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文化交往的渊源与当代价值
王福民[1]
摘要：考察与回顾中泰两国人民漫长的经济文化交往历史，可以看出中泰两国人民具有山川相连、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兄弟般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相互渗透、大同小异的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关联和悠久的经济贸易互惠互利的经济交往关系。这是现当代中泰两国人民睦邻友好关系的历史纽带与现实基础。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中泰两国文化交往，无论对中泰两国，对东南亚地区，还是对整个亚洲，乃至当今世界向着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轨道上迈进与运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1）加强中泰文化交流交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2）继承和弘扬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增进并深化两国人民的全面了解，进一步促进睦邻友好关系；（3）促进两国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提升两国的世界影响力与国际地位；（4）有利于推进东南亚地区建构长期稳定、和平、繁荣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中国 泰国 文化
文化交往是人类不同社会群体、民族、国家社会经济政治交往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延伸与表现。它以经济、政治交往实践为基础，又进一步推进各交往主体间交往的深度、范围、内容、方式向新的层次开拓与发展。中泰两国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内容广泛而丰富。
一
考古学家在泰国东北部的万昌发现的古代遗迹表明，泰国的文化起源于大约5000年前的青铜文化时期。一般认为，泰民族发源于中国南部，后逐渐迁徙居住于目前的泰国。约公元13世纪前期，泰国人已在兰娜、帕媱及素可泰这些北部的小城市建立了州市。然后逐渐地向南移居中原地带，直至占据整个中印半岛。在1238年，两位泰国领袖坤邦钢陶及坤帕满成功地抵抗了缅甸的宗主，在素可泰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个王国虽历史短暂，但是对泰国历史文化却有着极度的重要性。素可泰时代，伴随着泰国向整个昭拍耶河流域的发展，佛教也逐渐成为泰国的文化谱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文化。这里是泰国文字证据最早的发现地，还有泰式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以及文学等诸种文化，在素可泰朝代后，这些文化又被大城朝代流传下去。在大城为泰国首都的400余年期间，泰国的独特文化达到了最高峰并与阿拉伯、印度、中国、日本及欧洲建立了广泛的关系。
据中国三国时期《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记载，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泰国的交往就开始了。公元424年至464年间，尚未统一的泰国境内的盘盘国就有使节访问中国的刘宋政权。527年、529年、534年又曾三次派遣使者来中国的梁朝访问。其时，盘盘国使者带来了象牙、舍利、画册、沉檀、香料等名贵礼品。同时，又以中国回馈的赠礼为载体，将古中国的文化介绍传播到泰国。
公元607年（隋朝大业三年），中国第一次正式派出使者访问今天的泰国地区。当时中国隋朝的屯田主事常骇、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带着大批礼品出使当时的泰国——赤土并受到了当时赤土国王的隆重礼遇。当时赤土国主“遣婆罗门鸣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铰以缆骇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迴请与骇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合金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拱使者舆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入，并致金花金盘以籍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在中国常骏、王君政等使者回国时，赤土王又命王子携带文书、龙脑香等当地特产，跟随船队来中国回访，“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
唐贞观年间，泰国中部堕罗钵底国与中国进行了两次正式的官方交往。638年与649年，堕罗钵底国均派遣了使者到达中国长安，交换了两国君王的书信并互赠礼品。堕罗钵底国使者送来了本国特产火珠、象牙等礼物，唐朝回赠了其使者要求交换的骏马与铜钟。
宋元时期，泰国境内的罗角、登流眉、真里富等国先后与宋元王朝建立、保持、扩展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友好的交往关系。宋代在泰国湄南河下游的华富里兴起的罗斛国，同宋朝有着深度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关系。1155年，罗斛国送给中国一头大象，也是中国历史记载中接受国外的第一头大象。在中国福建泉州港的航线上经常有罗斛商船往来，一批华侨随着商船到泰国地区经商和留居。南宋末年的宰相陈宜中宋末元初为了躲避元兵，就曾经从今天的越南中南部逃到了暹罗，并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老死。
元代以来，罗斛国与中国间使节互访亦颇为频繁。罗斛国还先后5次派遣使者出访元朝，进一步加深与扩大了同中国的文化和贸易往来。其时的素可泰王国也经常向中国 “朝贡”。同时，积极引入了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工艺技术，如坤兰甘亨王就聘请了数百名中国的陶瓷工匠，在速古台和彭世洛等地设窑烧制陶器。15世纪以后的暹罗更是通过大批迁入的华侨，不断吸收我国先进的陶器烧制技术，以至于人们日常使用的白瓷器、陶土器都是利用中国的技术制造的，外观上也与中国的产品相似。元明时期的素可泰国也是中国云南同泰国湄公河流域之间陆路交通的重要驿站。
阿瑜陀耶王朝建国以后，需要中国皇帝的首肯。明朝定鼎后的第三年（即1370 年），便派出吕宗俊为首的使团访问阿瑜陀耶。随后，阿瑜陀耶王国立即派使携带6头驯象，随吕宗俊出使明朝。[2]此后，两国使臣往来互访络绎不绝。在整个明代的270 多年中，阿瑜陀耶王朝派遣使臣到中国访问共112 次，其间既有国王派遣的使节，也有王姐、王子的使团。1377 年，王侄昭禄膺（即后来1395 年即位的罗摩罗）到访中国，明皇帝朱元璋专门派使者往赐阿瑜陀耶国王以“暹罗国王之印”，阿瑜陀耶王国遂正式称为“暹罗国”。[3]中国明王朝的使臣访问阿瑜陀耶国也有近20次之多。1403 年明王朝先后遣使到暹罗国赐印、颁诏、赠送礼品等达4次。1404 年，明成祖还命礼部赠暹罗国《烈女传》百本，以期暹罗民众效烈女之典范，修太平之世，行仁厚之风。
1373年，暹罗贡使向明王朝呈献本国地图。[4]14 世纪末，还派出留学生来中国“入监”（国子监）读书。
暹罗在同中国的朝贡贸易中，每次携带贡品给明王朝和获得明王朝的加倍赐赍以外，还可携带大批货物。贡使每次所携带的货物数量就很大。如1387 年，一次朝贡的贡品，就有胡椒1万斤，苏木4 万斤。[5]而1390 年所带的贡品中，苏木、胡椒、沉香三项就有17 万多斤。明朝在15 世纪以后，海禁渐废，中暹除朝贡贸易以外，民间贸易逐步得到发展。中国的瓷器，尤其是青花瓷制品已成为暹罗国民喜爱的日用器皿和重要的陪葬品。
二
中国明朝从15 世纪开始派遣宦官出使泰国等东南亚诸国。郑和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其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名列世界前茅。郑和本人具有丰富的造船航海知识，了解西洋各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宗教习俗，并且熟知兵法谋略，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其时，郑和曾向明成祖奏道：“臣观汉唐之盛，皆主张和世界相通。今我大明的富强，重在开拓南部海疆。若我以强大的舟师巡弋海上，则倭寇远遁，海道清宁，中外通好，万国来朝。……派遣强大舟师运使西洋，乃实现圣上‘四海一家，共享太平’宏图的必要之举。”明成祖遂命郑和率船队下西洋。
《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首次出海是在1405 年，他率士卒近3万人，大船62 艘。作为主力船的“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郑和1407 年第二次下西洋时到了暹罗，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暹罗国王父子骑着白象作为先导，大臣们赤足步行，跟随前进。郑和派人传授伐木、烧制陶器、晒盐、凿井、开垦梯田等先进技术。此后，暹罗人民为了表示对郑和的崇敬之情，雕塑了一座10米长的郑和卧像。
流动人口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古时尤其如此。郑和七下西洋，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暹罗和其他东南亚诸国的威望，为华侨在暹罗定居创造了条件。移居暹罗的华侨逐渐增多。华侨带去了先进的农具、技术和文化，与暹罗人民一道，致力于暹罗的文化开发、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暹罗当时人稀地广，十分需要有技能的劳动力。华人到了暹罗以后，主要从事开垦土地、采掘矿石、砍伐树木、种植经济作物，以及开辟道路、开挖运河等雇佣劳动。
郑和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采取了既不禁止所率士兵与当地女姓通婚，也不禁止他们留在当地居住的开明政策。那些留在当地居住的士兵，就成了早期的华侨。他们在暹罗等异域落地生根，世代繁衍，为以后到暹罗谋生的中国人创造了有利条件。郑和在东南亚华侨中有很高的声望，被尊称为“护侨之神”。
阿瑜陀耶王朝初期至中期，移居暹罗的华侨以擅长航海的福建人居多。而到后期，进入暹罗的其他省份的华人移民在数量上取代了福建人的位置，尤其是潮汕移民大量增加，最终成为移居暹罗最大的华人移民群体。据统计，潮汕人占泰国华人总数的40%左右。这是因为潮汕人在移居暹罗之前就拥有了丰富的农业种植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他们主要精通种植甘蔗等各种经济作物。这是泰国以后成为种植甘蔗重要基地的主要原因。在郑和访问暹罗的促进下，中暹两国的科技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向暹罗提供了大统历法，各种量器、衡器和铜器。暹罗给明朝送来了水稻和果树良种等。1575 年和1577 年，中国聘请了暹罗使团的翻译作为泰语教员。这些泰语教员同中国学者合作，编撰了早期的泰汉辞典《暹罗译语》。目前，《暹罗译语》的抄本和复制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1578 年，中国在“四夷馆”中增设“暹罗馆”，招收马应坤等12 人学习泰语，培养更多的泰语翻译人才。直至清代，暹罗与中国仍然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
当时，有的华侨还充当了暹罗国使的通事、副使、正使，如陈举成、文智利、陈子仁、曾寿贤、黄子顺等，都曾跟随暹罗使团入贡中国，还有张思道、陈彦祥、林得章等人也曾先后作为暹罗国使节出访朝鲜。有的华侨还被封官赐爵，如1471年，暹罗国贡使美亚，就是昔年贩盐下海，因为大风漂入暹罗，遂仕其国，官至岳坤的福建汀州人谢文彬。[6]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暹罗文化的进步。这个时期表现比较突出的是泰文文字的变革。文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当时出现了一位对泰国文字革新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帕合拉提波滴。这位学者在拍那莱王的授意下，编写了一套关于泰国文字和语法的教材——《如意珠》。这套教材一直沿用到20 世纪初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佛教兴盛。小乘佛教已成为暹罗举国上下共同的信仰。当时阿瑜陀耶城的寺院、佛塔林立。建于1642 年的挽巴茵宫是泰国宫殿最多的王宫，主要宫殿有三座。这三座宫殿分别具有中国式、缅甸式和欧洲哥特式三种风格，显示了泰国人民善于吸取外来优秀文化和建筑艺术的民族性格。
帕耶达信是中泰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他的中文名字叫郑昭，其父郑镛，老家在中国广东省澄海华富村。郑镛是清朝雍正初年南渡暹罗谋生，先在阿瑜陀耶城贩卖水果，渐至发达，后娶暹罗本地姑娘洛央为妻，1734 年4 月17 日，郑昭出世。不久，郑镛过世，郑昭被当时的财政大臣昭披世耶却克里收为养子，从小接受暹罗传统的贵族教育。长大成人后，郑昭被任命为达城的军政长官，封爵为披耶。所以，泰国人一般称他为披耶达信；后因立国称王，华人又称其为郑王。当时中国官方文件曾记载了达信安定国家的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的生产力所采取的措施，说披雅信组织人力，入山搜寻象牙、犀角等物，给赡难民。[7]两广总督李侍尧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写道：所有暹罗城池房屋，（披雅信）着令民人修葺。[8]由于达信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泰国人民对他无限敬仰，尊他为泰国大帝之一。达信认识到华侨商人在活跃暹罗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便对华商采取十分优惠的政策，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贫苦农民移居暹罗。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大规模入侵、周围国家多沦为殖民地的时代，泰国以开明的君主政体、灵活的外交政策和务实的发展策略得以幸免。拉玛四世、拉玛五世两位国王因此成为泰国国民心目中的英雄。现在在位的泰国国王1946年登基，是拉玛九世，同样深受国民爱戴，并在最近几年内多次成功化解政治危机，被尊为“国父”。泰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其佛教、建筑和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风格。
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泰国人民（包括泰国华人）积极地支持了辛亥革命。中国近代著名革命家孙中山曾三次往泰，与泰国华人社会有影响的人物联系，争取他们为革命效力。1906 年创办了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湄南新报》。1907 年在曼谷建立了同盟会曼谷分会。泰国侨胞为辛亥革命的思想宣传和经费筹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泰国人民隆重庆祝。当时的暹罗政府和泰王拉玛六世都了解中国政局，同情中国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泰国的中文学校日渐增加。1925 年有 48所学校，1928 年有188所学校，1933 年有 271所学校。目前大部分的学校和大学都加入汉语课程，而且泰国政府也促进公立学校将汉语语言纳入基本课程。
现在泰国有 120所以上有名的汉语教育学校，不包括私立学校和语言机构。另外，汉语具有重要商业价值。总体来说汉语是现代的趋势语言。
三
加强中泰两国文化交往，无论对中泰两国，对东南亚地区，还是对整个亚洲乃至当今世界向着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轨道上迈进与运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加强中泰文化交流交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受冷战格局的影响，泰中之间未能很快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但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从未间断。1955 年亚非会议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泰国外交部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进行了会晤。同年12 月泰国政府代表秘密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热情会见。随后，泰国政府代表与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一项未发表的联合声明，并按联合声明的原则加强了交往。多种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力地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其次，加强中泰文化交流交往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增进并深化两国人民的全面了解，进一步促进睦邻友好关系；血浓于水，世界华人是一家。泰国约有华人600 万，占泰国总人口的12%左右，大多是在19 世纪下半叶至20 世纪30 年代之间从中国广东、福建移居泰国的。泰国华人绝大多数已不识中文，不会讲中国普通话，完全融合于泰国社会，且大多为华泰混合家庭。据估计，曼谷居民中华人约占2/5。他们带去的华人文化已融入泰国文化，并保持了尊敬长者、尊崇祖先、欢庆华人节日等传统。同时泰国文化也对中国东南地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泰国人民绝大多数信奉佛教，泰国素有“黄袍佛国”之称，到处佛寺林立，仅首都曼谷就有400多座，全国共有32000多座，还有30万僧侣，其中许多人终身为僧。中国已有相当数量的佛教信众，佛教是中国三大宗教之一。以佛为缘是中泰两国传统文化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
佛教传遍泰国数百年来已深深地影响了泰国人民，寺庙成为村镇的中心，是人们接受教育、举行仪式、庆祝节日的场所。由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大城市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然而在现代文明还没有渗透的边缘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中泰两国文化交流交往，有利于促进两国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提升两国的世界影响力与国际地位。进入70 年代，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恢复，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反响，泰中关系也开始进入新阶段。1974 年泰国立法会议通过议案，允许泰商直接与中国贸易。1975 年3 月泰国正式宣布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1975 年7 月1 日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宣布自即日起两国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泰中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中泰建交后两国文化交往也日益密切。在教育方面，双方除根据政府间的文化协定互派留学生、教师外，两国不少教育部门和研究机构也进行了相互交流和合作。中国学者到泰国以及泰国学者到中国讲学、进修、出席学术会议等活动极为频繁。21世纪以来，在文化方面，中泰双方间的各类文化、新闻、出版、音乐、美术、体育、宗教方面的代表团、考察团互访增多。
最后，加强中泰两国文化交流交往，有利于推进东南亚地区建构长期稳定、和平、繁荣的发展环境。中国与泰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全方位的外交方针。这对于稳定与促进东南亚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泰国以东盟为依托，在保持与美国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注重发展同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关系，维持大国平衡。重视开展睦邻外交，积极改善与柬、缅等邻国关系。泰国与柬、缅、老三国在缅甸蒲甘举行首次经济合作战略（ECS）峰会并发表《蒲甘宣言》。强调经济外交，推动双、多边自贸安排，已与巴林、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或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与中国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实施了果蔬零关税安排。重视国际及区域合作。参与东盟一体化建设，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世界贸易组织（WTO）、东盟地区论坛（ARF）和博鳌亚洲论坛（BFA）等国际组织的活动，支持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中国—东盟自贸区计划（CAFTA），倡导并积极推动亚洲合作对话（ACD）机制、六国橡胶出口协调机制、五国大米贸易部长会议、五国禁毒合作机制等。参与东帝汶维和以及阿富汗、伊拉克和布隆迪重建。
泰国这种海纳百川的文化在漫长的嬗变、重构、整合、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立开放、自由祥和、宽厚包容、友善万邦特点的同时，以此为理念制定的独立自主、灵活求实的外交政策对稳定与平衡东南亚国家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朱丽鸽：《 试论泰国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子》，云南大学，2012。
[2]施荣华：《中泰文化交流》，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
[3]孔淑红：《中泰社会文化关系》，《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3期。
[1] 王福民，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员。
[2] 《明史》第324卷 “外国五”。
[3] 《明实录·洪武实录》第150卷。
[4] 《明实录·洪武实录》第86卷。
[5] 《明实录·洪武实录》第183卷。
[6] 《明实录·弘治实录》第129卷。
[7] 《清实录·高宗实录》第817卷。
[8] 清史档案，朱批奏折，外交类，案卷号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