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与挑战

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禀赋，表明资源是匮乏的，生态是脆弱的；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发展水平，表明压力是巨大的，投入是有限的；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认知和严峻现实，表明意愿是明确的，意志是坚定的。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必然是艰辛而漫长的，绩效只能是积跬步而至千里的，挑战是不断演化但却依旧严峻的。

在生态治理上，如果以森林覆盖率作为一个主要指标的话，则从1949年的8.6%增加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2.7%[8]，增加了约4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十年一个多百分点；改革开放40年，森林覆盖率提升到2018年的21.92%，平均每年提升约0.25个百分点。要知道，这是在胡焕庸线东南一侧人口密集、西北一侧生命之源——水——严重缺乏的环境下取得的，相对于一些自然环境优渥的国家动辄50%乃至于60%的森林覆盖率，着实不算显赫，但实际上，来之不易！

生态治理的手段，改革开放前主要是治水和绿化荒山、风沙源治理、水土保持治理，多是防御型的；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启动的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田还草，则是修复、改善型的。从20世纪50年代治理淮河、海河、黄河、长江洪水之患，到水利工程农田灌溉、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长江三峡控洪兴利，顺应自然而不是放纵自然，使得季风性、年际波动剧烈的中国水热资源得以生态维护。治水，工程手段是需要的，但根本还是从源头治理。例如，千年泛滥的黄河，泥沙俱下，屡修屡毁，堤防护不了，大坝（三门峡）拦不住。然而，经过新中国70年的不断治理，不仅洪泛绝迹，而且黄河变清了。根据黄河潼关2000—2015年的实测数据，年均入黄泥沙2.64亿吨，较天然来沙均值15.92亿吨减少83.6%；径流量较天然时期年均值减少46%，含沙量大幅下降71%，为10.8千克/立方米。显然，这些成效不仅仅是工程措施，更多的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结果。1999—2015年，延安累计退耕还林1070万亩，覆盖了当地19.4%的国土面积，植被覆盖度达67.7%。坡面治理使径流不下沟，沟壑地的径流、泥沙分别减少58%和78%。由于淤地坝建设，仅榆林一地就减少水土流失量1/3。2017年5月潼关实测数据显示，黄河含沙量不超过0.8千克/立方米。[9]

改革开放后，大幅启动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建设，涉及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遗址公园、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国家公园，覆盖东部、中部、西部，遍布全国。全国超过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都建有代表性的自然保护区，89%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以及大多数重要自然遗迹在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保护。[10]全国共有各类自然保护地10000多处。各类陆域自然保护地总面积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左右，超过世界14%的平均水平。其中80%的面积为生态保护属性较强的自然保护区，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4.8%；生态保护属性较弱的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占保护地总面积的3.8%左右。

污染攻坚，经历了一个从“宁愿呛死不愿守穷”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认知过程。改革开放后，“无工不富”的口号推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江南亮丽水乡在20世纪80年代演变为污水横流、水华遍地的境况。20世纪80年代，我国几乎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政府没有相应的财政预算。改革开放后，世界银行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低息贷款支持中国的环境污水处理厂建设，也因管网不配套、运行费用无着落而搁置。20世纪90年代配套管网；21世纪初实施污染者付费，水费中列收污水处理费，严格排放标准；到2010年后，城镇污水处理率已经到95%以上。大气环境的治理，也从20世纪80年代治理沙尘暴（粉尘）、工业烟囱除尘，到20世纪90年代的脱硫治理酸雨，到21世纪初的脱硝治理氮氧化合物污染，再到2010年后的攻坚治霾、大幅降低PM2.5浓度；从2008年的“奥运蓝”，到2015年的“阅兵蓝”，再到目前的日常蓝，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民生普惠。

大江大河的治理，也经历了一个从水土流失生态治理到污染控制水质治理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中，沿江城市的化工企业，多布局在城市的下游，或城市自来水厂取水口的下游，典型“只管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的模式。淮河流域水污染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入80年代，水污染事故频发，水质恶化加剧，给沿淮人民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这首歌谣是淮河流域水质变化过程的真实写照。1994年5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在安徽省蚌埠市召开了第一次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揭开了淮河治污的序幕。[11]随后，相继制定和实施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及“九五”“十五”计划。进入21世纪，淮河流域排污总量有所削减，但仍然居高不下。2005年，淮河流域废水排放量41.7亿吨，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104.2万吨，是“九五”目标的2.8倍，“十五”目标的1.6倍，“十一五”目标的1.2倍；氨氮排放量14.0万吨，是“十五”目标的1.2倍，“十一五”目标的1.3倍。从水质来看，污染仍然十分严重。2007年上半年，淮河干流14个监测断面Ⅱ类、Ⅲ类水质比例仅占14%，Ⅳ类水质比例占29%，Ⅴ类、劣Ⅴ类水质所占比例高达57%。2010年后的污染攻坚，淮河流域整体上污染大幅减轻至轻度污染。2018年，监测的180个水质断面中，Ⅰ类、Ⅱ类、Ⅲ类水质占比提升至57.2%，Ⅴ类、劣Ⅴ类占比降至12.2%。[12]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提出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从长江流域水质监测数据看（见表1—1），2016年以前，长江水质整体上呈现恶化态势，2014年Ⅰ类水质断面仍占4.4%，到2017年，下降到2.2%；Ⅳ类到劣Ⅴ类的水质断面，在2016年居然高达17.6%。2017年、2018年，长江流域干支流沿岸壮士断腕、铁腕治江，大力关停并转迁化工企业，长江国控断面水质迅速改善。2018年，Ⅰ类、Ⅱ类水质断面超过60%，Ⅳ类至劣Ⅴ类降至12.6%。共抓大保护初现成效。

表1—1 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固体废弃物的治理，尤其是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也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随意堆放、20世纪80年代的直接填埋、20世纪90年代的卫生填埋、21世纪初的垃圾焚烧、2010年后的强制分类循环再生。2017年3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同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为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制定了路线图。[13]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垃圾强制分类进入日常状态。对不规范分类强化监管和处罚，不是仅落实在文件上，而是要落实到具体实施上。7月1日当天，上海执法部门开出623张整改单。[14]这也意味着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管控追溯到源头。上海就是一个风向标，其他城市的实施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资源节约成效，尽管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但成就斐然。以建筑节能为例，改革开放前的房屋建筑，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材料及设计以遮风避雨为要义，少有强制节能要求。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以绿色照明进程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以煤油灯、蜡烛为照明器具。随着农村电气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白炽灯普及城乡。20世纪90年代，散热少、节能效率高的荧光灯基本取代白炽灯。随后采用的紧凑型荧光灯（CFL），也称节能灯，是一种新型高效电光源产品，发光效率80流明/瓦，寿命5000—10000小时。与普通白炽灯相比，发光效率高5—7倍，节电70%—75%，寿命长8—10倍。进入21世纪，发光二极管（LED）光源灯（半导体照明）进入市场，耗电比紧凑型荧光灯少50%；寿命超过5万小时，为白炽灯的50倍；2017年国内照明市场渗透率为65%。[15]替代传统黏土实心砖的新型墙体材料，生产能耗比黏土实心砖低40%，用于建筑，采暖能耗减少30%以上。2017年，我国新型墙体材料占墙体材料总产量的71%。20世纪80年代，每千瓦时火电煤耗高达450克；进入21世纪，我国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发电效率已然引领世界。2010年，我国有33台1000兆瓦超超临界机组在运行，2017年达到104台。平均供电煤耗282克标准煤/千瓦时（gce/kWh），比全国火电平均供电煤耗少27gce/kWh。按此计算，2017年采用超超临界机组节能1182万吨标准煤（tce）。莱芜电厂GW二次再热机组，效率达48.12%，发电煤耗255.29gce/kWh，刷新世界纪录。

生态救赎、污染攻坚、资源效率，70年成就斐然。但是，未来挑战依然严峻。根据生态环境部监测数据，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121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35.8%；217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占64.2%。[16]华北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PM2.5浓度高达60微克/立方米，城市密集度高的长三角地区PM2.5浓度也居高不下，达到44微克/立方米。需要说明的是，京津冀和长三角的浓度水平，比2017年分别下降了11.8%和10.2%。随着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难度的加大，未来下降的幅度也将趋减。水环境质量可以治理，但是，水资源数量却是生态环境容量的制约因子，难以改变。西北、华北大部分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例如，2016年北京市水资源总量为35.06亿立方米，这其中还包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入境水量10.63亿立方米。按照年末常住人口2172.90万人计算，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161立方米。北京的农业和工业用水量，已经从2000年的26亿立方米缩减到10亿立方米，环境用水则从低于1亿立方米增加到11亿立方米以上，超过工业和农业用水的总和。[17]中国化石能源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71年人均为0.90吨，只有世界平均的1/4。2017年，中国人均排放已经达到7.50吨，高于欧盟排放水平。[18]《巴黎协定》的目标要求在2050年后实现净零排放。英国明确修改其2050年的减排目标，不是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80%，而是实现净零排放。尽管中国非化石能源占比在2018年已经达到14.3%，且不说石油、天然气，在2050年完全去煤，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生态安全的一部分，贡献和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也是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