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威廉困境”与战略选择

一 问题的提出

“威廉困境”既是一种在国际关系史中反复发生的地缘政治现象，也是本书进行理论构建所关注的兴趣起点。从现象角度讲，“威廉困境”描述的是作为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崛起进程中，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Ⅱ）既支持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要求扩张海军的“庞大海军计划”，也支持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扩充陆军的“两线作战计划”。为了同时获得海陆两栖战略优势，威廉德国不得不将宝贵的战略资源投放到与海权霸主英国之间昂贵的海权竞争，以及同陆上强国法俄之间紧张的陆权竞争中。在海陆并举的安全战略选择下，德国的两线扩张战略不仅诱发了一个原本可以不必出现的反对它的协约国同盟，也使其自身陷入了一场代价高昂的马拉松式的军备竞赛。

从概念角度讲，“威廉困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国因同时追求在两大地缘空间上的优势而激活体系内潜在的权力均衡机制，从而成为被其他成员联合制衡的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实行这种战略的崛起国意识不到自身的战略选择对霸权国及周边国家所造成的威胁感，也意识不到来自周边的结盟制衡很大程度上是对其目标过多而四面树敌的反应。克劳斯·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在分析“一战”起因时指出：“威廉德国的威胁并不在于其版图、人口、经济水平、工业能力，而在于其国内存在的强烈的军国主义扩张情绪，对现存国际体系秩序与领土安排的否定以及皇帝本人对采用激进军事手段打破秩序安排的倾向。这一切都令其他欧洲国家对德国的崛起感到恐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德国本应却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1]第二层含义是指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国对体系霸权国制衡行为所产生的认知悖论，即霸权国对崛起国的任何妥协或善意绥靖都会被崛起国解读为自身采取强势姿态的明显奏效和霸权国的软弱与缺乏决心，而霸权国对崛起国的强硬反应则会被解读为霸权国对崛起国本能的敌意，从而使崛起国以更强势的姿态针锋相对地打破霸权国的战略包围。[2]这种认知悖论最明显地体现在“一战”爆发前的威廉德国。当时国内的乐观主义者认为，德国已经强大到可以把任何眼前的敌人像牛皮纸一样揉成一团，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战略敌视与围堵，因而需要尽早发动一场坚定且毫不妥协的预防性战争。[3]

从本质上讲，“威廉困境”与其说是一种崛起国在战略角色上的精神分裂，不如说是缺乏一个有能力对国内各种利益集团所主张的战略优先性进行协调与统筹的权力核心。在“一战”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内部，海军元帅提尔皮茨和支持他的“海洋军工复合体”认为欧洲大陆已经像一个填满了格子的跳棋局，因而他主张发展公海舰队并获得“阳光下的广大地盘”[4]；同时，他们对德国与法俄之间因为很小的欧洲领土所产生的敌意感到无法理解。陆军元帅施里芬（Schlieffen）、毛奇（Moltke）和支持他们的“陆军军工复合体”则认为，德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是地处法俄两国之间的中欧平原这一尴尬位置，而不是相距遥远的海洋国家英国。他们对德国主动挑起同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感到气愤。此外，德国社会中的其他大利益集团——如罗马天主教中心和社会民主党——则仅仅赞成对俄国发动战争，同时主张积极争取英法两国的友谊或中立。[5]

在“一战”爆发前的二十年里，那位相信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会超过五年的、夜有所梦次日清晨便急不可待去付诸实践的、有时候自称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有时候又要求士兵向人民开枪的、像一只气象公鸡一样让人捉摸不定的、因出生时手臂残疾而时刻在军国主义浓厚的国度中标榜自身像弗雷德里克或拿破仑一样具有黩武的骑士精神但却从来不敢真正走上战场的、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时代浪潮下孕育出的第一代表演型政治家（墨索里尼是第二代）、一位太期待自己被舆论关注以至于希望自己在葬礼中充当逝者，在婚礼上充当新娘的威廉二世皇帝，其案头摆满了关于建立强大的海军、修建近东的巴格达铁路和争夺欧洲霸权等主题的研究报告。由于对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一知半解或一窍不通——他在一次观摩海军演习后对现场军官们发表的即兴战术指导听上去就像是家庭主妇大谈离子火箭推进器的工作原理一样外行，以至于一位军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你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如此众多的职业军人面前侃侃而谈！——皇帝陛下极易受到各路专家的影响，他几乎会同意每一位近期和他交谈过的人的观点，以至于这些看似能够给君主和国家带来权力声望的相互冲突的建议最终都被德皇随波逐流地予以默许。

本书关注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在战略空间分布上应包含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这类国家必须既有绵长的领海基线，同时又不能四面环海而远离大陆。因此，近代崛起的日本、英国这种典型的离岸海权国就不符合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特征。第二，这类国家与周边其他陆上强邻存在着明显的安全博弈，这一条件将崛起的美国作为地缘政治中的特例排除在关注普遍性的研究之外。美国虽然是19世纪末的崛起国，但它自独立战争以来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原则而远离欧洲国际社会的纷争。“二战”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没有深度卷入以欧洲体系为核心的安全竞争之中。鉴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空间——远离国际政治核心的欧洲大陆且周围没有其他陆上强邻存在——美国可以被看成是“相对亚欧大陆板块而存在的超大型离岸海权国”[6]。因此，美国也不属于本书关注的对象。

通过以上对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概念界定，可以认为，本书关注的对象是地处欧亚大陆边缘——太平洋沿岸或大西洋沿岸——的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一方面，这类国家拥有两栖地缘空间禀赋；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因双重诱惑而被两大战略空间反噬。纵观近代400多年的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自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派遣阿尔瓦公爵（Duque de Alba）率军强行兼并海权国葡萄牙并亲自兼任其国王以来，除了西班牙帝国兼具了海陆霸权特征以外——西班牙帝国在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正是由于其被来自两大地缘战略空间的拉力撕碎[7]——国际体系中再未出现过能够同时获得两栖地缘战略优势的权力单元。[8]

相比于西班牙帝国在全球的两栖霸权，“简配版”的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都可能面临着海陆联盟制衡的风险。这其中存在着两大重要原因。第一，区域海权战略本质上是对全球海权战略的部分侵蚀与分割。一旦崛起国在特定区域内建立起海权优势，就等于否定了国际社会存在全球海权的基本事实。第二，区域海权战略是走向全球海权战略的必由之路，历任海权霸主无不是从区域海权中成长起来的。同时，由于国家战略的不可知性、欺骗性、阶段性与动态性，全球海权霸主对其联盟体系外一切追求区域海权的国家均会产生本能的防范意识。

全球化使当今国际体系成员间的交往力度与安全互动日益频密。在此背景下，每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都可能面临来自海上和陆上的双重战略压力。从国家追求绝对安全的角度讲，只有同时获得海陆两线的战略优势才能够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与影响力。但问题在于，所有因奉行绝对安全哲学而进行的努力不仅会被体系内其他大国间构筑的海陆“联姻”抵消，同时也会导致其不可避免地陷入犹如“一战”前德意志第二帝国所面临的“威廉困境”之中。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因权力转移或认知敌意螺旋等造成的某种结果，那么从崛起国角度讲，“威廉困境”就是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正在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来讲，奉行什么样的安全战略更有可能激活一个包含霸权国在内的遏制性军事同盟?什么样的安全战略选择能够使其在崛起进程中面临更小的体系结构性压力?

“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出现以多极化为趋势的群体性崛起，而是呈现出中国孤军突起的一国崛起态势。虽然习惯上将新兴的金砖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力量，但是不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经济增速看，中国都远超其他金砖国家。例如，201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美国为179689.6亿美元，位居全球之首，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4.44 %；中国为113856.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49 %。而其他三个金砖国家的GDP及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印度21832.8亿美元，占2.97 %；巴西18008.7亿美元，占2.45 %；俄罗斯12360.2亿美元，占1.68 %。[9]此外，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同其他体系强国之间的距离仍呈现扩大趋势。“冷战”末期，美国、日本和德国的GDP分别约为6万亿、4万亿和3万亿美元，而目前日本的GDP从美国的2/3下降到1/3弱，德国则从1/2降到了1/4。可见，日德等发达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差距在拉大，而中美两国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10]21世纪的中国是体系中唯一最有可能接近并超越美国的新兴大国。

当今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正在力图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同体系霸主美国及其全球同盟体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作为一种双向的互构过程，在其运行中反复生成的“施动-反馈”会直接影响到国家间对于敌友身份的认知和安全态势的研判。作为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中国自近代被卷入全球化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海防”与“塞防”之辩。[11]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完成同俄罗斯领土边界的划定，国内学术界主张中国在稳定陆权的基础上拓展海权的呼声日隆，并在“海洋强国”与“大国崛起”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因果联系；同时，还在“蓝水海军”“海上生命线”同“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等意象之间建立起了带有必然性的观念映射。[12]

但问题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扩张是指荷兰模式的海运能力，还是英国模式的海军实力，抑或是叶自成等认为的海洋资源的整体开发能力?[13]为什么随着中国在东亚地区海军实力与远洋能力的快速提升，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地缘安全紧张局面?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军事实力的战略会刺激霸权国及其同盟体系，那么这样的战略选择是否可能会造成一种自拆台脚或自我包围的“威廉困境”?崛起国将安全战略从消极的“非对称近海防御”向积极的“远洋对等威慑”调整，是否会促使霸权国以同盟的形式对冲或抵消这种谋求缩小权力位差或重构优势的权力增长的努力?在缺乏推责对象的前提下，崛起国选择区域海权战略是否真正有利于消除其与守成国之间潜在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其安全战略选择不仅关系到崛起进程中可能面临何种压力，更关系到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全局谋划。如何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威廉困境”中抽象出规律性的理性认知，直接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大业的未来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