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防御性进攻主义的理论阐释

作为地缘战略心理学的一个微观理论，防御性进攻主义的核心假定根植于支配大国地位的一元性、“冲突升级心理学”与“战争前景理论”。其基本逻辑建立在零和竞争下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经过敌意螺旋的互主性建构，进而塑造自我实现的冲突预言和战争疑惧。当双方均认为利益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战争解决时，趋势焦虑方往往会选择趁权力结构彻底失衡前抢先发动防御性进攻。

（一）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基本假定

核心假定1：支配性权力具有一元性特征，其竞争遵循零和博弈的基本原则。同时，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主导权竞争的核心标的物是高级政治领域的安全优势，而非低级政治领域的经济优势。区域主导权是一个不可分割也无法分享的整体，理想主义认为可以“分享主导权”[4]的主张就相当于寻找半个正方形一样难以实现。区域主导大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就是护持一元性的支配地位。攫取主导权、护持主导权与彰显主导权成为区域支配性大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区域支配性大国行为的目标不是维系均势，而是获得并长期占据有利的一元优势。为此，谋求区域主导权的国家均试图通过拉大与竞争者的权力位差来构造有利于自身的均衡状态。[5]

核心假定2：当两个大国同时接近区域权力阶梯顶端位置时，对权力的渴望与对失去利益的恐惧，使它们就像受制于“微小决定的专制”的个体消费者。[6]任何一个想保住优势地位和相关利益的行为体都将被迫卷入区域主导权竞争。这并非内政决策的结果，而是出于结构性压力而面临的既无法避免，也无法叫停的安全困境。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之根本假定在于，面对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相对于关系的异变性与不可控性，权力的相对可控性使得居于优势地位的大国更愿意强化权力优势而非专注于修复关系。如果双方均认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极大，这种想法就会在主体间建构起互为因果的安全疑惧。安全疑惧会引发难以逆转的敌意滚雪球效应，进而在国家间建构起自我实现的战略竞争关系。[7]主导权的一元性特征意味着双方将长期处于零和博弈状态。只要国家实现利益的增长与权力的提升，就会引发战略竞争者的焦虑与制衡。而长期的权力竞争引发的战略互疑会外溢至双方的一切交往领域。[8]以至于任何一个问题——尤其是寄托了民族主义历史与现实情感的领土矛盾——都可能在它们之间引发疑惧与反疑惧、行动与反行动的敌意螺旋。长期竞争关系引发的恶性循环、最坏假定与军备竞赛会在行为体之间建构起自我强化的冲突预期。[9]

核心假定3：作为一种对未来的判断，趋势占劣既可能是一种国力对比的客观事实，也可能是一种知觉错觉的主观焦虑。更确切地说，焦虑是预期高于现实而发生的偏离导致的。偏离程度越高，焦虑越大。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国家诉诸战争的意愿取决于区域体系权力结构、权力演变趋势与冲突前景预判。当区域体系呈现出两强竞争——这既意味着无法找到有效的责任承担者，也意味着没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后顾之忧——且优势持续向一方倾斜，而另一方对扭转这种趋势的前景悲观时，趋势焦虑方在动机偏见影响下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最强。一旦趋势焦虑方滑入防御性进攻主义的思维轨道，它们往往容易高估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低估对手的军事实力。从动态博弈角度讲，奉行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国家既可能来自优势不断流失的“上位者的焦虑”，也可能来自劣势不断加大的“下位者的焦虑”，其根本的判定标准取决于哪一方存在着趋势焦虑。

从权力结构角度看，单极体系的稳定性源于新兴国家挑战主导国成本与风险高昂。巨大的权力位差和“枪打出头鸟”的前景导致国家倾向避免先动劣势的困境；多极体系下，新兴国家竞逐支配性地位的潜在对手众多，即便战胜了最强大的一方，也会像使用了毒刺的蜜蜂的命运一样，其主导地位更可能因自身在战争中的惨重代价而被没有卷入冲突的第三方攫取胜利果实。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博弈前景遏制了战争冲动，同时鼓励着国家追求推卸责任的后发优势策略。从这一角度讲，在1904年《英法协约》达成之前，提尔皮茨的“风险理论”——英国海军即便可以战胜德国海军，也将面临鹬蚌相争后来自法俄赶超的重大风险，因此，只要德国在北海地区的海军实力能够达到英国的2/3，英国就不敢轻言与德国的海上决战[10]——在英、德、法俄三足鼎立局面下具有逻辑的合理性。但当1904年《英法协约》，尤其是1907年《英俄协约》签订后，大西洋海权便由三强转变为两极，这意味着提尔皮茨“风险理论”的前提假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英法俄与德国两强竞争下的防御性进攻主义冲动。

辅助假定1：本章假定处于争夺区域主导权的两个大国均属于权力净增长型国家，从客观物质实力角度讲，其维持现状的财政能力均大于维持竞争态势的成本。但由于国家间存在增长率差异，本章按照物质实力增长率将竞争者分为“趋势占优方”和“趋势占劣方”。本章对“趋势占优方”的定义是，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主导权竞争中，A 国权力净增长数量/B国权力净增长数量 ＞1，且这一比值呈逐步升高态势的国家；本章对“趋势占劣方”定义是，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主导权竞争中，0 ＜A国权力净增长数量/B国权力净增长数量 ＜1，且这一比值呈逐步降低态势的国家。

具体来讲，在不同时代，国家攫取主导权取决于差异化的要素。这源于农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国家存在着资源机动性的根本差异。虽然从总体看，国家权力取决于人口、领土、资源、工业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及由上述因素影响下的常备军力和战时动员能力，但具体来讲，在农业化时代决定国家军事力量的是人口、领土、资源；在工业化时代决定国家军事力量的是工业与经济实力；在信息化时代则是科技实力主导下的降维打击。前者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战逻辑，而后者往往以一方零伤亡和另一方全军覆没的代差逻辑。因此，本章在探讨趋势焦虑过程中，依据不同时代的特征——如拿破仑战争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还在进行中，属于农业战时代，主要关注人口数量和常备军人数，但是到了“一战”前的工业化时代，对德法的权势评估则侧重于工业经济水平与军事动员效率——差异化的进行具体分析。

辅助假定2：战略心理学认为，决策者在不利条件下可能在风险评估上容易出现选择性失明的倾向，即强化对自身有利的正面信息，同时否认和拒绝对自身不利的反面信息。[11]尤其是在面对冲突预期与不利前景时，尚可一战的趋势焦虑方将倾向于强化和夸大一切暗示其发动防御性进攻可能成功的要素。同时否认、歪曲或忽视任何可能暗示其失败的信息。

辅助假定3：防御性进攻主义最大的干涉变量是体系霸权国的支持行为——结盟。由于区域主导权是迈向全球霸权的必经之路，如果放任一个带有敌意的大国攫取区域主导权，这将会对霸权体系稳定产生巨大冲击。由于国家层次的意图变量无法预知且变动不居，即便是一个没有敌意的同盟内部国家获得区域安全复合体主导权，也可能因“新的权力界定新的利益”而成为霸权潜在的挑战者。因此，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一定会伴随着霸权国的积极介入。由于霸权国既存在于区域体系之内，又凌驾于区域体系之上，因此，它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充当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最终仲裁者。为了维系霸权国凌驾于体系之上的超然地位，体系霸主支持行为的最大利益便是促成双方均产生防御性进攻冲动——趋势焦虑方认为获得了霸权支持而信心倍增，趋势占优方因为担心霸权进一步支持对手而对自身竞争力前景悲观——进而确保区域内大国长期处于动态平衡与相互内耗的主导权之争中。

（二）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基本逻辑

逻辑机制1：倾向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国家既可能是基于不利的权力变动客观态势，也可能是基于自身将处于趋势劣势的主观预期。其战略行为的主导逻辑不是最大限度地攫取新的利益，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的损失。从“前景理论”角度看，国家在风险决策中的行为偏好常表现出如下特征，面对战略机遇期逐渐流失，倾向于放手一搏；而面对优势不断积累，则倾向于耐心等待与规避风险。[12]

逻辑机制2：主导权的一元性特征决定了竞争双方奉行零和博弈的赢者通吃逻辑。在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中，安全竞争（高级政治）同经济竞争（低级政治）在行为逻辑上的根本不同在于：国际经济竞争领域参与者众多、互动频繁且周期非常短，因此理性的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竞争遵循“一报还一报”的多次重复博弈逻辑。[13]但国际安全竞争领域参与者较少、互动有限且周期较长。一旦国家通过武力成功地攫取了主导权，那么这种战略选择的潜在收益将远大于一次失信所造成的损失。尤其是当敌意螺旋开启后，竞争双方均倾向奉行单次博弈的敌意假定。退一步讲，防御性进攻不仅可以缓解趋势焦虑方在军备竞赛中已经濒临极限的财政困境，甚至还能给其带来牺牲眼前的经济联系以赢得长远经济发展的希望。

逻辑机制3：趋势焦虑方不会坐等强大的对手发起攻击，因而更倾向于选择先发制人。如果双方均预期迟早会爆发冲突，那么由对手选择开战时间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由趋势焦虑引发的悲观前景，将诱使差距被持续拉大的趋势焦虑方倾向于“今天打可能赢，明天打一定输”的冒险主义战争逻辑。尤其是在当一方明确感到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受到潜在威胁情势下，它将面临一种“发动战争可能遭受损失，不发动战争一定遭受损失”的霍布森两难选择效应[14]局面，进而会驱使尚可一战的趋势焦虑方发动一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以及“今天打则赢，明天打则输”的防御性进攻。[15]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应当投入战争的时候，但其却依然像斯大林一样沉迷于讨好德国以换取随时可能被剥夺的消极和平，这将导致其未来在更糟糕的条件下被动应战。对于趋势焦虑方来讲，放弃防御性进攻战略无异于毫无希望地在站台上等待午夜远去的末班公共汽车。

逻辑机制4:“地理磨损原理”决定了全球霸主需要在区域主导权竞争者之间选择威胁最小的“代理人”，借以解决权力隔空投送的难题。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主导权竞争中，霸权国将根据动态性的权力制衡逻辑（离岸制衡或“坐山观虎斗”）与关系性的威胁制衡逻辑（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支持对象。在势均力敌的区域主导权竞争者之间，体系霸主并非不加选择地支持区域次强国，而是倾向于支持二者中的“趋势占劣”方，哪怕其实力暂居优势。对于凌驾于区域体系之上的霸权国来讲，虽然区域大国间“权力转移”现象不可避免，但“权力转移”对象却可以选择。

（三）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基本假说

基本假说1：在两个大国竞争区域主导权的进程中，“权力差距”既不构成发动防御性进攻的原因，也不构成霸权国筛选支持对象的充要条件。本章认为，“趋势焦虑”构成了国家选择防御性进攻战略的根本考量。

基本假说2：对于“实力较强，但趋势占劣方”来讲，其发动防御性进攻的能力和意愿最为强烈。在其仍然处于权力上位时，选择“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的防御性进攻主义，将有助于在实力发生逆转之前赢得区域主导权战争。从可能出现的结果角度讲，如果此类国家可以通过自我约束、增强同体系霸权国区域战略匹配度、持续向体系霸主释放善意信号，那么至少会获得来自霸权国基于威胁制衡逻辑的善意中立。在此类冲突衍生的四种情势中，霸权国对“趋势占劣方”的支持占三种（参见表1-2）。如果当其对手国——“实力较弱，但趋势占优方”——奉行与霸权国利益匹配度极低的变位性战略时，那么“实力较强，但趋势占劣方”甚至可能实现同霸权国结盟的最优结果。

基本假说3：对于“实力较弱，且趋势占劣方”来讲，其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也较强。在双方权力位差没有扩大到无法弥合之前，往往容易促成抢先发动防御性进攻的冲动。在此过程中，霸权国会根据其战略匹配度与权力对比态势决定支持行为（参见表1 -3）。在战略匹配度存在明显差异的条件下，霸权国会优先依据威胁制衡逻辑进行选择。在战略匹配度同等的条件下，霸权国会依据权力制衡逻辑在区域主导权竞争双方选择支持对象。

基本假说4:“趋势占优方”虽然没有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和动机，但其和平崛起的风险来自于趋势焦虑方可能发动的防御性进攻。从战略应策角度讲，趋势占优方化解对手防御性进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从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二元竞争角度讲，如果可以在区域内积极构造“提尔皮茨风险理论”逻辑下的多极干扰格局，将有助于抑制“趋势焦虑方”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同时，构造一种“群体性崛起”态势也有助于干扰体系霸权国针对“趋势占优方”的针对性遏制。第二，从降低霸权国威胁制衡的角度讲，体现和平善意、战略匹配度高与自我约束的外交政策，可能被霸权国视为较低威胁性的国家。

鉴于权力的天平不断地朝向“趋势占优方”一侧倾斜，其攫取区域主导权的最佳战略不是向对手展现进攻能力与威慑——这将加重对手的趋势焦虑与进攻意愿——而是展现和解与示弱的能力。费边战胜汉尼拔、库图佐夫战胜拿破仑、查理·马特战胜拉赫曼、毛泽东预言中国战胜日本，均体现出“趋势占优方”避免在趋势有利的形势下与敌人提前决战，而是以静待尘埃落定的“持久战”态度耐心等待对手犯错、等待有利局势的出现。同时，通过对霸权国示弱而诱发谅解互惠，并在此基础上分化体系霸权国与区域竞争者对威胁的判断与感知。最终，当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竞争双方的权力位差从同一维度内量的差别发展到不同维度间质的差别后，无法望其项背的“趋势焦虑方”会主动退出区域主导权竞争。此后，权力竞争将超越区域层次而跃升至另一个更高维度的全球层次。例如，南亚安全复合体中的印巴主导权之争。当有一天印度发展的体量与巴基斯坦完全不在一个维度后，印度就将从区域主导权竞争跃升到全球主导权竞争维度。[16]限于篇幅本章对极性理论暂不讨论。

基本假说：5：防御性进攻主义并不等同于非理性战争冲动，也不意味着一定会面临失败的厄运。“趋势焦虑方”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与成败取决于两大因素。第一，客观实力上，区域体系结构呈现两强竞争态势。如果“趋势占优方”在区域内扶持并构造出第三极，那么形势将不利于趋势焦虑方发动防御性进攻。第二，主观感知上，“趋势占劣方”是否感受到来自对手明显的战略威胁。而“趋势焦虑方”发动防御性进攻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多大程度上获得体系霸权国的支持。在势均力敌的区域大国之间，体系霸权国的支持是决定国家能否获得并长期享有区域主导权的核心要素。

基本假说6：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对“关于间接施压能否拆散同盟”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视角。支持间接施压战略的学者往往喜欢举出这样的案例，“假如‘二战’结束后苏联可以在第一时间介入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从而削弱英法荷等西方国家，进而促使它们对美国提出更多的援助要求，一旦美国拒绝满足，这种间接施压可能会促成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同盟裂隙。也如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台海危机中曾经通过对边缘地带的中国施压，促成中国对苏联盟友提出更高的要求，进而促成中苏同盟的分裂”。以证明间接施压能够有效地拆散同盟。反对间接施压理论有效性的学者往往指出：“间接施压可能会强化对手阵营的同盟关系，同时增加缓和难度并加剧紧张对抗态势。例如，英法协约后，威廉德国曾试图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通过对法国间接施压进而促成英法准同盟关系的遇挫。但是德国不仅没有看到期待中的英国后退，反而在具有强烈‘反德大合唱’性质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强硬地站出来为法国撑腰。这使得英法协约这个没有任何同盟义务的协定事实上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同盟条约。”防御性进攻主义从“趋势焦虑”变量出发认为，当受到间接施压一方的同盟主导国处于“趋势焦虑方”的时候，它更愿意强硬地履行同盟义务。此时推行间接施压无异于自拆台脚；当受到间接施压一方的同盟主导国处于“趋势占优方”的时候——赫鲁晓夫（Khrushchev）曾充满信心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和平竞赛赢得同资本主义的竞争——它往往不愿意支持弱小盟友的挑衅行为，这可能促成间接施压战略的有效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