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

一 问题的提出

“腓力陷阱”既是一种在国际关系史中长期反复发生的地缘政治现象，同时也是本章进行理论构建的起点。纵观近400年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可以发现，自西班牙帝国腓力二世以降，已获得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常常会遭到海权霸主的战略遏制，并陷入一个可诱发战略透支的二元悖论，即要想最终击败海权霸主，就需要扩充海军，同时削减陆军；但同时只要仍然存在着陆上强邻，就有扩充陆军的内在冲动。这种战略迷思使其最终陷入海陆两线的长期对抗，并在消耗战中面临“两头落空”的战略透支。

“腓力陷阱”生成的背后存在着“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与“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两套平行的地缘政治逻辑。地缘战略心理学认为，国家对地缘安全环境的感知程度是随着其意识到危险的时候自认为有多大应对能力的信心而变化的。当国家有能力应对危险的时候，更容易激发高度恐惧的心理变化；而当一个国家缺乏应对威胁的有效措施的时候，更容易引发低度恐惧的心理反应。[1]欧文·詹尼斯（Dwen Janis）和霍华德·莱文塔尔（Howard Leventhal）等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办法避免刺激因素带来的冲击，其面对刺激因素时的知觉阈值就会提高（即知觉防御），并表现出较强的安全钝性；但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避免冲击或改变不利局面的话，它的知觉阈值就会降低（即知觉警觉），并表现出对安全的过度敏感。[2]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的启发，本章将心理学的“威胁感知理论”同地缘政治学的“地理磨损原理”进行交叉研究后发现，由于陆权国在数量上要远多于海权国且缺乏缓冲空间，它们之间更容易因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3]而倾向于融合威胁或推卸责任的知觉防御。相比之下，巨大的水体阻隔为海权国带来了更多的安全剩余，进而更倾向于积极制衡的知觉警觉。例如，“冷战”时期德法对苏联的威胁感知程度要远低于英美对苏联的威胁感知。尤其是法国坚信一旦美苏两极之间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美国最大的可能就是从欧洲撤出那点微不足道的驻军并跑到外围海域向欧洲战区扔核弹。鉴于美国在欧洲挑起事端的能力要远远大于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国家与美国的“知觉警觉”不同，它们既不愿承认苏联打算抢先对西欧发动可能引发全球战争的突然袭击，也不愿在安全问题上紧跟美国步伐以至于过度刺激苏联。[4]这种差异在三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及其西欧盟友的反应上表现得极为明显。

从本质上讲，“腓力陷阱”反映的是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如何在“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作用下丧失利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的失败教训。其过程表现为：一旦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取得陆权优势，就会激活海权霸主基于“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的无差别制衡。但是，其周边陆权邻国往往因“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而更倾向于融合威胁的合作或规避风险的推责。因此，从理论上讲，海陆两线遏制战略可能因海权霸主无法找到足够的陆上同盟者而难以实现。导致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最终滑入“腓力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战略迷思使其无法认识到试图征服周边陆权邻国——以此作为战胜海权霸主的本垒与博弈筹码——不仅会促使它们因无法继续卸责而同海权霸主结盟，同时也会使自身因陷入海陆两线压力而面临战略透支。

如果说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意在阐明崛起国同霸权国在权力转移进程中爆发冲突的可能性，那么对“腓力陷阱”的研究则意在阐释权力转移进程中崛起国可能以怎样的方式避免战略透支。纵观近代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失败的崛起国在国际格局转型期常常会上演古希腊悲剧中英雄的命运——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一再踏进“腓力陷阱”。作为21世纪欧亚大陆上的崛起大国，中国在战略军事层面尤其应当以史为鉴，更加审慎地应对中美权力转移进程[5]，并从地缘战略心理学角度重新理解和诠释“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深刻意涵。而对“腓力陷阱”这一国际政治现象的理论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大国战略理论，同时也能够为中国在后续的崛起进程中避免战略透支提供科学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