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

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的功用。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追溯发这个愿心，却是很早，六年前（一九一二）的春天，我在伦敦同同学梁君要编纂一部述中国社会生活的书给外国人读。我最初以为凡是中国人，都生长在中国社会里，每天所经验的，所接触的，自然都是中国社会里所发现的事，把他写出来，当不觉有何困难。然而以后写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个人的经验有限，个人所接触的事物限于极小范围，个人所知的社会生活不过是一极小部分。我们过去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但是这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如何，我们却不得而知。我们生长大都在一个地方，我们关于生长地的情形知道的已极不详细，更不必论全中国了。我觉得我们中国各地方人，互相隔阂。所有一知半解，亦不过一小方面，却不是社会之全体。我在编辑的时候于是不得不稍为依赖古今人所著的书籍，补我的经验不完与记忆不清的地方。然而中国关于社会生活的书籍又非常的稀罕，论起群盲所崇拜的人物来，说得“天花乱坠”，叫现在稍有怀疑思想的人看起来，就觉得文人之笔舞文弄墨，不足凭信。及至论到人民一般的状况，记载又失之过于简略。司马迁的《史记》不得不算一部有价值的史书，然而记述人民一般之真状，资料亦非常缺乏。如其“平准书”曰：

汉兴七十馀年之间，……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

所谓“人给家足”，未免太失之空泛。若是现在研究社会经济的考究起来，搜寻各种材料，只就汉兴七十馀年间，足可以再著出一部与《史记》长短差不多的经济史来。后人叙述人民一般的事情，都是沿用一种空泛捉摸不着的套语，一般百姓每天如何生存，未有能详细记载的。

以后我忽然想起我国各地方差不多有志书。志书里记各地方最近二三百年之风俗制度，关于社会生活的材料定然不少。我于是到剑桥大学藏中国书籍的地方，把各种志书都翻阅一过，后来只见江苏某县志书内载有一条：大意谓该处人民业蚕桑，每日侵晨有贫窭之民植立桥畔待雇，日得工资若干文，不得者皆懊丧归家。此短文写出人民经济状况，如经济生存之竞争、生活程度、失业问题，实社会研究之好材料。可惜此类之记载极少。其他志书所载四季之风俗，婚丧之礼节，不是陈旧套语，就是失之简略。我因此才恍然明白了两件事。一则我们中国人于“生活”（生活有两个意思，一就是生存的意思，最为简单，如各种生物与人类全要生活。一则生活之道的意思，如家庭生活、宗教生活，乃是人所特长。是即文中所用之意。文明愈高，则人的生活之道愈精致，愈高尚。所以人不当只求生活，且须求生活之道；若生活不得其道，则宁可舍去生活，亦不为憾）一道素不注意，素欠研究，所以思想能力用在生活之道者有限。此中固然有种种原因，今日无庸详论，然而此种事实，实在是不可掩的。一则我们人民是不值什么的，不在话下的。我国的文学家宁可以为一个人用几万几十万字夸耀他的功绩德行，不愿用几十个字几百个字叙述一般人民的真状。外国人常好说我们中国重文，所以典籍之多，世界上各国论起数目来都比不上。我以为中国的书籍比较各文明国数目反太少。所有的都是用铺张扬厉的笔法记些英雄恶霸的故事；或者不合理的文笔，发表不合理的想像；或者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用“奴性逻辑”解释陈言，为古人的奴隶。有几部书是专描写一般人民的？就是各种志书里亦记些“先儒”“烈女”。先儒烈女之外，众男子众女人不计其数，如何生活，却不可得而知了。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哑国民。人民的欢乐，人民的冤苦，一般生活的状态，除了些诗歌小说之外，绝少有记出来的。而一般能写能画能发表一己之经验的人，又以为秦政、刘邦较当时好几百万的人民重要得多。所谓圣贤豪杰之休戚较诸一般百姓之苦乐重要得多。这种崇拜英雄之理想，就是现在一般愚民希望贤人政治之根源。要知一国之中，不贵在有尧、舜、禹、汤或大彼得、拿坡仑[1]，而贵在一般人民都能发达，不必等着枭雄恶霸就可以自治的。有了“贤人”政客，反防害一般人民能力的发达，“圣人不死”便待人民如聋如哑，如痴如盲，本“圣人”之意旨，定为法律政制，范围社会，那就扰得社会更不宁了。所以研究社会，调查社会上各种现象，有何美点，有何弊病，可以使一般人民全有发展成圣贤之机会，那就用不着“贤人政治”，亦就无“贤人”营私利己之机会了。

我抱着这种希望虽然极久，但是始终没有自身从事调查。三年前，北京青年会设有社会实进会，会员诸君曾调查北京城里人力车夫，当时我就着调查的材料作出一份报告，可以见出人力车是否为一种好职业，其收入是否足供衣食住之资，其职业生何种效果于社会。报告虽不详尽，然以上诸端，颇可使我们猛省，发同情谋救济的方法。但是现在中国的社会调查我以为乡村调查最为重要。我国以农业为本，人民的大部分全是务农，或作农业副产物的工作。所以农间生活实在是我们现在最切要的一个大问题，较比都市生活所产出种种问题切要得多。中国人住在都市里的人极少，住在乡村里的人极多；要是不研究乡村里生活的状况与技术的情形，分别他们的好处坏处，引导他们向进步的方面发展，成为能自治之国民，而只盼望生在都市里的人受特殊教育，专去治理这些乡村的人，那就是“贤人政治”的思想。这种办法是无益于民，与今日民治的观念凿枘不相入的。所以我们要从事社会调查，应该先从乡村生活农民生活方面着手。

（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选自《孟和文存》，亚东图书馆1925年6月版）

[1] 编者注：“拿坡仑”，今译作“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