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主讲人简介】翟亚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中共党史专业，副研究馆员，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编译管理处处长，长期从事党史图书资料的管理和研究工作，近年来重点追踪西方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动态和信息，负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信息》（内刊）的编辑工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百年潮》《北京党史》等期刊上发表文章、文稿20余篇，译文4篇，主要成果有：2007～2012年历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年度综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述评》《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共党校体制的研究》《国内学者关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研究综述》《国外媒体关于中国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活动的评析》等。
翟亚柳：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我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从我的职称介绍中，大家就能看出，我从事的是图书资料方面的工作。近些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在做国外中共党史的动态和研究信息的追踪，有一些心得和体会。非常感谢咱们中共党史学科工作坊对我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工作经验和学术思考。具体到我的工作，虽然只是国外党史这一小块，但根据工作坊的要求，要和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有一些关系，因此我想在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视野下探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一些新的特点、方法以及将来发展的趋势。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曾经算得上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中的显学。但近一二十年来，国外传统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盛况不再。如何在当前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视域下看待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发展、新特点，对我们加强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理解、分析和评判，增强与国外学者在党史研究领域内的对话交流，推进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成果理论方法的学习借鉴，是一个值得认真考察的问题。
一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现状
我们所说的中共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它是党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发展壮大的历史。
学术意义上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是随着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开展而开展的。虽然国外特别是欧美西方国家没有明确的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念，但其研究内容中反映或涉及中国革命史以及反映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的研究一般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该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崭露头角之时，但真正起步应该在50年代，即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由于地缘、历史、国际政治背景的不同，苏联、日本以及欧美等西方国家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均有不同，[1]但大体上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具规模、七八十年代快速发展、90年代势头减弱、21世纪以来逐渐恢复和发展的趋势。总的来说，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时间的增长，涉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宽泛，而一般意义上侧重于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党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则相对减少。
尽管从研究成果和学者的数量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弱化态势，但相关研究始终持续未断，并且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史料汇编）不断推出，如对民主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研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土地改革、“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人物方面关于毛泽东的研究等。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如西方的施拉姆、迈斯纳、麦克法夸尔、裴宜理、班国瑞、齐慕实、泰伟斯，日本的竹内实、石川祯浩、毛里和子，俄罗斯的季塔连科、玛玛耶娃、斯米尔诺夫等仍在不断推出新的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由此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所呈现的弱化态势一方面与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大环境的波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内容急遽扩大、数量相对减少有关。事实上，国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本身仍然维持着一定的规模，也依然有诸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因此，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仍然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领域。
二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新特点
第一，从研究成果来看，随着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研究关注重心的转移，作为整体概念的党史在形式上出现弥散化现象。具体表现就是传统意义上党史研究对象的明确化、清晰化不断淡化，党史被融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研究之中，党史话题本身常常并不是作者的研究对象，而只是研究对象的背景、研究对象的原因和结果。与之对应的现象就是，研究成果中有不少与党史有关但不能完全算作党史研究的范畴。如果沿用国内常用的党史分期对近年来国外学者的一些相关著述加以梳理，可以明显地看出，反映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成果，相对易于归入党史。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作为执政党，其活动已经与社会史、人类史、经济史等交织在一起，需要从中挑拣完全符合党史范畴的内容。改革开放以后，涉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更分散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方方面面，即使在国外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要挑拣出从党史角度进行研究的内容也并不容易。也许有人会说，只要涉及党的历史，无论是通史或是专门史，就可一并算作党史研究。这样的思路可以考虑，但研究对象过于宽泛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研究不易深化。所以从中共党史的基本内涵出发，结合研究目的选择和研究对象界定的做法尽管带有一定主观性，却可以使研究对象相对集中，利于研究的深化。
第二，从党史在研究中的作用来看，作为整体概念的党的历史在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日益发挥背景化的功用。具体表现就是学者们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时常常将中共党史从整体上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历史背景或追根溯源的依据。如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以很长篇幅讲中国革命背景、历史背景，明确提出“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必须参照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笼罩着中国政治的进程。中国人的概念框架令人惊异地具有自我中心和历史的特性”，以及“历史背景仍然提供了评估当代事项和目标的参考点”。[2]李侃如也在其《治理中国》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对中国变革的长期研究使我深感了解历史的重要。”[3]与这种重视中国历史背景认识论相联系的研究实践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正在自觉地用历史的方法来观察和研究中国，从历史和实践维度把握中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事实上，从近年来一些较有影响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来看，那些熟知中国近现代史（包括党史）的学者除上述提到的沃马克、李侃如外，克里·布朗、郑永年等对中国问题的观察研究更显犀利和深刻。
第三，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来看，在更广泛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视域下，新的视角、视点、方法突破了以前国外党史研究中常用的“党内斗争说”“阴谋论”等一些方法，体现了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的借鉴运用，增强了研究角度、方法和层次的多样化。如对于“大跃进”运动灾难性后果的细化研究是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课题，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学者对“大跃进”历史的主要关注点都集中于对中央决策层的研究上，并且主要依靠官方的文件和媒体资料来支撑。而近年来研究视角有所转向，除关注中央和省级政府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外，还关注到社会基层，考察农民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受的影响，探究基层干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对这一运动本身的反作用，关注到中国不同地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命运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与此相应，则是在大量依靠地方档案、统计资料和访谈口述资料基础上，以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统计分析方法运用为主的研究方法。
第四，从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目的来看，中共党史因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密切关联，自然承载着研究者对其学术之外的寄予，也不排除长期以来既有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的偏见以及价值观差异和受到政治影响的敌意。近年来，国外一些打着学术研究旗号、标榜真实客观，以妖魔化中共领袖、歪曲中共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成果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好评，在图书市场屡屡上榜获奖。对于这类图书，西方不少严肃的学者均给予了质疑和批评。如2005年受到媒体推崇的张戎和乔·哈里戴夫妇写的妖魔化毛泽东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4]一书在英国出版后不久，欧美和澳大利亚学者即对其非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史料真伪及关于“中国不应该革命”的根本观点提出批评。2010年，英国学者班国瑞和林纯将此前分散在各处的关于此书的批评性文章共14篇结集出版，并附上概述性前言，以学术批评的态度批驳了作者的写作动机，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该书内容和方法上的不实与谬误。[5]再如2010年，冯客写的反映“大跃进”灾荒的著作《毛的大饥荒：中国大灾难不为人知的故事》[6]，虽然引发轰动性的市场效应，获得英国某图书奖，但很快就有学者撰文指出其在材料的选择与分析方法上存在一些偏颇，在研究方法和资料使用上存在种种问题，包括使用错误翻译的档案资料而得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结论。[7]这种情况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于其中一些学术上的争论可以继续研究，而对一些虚无历史的现象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通过评析以正视听。
三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研究内容上，在对中国现实问题更加关注的同时，越来越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其中革命主题的研究仍继续受到重视。近年来，不要割裂历史、中国的历史遗产对当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看法已是国外学者的共识。正如裴宜理所言：“中国革命遗产中的某些要素事实上推动了市场改革中正确决策的实施。”[8]在她与德国学者韩博天共同主编的《毛的看不见的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一书中，数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当下中国仍然与中国的革命经验密切相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革命）这样一个主题，认为对当下中国成就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必须基于中国的革命遗产，无论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9]而加拿大学者齐慕实明确提出要把革命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题严肃对待，因为认真感知经历过20世纪大半个时期人们的现实存在，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和理解曾经的革命和革命的社会对今日中国的持续影响。[10]重新发现中国的前共产主义过去与改革后的现在的相关性，可能令学者们不断去重新研究被长期忽视的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和政治。
研究方法上，量化研究的革新和新的研究方法的不断深化不可避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研究的注意力逐渐被分散到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领域，并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借助社会科学的统计、数量、田野调查，在细节研究上着力更多，这种研究风气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化，但研究的结果也会因中国地区差异巨大而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因此中国研究中量化研究的方法论革新势在必行。随着研究对象的丰富，对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尝试也比较多样。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概念史理论研究引入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尝试，如有学者分析“知识分子”概念在党的话语体系中的变化，分析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践的变化。总之，新的研究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出现并不断完善，有利于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研究视角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意识地在研究实践中突破“西方中心观”的影响，更加客观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关系。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所著《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11]一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广阔视野俯瞰当时的中国战场，通过仔细考察中国与同盟国在战争中的角色、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战争创伤对国家战后发展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力图客观评价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该书突破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忽视中国抗战的作用并以西方视角看待中国抗战的局限，它的出版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历史价值和政治影响。
全球化、信息化为国际合作研究、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基础。在国际学术平台上，国内学者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学术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与此同时，互联网为国外学者提供了更广泛的资料来源。《中国季刊》自2012年9月号起，取消了已经坚持刊发40余年的一个以介绍中共“文件”为主的栏目——“季度大事记和文献”。主编针对此举解释称，由于互联网时代和电子检索的出现，大事记对于中国研究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但国际化趋势也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与问题。资源的管理和控制将成为新的挑战。互联网一方面为学者们提供了海量信息和查找的便利，另一方面又对学者挑选资料的能力和时间成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关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发展，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角度及其“问题导向”的研究意识和追求，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从现实需要出发，吸收、借鉴和评析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想见，在未来的日子里，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必将更加深入，中国学者也会更加深入地向国外介绍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仍然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重点和理解现实问题的宝库。
这就是我的一点感想和看法，跟大家探讨，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路克利（主持人）：谢谢翟老师，下面有请韩强教授为我们做报告。
[1] 相关内容可参阅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2]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4页。
[3] 〔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序言。
[4] Jung Chang，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Jonathan Cape，2005.
[5] Gregor Benton and Lin Chun ed.，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Routledge，2010.
[6] Frank Dikǒtter，Mao’s Great Famine：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Greatest Catastrophe，Walker & Company，2010.
[7] Anthony Garnaut，“Hard Facts and Half-truths：The new archival history of China’s Great Famine”，in China Information，27（2），2013.
[8] Elizabeth J.Perry，“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Farewell to Revolution？”，in The China Journal，No.57，January 2007.
[9]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Perry ed.，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0] Timothy Cheek，“The Importance of Revolution as an Historical Topic”，in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7，No.2，2013.
[11] 该书首先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Rana Mitter，China’s War with Japan，1937-1945：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Allen Lane，2013），后在美国出版时书名更换为《被遗忘的同盟：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Rana Mitter，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Ⅱ，1937-1945，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3）。该书中译本《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2014年7月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