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结构形成的研究
顾海良
近20年来，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结构的形成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一活动同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各种研究马克思学派的兴起密切相关，并成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重新研究”、“重新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60年代后期，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手稿整理出版，并相继被译成英文和法文，这为上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总的来看，这项研究的中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和《资本论》的“四册计划”之间的关系问题。
1857年到1858年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时，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1]并且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作出了明确说明。但是，到了1862年12月，马克思决定把原来要在“六册计划”的第1册“资本”第1篇“资本一般”中论述的内容用《资本论》作标题，单独出版。到1865年，马克思又进一步把《资本论》分为四册，形成了《资本论》的“四册计划”（或称“四卷计划”）。马克思在确定了《资本论》的标题之后，未再提及“六册计划”，也没有明确说明《资本论》“四册计划”同原先“六册计划”之间的关系。
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资本论》“四册计划”究竟是对原先“六册计划”的修改、取代，还是只是原先“六册计划”中“资本”册的一部分？如果说《资本论》“四册计划”是对“六册计划”的修改，那么，这一修改的范围、目的和方法论的基础是什么？如果说《资本论》“四册计划”取代了“六册计划”，那么，又应该怎样评价原先“六册计划”的地位和意义？如果说《资本论》“四册计划”只相当于“六册计划”第1册“资本”第1篇“资本一般”那一部分，那么，又应该怎样理解现存《资本论》中对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这两个论题分别属于“六册计划”中第2册和第3册的研究对象）的论述，怎样理解在“资本一般”以后论述的内容？
西方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
1.罗斯多尔斯基的研究
1968年，罗斯多尔斯基[2]《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的出版对西方研究《资本论》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一部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专著。罗斯多尔斯基的结论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对《资本论》结构形成研究的主要观点之一。
罗斯多尔斯基认为，马克思在提出“六册计划”时就指出，六册中的后三册只可能草拟出来，只限于“作一些基本的叙述”。以后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还谈到第4册“国家”的内容。这说明直到那时，后三册并没有被最后从整个著作中排除出去。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变化。因为马克思在1864—1865年所写的《资本论》手稿（即恩格斯用作编辑《资本论》第3卷的手稿）中，没有再提到后三册，而仅仅把它们——至少是第6册《世界市场》——看作《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罗斯多尔斯基认为，这是对“六册计划”的第一个缩减。
对“六册计划”的第二个“缩减”涉及第2、第3册的“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罗斯多尔斯基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要准确说明马克思在什么时候取消这两册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土地所有制》册和《雇佣劳动》册最后都并入1864—1866年间起草的《资本论》第1册和第3册手稿之中。这样，原初计划的六册就缩减成“资本”这一册了。
同时，保留下来的《资本》册却得到了“扩展”。按照原初的计划，《资本》册分为四篇，即资本一般、竞争、信用制度和股份资本。《大纲》和1861—1863年《手稿》本质上都只限于论述“资本一般”。1863年1月，马克思在草拟《资本》册第3部分计划时，基本上打破了原来细分《资本》册的方法。在这以后的两年中，马克思放弃了分别论述竞争和股份资本的打算。最后，第1册《资本》的第1篇《资本一般》逐渐地得到扩展，删去的后三篇的基本部分则被纳入新的三册的最后部分。这三册就是：Ⅰ.资本的生产过程；Ⅱ.资本的流通过程；Ⅲ.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论》的格局最后形成。
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大纲》只限于对“资本一般”的考察。马克思强调，在对“资本一般”的考察中，“即使存在许多资本，也不应当妨碍我们的考察。相反地，在考察了所有资本的共同点之后，许多资本的关系也就清楚了”。[3]《资本论》前两卷基本上没有超出对“资本一般”的分析。但是，在第3卷就依次引进了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等属于“许多资本”分析范围的内容。因此，在《资本论》结构中，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不再是独立的篇。随着这三篇的缩减，“资本一般”篇就得到了相应的扩展。“这就证明，形成《大纲》基础的‘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的区别，最初表现为一种‘蓝图’。没有这一‘蓝图’，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决不可能得到发展，但是这一‘蓝图’只有在特定的界限内才能是完全有效的。”在分析“资本一般”的主要任务完成之后，“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的严格划分也就可以取消了。
罗斯多尔斯基认为，理解了“资本”册“四册计划”的这种变化，也就能理解“六册计划”前三册的变化了。可以看到，《土地所有制》册和《雇佣劳动》册位置的重新安排是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册放在《资本论》第3卷中，`因为作为对已经完成的产业资本分析的继续、作为第二级的和展开的形式，地租理论只能在这一阶段得到解决。与此同时，《雇佣劳动》册则直接放在《资本论》第1卷对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中，这是为了通过对工资范畴及工资形式的分析，使第1卷的价值理论和第3卷得以展开的生产价格理论之间建立一种必然的联系。
2.吕贝尔的研究
1968年，法国著名的“马克思学”研究者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4]发表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一文[5]。作者在文章中概述了马克思一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情况。文章的第3部分《〈经济学〉的计划和意义》分析了马克思《经济学》“六册计划”和《资本论》“四册计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与罗斯多尔斯基不同的观点。1973年，吕贝尔又发表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计划和方法》一文，专门讨论马克思《资本论》结构计划形成的过程及其方法论原则。
吕贝尔认为，马克思提出《经济学》“六册计划”以后，既没有放弃过这一计划，也没有对这一计划作过什么重大的修改。《资本论》只是“六册计划”第1册“资本”的一部分。因此，《资本论》第1卷以及后来由恩格斯“随意”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2、第3卷不是马克思计划写作的《经济学》著作的全部内容，《资本论》是一本未完成的、不完整的经济学著作。
吕贝尔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依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提出了最初的“五篇结构”。这本身是一个逻辑的和辩证的结构。因此，只要马克思不放弃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他就不可能放弃这五篇结构。最后这一计划结构以严格的和确定的次序，混合成两组范畴，每一组各有三个范畴。这就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和“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这一结构显然受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吕贝尔认为，罗斯多尔斯基所提出的“六册计划”中前三册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的观点，完全忽视了马克思这一方法论的本质。
吕贝尔特别提到了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吕贝尔认为，这封信说明，那种认为“六册计划”已经有了“变化”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封信告诉我们的是：“1.它同认为‘六册计划’变化的说法是相矛盾的；2.它证明马克思继续按‘六册计划’中《资本》册的‘三个过程和四篇’的计划进行写作。”[6]
在吕贝尔看来，马克思没有按“六册计划”出版他的全部《经济学》著作，并不是由于方法论上的原因，而是因为：1.马克思“灾难性地扩大研究范围”，把原先论“资本”的“小册子”，扩展成了他自己一生都不可能完成的“几大卷”；2.马克思对文献资料的嗜好成性和永不厌倦的摘抄使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陷入研究、摘录各种引起他兴趣的资料的工作中；3.马克思身体的虚弱和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参加第一国际等繁忙的战斗活动大量耗费了他的精力和时间。马克思一旦发现自己只能完成“六册计划”中的第1册，当然就不会重提《经济学》的“六册计划”了。
3.尼古拉斯的研究
1973年，M.尼古拉斯的《大纲》英译本在伦敦出版。[7]在为这一译本所写的长篇《前言》中，尼古拉斯系统地介绍了《大纲》的内容及其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论述了《大纲》中的“五篇计划”到《资本论》“四册计划”的转化过程以及这一转化的实质。同罗斯多尔斯基和吕贝尔相比，尼古拉斯所提出的观点不乏独特的见解。
尼古拉斯认为，1862年底，马克思已打算以《资本论》为题出版他的著作，放弃了早先以一系列分册形式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马克思也放弃了把《资本》册划分为资本一般、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的“四篇计划”，决定采用原先在《大纲》的《资本章》中所提出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二者的统一这样的三部分计划。这三部分组成了三卷本《资本论》，另外再增加一个论述剩余价值理论史的第4卷。论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各篇都成了三卷本《资本论》中的一些章节及片段。在《大纲》所包含的材料之外，马克思对计划中的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各卷的研究未见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因此，马克思回到《大纲》原初的计划上，并不意味着已经积累起来的材料的报废或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结构。在尼古拉斯看来，“六册计划”到《资本论》“四册计划”所发生的唯一变化，就是以《大纲》、《资本章》中的“三个过程”（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个过程的统一）代替《资本》册中的“四篇计划”，而原初的“六册计划”在总体上并没有发生变化。
尼古拉斯认为，“六册计划”过渡到《资本论》“四册计划”是由两个“决定因素”引起的。第一个决定因素就是“马克思缺乏时间和金钱”。马克思由于患病不断地受到波拿巴主义代理人的公开诽谤，加之严重的经济拮据以及参加伦敦的政治活动，使他不能完成全部“六册计划”，只能“不均衡”地论述《资本》册中的各个部分。第二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寻找正确的阐述方法”。
尼古拉斯认为，《资本论》的内部结构和《大纲》的内部结构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都贯彻了唯物辩证法，所不同的只是《大纲》的结构在表面可见，唯物辩证法明晰可见；而在《资本论》中，为了更形象、更生动、更符合唯物辩证法的阐述，结构是内在的，似乎是有意识地隐蔽起来了。尼古拉斯称之为“整体上已经建立起来的方法”。
尼古拉斯的结论是：“《大纲》和《资本论》第1卷具有形式上相反的优点：后者是阐述的方法的典型，前者则是形成这一方法的记录。”《大纲》中的许多内容没有纳入《资本论》中，就是由《资本论》的阐述的方法所规定的，虽然“六册计划”到《资本论》“四册计划”的过渡主要也是由《资本论》所运用的阐述方法的特点所决定的。
4.沃克雷的看法
1983年，沃克雷[8]在《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形成》一书中，专门探讨了“六册计划”和《资本论》“四册计划”的命运。沃克雷的研究得益于罗斯多尔斯基和吕贝尔的著作，但他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沃克雷认为，对《资本论》结构形成的研究，一般都以两个不同方面的证据为基础：一是描述的和文献上的证据；二是分析上的和对原文注释上的证据。沃克雷认为，尽管这两方面的证据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但是，“马克思的文献上的年表（其顺序包括马克思所进行的研究，对研究结论阐述的尝试以及他在其中所形成的论点）构成了对马克思批判理论发展的恰当解释与评价的完整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任何脱离文献背景来解释马克思思想在理论上变化的努力，都忽视了这种根本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文献上的证据”来看，以前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和《资本论》“四册计划”关系的解释，都不能自圆其说。沃克雷则正是试图从“文献上的证据”出发，研究《资本论》结构的形成问题。
沃克雷认为，从“文献上的证据”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土地所有制范畴和雇佣劳动范畴所作的局部的详细阐述，只是为了论述过程的前后一致。马克思还要在以后的著作中，才能完成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但是，由此认为马克思必然按“六册计划”来完成这些论述，则是一种不合理的断言。
沃克雷认为，马克思对原先在“六册计划”中所要论述的范畴进行重新修改，似乎同他打算把《资本论》作为他的批判理论的一种自我完善的阐述有关。同时，相对于“六册计划”而言，《资本论》显然是不完整的，但不清楚的正是完整的著作所应包括的范围。
沃克雷认为，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于知识的探索依然是有生气的。但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由于疾病、贫穷和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等原因，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他为了保证他在著述中引用的资料尽量新颖，又阅读了和《资本论》研究对象无直接关系的大量著作和统计资料。这一切致使马克思未能对《资本论》以及整个经济学著作的计划作出进一步的、最后的考虑。但这一时期，马克思仍极为重视《资本论》的阐述形式。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出版后没有引起知识界或政治上的反响时，马克思对他的著作的阐述形式问题开始变得敏感了。在《资本论》第1卷开头，马克思就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论述商品和价值的相同的材料，努力改进阐述形式。但他的这种“通俗”工作，并未产生预期的影响。因此，尽管马克思已经把《资本论》其他各卷的内容都写出来了，但是适当的阐述风格和形式却难倒了马克思。
毫无疑问，研究《资本论》结构的形成，对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史和《资本论》理论及其创作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9期）
[1] 马克思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中文版，第531页）。
[2]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1898—1967），生于苏联利沃夫城，早年从事波兰的共产主义运动，1947年移居美国。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中文版，第7页。
[4] 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Maximilian Rubel）1905年生于奥匈帝国的切尔诺维茨，是当代西方很有影响的马克思著作的研究者，西方“马克思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5] 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是吕贝尔编辑的《马克思文献·经济卷》的《导言》，后被译成英文，收入《吕贝尔论卡尔·马克思》（1981，纽约）一书。
[6] “三个过程和四篇”指的是马克思在1858年3—4月间提出的《资本》册计划。马克思这时把《资本》册分为资本一般、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4篇，其中一篇“资本一般”第3章：《资本》，又分作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两个过程的统一这“三个过程”。
[7] 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在1968年就发表了介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论文《未知的马克思》（《新左派评论》1968年第48号）。
[8] 阿伦·沃克雷（Allen Oakley），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经济系讲师。著有《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形成》（伦敦，1983）、《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伦敦，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