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腓力陷阱”的案例验证：1525—1991年[20]

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取得陆权优势后的崛起国常常会面临滑入“腓力陷阱”的地缘战略风险，并在由此引发的两线对抗中出现战略透支。“腓力陷阱”理论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诠释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进程中具有共性的战略迷思。因为这些决策者面临着相似的战略态势，处于相似的压力环境，追求相似的战略目标，选择了相似的战略手段，并最终滑向了相似的“腓力陷阱”。

以下试图对400多年来出现的取得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崛起国样本进行无差别分析。按照时间排序样本包含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兰西帝国、拿破仑帝国、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19世纪末的美国、1905年后的日本帝国、1939年后的纳粹德国，以及两极格局时期的苏联。这其中既包含滑入“腓力陷阱”的证实案例，也包含摆脱“腓力陷阱”的证伪案例。为了确保验证的科学性，本章将不仅关注能够支撑研究结论的证实案例，也关注那些证伪案例。只有看似并不符合本书的证伪案例仍与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并行不悖，才能够证明该理论的有效性。

（一）对证实案例的考察

“三十年战争”后，法国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大的受益者。1661年马扎然（Mazarin）去世后，路易十四开始亲政，并先后通过1667年至1668年与西班牙争夺荷兰的遗产归权战争和1672年的法荷战争取得了无可匹敌的欧陆支配地位。在取得欧洲陆权优势后，路易十四同当时的海权霸主英荷之间的战略矛盾日益紧张。当法国舰队在1692年拉·霍格（La Hogue）海战败于英荷联合舰队后——这一败北重演了腓力二世“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的惨败——他同样将目光转移到欧洲大陆，并试图通过对哈布斯堡家族两大分支的胜利，重新积聚战胜海权霸主的能量。但这一战略选择最终使路易十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陷入海陆两线对抗的“腓力陷阱”。面对路易十四对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分支及其海外领地的觊觎，以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分支为首的主要欧陆大国纷纷与英国结成对抗路易十四的同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法国国库消耗殆尽，最终导致其崛起进程因战略透支而被迫中断。但是，完全剥夺法国的大国身份——这意味着哈布斯堡家族将成为欧陆霸权——也不符合海权霸主英国的战略利益，毕竟英国对路易十四的战争目的不在于此。因此，一旦法国出现衰落趋向，英国便马上抛开陆权盟友单独与其媾和，以确保法国仍是欧洲均势天平上的重要托盘。

拿破仑帝国在崛起进程中也面临着当时的海权霸主英国的积极制衡。为了战胜这个数次组建反法同盟的“离岸平衡手”，拿破仑曾三次试图发起对英国的渡海远征。但由于在1798年的阿布基尔海战、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及1807年纳尔逊摧毁哥本哈根的丹麦舰队等一系列海战中失败，最终拿破仑将目光转向“延展陆权本垒取得对海权国优势”的战略迷思。为了最终降伏海权霸主英国，就要重建海军，削减法国的陆军资源，然而只要周边仍然存在着强大的沙皇俄国，拿破仑就不可能减少陆军。这一问题最终简化成了要想战胜英国，就要彻底征服对大陆封锁体系破坏最严重的一环——沙皇俄国。至此，拿破仑帝国也难以避免地在通过“大陆原理”战胜“海洋原理”的战略迷思中陷入“腓力陷阱”。

这一案例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消极地卸责——而非积极地制衡——构成了相邻大国对法国欧陆支配地位的基本态度。在拿破仑远征俄国败迹显露之前的许多年里，英国苦心构建的反法同盟没有一次成功地囊括所有的欧陆强国。面对强大的拿破仑帝国，普鲁士倾向于融合威胁的结盟策略，沙皇俄国则更倾向于“知觉防御”的卸责战略。法俄两国所构建的“提尔西特友谊”——就像1939年苏德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样——本将有助于拿破仑避免陷入海陆两线作战的“腓力陷阱”。虽然这种“假朋友”关系缺乏互信，但假如拿破仑唯一的目的是掩护自己的后方和重整法国的海洋力量以制服英国，那么这种策略起码能够使他避免因两线对抗而出现战略透支。

希特勒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教训并不是崛起国发动战争会导致失败，而是发动一场迫使周边陆权邻国走向同海权霸主结成对抗同盟的战争将会失败。为了避免重蹈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历史覆辙，希特勒在战略谋划上很好地利用了“海权国知觉警觉原理”与“陆权国知觉防御原理”的差异性偏好来进行政治分化。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1939年以前的德国军事实力尚无法与法苏两国相提并论。相较于弱小的德国陆军，苏联庞大的军事力量更能够吸引英国的“知觉警觉”。即便如此，为了降低英国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可能产生的警惕，希特勒仍积极同英国私下签署自我约束的《英德海军协定》。[21]此举在1939年前成功地规避了当时的海权霸主英国的“知觉警觉”——法国已沦为处在英意两个卫兵之间的囚徒，为德国的初期崛起赢得了谅解与绥靖。

同时，希特勒积极利用周边邻国“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促使它们争相推卸责任或融合威胁。一方面，希特勒慷慨地通过《洛迦诺公约》对西线国家给予像刻在涨潮前沙滩上的文字一样的安全承诺，把强大的德国描绘成防止共产主义向西扩散的“防波堤”，并联合日本和意大利共同做出反共产国际的政治姿态。这一战略欺诈有效地刺激了西方国家“祸水东引”的推责倾向。另一方面，1933年至1939年9月之前，苏联和德国之间没有共同接壤的边界，这使得与德国接壤的法国成了苏联重要的推责对象。对于斯大林来说，只要希特勒不主动进攻，选择推卸责任和融合德国威胁就远比同英国结盟更具吸引力。毕竟在英国无法向欧洲大陆提供一支规模庞大的陆军，且法国又成为极好的担责对象的前提下，苏联没有理由愚蠢到愿意成为一个替英法挡灾的避雷针或首当其冲的责任承担者。加之希特勒反复重申苏德“一战”后结成的“拉巴洛友谊”——苏德这两个不受国际社会待见的“狗不理”国家的权宜接近，使魏玛德国通过对西方国家打“俄国牌”以实现自抬身价的目的——为赢得苏联卸责的“祸水西指”而进行外交斡旋，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争取到了对西线开战时两国互不侵犯的有利条件。甚至在法国战败、苏联丧失推责对象的情势下，斯大林仍然拒绝同英国组建对抗希特勒的军事同盟，因为他认为英吉利海峡将使英德之间进行一场持久的消耗战，而这仍将有利于苏联。这很好地证明了陆权邻国更倾向于“知觉防御”的推卸责任与融合威胁。

纳粹德国的陆权优势始于1940年击败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强国，而希特勒的“腓力陷阱”则源于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失利后开启的苏德战争。当希特勒谋求渡海远征英国的战略图谋遇阻后，他便开启了一场属于自己的“腓力陷阱”。为了战胜英国的海权，希特勒需要扩建弱小的德国海军，同时削减陆军资源，但在他看来，只要背后存在着强大的侧翼苏联，德国就仍无法摆脱增加陆军的压力。正如1937年的《霍斯巴赫备忘录》所表明的：“只有军事征服苏联，建立起一个包含乌拉尔地区资源和乌克兰粮仓的自给自足的平原帝国，德国才能在欧陆取得绝对的陆上安全。至此，德国方可以凭借陆上资源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并迫使英美屈服。”[22]

在同海权霸主陷入战争状态后，通过对陆权邻国扩张而增加安全剩余便成了一种激发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构建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联合反对它的、自我包围的战略迷思。但这一战略观念同国际政治中两条最有力的规律是相互矛盾的，即在“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结构性制衡前提下，将迫使“知觉防御”的陆权国家因无法推责而最终被迫同海权霸主结成同盟。假如在攻陷法国后——甚至哪怕是“海狮计划”暂时遇挫后——希特勒能够理性地分析欧洲时局并维持同苏联的“假朋友”关系，那么相对的陆权优势可能为纳粹德国带来长期的收益。[23]

纳粹德国战争初期取得成功的理由——降低英国的“知觉警觉”和鼓励法苏之间的“知觉防御”——变成了其战争后期走向战略透支的原因。取得欧陆支配地位后，希特勒并没有将维系苏联在开战初期融合威胁的“善意中立”视作重要的外交财富，他对苏联的进攻最终使斯大林不得不放弃“坐山观虎斗”的推责战略，转而同英法美建立起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反法西斯同盟。1943年11月，纳粹德国在各条战线上均出现了明显的战略透支。据估计，在东线有390万德军同550万苏军作战。此外，17.7万德军驻扎芬兰，48.6万驻扎丹麦和挪威，137万驻扎法国和比利时，61.2万驻扎巴尔干，41.2万驻扎意大利……虽然数量第一的德国军队遍布整个欧洲，但在每一条战线的装备和人员都处于劣势。[24]

（二）对证伪案例的考察

如前所述，本章不仅关注支持“腓力陷阱”的历史素材，同时将对那些看似不支持假说的案例进行重点分析。以下将重点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该理论的核心假定认为，海权霸主会因“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而对陆权支配国采取无差别制衡原则。但为什么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及对马海战后的日本在取得区域陆权优势后却没有遭到当时的海权霸主的无差别制衡，而“一战”后的日本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却最终遭到了海陆邻国的联合遏制?第二，为什么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后转而谋求陆权优势却没有陷入“腓力陷阱”?第三，为什么获得了区域陆上霸权的美国没有受到海权霸主英国基于“知觉警觉”的遏制，而威廉德国却在“一战”前夕直接陷入了海陆两线的“腓力陷阱”?上述案例要么在结果上、要么在进程上、要么在对象上看似与“腓力陷阱”的理论相悖。只有能够证明这些形式差异化的逆向案例在本质上仍属于“腓力陷阱”的理论范畴，才能够确认其在解释力和预测力上的有效边界。

首先，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及1905年后的日本在取得陆权优势后却没有遭到当时的海权霸主的无差别制衡，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并未像拿破仑帝国或1940年后的纳粹德国那样成为欧陆支配性大国，而是仅仅塑造了在地区内具有微弱陆权优势的“两极均势”。同时，上述国家在崛起进程中要么是当时的海权霸主英国的同盟，要么积极运用外交手段获得英国的谅解与“善意中立”，在它们崛起后也主动在外交政策上延续同英国的友好或同盟关系，这也有助于降低后者的“知觉警觉”。因此，作为海权霸主的英国对这类国家的防范程度要低于其他陆权国家，而一旦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成为本地区支配性的陆上霸权或其海军预算明显增加，它们仍然会受到来自海权霸主的无差别制衡。

具体来讲，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三世主政的法国曾短暂地被视为欧陆支配性大国。但由于当时沙皇俄国的陆权力量集中部署在圣彼得堡地区，加之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战败后悄然向内陆收缩撤退[25]，因此，克里米亚战争并未从根本上摧毁沙俄欧洲陆权大国的实力。从表2 -2可以发现，1856年战争结束时，俄国的常备军事力量仍然是其他欧洲大国无法望其项背的。由于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并未取得欧陆单极霸权，因此1856年后的法国并没有受到英帝国的战略打压。

但是，为什么到了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法国却遭到了英国的抛弃?通过表2-2的数据可以发现，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与南德意志愈加膨胀的野心对周边陆权邻国奥地利与普鲁士造成了明显威胁，其威胁低地国家比利时加入法国主导的“关税同盟”之举让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感到紧张。[26]更重要的是，1870年法国在海军建设上的投入高达700万英镑，紧追当时的海权霸主英国的980万英镑，且远超其他欧陆大国的海军开支总和。[27]这自然导致了其虽然尚未取得欧陆单极霸权，却仍然激活了英国的“知觉警觉”。普法战争中英国对普鲁士的“善意中立”事实上意味着崛起的法国将像后来“日俄战争”中的俄国一样，面临着英国与周边陆权邻国的联合打压。

虽然俾斯麦时期的德国（1871—1890年）赢得了陆权优势，但由于俄国作为侧翼大国的存在，因此当时的欧洲大陆并不是德国一超独霸，而是更接近于德俄“两极格局”。俾斯麦在军备上以陆军为发展重点，他担心海军的大发展会降低陆军资源的分配、加大财政压力和增加英国人的警惕意识。因此，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海军在19世纪80—90年代的大国海军排名甚至出现了下降：在1885—1895年间，从全球第3位降至第5位，甚至被意大利海军超越。[28]俾斯麦专注于陆权优势战略最明显体现在从1872年到1888年间，德国海军的两位最高长官阿尔布雷希特·冯·斯托施（Albrecht von Stosh）和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全都来自陆军，他们在位期间也倾向于小规模防御性的海军发展计划。[29]俾斯麦专注陆权的战略选择虽然导致德国海军军备直到1890年仅为英国的1/3，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英国的“知觉警觉”。加之俾斯麦专注于欧陆均势，并利用俄普奥三皇同盟、德意奥三国同盟以及《再保险条约》等放大周边陆权邻国“知觉防御”的卸责倾向，因此，除了存在领土争端的宿敌法国希望对其制衡之外，周边陆权国家更倾向于以融合威胁的方式维系三皇同盟，并在多边权力均衡中争相推责。这使得英国即便有制衡德国的意愿，也难以在欧陆寻找到除法国以外的有效同盟者。因此，海权霸主英国并没有对俾斯麦德国进行战略遏制，而是更倾向于利用德国作为中欧地区的重要战略屏障来遏制沙皇俄国的陆权向西扩张。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控制了朝鲜半岛并逐渐发展成为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尤其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战胜沙皇俄国，成为东亚陆权支配性大国。为什么日本确立陆上霸权后却没有受到当时的海权霸主英国的无差别制衡?其根本原因在于延续下来的英日同盟被赋予了应对英德全球矛盾这一更大的战略使命。20世纪初的国际体系基本上等同于欧洲体系。在欧洲大国组成的天平上，远东地区同近东、中东，甚至中亚等其他地区一样，仅仅是带有边缘性的砝码角色。随着英德主要矛盾从欧洲向全球扩散，日本作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盟友，其权势的增加反而能够有效地帮助英国牵制德国在亚太地区——德属胶州湾海军基地、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德属所罗门群岛、德属加罗林群岛、帕劳、德属新几内亚——的战略力量。“一战”爆发后，日本按照《英日同盟》的规定迅速在远东地区发起了对德海外军事基地的进攻。因此，鉴于远东地区在当时国际体系中的边缘从属地位以及英德全球矛盾背景下的英日同盟关系，英国延续支持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日本在远东地区力量的扩张，仍符合“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

随着“一战”后德国的战败并退出大国舞台，英德全球性矛盾也随之消失。日本谋求在远东地区进一步增加权势的主张很快激起了英美的“知觉警觉”。在华盛顿会议上，随着《英日同盟》终结而来的是英美以《九国公约》和《五国海军条约》对日本进行联合限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日本在诺门坎和张鼓峰战役中连续被苏军击败，从而在事实上丧失了在远东地区的陆权支配地位，苏日形成了类似于日俄战争前不稳定的“两极格局”。1937年后，随着日本侵华力度的逐步加大，美国基于“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而展开的对日遏制也逐步升级。苏联则基于“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对日签署了融合威胁的《苏日中立条约》，同时大力增加对华战争援助，将中国作为拖住日本关东军“北进战略”的责任承担者。由于美国的打压，日本国内日益形成了“与强大对手包括美国展开一场海上决战将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这之前需要在东亚大陆建立起以日本为核心的霸权同盟体系”[30]的战略共识。为了最终赢得对美国海上决战的胜利，日本于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迫使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无法继续对日本实行融合威胁的妥协退让政策。1941年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后，中国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场上的海陆两线对抗最终使日本因“腓力陷阱”而走向战略透支。

随着“二战”的结束，国际政治完成了从“欧洲政治的狭小舞台”向“世界政治的宽广舞台”的转换。在这一舞台上，一边是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伙伴苏联，它先后战胜了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一跃成为全球体系中的陆权霸主；另一边是继承了英国海上霸权的美国，它日益将自身的战略触角延伸至全球海域。“二战”尚未结束时，苏联在亚欧大陆所显露的陆权优势便使“知觉警觉”的海权霸主英美产生了防范意识。随着苏联将东欧国家并入共产主义阵营，西欧各国对苏联威胁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尤其是随后“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的相继爆发，苏联扩张主义的国家形象迫使西欧各国积极同美国一道强化北约军事同盟。

苏联在欧洲地区所表现出的扩张态势为当时的海权霸主美国整合西欧各国力量提供了难得的黏合剂，最终使其自身陷入海陆两线对抗的“腓力陷阱”。地处“世界岛心脏地带”的苏联始终将控制亚欧大陆视为同海权霸主美国争霸的核心锁钥，但这种试图控制他国的方式反而会导致周边陆权邻国因恐惧而加入美国的遏制同盟。例如，朝鲜战争为美国增加欧洲驻军提供了间接的政治理由，以至于1953年驻欧美军人数猛增至42.7万的峰值。[31]同时，惧怕苏联“声东击西”的欧洲国家也开始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延长服役年限。1951年，北约作战力量从最初的15个师猛增至35个师，其作战飞机数量也从1000架迅速飙涨至3000架。最令人震惊的变化当属北约中许多欧洲大国现役常备军数量在1951年时开始超过了1938年的数量。[32]勃列日涅夫（Brezhnev）提出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言论不仅有助于强化西欧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关系，更令亚欧大陆的社会主义国家感到安全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对苏联的霸权主要采取了融合威胁的安全合作。但随着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和“铁里克提事件”等边境对抗的升级，尤其是苏联扬言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之后，受到威胁的中国自然成了美国积极拉拢的结盟对象。为了争取这一重要的陆权盟友，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Nixon）甚至对华进行了一场跳过其海权盟友日本的“越顶外交”。

苏联的战略迷思在于，它越是希望通过攫取更多的陆权资源来平衡这种地缘战略困境，就越是反而在强化其周边大国同美国的同盟关系，进而越是在强化自身所面临的包围圈。假如苏联能够正确地评估在这种包围圈的形成过程中自身所发挥的作用，便可能通过降低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威慑来打破这个包围圈。最终，在这场全球规模的“大陆原理”与“海洋原理”的较量中，苏联因其周边战略的进攻性而陷入美国（北约）—苏联—中国战略大三角所构建的“腓力陷阱”之中。苏联随后从东欧、阿富汗地区的撤退及最终的解体，均可被视为因长期的“腓力陷阱”导致的战略透支后，难以为继的民族国家的一种自我保护。

其次，为什么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后转而谋求陆权优势却没有陷入“腓力陷阱”?一方面，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预示着1815年以来俄国在欧陆支配性霸权的终结，也代表着法俄“两极格局”的形成。由于俄国扩张的方向转向了国际体系边缘的远东地区而不是强国林立的西欧，与此同时，当时的拿破仑三世在比利时、意大利和德意志诸邦等国际体系核心区谋求权力优势的举动，使得法国成了当时的海权霸主英国“知觉警觉”的优先防范对象。另一方面，即便在国际体系边缘的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取得了单极陆权优势，也会遭到海权霸主英国联合区域次强国的共同制衡。虽然1895年后日本多次试图同俄国达成在蒙满与朝鲜的势力范围的相互承认——这表明海陆复合型大国日本并不想过早地激怒沙皇俄国——但由于俄国不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有，并时刻做出并吞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威慑姿态，因此，俄国的周边战略迫使日本难以采取融合威胁的合作战略。1902年《英日同盟》的建立表明俄国在远东地区的陆上霸权不仅受到了来自英国的无差别制衡，也面临着来自周边邻国日本的积极制衡。倘若俄国能够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周边次强国日本的合作建议，并同意其在甲午战争后提出的“日本承认俄国在满蒙的特权，以换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权”这一明显对俄有利的条件，就可能避免陷入一场迫使日本与英国结盟的“腓力陷阱”。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后转而谋求陆权优势却没有陷入“腓力陷阱”的原因在于：第一，其并未进一步谋求欧洲的陆权霸主地位，而是将扩张的方向转向了体系边缘的远东地区，使在欧洲中心地区谋求霸权的拿破仑三世则成了英国“知觉警觉”的责任承担者；第二，沙皇俄国追求区域陆权优势所伴生的“腓力陷阱”并没有消失，只是因其在远东谋求陆上霸权的进度而推迟了。一俟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与中东铁路实现战略对接，它便会再次因对陆权邻国造成的威胁而滑入两线战略对抗的“腓力陷阱”。

最后，为什么获得了美洲地区陆上霸权的美国没有受到海权霸主英国基于“知觉警觉”的遏制，而同一时期的威廉德国却在“一战”前夕直接陷入了海陆两线的“腓力陷阱”?事实上，美国的逆向案例仍然符合这一理论的两项基本前提。第一，“腓力陷阱”的前提条件是至少存在一个强大的陆权邻国，可作为海权霸主构建遏制同盟的战略抓手。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不只局限于两洋，还表现为周围只有一个人口稀少的加拿大和一个落后的墨西哥。作为英国的皇家属地，加拿大同美国漫长的陆地边界不但无法激活英国的“知觉警觉”，反而会加重英国“知觉防御”的倾向。[33]第二，美国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地区存在着宽广的水域阻隔。从地理磨损角度讲，浩瀚的大西洋使得欧洲国家难以向独占一个地缘政治板块的美国远距离投放陆权力量。两洋的天然缓冲空间为地处国际体系边缘的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剩余，这使得美国可以从容地推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而这一政策本身也可以降低海权霸主英国对美国崛起的“知觉警觉”。

相比之下，威廉德国则因处于中欧的地缘位置与鲁莽的战略选择而成为诠释“腓力陷阱”理论的完美极值。就进程而言，它看似不属于“因海权受阻而转向陆权，进而导致海陆两线对抗”的“腓力陷阱”，但其客观的陆权优势和主观的战略行为两个维度将导致其不可避免地陷入“腓力陷阱”之中，尤其是当1905年俄国陆权优势因日俄战争遭到严重削弱后，威廉德国成了欧洲无可置疑的陆权霸主。欧陆支配性地位自然激活了英国“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并增加了对德国展开制衡的力度。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英法协约》于1904年签署，这是因为日俄战争使得普法战争后形成的德俄“两极均势”出现了向德国单极霸权演化的强烈趋势。当德国于1905年后成为欧陆无可争议的支配性大国后，英国又一次发挥了“离岸平衡手”的作用，并先后同法国与俄国实现了战略和解。“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使英国不会坐视德国成为欧陆单极霸权而继续推行“光辉孤立”，因为这将意味着德国有机会通过整合欧洲大陆资源获得对英国长期的战略优势。

威廉德国陷入“腓力陷阱”主要是由其自身的外交政策与战略行为触发的。其在海军问题上难以保持谨言慎行并频繁地发表反英言论是激活英国“知觉警觉”的重要原因。例如，1899年5月他向英国大使表示：“英德之间海军权力的巨大差距是英国可以轻视德国的原因。但英国重视德国舰队的时刻已为时不远，但愿那时德国不会组建一个肯定对英国不利的同盟。”[34]1904年6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访问德国时，他将所有可用的军舰集中于基尔军港来彰显德意志海军的强大，以至于当年7月1日的《泰晤士报》作出如下评论：“我们在基尔所见所闻都肯定会强化如下意识：关注德国海军的发展及其用途对不列颠生存至关重要。”[35]威廉皇帝所追求的“世界政策”和“庞大海军计划”，向英国的对手发送克鲁格电报、挑起摩洛哥危机（在这场试图用“楔子战略”拆散英法同盟的危机中，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发表了最为强硬的对德演说：“如果有人认为英国将在压力和威逼下退却，那么我认为他错了。倘若迫于情势唯有放弃我数百年英勇努力以至之伟大地位便可保有和平，则余断然认为，以此代价换取之和平对于我泱泱大国乃不可容忍之耻辱。”）、威胁英国同德国秘密结盟等带有明显战略冒进的姿态，尤其是“一战”爆发时占领象征着英帝国承诺可信性与海峡安全的低地国家比利时（这是自腓力二世时代已降所有陆权国刺激海权国的致命区域），彻底激发了海权霸主英国的“知觉警觉”。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除了法国以外的欧陆大国仍奉行融合威胁的合作或规避风险的卸责，仅凭英国的“知觉警觉”仍难以对威廉德国实行遏制。但威廉二世的战略冒进恰好帮助了英国在欧陆寻找到可以结盟的陆权抓手。1890年俾斯麦去职后，威廉二世改变了俾斯麦时期拉拢俄国、孤立法国（在孤立法国问题上俾斯麦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国际舆论并曾打趣地说，我不能发明布朗热，但他的出现对我当前来讲非常必要）的安全战略——这种分而治之的战略也可以理解为怂恿俄国在远东和近东扩张降低欧洲压力，鼓励法国在非洲扩张增加英法矛盾——转而停止续签《三皇同盟》和《再保险条约》，尤其是支持奥匈在巴尔干同俄国竞争，迫使俄国无法继续通过卸责战略而保持中立。威廉二世的政策不仅使法国与俄国结盟的战略期望终成现实——为此法国以足够的耐心等待了24年——更使得英国在需要时能够从欧陆大国中寻找到足以制衡德国单极霸权的陆上同盟者。

即便仅从“腓力陷阱”的一般形式来论证，德意志第二帝国战略中仍然能够清晰地体现出“腓力陷阱”的基本逻辑，即希望通过建立陆上霸权，进而利用整个大陆资源最终战胜海权霸主。早在1907年，德国便已经承认其无法赢得同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海军竞赛”遇挫后，德国便开始将目光转移到追求对法俄开战的欧陆霸权问题上。真正导致德国毅然走向战争的是它对俄国陆权增长前景的担忧，后者在波兰战略性铁路的完工、波罗的海舰队的重建以及陆军数量的扩充将使得两年后德国将在更为不利的条件下面对俄国。[36]尤其是当德国同英国在“日德兰海战”交手失利之后，其海军主力规避到基尔军港力图保存实力，其最终目的仍然是期待陆权的胜利来赢得对英国长期的海权优势。如果德国陆军能够最终战胜法俄，海军就将凭借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源赢得对英国海军长期消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