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意在阐释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分析理论——地缘战略心理学。该理论是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交叉研究的产物。该理论根植于对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战略困境背后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为我国缓解崛起困境、维护并延长战略机遇期，以及规避错误观念导致的战略陷阱提供一种新的战略观察点。长期以来，笔者都是在构建小的微观理论。这些微观理论就像是散落一地的珍珠，即便光彩夺目，也无法展现出更大的价值。只有通过同一种范式将这些微观理论统合为整体——就像是寻找到一根把珍珠串成一条项链的绳子——理论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为了更好地介绍地缘战略心理学理论的内在价值，前言部分将重点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回答，即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如何进行中观层次的理论创新、为什么要构建地缘战略心理学理论，以及本书主要探讨地缘战略心理学中的哪些问题。
一 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
只要人类仍然是认知吝惜鬼，那么他们对理论的需求就将永远无处不在。只要人类对未知世界拥有探索和改造的欲望，那么理论的发展就将没有尽头。事实上，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喜欢运用理论来探讨世界，尽管他们运用理论的意识无法企及莫里哀（Molière）笔下用散文言谈的茹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绝大多数人在探讨国际政治问题时也表现得像茹尔丹先生一样，即对于其面前波谲云诡的世界政治究竟如何运转及其对于新形势的认识研判，他们有的仅是碎片化、半成型且未经阐明的粗糙理论。还有一小部分外交家们声称，由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缝隙，因此自己从来不需要理论而只注重外交实践。事实上，这些人的行为则很可能受到在其认知闭合期之前所接触过的一些拙劣的理论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左右，只是那些理论家的名字早已被他们忘记。
那么什么是理论?如果我们不能对理论有一个清晰与形象的界定，那么哪怕是构造最微观的理论也无从谈起。作为一本探讨国际政治理论的专著，笔者希望自己对理论的定义摆脱博士论文时期那种八股式的概念堆积陈列和繁冗的学术黑话，更多地通过形象化的阐释让读者对理论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一，理论是一条直线。它是在坐标系上“逻辑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或曰逻辑演绎的真实与实践经验的真实二者无穷趋近的那条直线。这意味着理论是在逻辑同一性约束下通过“核心假定”“辅助假定”“内在逻辑”“基本假说”“证实证伪”等构成的逻辑链条而形成的可验证与可重复的因果机理的规律性表达。
第二，理论是一条射线。它以不可探讨、不可质疑且因信称义的核心假定为逻辑推演的端点，在逻辑同一性的约束下向外部无穷推演延伸，直到理论达到自身基于时代的解释力边界。它的光芒虽然无法像蜡烛一样照彻屋宇内的每个角落，但却可以像一束可以穿透黑暗的手电光，为我们在黑夜中寻找到通往出口的最短路径提供指引。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引，任何实践都像是对着黑夜中的标靶进行漫无目标的扫射，即便有一颗子弹碰巧命中了靶心，也仅仅是一种不可重复的偶然。这就像即使一块坏了的手表每天也会有两次是准确的一样，作为一种对“知其所以然”层次的探讨，理论强调的是宁愿正确的错，也不模糊的对。
第三，理论是一把筷子。我们可以首先设想一下你手中攥着一把筷子，然后从其中抽出一根。对于抽出的这根筷子来讲，以纵向长度为标尺，它反映出国际政治历史上长期反复发生的一次次重大事件；以横向剖面为标尺，其反映出的则是这些重大事件背后所遵循的相同的政治逻辑。而这样的每一根筷子都是以逻辑同一性而自成一体的国际政治微观理论。横向剖面构成了逻辑的真实，纵向长度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在绵延不绝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总是有机会借由某些突发事件窥得历史进程中被时间包裹的一闪而过的断面。如果我们把手中的这一把筷子进一步延伸扩展，将其想象成一个直径几米的树桩，那么这个树桩可以看成是被无限等分的更大数量筷子的集合。在无穷多的筷子集合中，相邻筷子之间拥有着交叉的逻辑共性。我们进而将其视为众多具有相关性的微观理论集合构建的中观理论。如果这个智慧的树桩半径再向外无限延伸呢?那就构成了一种国际政治学科的宏理论。无数的树桩就像一个个学科，它们所组成的森林就是整个人类世界的真理体系。
第四，理论是一张地图。以其超越事物本身的复杂繁冗而形成的抽象简约的思维路径，在尚未出发时便预先为我们全景勾勒出需要经过的各个重要路段和最终通往智慧山顶的最短路径，以至于我们的旅途不会盲人瞎马地在蔽日丛林中迷失方向。一幅航海地图为我们描绘出可供选择的主要航线，以至于我们能够规避因迷航而触碰浅滩暗礁的风险。它通过突出大陆轮廓、淡水岛屿等重要补给港口，为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提供指引。
第五，理论是一种标准。可以设想一下，在一个密闭的屋子里放置一台永远通电且不会出任何问题的电脑和一只寿命无限长且不需要吃东西的老鼠。每当老鼠在键盘上行走时，都可能在电脑上随机打出一些零散的英文字母，那么是否有一天，屏幕上会出现“to be or not to be”这样一句《哈姆雷特》中脍炙人口的语句呢?从概率上讲，只要时间无穷大，那么这就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根据理论所提供的标准预先将电脑程序设置成不管老鼠触碰到键盘的哪个字母，只有当它触碰到英文字母“t”的时候才会在文档中显示有效反馈。此后，只有当它触碰到英文字母“o”的时候才会显示。照此标准，以此类推，可能用不了几天的时间屏幕中就会出现这句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经典名句。
理论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和改造自然所发明创造出来的指引性标准。而创造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我们的安全感需要通过在更多时间里保持对事态发展趋势的整体把握从而得以确立和维系。作为一种标准，理论不仅回答了这个世界是什么的客观实在，也通过对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的探讨，为实践提供了有待追求的理想目标。这就是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所讲的理论需要政治和法律的表现形式的根本内涵。理想主义理论中所蕴含的理想状态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但是正是理想主义者们对世界应该是什么作出的价值论阐释，为现实主义者们改造世界提供了奋斗目标，以至于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去无限接近理想。
理论是被主观发明创造出来的思想结晶，它与规律存在着根本差异，因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用于说明事实的思考过程，而规律则是能够被观察到的事实。理论不是规律的罗列，而是对客观规律的主观解释性表述。例如，关于物体为什么会运动这一事实，人们面对同样的规律可能会给予不同的理论阐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给出的理论认为，在没有外力作用下，物体将永远处于静止状态。只有对其施加了外力，才会引发物体运动。其运动距离与所受的外力成正比。伽利略（Galileo）对这一事实所反映出的规律给出了不同的理论阐释。他认为静止与匀速圆周运动均为宇宙的基本状态，在没有外力作用下，物体将保持静止或匀速圆周运动状态。牛顿（Newton）则推翻了伽利略的认知，他对物体运动规律的理论阐释称，物体在理想状态下均处于匀速直线运动。面对同样的客观规律事实，不断变化的唯有主观理论本身。
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地缘战略心理学也是对大国间战略互动规律的一种阐释。那么它是一种什么层次的理论?作为一种介于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中观理论，它既不同于拉卡托斯（Lakatos）所认为的“基于对智慧的探讨”那种形而上层次的政治哲学——它并不追求在不同的概念边界之间探索人类认知思维高度所能达到的极致状态，也不同于贴近直接经验而构建的微观小理论——这些小理论因特定的时空限制而常常面临解释力受限的困境，以至于像人类在进化的道路中曾出现过的智人或尼安德特人一样——因难以同更广泛的理论族群融合而适应能力异常脆弱，并最终在同类理论竞争中走向式微。地缘战略心理学是一种在政治哲学与政策实践之间谋求平衡的中观理论。它并非政治哲学那种从“0到1”式的伟大创新，也不是微观理论那种“1到2”式的衍生性创新，而是试图在已有的数字之间通过引入“+”或“×”以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创造。它以地缘政治学、国际战略学和政治心理学三者的交叉为基础，试图通过在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杂交来培育出观测和解释国际政治的新视角。
二 如何实现中观层次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遵循着一般性的认知规律，即依据不同的问题假定，从杂乱无章且毫无关联的“date”中发现一些可能与研究问题存在相关性的“information”；在彼此孤立的各个“information”之间形成具有相关性特征的知识体系结构“knowledge”；当我们对自身现有知识中的“knowledge”进行反思并在其中的一些点上寻找到可能存在更强相关性的有趣问题时，我们就可能触碰到点燃知识创新的思维火花“insight”；对于一些具有打开智慧之门钥匙功能的“insight”来讲，如果能够通过缜密逻辑演绎进而结合成可被验证的思维链条，那就标志着对某一问题实现了带有“wisdom”性质的理论创新。对于研究人及其构成的多元文化群体的一切社会科学来讲，我们如果能够以普遍的人性为基础，通过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这种微观理论进行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开掘，就可能在学科内创造出具有“impact”的中观理论。
理论创新的根本不是“information”或“knowledge”——它们仅仅是对事物现象最低维度的描述——而是对令人兴奋并转瞬即逝的“insight”的把握。尤其在信息大爆炸时代，持续充分的“information”供给及其可能引发的“信息致盲效应”会让理论创新更加迷茫。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没有最高维度的哲学指引，智慧会淹没在知识里，知识会淹没在信息里的根本原因。反推这个过程呈现给我们的就是理论创新的一般路径，即“在信息层次完成必要的阅读——在知识层次实现对常识化的理解——在智慧层次取得灵感的顿悟——在理论层次实现形而上的抽象”。
从information到wisdom思维的抽象层次的提升反映出理论创新的一般过程。想要实现理论创新不仅要有深入书山的勤奋，更要有跳出学海的灵性。一方面，充分阅读是学术创新过程的前提和最基础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只有对学科领域内的经典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了解和精确的把握，才能够达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整体视野。扎实稳固的基础是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以实现向上纵身一跃的前提条件。如果对学术经典与前沿成果没有整体的把握，就可能出现花费大量时间闭门思考并认为是伟大的学术创新，其实不过是多年前早已被别人解决过了的常识的悲剧。
另一方面，不经过咀嚼和反思的大量阅读很容易把一个正常的人变成木讷的书呆子。读书既要能够走进去，更要学会跳出来。否则，看似是你征服了一本本著作，实则却成了受困于浩瀚书海永远也走不出来的囚徒。大量充斥头脑的知识如果不能被合理消化，还会造成理论的路径依赖与认知闭合。这不仅无法成为开启智慧的钥匙，反而可能成为束缚思想的绳索。这也如同积累了大量的原木和火药，如果无法从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那里获得可以引燃的火种，即便积累了再多的火药也无法引发剧烈的知识爆炸。
那些带有极强反常识色彩的令人惊艳的理论假说常常是从偶然的灵感中“化”出来的。当然，这种质变的偶然一定孕育在长期对某一问题坚持思考的必然之中。就像1865年凯库勒（Kekule）在盯着壁炉中的火焰时，他看到了原子在蛇形的阵列中飞舞，突然一条蛇咬住它自己的尾巴形成了一个闭环，然后在他面前嘲弄地旋转。凯库勒刹那间醒悟了：他终于找到了用六边形的环来描述苯分子结构的伟大灵感。又如当白天因苦苦思索如何排列元素而过于疲倦并在办公室睡着后，门捷列夫（Mendeleyev）在梦中看到一张张画着元素的扑克牌像整齐排列的士兵一样有序地进入一张大表之中。醒来后，他立即按照梦中的表格进行排序，元素的性质随原子序数的递增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至此诞生了现代元素周期律。
从这个层次讲，学术是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顿悟，是灵魂自省后那种不可言状的黎明般的感觉，是叙拉古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从浴缸中兴奋地跳起并喊出“尤里卡”时的愉悦。学术的实质乃是一种“寻觅”，它通过“事实判断”与“价值申诉”的双重路径辨议作为知识品格的真理、规范作为行为法则的伦理，在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象中观察人类冲突、寻找人类合作；它通过暴露人性深处的幽暗隐秘、探讨社会活动的交错复杂，以期建立相关具有可操作性的人类问题解决方案。
真正的智慧及其物化出的理论知识，无论产生于何种场景，都一定是来自于经历痛苦思考后的体验。所以智慧并不是上帝对人类的眷顾，智慧并非实体，没有轮回，也没有来世的第二天堂。它只意味着人类在现实地关心自己，并付诸思考的行动。这种对学术认知的矛盾时刻告诫我们在理论研究中不仅要注重对经典和前沿文献的及时掌握，更要努力倾听头脑中转瞬即逝的偶得之念和在梦醒时分突然闯入的灵感，这有如仔细倾听当智慧女神从你身边经过时的神祇引发的异响并努力抓住她衣裙的下摆，创造出与她保持同步前行的机遇。
如果说艺术家的代表作品是一幅传世名画、一件精美绝伦的雕刻、一部经久不衰的文学作品，那么对于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讲，避免去追求昙花一现的学术时髦与热点，去追求经得起历史与逻辑双重检验的宏大命题，则是其在学界最终得以安身立命之根本。在参加学术会议时我经常会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学者被提及时大家都能明确地说出其代表作品和思想观点，而另一些著名学者大家则只知道他的文章很多、名气很大或头衔很高，但却没有一个人能讲出他究竟有哪个学术观点和作品流传甚广?其实作为学者，知识的创作和艺术的创作一样，如果我们此生能够写出一篇《道德经》《过秦论》或《滕王阁序》这样的传世经典便足矣。尤其是鉴于上面谈论过的学术创新存在着极强的偶然性特征，很多时候高产的代价就是创造出一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应景的绩效文章。如果一个学者终其一生都没有一部代表作品，那么即便是一时的名气再大，一旦其退出学术舞台，便会像沙滩上的画或阳光下的泡沫一样，很快并永远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始终提醒自己，庸人看待国际政治每一天都是新鲜的，而智者看待国际政治每一天都是不新鲜的。这句话用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的话来讲就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用考克斯（Cox）的话来讲则是历史不过是在旧的面孔上涂抹一层层新的化妆品。如果我们能够关注国际政治中长期反复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规律——而不是一事一议的像小猫钓鱼一样不断地让知识去适应并服务权力的任性和公众的鲁莽——那么国际关系理论家则可能成为决策者的导师，而不至于像一把梳子一样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局演变中沦为权力的婢女。
国际政治理论创新具体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种维度的创新是我们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发现了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与新现象，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人对此问题进行过理论研究。在政治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为“0到1”的原创型理论创新提供了重大机遇。例如，“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种微观理论的提出就是一种原创型贡献。为什么这种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尤其是在一些国家甚至全民性存在——的心理学效应以“斯德哥尔摩”作为其定语呢?这是由于彼时彼地发生的事件及其背后的心理学机制被率先以理论的形式创造出来。这种原创型理论——不论是微观的狭义理论，还是宏观的广义理论——在学科兴起初期爆发式出现的概率极高。不妨设想一下为什么在先秦时期汉语的成语典故曾出现过爆炸式增长的黄金时代，因为一旦对某种行为模式给予了规范性表述，那么此后相同的规律性事件就将以此来进行定义。邯郸学步、郑人买履、朝秦暮楚、杞人忧天、假途灭虢、东施效颦……在一个学科方兴未艾之时，能够率先对某些现象给予概念化阐释的理论将在学术的“圈地运动”中取得先手。这种现象在国际政治领域最近的成果就是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
第二种维度的理论创新来源于对前期理论的批判或修正。知识分子应该属于某种游牧民族，他们需要不断地挑战自己和他人的概念和定位，不断为事实寻找更好的概念空间。通过不断锻炼自己的理论思维——就像那些试图练就完美肌肉的健身达人，通过撕裂旧的肌肉组织来促成新的且更强壮的肌肉取而代之——打破旧的理论认识，让更好的理论推陈出新或为更广义的理论去涵盖前期的狭义理论提供创新基础。
例如，面对为什么“水会自动涌上泵筒来，填补因活塞上升而造成的真空”这一现象，传统理论提出了“大自然厌恶真空”的认知。而伽利略的学生托里拆利（Torricelli）则通过提出“气海”假说，进而用大气压力学说修正了前期理论。这就是典型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的理论革新。在国际政治领域我们也能够发现，充满权力斗争与零和博弈思维的古典现实主义仅仅是温特式建构主义理论中关于国际体系内蕴的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结构之一的霍布斯体系文化。而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所提出的“基于畏惧、利益和荣誉”的世界中，仅仅代表了“基于畏惧的世界”这样一种形态。我们也能够发现，随着实践内容的不同，理论之间存在着演化继承关系。例如，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运行于国际体系的根本目标是维护生存利益，为此国家需要永无止尽地追求权力；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权力仅仅是一种手段，对安全的过度追求往往会造成不安全的事与愿违的后果，鉴于主权零死亡时代国家生存问题已经不是最迫切的需求，因此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而新自由主义则在同新现实主义的融合性辩论中提出，在主权国家构成的熟人社会中，国家最大的利益诉求甚至已经不再是安全，而是经济福利的假设。
第三种维度的理论创新就是将其他学科的知识引入国际政治理论进行跨学科交叉。理论的杂交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科学最大的共性在于对人的研究。其中尤以人类在心智上的可塑性认知最为值得关注。谈到这一点，自然就涉及理论的第三种价值。前面我们谈到了理论的解释价值和预测价值（当然，在光明灿烂的通往政治洞察的山巅之路上，布满了沙尘般的理论预言家们的尸体）。事实上，迄今为止社会科学理论对于人类政治最为宝贵的第三种价值就在于它的建构和教化作用。这种教化的价值在于它让理论的信众看到了理论希望他们看到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为国际政治某种转变预先提供所需要的观念。很多时候只有人们首先相信了某种理念才会看到相应的事实。
正如深度内化约瑟夫·约翰·汤姆森（J.J.Thomson）《论阴极射线》理论的爱丁顿（Eddington）头脑中所理解的世界与一个没有经过现代物理学理论塑造的人眼中的世界可能截然不同。爱丁顿眼前的桌子已经不是那个通过感观或触摸就可以理解的有颜色的实体，而是变成了无数以极高速度奔驰着地稀疏地散布在广大空间中的电荷。虽然这些电荷的容积总量尚不足这张桌子体积的十亿分之一，但它们却能够支撑桌子上面写字的纸张。当爱丁顿把书本放在桌面上时，这些小小的带电微粒以它们飞快的速度持续冲击着书本的下部，因此书本才得以来回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而对于桌面上放着的那张纸来讲，也仿佛一群悬浮在空中的苍蝇。[1]同理，当道尔顿（Dalton）的化学键理论被提出时并无法找到直接的相关证据。恰恰相反，只有当这一理论被大多数人学习、内化并认可之后，人们才能够识别出有关化学键理论的相关证据。
随着全球化向更深层次的演进，由地区构成的多孔世界将在更多的交往中形成愈发频密的共有文化与道德规范。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位生活在150年前的清朝人，如果把他传送到1800年前的东汉，他会马上理解并适应其所处的社会。但如果把他传送到150年后的今天，他将根本无法理解和适应现在的中国社会。因为今天中国的文化中包含了太多在全球化中融合进来的内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当英国驻广州的外交代表试图请求跟当地的清朝官员深入探讨两国面临的问题时，那位官员会大惑不解。因为深度内化华夷秩序政治文化观念的清朝官员所能够理解的“两国”一定是英美，而无法理解仍在云端凌驾四海之上的大清。如果我们认为人类在心智上正在随着全球化而变得更加趋同，那么被同样政治逻辑建构下的世界大国可能在地缘战略心理层面上将愈发趋向于在共有偏好影响下更加程式化的理性决策模式。地缘战略心理学就是这样一种通过将战略心理学引入并与地缘政治学进行交叉，进而探寻大国之间面对地缘结构、习惯环境、压力环境、期望环境和限制环境时普遍性的心理反应，以期在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之间构建系统性决策分析框架。
三 为什么要构建地缘战略心理学理论
第一，国际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多面体，任何一种现有理论都是对这一复杂对象某个特定侧面进行的诠释。理论是在片面中谋求深刻，一个试图最大限度地贴近事实本身的理论，因其抽象程度极低而难以指导更为普遍的实践。因此，理论的价值并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同一性中所蕴含的逻辑的美感。自20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以降，国际关系宏理论处于万马齐喑状态已达30年之久。由于尚未在新的交叉领域取得中观理论突破，而具有更大解释力的宏理论寻求突破的奥义就在于当前众多蓄势待发的中观理论中能否出现可以引领知识迭代的王位继承者。不论是同历史学交叉形成的古典现实主义，还是同新古典经济学交叉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抑或是同社会学交叉形成的建构主义，众多国际政治宏理论的产生均得益于在中观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学科交叉与借鉴。
从这一角度讲，今天心理学同国际政治交叉的理论成果——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远远低于其本应该在学术殿堂中取得的地位。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虽然已有些成果，但总体上这些碎片化的研究成果仍没有生成带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系统性认知体系雏形和轮廓。这是否意味着带有浓重还原主义色彩且着重关注心理层面的交叉研究仅可以作为探究国际问题的某些不甚紧要的剩余变量呢?其实不是。即便体系的权力结构能够解释许多大国行为的结果，它也无法否定个体行为不完全是诸如环境压力、刺激、动机、态度和观念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其内心在行动过程中如何理解、阐释和处理这些因素。[2]结构决定单元行为中最常用的极端案例就是当剧场着火时，人们不论男女老幼都会逃向出口。但人们为什么均会作出向出口逃跑的决策?这本身便是理性影响下的心理决策机制的作用。因此，在体系结构压力与单元行为结果之间的中介变量就是基于不同地缘类属身份而生成的差异性心理认知与地缘战略偏好。
理性是历史性的产物，理性的条件是由历史性决定的。体系主义研究方式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就在于，如果每个理性人在相似压力环境规约的结构奖惩机制作用下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就没有道理去赞扬或贬低任何一位政治人物了。甚至任何一个遭到指控的战犯都可以为自己辩解说，如果换一个人坐到他的位置也会作出相同的决策。实际上，在对东条英机及其军国幕僚的起诉中，检方往往倾向认为：“被告既不是机器人，也不是机器中可以随意替换的齿轮。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国家是体面的生活，还是成为全世界邪恶的象征。既然他们作出了选择，那么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3]从人类心理动机出发，以人类心理动机解释地缘战略决策，是一种试图打开国家“黑箱”并探究个体动机、国家地缘政治偏好与战略选择的相关性，从而建构一个国际关系中观理论的重要路径。它将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第二，虽然地缘类属身份的差异性决定了主权国家在相同压力环境下也可能出现基于不同的心理认知与承受能力而表现出难以预判的差异性，但这一观点并未构成对地缘战略心理学有效性的质疑，恰恰相反，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恰恰帮助地缘战略心理学回答了为什么探讨政治主体间极具差异性的心理因素可以发展成普遍适用的理论。正如物理学家借助构建模型来研究非线性过程一样。通常他们会从那些已经得到合理认知的线性过程入手，通过不断地加入新的变量或不断地调整变量的取值及变化率，以期揭示出线性过程的外部边界，或是在其外部边界之外可能产生非线性的秩序模式或域。对变幻不定的湍流的测量就是利用线性思维去发现非线性过程的一个典型方法。对于不可预知的湍流而言，如果我们可以抛开多变的局部转而从一段河流的整体流量考察，那么在该段稳定区域内的流速则可以用线性模型或方程式加以描述。理论不能告诉我们某家医院产房下一位出生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科学的统计能够证明，从该医院产房走出的1000名婴儿中，男孩（或女孩）的数量均不会少于480人，也不会多于520人。我们也许无法预测在深秋季节里某一片飘零的落叶是否将掉在某个具体方位，但根据风向、风力与树叶高度，我们可以推断出1000片落叶中大约有多少片会落在这一地区。同理，虽然我们难以对单个量子的运动轨迹进行测量，但根据量子力学“越大越准确”原理，对量子集合运动的几率进行测量则是具有可能性的。
地缘战略心理学是另一种体系主义研究方式，它关注的是长期存在且不易变化的心理结构及其内在转化。具体将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交叉研究的目的在于阐释如何基于差异化的地缘类属身份及其可能伴随的总体心理决策偏好——个体心理恰似瞬息变化的湍流——构建出规律性认识。地缘战略心理学探寻国际行为体各种行为背后普遍的心理动因，进而解释、研究和预测大国政治互动的一般性规律。如果政治根植于人性这种长期不变的基本法则，如果全球化交往与现代性扩散正在体系主导大国之间构建出更加强大和频密的政治与道德共识，那么人们在相同的地缘结构、习惯环境、压力环境、期望环境和限制环境下，则会因相同心理映射而作出同类反应。地缘战略心理学意在揭示地缘政治行为背后更深层次的心理学影响机制。它通过揭示大国权力竞争中存在的差异性偏好，为理论的学习与实践者提供反其道而行之的工具化理论。因此对于崛起大国来讲，地缘战略心理学不仅是一面镜子，它帮助崛起国认清其头脑中理想战略的本来面目并从前人的历史悲剧中发现长期反复出现的认知误区，同时也是一座灯塔，它为崛起国走出山间雾霭混沌的荆棘丛林照射出一条穿越风雪并迂回通向成功山顶的最短路径。
第三，如果说今天中国的国际政治学要注重研究大的战略性问题，那么地缘战略心理学无疑是未来可能通过学科交叉取得重大影响的突破方向之一。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唯一的崛起大国，中国崛起进程对全球既存的利益格局与权力格局形成的巨大冲击及这种冲击所连带的反作用力，为我们在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领域实现理论创新提供了最直接的研究对象和学术市场。研究大国崛起战略理论的中国学者都是幸运的。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中，我们生逢其时，躬逢其盛。通过对权利、责任与能力三者之间非相合性矛盾发酵所引发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与战略互疑之研究，既为当代中国国际政治中观理论创新提供了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也为这一专业对国家和民族复兴大业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指明了方向。在权力转移的“一极半格局”背景下，现实主义回潮所伴随的大国战略竞争将更加激烈。从地缘战略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延长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是本书的核心关切。
国际秩序的本质不在于每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而是牵涉到各个节点性权力中枢国家主体性需求的利益网链。作为体系大国，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被卷入其中，而且心甘情愿。所以从根本上讲，国际政治面临的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由于大国私性空间扩张而在安全层面引发的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研究大国政治不是我们对小国命运的漠视或缺乏尊重，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对众多小国命运的关切，才更加要求我们去研究对国际体系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国政治走向。因为今天的国际政治仍然是大国主导下的寡头垄断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我们只有去研究大公司之间的战略博弈——而不是研究某个行业特色小公司的发展模式——才能够真正地了解系统未来的发展趋势。正是大国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力场域对小国外交决策在选择范围上给予了预先的框定与塑造。这种场域对小国的约束就像是我们看电视时手中握着的遥控器，我们只能在遥控器所提供的频道选项内决定看哪个节目。
从硬币的另一面看，由各种国别问题引发的碎片化研究正在以社会文化差异之名撕裂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关于权力与关系学科的总体思考。这种停留在描述层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区块化研究视野不仅无法抽象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山头化”与“巴尔干化”还将模糊我们对具有重大划时代意义问题的理解与判断能力。尤其对需要具有整体视野的通才专家的地缘战略理论来讲，对区域小国的过分关注将使我们丧失从系统角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陶醉、沉迷和自我感动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深度时事评论，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伴随的莫名的紧张、无谓的劳碌和虚幻的充实。许多带有小国身影的国际政治问题也仅仅是背后更大局势中主导性权力之间深度博弈的特定侧面或衍生表征。区域紧张状态的根源总会在深埋着大国全球战略根系的土壤中被发现，其枝蔓的延伸往往超越特定的国家并一直延伸到未来。[4]大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就像一个能够持续为机体提供氧气供应的呼吸系统，它们以压力的形式将制造的紧张空气渗透到国际体系大大小小的每一个问题之中。虽然这些问题在国际体系的不同器官中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地区性差异，但是除非拥有幕后大国支持，否则任何小国之间的仇恨都无法升级为长期剧烈对抗的地区冲突（在此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冷战”前后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中东或非洲的地缘政治冲突）。因此，只有抓住全球性战略博弈中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够真正地对面临的问题予以整体评估并厘清战略应策的优先主次。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否认，“二战”后主权平等原则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浪潮催生了对小国价值的关切。但对小国价值关切的同时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可能伴生的“权利”与“能力”非相合性加剧可能引发的安全赤字、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等潜在风险。在无政府状态下，每一个主权国家都保留了最高权威。因此将联合国大会决议比作某种国内的议会决议本身就是一种对无政府状态与有政府状态差异的认知谬误。国际政治不是简单的联合国投票。换句话说，如果拥有615万人口的尼加拉瓜的一票同拥有14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票有着相等的法律效力，那就意味着一位尼加拉瓜公民在国际事务中所享有的决策权重是一位中国公民的215倍。不论是从具体的民主权利，还是从抽象的民主原则来看，主权平等推演出的国际民主都难以被视为一种良善的政治安排。在“二战”结束至今的漫长历史中，国际社会中占有绝大多数的小国真的能够通过投票让大国去做哪怕一件它不愿意做的事情吗?这就是为什么笔者总是强调研究大国政治与大战略（Grand Strategy）——通过确认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以及为实现上述利益制定出必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与外交协同行动的总体方案——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现实意义。
同时，人类的整个历史如果能够对今天产生一点点启示，那就是在“二战”后确立的洲级大国时代，英、法、德这样的中等强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将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也许会反驳为什么从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叙拉古、他林敦，到罗马王政时代前夕创造璀璨文明的伊达拉里亚，再到欧洲中世纪的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热那亚，抑或是近代的葡萄牙与荷兰，众多小政治单位也可以在历史中创造辉煌的文明事业?但我们首先不应忘记，这些政治单位不论从力量与体积，还是从财富与人口来讲，相对于同时代体系内其他单元而言，前者都是伟大的政治实体。同时，如果我们沉迷于雅典与斯巴达人之间的战争而忽视了侧翼大国波斯和未来正在北方崛起的马其顿帝国，抑或是此后更加雄伟壮丽的罗马帝国；如果我们沉迷于地中海的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权力争斗，而没有看到大西洋地平线崛起的令地中海海上力量黯然失色的葡萄牙与荷兰；如果我们沉迷于英、法、德、奥这样中等强国在争夺近代欧洲霸权的厮杀，而忽略了美利坚与俄国这两个庞然大物崛起所宣告的洲级大国时代的来临，那么我们就无法从历史中看到当喷泉的托盘盛满水后一层层向下进行权力转移的世界政治的宏大图景。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今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程是霸权护持，那么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程就是大国崛起。尤其是随着中美二元竞争态势的加速生成，中国亟需加强对崛起进程中如何规避过早地卷入体系战争风险问题之研究力度。国际政治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实践向度、问题向度与知识向度需求性叠加——是催生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正如“二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从而孕育出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的英国学派一样，“冷战”后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实践，为今天我们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提供了重要契机。随着“道义现实主义”“关系性理论” “共生理论”抑或还有体现出浓重华夷秩序政治逻辑的“天下主义”的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逐渐摆脱了20世纪“西学东渐”的学习阶段，转而进入本土化理论百家争鸣的繁荣时代。
但我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与大国外交实践的需求相比却仍显得远远不够。这不仅体现在理论更新迭代的速度和学派的数量上，更体现在理论内在的普适性与实用性问题上。任何一种广义理论所内蕴的原教旨主义倾向都促使其通过打压同类竞争性理论，进而突出强调自身的普遍适用性。因此，一种学派如果仅以地域作为划分身份认同的标识，则其本身就已经堕入狭隘与孤独。就像金庸笔下的江湖，一旦某人的江湖称号前面加入了地名定语，那么此人大约就不是真正厉害的大侠。比如，“曲江二友”“江南七怪”“浙东双义”“郑州夏老拳师”“通州聂老拳师”“三峡神女峰铁姥姥”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老拳师们在金庸笔下没有一个不是死得很惨——聂老拳师被善恶二使灭了满门——借以衬托某个武力值极高的江湖人物的心狠手辣。这种标榜特色并脱离了国际主流话语辩论共同体的理论以其坐井观天、沉迷于自己投入的尊严和自娱自乐的精神——它们就像19世纪被运送到伦敦或巴黎世博会上供喜好猎奇的人们观察原始人生活状态的非洲土著——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演进的图谱中成为西方理论界在政治正确影响下对弱势文化群体彰显文化平等主义的濒危物种。
我们要时刻记住，创造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提供一种观察世界政治运行规律更有效的视角。其更大的目标在于帮助我们和全世界各个地区、不同文化的国家——尤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体系大国——进行交往互动。因此，当一个屋子里面大多数人都在讲某种通用的语言时，如果我们想加入话题，那么最明智的选择不是标榜特色，而是讲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认为中国学派必须要有中国的历史叙事或者中国文化元素这本身就是一种偏狭心态导致的误解。汤因比（Toynbee）认为：“人类存在着前现代思维与现代思维两种截然不同的模仿倾向。前现代思维倾向于模仿祖辈，他们活在被建构出的祖先完美的影子里，仿佛千年后世不存在一丝改变或进步的余地。其存在的意义变成了对伟大历史文化在巅峰定格后的延续和翻版。社会价值也多呈现为祖先崇拜和复古崇拜。这种模仿过去的倾向往往产生静止不前的文化。现代思维则倾向于模仿有创造力的个人。实际上也就是相信未来的理论比过去更好。它代表着一种生生不息、积极开拓的文化。”[5]本书坚信未来中国学派的开拓不仅要积极吸取中华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知识遗产，也需要让观念更加适应有别于传统儒家社会的现代国际体系。《西游记》在思想上的伟大与包容正体现在书中很好地将中国本土的道教（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东海龙王等）和西域的佛教（如来佛祖）融合到一起，体现出不同知识体系在对问题理解上的殊途同归。物质决定意识原理告诉我们，当国际政治实践本身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时，政治思维与理论认知要积极地对客观世界作出调适，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创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也可以用西方的历史典故与哲学文化。说服对方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对方能听得懂的语言，而不是像两个聋子一样自说自话。因此，如果我们驾驭对方知识本身的能力都胜过西方人自己，那才是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并产生经久影响和广泛信众的大理论。牛顿-莱布尼茨公式、贝叶斯-拉普拉斯公式、毕达哥拉斯定理、欧拉公式这些真正影响人类命运的重要发现没有一个是从某种地域独特文化得以孕育并加以命名的，而是在人类文明共有的知识基础之上继承并向上发展的。因此，如果未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能够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胸怀来对待知识，哪怕仅仅只是提出一些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样具有广泛影响的微观理论，在此基础上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积微成著，也定会为推动中国学派从倡议与主义之争走向知识与问题之辩提供更大的创新空间。
理论本身就是对普遍性规律的总结。能够长期存在且影响广泛的理论一定是关注普遍性、一般性，而不是狭隘的特殊性。一种标榜特色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将面临缺乏信众而难以长期存在的困境。这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为什么狭隘的犹太教最终无法发展成为与世界三大主流宗教并驾齐驱的世界性宗教。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不断地标榜自身的特色并要求社会去适应他的特殊性，这种以一己之力去谋求影响或改造整体结构的螳臂当车之行为——就像是手中提着一只空桶站在河床中间试图阻挡汹涌的泥石流。在效用上他可能无穷小地降低洪水水位，但由于力量实在太小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以至于他唯一的成就就是把无法理解基本统计学概念的人所拥有的基因在整个人类基因库中所含的比例降低一点点——定将重蹈历史悲剧的覆辙。当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出现差异时，应该是个体特殊性去适应结构的整体性，而不可能出现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去适应个体的特殊性。因此，过于强调特殊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可能在建构与教化过程中让理论的拥趸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行为举止怪异且格格不入的另类。在竞争与社会化双重塑造与影响下，国际社会结构以不同形式对主权国家的行为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理念进行奖惩。理论的普适性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学派的道路上站在更高的位置并作出更大的努力，即只有用那些西方人也能听得懂的历史与哲学话语来构造理论并被世界主流学界认可，才是未来中国学派走向成熟、自信与强大的真正标志。
四 本书主要探讨地缘战略心理学中的哪些问题
大战略研究只有深刻地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征，满足时代需求，才能够最终体现出维护国家利益的理论价值。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从地缘战略心理学角度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延长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地缘战略心理学认为，“安全”同“安全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客观上免于受到物理伤害的真实状态，后者则是主观上没有感知到威胁发生可能性的心理体验。虽然物质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能力与侵略意图对安全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增[6]，但对安全感的影响更取决于地缘类属身份的主观认知。通过对历史上长期反复发生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进行规律性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发掘其背后的心理学效应，本书提出了“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国际政治中的老爷子现象”“国际政治中的圣诞老人效应”“沉没成本迷思”“竞拍者迷思”“赌徒博弈”“崛起战略中的腓力陷阱”“崛起进程中的威廉困境”“心脏地带迷思”“多米诺疑惧”“黄金之国迷思”“同盟承诺困境”，以及“科林斯难题”等有趣的战略心理学问题。
地缘战略心理学认为，大国行为的根本动机取决于疑惧（参见图0-1:△BCD）、贪婪（参见图0-1:△ABC）、复仇（参见图0 -1:△ABD）和荣誉（参见图0 -1:△ACD）所构成的三棱锥结构及其之间的范式转换。无政治状态加剧了大国间在安全层面的不信任感。从“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个体理性导致的群体非理性结果——推演出的“安全困境”使体系大国倾向于将“最坏假定”和“敌意假定”的“霍布斯疑惧”视为一种符合国际道德的理性。这种疑惧在行为体间的深度内化会使体系中不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存在不安全感。因战略互疑而产生的防范政策似乎又给最初的“丛林假定”之正确性提供了经验反馈的有效证明。
无政府状态下的疑惧首先催生出国家对权力和利益的贪婪。这种贪婪体现为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对增加本国权力和利益有着极为强烈的欲望。对权力下位者来讲，其对权力上位者的反抗可能最初带有正义的革命性，但是一旦当其转身成为新的支配者后，它对其他政治单元的压迫性特征就会显现出来。国家反抗的从来不是压迫本身，而是自己没有压迫支配别人的权利。当其谋求取得区域权力的优势而获得成功后——请注意不是得到满足后，因为国家永远不会满足——越来越大的目标和胃口就会鼓励其向着更大的权力上位者发起挑衅。一旦其扩张的永动机开动，就会像自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帝国直到拿破仑帝国与纳粹德国一样，直到其人口与版图出现严重的失衡以至于整个权力系统最终透支崩溃为止（就像蒙古帝国最终被撕裂），抑或是直到其遭遇更强大的对手并被其击败为止（就像唐帝国在怛罗斯战役被阿拉伯帝国击败而退出了中亚地区）。战国后期的秦国会满足于其凌驾于其他六国的明显优势吗?不会的，当秦国成为霸权后它接下来要做的并不是巩固霸权，而是建立秦朝，即从多元霸权模式向一元帝国模式实现范式转化。贪婪意味着对于权力的追求是根植于人类基因的本能。权力的贪欲尤如水中的涟漪，无限地扩张自己，直到最终消失在无限里。
图0-1 大国行为的心理驱动要素
贪婪进而催生出国际政治中复仇与荣誉的双重心理特征。一方面，一旦国家在最初有限的权力追求过程中遭遇到失败，其就会在群体内部产生一种挫折感、屈辱感和丧失尊严的负面心理体验。这种负面心理体验在表层体现为群体将愈发坚定地认为必须从政治上改变现有的权力对比，如此才能摆脱被打压的命运。在深层则体现为，背负受挫折感和屈辱感的群体需要赢得荣誉来摆脱负面心理体验。对于任何一个带有历史记忆的群体而言，群体性复仇都是政治家煽动民众服从的最有效途径，也是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时代具有正当性的美德。民族国家的复仇观念就像是数学中必须使方程式两边相等那样严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法与“二战”后至今的中印关系都是这种政治心理的深刻反映。事实上，自中印边境战争失败以后，整个一代印度人的思想就已经军事化了。他们内心耿耿于怀的永远不是藏南地区——双方都知道即便印度拿到了整个地区也不会使两国实力差距有任何改变，就像1919年即便法国重新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也无法在物质上改变德国的力量优势——而是两个新兴民族国家之间失败的体验。不论是表层诉求，还是深层动力，都促使权力欲望受挫的国家产生雪耻的心理特征。
另一方面，它会通过在权力所辖范围内普遍施加其控制与干预能力——权力就是拥有迫使对方做其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以寻求内心愉悦感的满足。正如《死海》古卷中所讲：“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愿意受人欺压，谁又甘心自己的财富横遭掠取?可是又有哪个国家不曾欺压过它的邻邦，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个民族从未掠取过其他民族的财富呢?在写满羊皮纸的所有历史中，这样的国家我们一个也找不到。”当提洛同盟的首领雅典人派出的使者向谋求自由而反叛的米洛斯人宣称“强者可以做任何事情，而弱者必须接受强者对其命运的安排”[7]时、当1945年苏联副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ishinsky）闯入罗马尼亚国王办公室并一边猛劲敲击办公桌，一边喊如果国王不能在两小时零五分钟之内解除民选自由派总理并找到苏联满意的替代人，那么苏联将不保证罗马尼亚继续是一个独立国家，说完便大步离开摔门而去时（此时苏军坦克已经占领了布加勒斯特的大街小巷）[8]、当1947年斯大林（Stalin）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收回其接受英法邀请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决定时补充道，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内阁是全票通过的这一邀请，那么现在它也要全票彻底否定这一决议[9]时、当我们看到斯大林为泽登巴尔指派的苏联夫人的照片时，我们就会理解事关大国荣誉的优越感需要通过对弱者施加权力的过程得以实现。从战略心理学角度讲，知道并学会利用人性的弱点，并在反其道而行之的基础上构建地缘战略心理学，这样能够帮助大国在未来的全球战略博弈中取得优势。
如果说本书还可以拥有一个别名，那么我想称它为《地缘战略心理学十篇》。本书所涉及的十篇内容在排列上虽然有些形散，但其核心议程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中国如何利用地缘战略心理学这一理论工具缓解崛起困境并在隐忍中实现自身的和平崛起。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漫长的战略忍耐期。很多人认为大国崛起的核心奥义是不断地奋进努力，其实不是。大国崛起进程中最大的奥义是锤炼一种如履薄冰却又信心十足的耐心等待重大转折性事件生成的隐忍心态。就像普丹战争后俾斯麦（Bismarck）曾告诫他的部下：“我常常不得不在埋伏的地点守候多时，忍受身边蚊虫的覆盖与叮咬，直到射击最佳时机到来。”[10]一个每天晚上都迫不及待要跑进农田把麦苗拔出来看看长势如何的农民很难获得好的收成。国家越是接近权力的顶端，就越可能触碰到体系霸权国最为敏感的权力神经，因此它就越要学会避免触发一切错误的隐忍并等待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实至名归的权力转移的最终实现。它需要政治领袖以超出常人的实用主义，懂得国家在追求利益的问题上要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整体反应而主动地自我节制。通过异常隐忍甚至是唾面自干的强大心态去警惕欲望、压抑愤怒、漠视声望与克制冲动。下面请允许笔者简单介绍一下本书探讨的内容框架。
第一章为“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该章主要探讨了如下内容：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主导权竞争常常会引发大国战争。从理性角度讲，倾向于发动主导权战争的国家要么应具有“趋势优势”，要么应具有“实力优势”。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既没有“趋势优势”，也没有“实力优势”，却依然倾向于对“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国家发动主导权战争。本书发现，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理论中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御性进攻倾向，更可以解释如果守成大国通过战略打压成功地扭转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趋势，那么新兴大国反而可能因趋势焦虑而选择防御性进攻。避开从传统权力结构性分析路径入手，而通过引入地缘战略心理学的“趋势焦虑”概念并构建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广义理论，将对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何者更具进攻性意愿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同时，传统理论认为，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倾向于依据静态的权力结构性而扶持区域次强国，进而达到抑制权力占优方的目标。本章则从战略势能演变的动态性角度出发并发现，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并非一贯倾向对区域次强国予以支持，而是更倾向对“趋势占劣”或“战略匹配高”的地区大国予以支持，哪怕其权力暂时仍处于优势地位。
第二章为“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该章主要探讨了如下内容：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进行交叉研究发现，面对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海权霸主更多表现出“知觉警觉”的心理偏好，而其周边陆权邻国则更多表现出“知觉防御”的心理偏好；前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结构性对崛起大国采取无差别制衡，而后者倾向于根据权力关系性对崛起大国采取融合威胁的推责。因此，只有当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对周边陆权邻国明显构成安全威胁时，才会促使它们同海权霸主结成制衡同盟。“腓力陷阱”可以被视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未能认清和利用海权霸主的“知觉警觉”与陆权邻国的“知觉防御”之间的战略分歧所引发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失败的崛起大国不仅没有理解“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本应是其分化战略中的有效支撑，反而因其对周边的战略冒进帮助了海权霸主建立反制性同盟。对于已获得陆权支配地位的大国来讲，避免追求绝对陆上霸权的战略冒进，转而追求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保持相对优势，则会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作用下促成周边国家争相推责局面的生成，从而使海权霸主因无法在陆上寻找到足够有效的战略盟友而难以推行战略遏制。
第三章为“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崛起的‘威廉困境’与战略选择”。该章主要探讨了如下内容：在研究新型大国关系的议程中，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探讨很多，但是关于“威廉困境”是如何诱发“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却很少。通过将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进行交叉研究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追求区域海权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动劣势”和空间上的“重点区域劣势”两大特征，即率先追求区域海权或在霸权国利益核心区域追求海权的崛起国最容易被视为挑战者；而掌握“后发优势”和“次要区域”的崛起国则有机会通过推责战略而成为霸权国绥靖与鼓励的结盟对象。威廉德国对于虚幻的荣誉的偏执是诱发英德之间敌意螺旋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该章对今天中国崛起的启示在于，在亚太地区中美二元结构日益明晰的前提下，中国追求区域海权缺乏一个有效的推责对象。一旦中国陷入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诱发的“威廉困境”，就可能加深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并成为日本与印度在“印太战略”框架下谋求区域海权的推责对象。
第四章为“同色竞争与差色互补：‘海陆并举’思维引发的战略反噬”。该章主要探讨了如下内容：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互系统，在系统中存在着众多战略层面的施动—反馈模式。地缘政治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决定了它与体系其他主要成员间的互动方式，互动方式决定了其可能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并最终影响到大国崛起的兴衰成败。通过本书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战略模式可以分为“区域陆权”战略、“全球海权”战略和“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战略。如果崛起大国尚未形成稳固的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区域陆权”战略是最优选择；如果拥有稳固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全球海权”战略是最优选择。而“海陆并举”战略因“同色竞争”原理，既可能同周边国家陷入“区域陆权”优势的安全困境，也可能同“全球海权”国家陷入争霸战争。因此，“海陆并举”战略往往容易造就一个反对自身崛起的海陆权力联姻。与之相反的是，追求单一的“差色互补”原理容易实现海陆功能分异背景下的战略结盟，进而影响大国崛起战略的操作实施。
第五章为“逆向战略：弱势海军何以制衡?——对科贝特海上霸权护持战略的反向识读”。该章主要探讨了如下内容：如果说马汉（Mahan）的海权战略理论服务于美国海权的崛起，那么科贝特（Corbett）的战略理论则源于并长期服务于英国海上霸权的护持。随着“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新的海权霸主，美国海上霸权护持的战略原则开始逐渐脱离于马汉的崛起权力之弱势思维，而转向了科贝特的护持权力之强势思维。逆向思维如何在战略博弈中有效运用是本章试图探究当今美国海上战略思维的根本出发点。近年来，科贝特海权战略理论开始受到国内学界关注。但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偏重于将这种为霸权护持所打造的理论直接套用到处于崛起进程的中国海军实践。这种削足适履和刻舟求剑的做法不仅无助于处于成长阶段的海陆复合型大国海军建设，反而可能因理论的水土不服和过早地追求“对称原理”而重蹈历史的覆辙。本章将科贝特海上霸权护持战略核心原则归纳为四点，即“诱敌集中与诱敌出海战略”“开放式封锁与松散集中战略”“威胁航线与围点打援战略”和“离岸平衡与有限介入战略”。这四种递进战略的综合运用为海权霸主长期掌握全局性制海权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一种海上霸权护持的一般性原则，该理论对2017年美国提出“重返制海”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本章通过矛盾分析法中的逆向思维对科贝特海权理论进行反向识读。在反其道而行之的基础上，提出海陆复合型大国弱势海军战略应策的一般原则，即“舰队分散与诱敌抵近战略”“近海袭扰与长线分布战略”“内线拓展与外线收缩战略”和“攻其必救与歼敌勿尽战略”。
第六章为“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该章主要探讨了如下内容：战略迷思与同盟类型构成了砝码国家自抬身价的主客观原因。在洲级大国时代，虽然区域盟友对于改变超级大国之间权力对比的边际效用明显式微，但沿用过时的地缘政治话语及思维仍可能导致同盟主导国在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分别陷入“心脏地带推论”“多米诺推论”与“黄金之国推论”的地缘战略迷思。同时，通过对两极格局下同盟类型与同盟管控的研究发现，在“威胁一致型”与“权威支配型”同盟中，主导大国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对盟友的约束力。而在“安全互补型”同盟中，则多发主导大国逐步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被弱小盟友的“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和削弱，以至于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甘愿沦为其实现“区域战略目标”的工具。通过细化同盟类型并构建微观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进行同盟分化，还能够帮助其避免因战略冒进而导致对手同盟关系从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转化为事与愿违的、行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
第七章为“地缘战略心理学对崛起国破解‘三明治’制衡结构的效用分析”。该章主要探讨了如下内容：“三明治”同盟制衡体系属于结盟均势理论中一个独特结构，它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和“强大者的敌人是朋友”双重逻辑出发，探讨大国战略博弈中同盟的整合与分化问题。“三明治”同盟结构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因竞争性地缘环境下非现状国家权力曲线外延的快速扩展而自发形成的权力对冲机制。这种权力模型在国际政治中长期反复出现为从理论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依据。通过对大国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和成败案例进行归纳与抽象，可以总结出同盟政治中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律性认识，进而为今后更细致地预测与指导大国崛起实践提供一种有益的地缘战略心理学分析框架。
第八章为“边缘诱捕：两极体系下反遏制战略的效用分析——越战时期苏联的支持行为与美苏攻守易势”。该章主要探讨了如下内容：与“两极稳定论”认为的同盟主导国愿意对各自阵营内盟友的进攻性意图进行约束不同，本章认为，由于体系大国对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战略意义理解的不同，超级大国更愿意对核心地带盟国的进攻性意图进行约束，而对于边缘地带盟国的进攻性意图的约束动机则明显降低。如果在边缘地带促成“代理人战争”有助于削弱战略竞争者的实力，甚至会对此类行为予以支持。两极结构下超级大国对区域盟友的差异经略体现为：让处于核心地带的盟国承担“压力缓冲区”职能，而让处于边缘地带的盟国承担“利益扩展区”职能。更准确地说，边缘地带的局部代理人战争既是核心地带释放结构性压力的重要出口，也是维护两极体系整体稳定的必要条件。当国际体系从单极霸权向两极体系演化时，大国之间在核心地带的直接冲突将明显减少，但它们在边缘地带的“代理人战争”频率和烈度则呈现上升趋势。本章通过对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反遏制战略组合及其效果的比较研究还发现：对“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等地缘战略心理学的运用为反遏制大国实现“边缘诱捕”战略提供了重要契机。该战略不仅能够避免两极之间陷入直接对抗的全面战争，还能够实现长期消耗对手国力的目标。这种风险较小、收益较高的战略组合，构成了两极体系下实施“反遏制战略”大国缓解结构压力并促成攻守易势的最优选择。
第九章为“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霸权国选择性干预的政治逻辑”。该章主要探讨了如下内容：“冷战”结束至今，美国选择性干涉行为背后一直受到两大因素驱动。国际政治中的“关系性”决定了美国对外干预的动机和意愿，“结构性”决定了美国对外干预的手段与程度。依据“关系性”判定，美国选择性干预的目标通常是霸权的挑战者或潜在的挑战者。依据“结构性”判断，美国对中等挑战国干涉动机最强；对区域大国次之；对超级大国干涉动机反而最弱。地区大国是走向超级大国的必经阶段。因此，霸权国不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都会对处于崛起中段的地区大国进行干涉，而对逐步完成崛起的超级大国直接干涉动机和力度会逐渐减少和降低。话语不仅是角色认知的文化表征，同时也对角色认知产生反向的建构效应。如果崛起国愿意并能够有效地运用话语建构的功能，往往可以降低崛起进程中来自霸权国及其联盟体系的结构性压力。
第十章为“无心为恶 虽恶不罚：地缘战略心理学在规避霸权遏制中的运用”。该章主要探讨了如下内容：地缘战略心理学认为，大国之间对威胁与伤害的评估并非基于程度，而是基于主观意图。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经常会发现大国奉行“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原因。当人们受到来自于其他人的伤害时，会首先倾向于对施加伤害者的意图——而不是伤害的结果和程度——进行判定。如果人们认为一种伤害来自于并非有意施加伤害的朋友身份时，他们的愤怒程度和报复等级就会减轻，不论他们实际受到的伤害有多么严重；而如果人们认为施加伤害者是故意为之的敌人身份，那么他们的愤怒程度和报复等级就会很高，而不论他们受到的实际伤害有多么微不足道。[11]从这层意义上讲，“联系性崛起战略”要求崛起国保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心，少一些激进与浮躁的战略言行，并采取审慎的权力和明智的利益动态地看待崛起进程中的得失。毕竟时间与趋势的天平每分每秒都是向着有利于崛起国一侧逐渐倾斜的。在体系规范进化的主权国家零死亡时代，崛起国奉行“安全搭车与推责”的“联系性崛起战略”较奉行传统的“安全自助”的“变位性崛起战略”要面临更小的结构压力与冲突风险。甚至是奉行带有欺骗性“联系性崛起战略”的国家都比一个仅仅在言论上奉行“变位性崛起战略”而事实上更倾向于联系性崛起的国家要面临更小的崛起压力。
五 余论
如果说人类渴望和平，然而在历史上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战争，那么就必然意味着我们对国际政治运行机制的认知仍存在着误区。在和平随时都可能遭到破坏的世界里，构建秩序仅仅是对无政府状态消极结果的一种缓解，而不是从根本上消除问题本身。就像眼科医生给病人配戴眼镜，这种缓解的做法仅仅是应对仍然存在着的视力缺陷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并非从生理上去消除近视这种疾病本身。相同的问题反复爆发的根源在于没有对症的处方，故无法消除某种疾病挑战的反复呈现，从而使问题过程看似充满了重复性。另一种看似较乐观的情况是，当人们用了各种药品之后虽然暂时抑制了某种疾病的威胁，但对于致病的机理仍然尚不明晰。就像是如果医生为患者开出一个含有20种药品的治疗清单，那么即便患者痊愈，最后究竟是哪几种药真正救了他也无从得知。运用数量众多的药物去对抗某种疾病本身就意味着目前尚无法找到直接有效的应对手段。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国际政治众多理论就像是药店货架上陈列的琳琅满目的各种特效药，它们都声称可以解决无政府状态引发的大国权力竞争的消极影响，但是国际战争还是一次又一次呈现出周期性爆发的规律。
从康德（Kant）开始，关于怎样认识世界的独断论倾向就已经开始不断衰微，于是我们发现哲学也越来越不成为哲学。当下一切国际关系理论在哲学——这一根本层次——命题上之首要任务就是向一切怀疑主义和专家主义提出审慎的质问：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的安全感到底何在?在缺乏公共知识的现代原野上，我们怎样才能把握被各路专家弄得几近支离破碎的整体命运?“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坦率地讲，地缘战略心理学在理论的形成阶段尚无法做到对于这一存在于更高维度问题的有效回应。但它开启了国际政治理论探讨大国安全的一种全新视野和思考方式。它拒绝非此即彼式的极端论断并假定国家在“纯粹理性”和“完全非理性”的钟摆两极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有限理性。这就为国家在多孔的世界中达成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的折中共识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人性及其伴生的心理状态因无法定量而不能被研究，那就意味着我们确定变量的根据不是取决于其本身对解决问题的重要程度，而是取决于其能够被获取和理解的难易程度。而如果从变量的重要程度来讲，基于战略心理学无疑是理解大国地缘政治行为最为关键的理论视角。虽然它尚未被主流理论接纳，但在经历从无到有、验证方向、逐步完善并不断逼近真相的过程中，其呈现出的动人前景与发展潜力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了诸多来自家庭、学院和学术同仁的帮助。我要感谢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虹老师、牛军凯老师和陈峻老师，感谢学院三位领导为我完成本书写作提供了充裕的自由时间。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晓芳老师。作为本书的执行编辑，杨老师展现出国家级出版社编辑所特有的专业素养与敬业精神。我还要感谢国际关系学院谭秀英老师和谢磊老师对本书第一章内容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程老师、任娜老师、杨原老师和曾晨宇老师对本书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十章内容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吉林大学许佳老师对本书第四章与第六章内容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外交学院王帆老师和凌胜利老师对我的授业解惑。感谢东北师范大学王媛老师长期给予我的鼓励与帮助。感谢山东大学张景全老师和李雪威老师全额资助我参加重要的学术会议。感谢我在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吕中，他是本书写作过程一位不可或缺的批评者。每当我写完一部分都会请他来提出批评，而他深刻独到的见解总是让我感到非常庆幸没有将本书急于出版。我还要感谢吉林大学刘清才老师、张丽华老师、刘雪莲老师和于海洋老师。求学期间四位导师对我学术基础的铺垫和学术观点的形成影响至今。感谢我在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各位同事，他们在我写作过程中一直支撑和帮助着我。感谢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陈建洪院长的鼎力支持。本书统稿于2020年初春的疫情期间。在这个特殊的漫长寒假，我每天都会充满期待地在中大珠海校区海滨红楼的办公室里修改文稿并期待着它能够早日付梓。在此期间，感谢我的妻子王艺霖每天在家辛勤操持家务，让我可以心无旁骛地潜心学术思考。尤其要感谢我的父亲姜振祥和母亲李敏——父母始终陪在我身边并帮助我抚育孩子——是他们从小到大无私的爱，让我的生命里永远充满着温暖的阳光。
最后，我恳请读者带着怀疑的态度来对待我的观点。任何时代，学者手中最有利的武器就是怀疑的权利，永远不要把这一武器上缴，更不要让这一利器锈掉。学术的自主性便是在“怀疑”与“批判”基础上建立的坚固的确信，以及由此作出的符合逻辑与经验双重检验后的判断。套用苏格拉底（Socrates）的“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这一句式，未经怀疑的知识不值得相信。因为一个好的理论，它不仅可以证实，更应当经得起证伪。关于地缘战略心理学，以我有限的能力和平庸的资质仅仅能够简单地描述一种未来学科交叉突破的方向——有时候方向对了，到达彼岸就是选择何种技术的问题了，因此我坚信来自读者的批判将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如果事实证明这一方向对了，那么将吸引更多的同仁一道推动中国学派取得更大的成绩；如果事实证明这一方向错了，那么避免走向更大错误的唯一选择就是马上停止。
[1]Carl G.Hempel,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New York:Pearson Education,1966,p.78.
[5]A.J.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Vol.Ⅲ,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pp.36-37.
[6][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5页。
[7][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徐松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227页。
[8]Martin Wight,Power Politics,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2,p.193.
[9]Martin Wight,Power Politics,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2,p.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