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中的“威廉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为什么俾斯麦执政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崛起进程中没有面临巨大的周边安全压力，而威廉二世执政后德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却出现了急剧的紧张态势?“威廉困境”看似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其地缘结构而面临的双重压力，实则与崛起国的战略选择有着更大的关系。“威廉困境”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崛起国追求海陆并举的两线战略目标，这一目标设定可能导致崛起国同海权霸主陷入海权之争，以及同周边陆权国之间陷入陆权之争。在这一直接原因的背后存在四个重要的深层原因，正是这些深层原因的叠加效应，才导致“一战”前的德国陷入“威廉困境”的战略泥沼。

第一，当崛起国自我认可的身份与国际社会给定的身份出现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身份位差”。当崛起国急于通过获得权力声望、大国身份认同与国家影响力来弥合“身份位差”时，便容易忽视国家在崛起进程中更应该保持最大的审慎、耐心与节制力。该原因容易造成崛起国在国际政治中言行的激进，并因此成为海权霸主同周边陆上邻国联合防范与围堵的重点。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就陷入了一种由“迎合领袖信念的研究报告”“迎合大众偏好的主流媒体”和“迎合部门利益的战略选择”之间构成的正反馈循环，即国家刺激了民众的政治胃口，同时在对外强硬中获得鲜花与掌声的政治领袖也会愈发骑虎难下，并成为迫使自己说话算数的煽动性言辞的俘虏。当崛起国因激进的言行而遭到其他国家的防范之后，其领袖还要寻找或编造更多激进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国家为什么会陷入被围堵的境地，从而导致自身陷入更严重的安全困境之中。

英德在战略层面的一切对峙都源于既存的不平等利益和秩序对双方心理的劫持。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对权力声望与国际影响力的追求很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带有战略互疑特征的“修昔底德陷阱”。同俾斯麦执政时期严格地将国家定位成欧陆强国不同，威廉二世更倾向于将德国塑造成一个海陆实力兼备的“世界大国”。一方面，德国对奥匈帝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偏袒导致了德俄关系恶化和法俄的战略接近。法俄的东西包围间接地动摇了德国在欧洲的陆权优势并增加了来自陆上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为了推行其“争夺阳光下地盘”的“世界政策”，威廉二世不仅在言论上发表了被英国视为敌视性的“克鲁格电报”（Kruger telegramme）——这封电报在英德公众间引起了轩然大波，让英国意识到德国是其帝国大业最大的威胁，并最终导致了英国在布尔战争（Boer War）后放弃了百年的“光辉孤立”而转向军事结盟，而且，德国海陆并举的军备扩充也加剧了因目标过多而四面树敌的风险。

第二，缺乏一个有能力协调并统合国内不同利益集团诉求的决策中枢。国内利益集团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将集团利益提升为国家战略利益。其一，它们会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妥协和相互支持的互惠联盟。过度扩张的成本由国家通过税收、兵役或提高消费品价格等方式扩散至整个社会，而收益则不成比例地转移到军工复合体等利益集团手中。同霸权国之间的战略互疑只不过是军工复合体争夺部门利益过程中的副产品。[14]其二，通过在国家战略层面达成共识，崛起国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国家的宣传将部门利益塑造成国家的整体利益。“一战”前，德国军队内可以说有几大部门就有几个权力中心，而本应成为仲裁者的皇帝却降格为每一个权力中心的代言人，最终进一步加剧了决策体制的混乱状态，以至于每个利益集团所追求的东西都成为不可妥协的国家核心利益。[15]

威廉德国安全战略转向的最大特征体现在同时支持陆军与海军追求战略优势。一方面，陆军元帅施里芬、毛奇以及支持他们的资本家宣称德国的安全威胁源于地处中欧的尴尬位置，因而必须增强陆军实力。尤其是当1892年法俄结盟后，德国在俾斯麦时期“分而治之”的陆权优势愈发被法俄两国联合所抵消，这导致德国陆军要求国家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确保其陆上安全。另一方面，号称“欧洲马汉”的海军元帅提尔皮茨及支持海军造舰的资本家集团则倾向于德国只有在赫尔果兰岛（Helgoland）到泰晤士之间建立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公海舰队才能够获得英国绥靖或友谊的“风险理论”。[16]但伴随英德两国海军军备竞赛而来的并不是英国的绥靖，而是其1906年问世的“无畏”号军舰（HMS Dreadnaught）。这是一艘“被大炮覆盖的超级军舰”，它的问世使得当时所有的军舰都过时了。1907年，德皇支持提尔皮茨紧跟英国步伐提出了“补充海军法”。该法案规定德国也要实施建造“无畏舰”的计划。1908年3月，专注于海上霸权的英国再次追加海军预算，以确保英帝国永远在海上保持对德国海军的战略优势。[17]换句话说，德意志第二帝国后期战略代价高昂的根源就在于其目标、手段与资源之间的严重不切实际。

1880年俾斯麦治下的德国由于专守欧洲陆权优势，其海军军费开支不到英国的四分之一或法国的三分之一。随着德国逐渐开启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到“一战”前的1910年，德国的海军军费虽有大幅提高并成为全球第二，但也仅仅为海权霸主英国的一半（参见表3 -1）。而早先一直占有优势的陆军开支虽也大幅提升，但其增幅却被协约国的相应增长抵消。[18]德国海军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海军军费的增长威胁到了其原本享有的欧洲陆权优势。1901—1903年，德国海军耗费了国防开支的20 %; 1907—1909年，这一比重上升为25 %；而到了1911年，德国海军预算占到了陆军预算的54.8 %。[19]1908年，德国推行了10年的海陆并举战略使其周边环境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恶化。时任德意志帝国宰相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ulow）在写给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信中说：“德国已经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竞赛中筋疲力尽。如果在德国实现财政改革后我仍是宰相的话，我就要主动给海军军备竞赛降温。德国的发展已经不能再允许这种伊卡洛斯式的飞翔了。”[20]

在被“克鲁格电报”激怒之前，处于“光辉孤立”政策下的英国与法俄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甚少。英国在同法俄争夺非洲、近东、中东和远东问题上都存在着战略矛盾。但是，正是威廉德国同时追求欧陆霸权与世界海权的战略建构起了英法俄三国基于共同威胁的安全利益。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认为，倘若德国放弃了挑战英国海上权威的“庞大海军计划”而集中力量加强陆军建设，他们就有可能使英国保持中立，同时必然会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中赢得胜利。如果德国人把1914年以来直到战败仍停泊在军港中的无畏舰的制造经费和钢铁用来制造重炮和运输机械，那么他们在陆战中将一直保持优势。[21]

表3-1 世界各大国海军军费概算（1870—1914年）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Hew 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Volume I）:To Ar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48-52,290 -305; Zara Steiner and Keith Neilson,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UK,1979,pp.37,78,151,240; A.J.P.Taylor,The Struggle Mastery in Europe,1848 -191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11; Holger Herwig,“Luxury”,Fleet:The Imperial German Navy,1888-1918,London:Routledge,2014,pp.35,93-95,276-280.

第三，不满足于单一的区域陆权优势，全民性痴迷于“海军民族主义”，并倾向于认为国家建立强大海军是确保外向型经济运输生命线、保卫国家海外利益、保卫国家领土安全和提升全球战略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国对海权霸主最大的挑战不在于陆权优势，而在于它对全球海权的分割与侵蚀。对于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且拥有充分安全剩余的区域陆权国德国来讲，其真正的安全威胁不可能来自于单纯的海上封锁或登陆进攻，而只能来自于陆上邻国的军事进攻。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当时德国的战略决策者也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在“一战”前，德国的战略设想始终是谋求英国中立以便对法俄开战，而不是谋求法俄中立以便对英国开战。英国著名海军战略家朱利安·科比特（Julian Corbert）对海权与陆权的关系进行分析后认为：“由于人们生活在陆地而非海面上，因此交战国间的重大问题总是取决于要么你的陆军能控制敌人多少领土和有生力量，要么舰队协助陆军所产生的威力使对方感到恐惧。”[22]同时，享有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也无须担心没有海军的保卫海权国会对其展开登陆进攻。正如1911年威廉二世同一位英国到访者谈话时所说：“恕我直言，你们在这一区域投入的微不足道的几个师并不起什么作用。”[23]

实际上，单纯的海上力量除了协助陆军打消耗战外，对赢得整个战争不具备太大的作用。1853—1855年间，英法之所以赢得了对陆权霸主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其根本原因在于战场仅仅限定在克里米亚半岛。英法作为海权国十分明确自身的战略短板，因而在攻陷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后，对下一步该在何处攻击都感到茫然，于是英法选择在战争对自己最有利的情况下同俄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假如英法没有在克里米亚收手而是继续向俄国腹地进攻，那么陆战的优势将会朝着俄国一方倾斜。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虽然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但决定清廷战败的却是两国在朝鲜、辽东和山东等陆地战争中清军的惨败。1915年，丘吉尔主导的从海上进攻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 Strait）登陆作战以惨败而告终。“一战”后期，海权国日本向俄国派出7万军队——比其他大国都多——对陆权国俄国的国内革命进行军事干涉。但随着俄国内部战争的结束，日本意识到它不可能对这样一个陆权大国进行干涉，于是在1922年撤出西伯利亚，1925年撤出库页岛。[2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早已对印支北部取得控制权的日军沿铁路南下并击溃马来北部英军；1942年12月10日，从陆地起飞的日本战机将英国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击沉。至此，英国在东南亚地区不仅失去了陆权，也随之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德国主力部队在苏联战场的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战役中被连续击败，德国欧洲陆权陷于崩溃。1982年5月，虽然英国在马岛海战中凭借海军力量赢得了离岸夺岛的胜利，但是英国舰队仅仅限定在马岛外围作战，尤其是当阿根廷本土起飞的战机击沉“谢菲尔德”号及“大西洋运送者”号以后，英国舰队一度撤到远离马岛的大洋。

第四，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是否会因区域海权战略而陷入“威廉困境”，取决于实行这一战略的体系结构与时机把握。首先，如果在某一地区除了霸权国以外还存在两个以上崛起大国，那么霸权国的优先制衡对象就是首先选择区域海权战略的崛起大国。从这一角度讲，崛起国实施区域海权战略存在着“先动劣势”，即在同等条件下，率先追求区域海权战略的崛起国会遭到霸权国的战略围堵。其次，如果某一地区内出现了二元结构，即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实力都远超其他国家，那么崛起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就很难找到有效的推责对象。最后，在同一时期内，在与霸权国安全联系更紧密的地区推行区域海权战略的国家更容易遭到霸权国的围堵。在这一围堵过程中，霸权国甚至会鼓励区域次强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以便对更具威胁的前者加以制衡。

美国的马汉在理论上将全球海权同大国崛起之间建立起了因果联系，但率先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却是来自德国的“欧洲马汉”提尔皮茨。1890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地缘安全战略的转折点——逐渐从俾斯麦主张的区域陆权战略转向了威廉二世主导下的区域陆权与全球海权并举战略。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率先追求全球海权的战略选择直接导致了其在体系中角色身份与地缘安全环境的变革。为什么在19世纪末威廉德国、法国和美国都不同程度上实施了海权战略，其中只有威廉德国遭到了英国的遏制，而法国和美国却得到了英国的鼓励与绥靖呢?答案就在于“威廉困境”内蕴的“先动劣势”，即相对于同一时期法国在地中海的区域海权战略来讲，德国的全球海权战略涉及的范围太大了；相对于美国后来推行的全球海权战略来讲，德国推行全球海权战略又太早了。因此，对于英国来讲，来自追求全球海权的威廉德国率先构筑的威胁要远远超出仅在地中海构筑区域海权的法国和英德两败俱伤后不慌不忙崛起的美国。

德国的“先动劣势”导致了英国对体系内其他崛起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实行鼓励或绥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拿破仑战争后取得欧陆霸权的沙皇俄国想获得黑海区域海权以及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时，海权霸主英国将其视为最大挑战者。一方面，英国默许海陆复合型国家法国增加在地中海区域的海上军备；另一方面，联合法国并不惜同俄国打一场需要登陆作战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时，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一战”前英国为了同德国争夺海权，一改往日的防范法国加强直布罗陀与地中海海军实力的政策，转而鼓励法国在地中海增加海权优势，并默许沙皇俄国积极发展黑海舰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