“赶考”队伍中，需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都“动”起来，时刻牢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初心和使命。
本书就围绕“如何做好干部动员，切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以改善基层治理实践，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一问题展开。
干部动员，既包括干部激励，也包括干部监督，还包括干部保障。基层干部动员的落脚点是治理实践，追求的是如何通过调动干部群体，推动基层工作的全面开展，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脱离治理实践初衷和核心追求的干部动员是空洞无力和不切实际的，脱离有效干部动员的治理实践也是不可持续和发展的。浙江景宁的“大赶考”机制探索，实现了干部动员与治理实践的统一。本书的框架结构和逻辑思路如下。
第一章围绕“什么是新时代‘大赶考’”展开，从全国干部队伍动员和基层治理的普遍性问题出发，导引追溯新时代“大赶考”的时代背景及其诞生实况。如何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更是一个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难题。问题导向下，浙江景宁的“大赶考”机制正是领会中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并结合自身实际的大胆破题，并坚持在持续调适中逐步演变和完善。
第二章围绕“‘大赶考’何以成功”展开，着力揭示“大赶考”机制缘何有效实现干部动员的奥秘。“大赶考”机制从年初到年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从前一年到后一年形成了连贯的考核管理体系，并在运行机制方面呈现出几大特色：工作目标设定上下结合；公开机制强化责任意识；评测工作难度主客观结合；全员参与增强团队内外协作；常态监测注重帮扶指导；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紧密匹配。
第三章围绕“‘大赶考’有什么成效”展开，主要考察“大赶考”机制实施以来，景宁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哪些干部动员实绩，带来了哪些基层治理的改善。“大赶考”聚焦党员干部这一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主体，在动员干部的同时全面提高干部基层治理能力，进而显著提升基层治理成效。“大赶考”机制是干部动员与治理实践的统一，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提升治理能力的统一，在全面提升县域治理能力、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面取得初步成效。这种成效具有全面综合的特点，涵盖了绿色发展、社会民生、文化繁荣、生态保护、城乡建设、基层党建等各个方面；这种成效也具有可分形、可扩展的特征，从部门、乡镇到村社，都取得了提升工作实绩、促进民众福祉的良好效果。
第四章围绕“‘大赶考’的实践经验与改进空间”展开。新时代干部动员机制创新的根本要求是什么，突破口在哪里，如何激活机制、增进实效，甚至如何全面深化干部管理改革，新时代“大赶考”都做出了回答，其制度改进空间也意至全局。
第五章是“跳出景宁看干部动员与治理实践”，进一步思考新时代“大赶考”带来的理论意义与更广层面的启示。新时代“大赶考”对既有的干部动员相关理论的不足做出了策略性突破，并对理想干部动员机制的可能性和机制革新的可持续性展开进一步探讨。对现实操作过程中“如何把握干部动员与治理实践的关系”提供了实践经验。
“大赶考”中的工作亮点梳理和调研实录，对于全书内容和研究体系化而言是重要组成，对于全书逻辑结构又似乎无法统合。鉴于此，我们对两者做了节选处理，并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紧扣干部动员与治理实践的主题完成。
作为一项历时一年的案例研究，课题组同志们全情付出。本书课题组成员还包括我的同事刘建进研究员、郭静副研究员、冯钺副研究员、陈海莹助理研究员和邓怡同学。从2019年元旦开始，课题组同志前后5次赴景宁调研，走访了当地的政府部门、乡镇（街道）、企业、学校和市场，开展座谈和访谈50余次。其中，冯钺和郭静两位同志分别参与了前言和第二章的撰写，刘建进、陈海莹和邓怡三位同志参与了全书的修改统稿。一年的定点观察和研究，我们亲身见证、参与和思考基层制度的探索和改进，地方治理的实操迭代和理念深化，每一次在景宁调研都会带来较大的内心冲击和感悟，也对“大赶考”有了更加真切的理解。
景宁的“大赶考”经验，对促进全国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干部动员机制的改善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景宁的“大赶考”让党员干部“跳起来摘桃子”，让原来“躺着的站起来，站着的跑起来，跑着的争第一”，形成了人人争先赶超、多数舒心服气的新局面。这是对治理“懒政”“怠政”问题的重要探索和贡献，也为我国基层地区提升治理水平和能力提供了鲜活的样板和借鉴。当然，“大赶考”仍是一个新生事物，直到我们完成本书时，它的推出和实施也不过才三个年头，它的改进空间和可持续性值得继续观察、深入研究和探讨。
[1] 李斌：《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2013年7月15日，中国廉政网，转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fanfu.people.com.cn/n/2013/0715/c141423-22200199.html）。
[2] 《景宁畲族的民风民俗》，2018年2月2日，新茶网（http://www.xincha.com/x/1448725/）。
[3] 隋文帝开皇九年，即西历589年。年初，隋军入建康（今南京），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中国。江南归于隋朝统治。
[4] 李斌：《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2013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fanfu.people.com.cn/n/2013/0715/c141423-222001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