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长江上游地区

本书所指的长江上游地区，主要包括了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秦岭以南、乌江以北、青藏高原以东、巫山以西地区。本地区地域辽阔，河流、山脉、丘陵交错分布，形成了若干个较为独立的地理板块。根据区域内宋代墓葬的特征差异，可以将本地区的宋代墓葬划分为两个亚区：一是成都平原地区，二是四川盆地其他区域及黔西北地区。

一 成都平原地区

成都平原由岷江、沱江、青衣江、大渡河冲积平原组成，因该地区主要为成都市所辖区市县，故称成都平原。本书所说的成都平原地区，主要是指以成都市为中心、龙泉山和邛崃山之间的岷江中游和沱江上游地区。本地区在宋代属于成都府路中部地区，从现今的行政区划来看，主要为成都市和德阳市辖区。

（一）墓葬形制

本地区目前报道的宋代墓葬以砖室墓最多，石室墓较少。

1.砖室墓

墓室主体用砖砌成，根据墓室主体结构的差异可分为三型。

A型，大中型砖室墓，长2米以上，宽多在1米以上，墓底铺砖，多为券顶，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单室墓，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分四式：

I式，平面呈梯形，或一半梯形一半长方形，墓底铺砖，形制较为简单。如博瑞M28[1]（图二，1）、李家沱M1[2]（图二，2）。

II式，墓室增大，有少量壁龛和砖砌立柱。如三圣乡M5、M6[3]（图二，3、4）。

III式，多数墓室的侧壁有数道砖砌立柱，以此形成若干个竖龛，墓底铺砖或墓室后部砌棺床，棺床底部常有腰坑，棺床四周或三面留有排水沟，墓室后壁多数也有壁龛。如赵德成墓[4]（图二，5）、博瑞M26（图二，6）。

IV式，平面形状规整，墓室的券顶、棺床与III式相似，墓壁立柱和壁龛数量与III式相比相对减少和减小。如官渠埝M5[5]（图二，7）、博瑞M18（图二，8）。

Ab型，双室墓，即两个Aa型墓室并列，有的在两室之间有过洞相通，分四式：

I式，单室构造与AaII式相似。如保和乡M1、M2[6]（图二，9）。

II式，单室构造与AaIII式相似。如青龙村M2[7]（图二，10）。

III式，单室构造与AaIV式相似。如二仙桥M1[8]（图二，11）。

IV式，单室构造更加简单，不见壁龛。如化成M5[9]（图二，12）。

B型，小型砖室墓，墓室长度多在1.5米以内，宽不到1米。目前发现的此类墓葬均有火葬的迹象，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单室墓，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分三式：

I式，墓室长、宽均在1～1.5米，墓室后部砌棺床，并留有排水沟，墓室两壁有砌有立柱和壁龛，有的有腰坑。如青龙村M3（图二，13）。

II式，墓室长1米左右，宽小于1米，墓底铺砖，或直接为土底，有的墓底有腰坑，侧壁及后壁有龛，砖砌立柱相对少见。如金鱼村M3[10]（图二，14）、清江路M10[11]（图二，15）。

III式，墓室规模和构造基本与II式相同，但结构简化，无立柱、壁龛。如博瑞M27（图二，16）、洪河大道M7[12]（图二，17）。

Bb型，双室墓，即两个Ba型墓室并列，有的在两室之间有过洞相通，分三式：

I式，单室构造与BaI式相似。如博瑞M12（图二，18）。

II式，单室构造与BaII式相似。如金鱼村M9（图二，19）。

III式，单室构造与BaIII式相似。如石墙村M5[13]（图二，20）。

C型，双层墓，上层券顶，中间以条石相隔，下室为棺室。此类墓葬目前报道的较少，但均为合葬墓，如成都宋京墓[14]（图二，21）。

在砖室墓中，有的在墓室内放置了石灰、松香等材料进行防腐、防潮的处理，如二仙桥M1、宋京墓、沙河堡宋墓[15]以及跳蹬河M1、M2[16]。

2.石室墓

墓室主体由规整的条石或石板砌成，无仿木结构，可分为三型。

A型，无墓门、立柱和壁龛，仅为简单的石圹。如蒲江1982BDM1、M2[17]（图二，22）。

B型，大中型石室墓，有墓门，墓室内有壁龛，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单室墓，少数墓室有壁龛，有的墓室仅为石圹。1983年发掘的邛崃北宋墓，南北壁各2龛，后壁1龛[18]。

Bb型，双室墓，墓室侧壁有立柱，后壁有龛。如新津邓双乡M1[19]（图二，23）。

C型，小型石室墓，有墓门，长宽均在1米左右，墓内均有火葬迹象，可分为两个亚型：

Ca型，单室墓。如洪河大道M2（图二，24）。

Cb型，双室或多室并列。如双流华阳镇M16[20]（图二，25）。

由于本地区为平原地区，因此文化因素并不完全局限于这一区域。在墓葬形制上，眉山市的彭山凤鸣乡[21]和洪雅五星公社[22]也发现过本地区典型的AIII式砖室墓。洪雅宋墓的墓室还有彩绘，但图案已漫漶不清。这些墓葬应是本地区墓葬因素向外围区域传播的体现。

（二）随葬品

本区宋代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邛窑瓷器、俑、镇墓券等，买地券、墓志、铁钱、铜钱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少见青白瓷、白瓷、漆器和金银器。由于随葬品种类众多，本书仅对时代特征和演变规律较为明显的俑进行类型学描述，对邛窑瓷器的类型划分详见图三、图四，不再逐一分析。

本区宋墓出土的俑种类繁多，每墓多者数十件，少者几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文俑，头戴冠或幞头，身穿圆领广袖长袍或右衽广袖长袍的站立男子，长袍垂地，略微露出足尖。根据手中姿势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A型，双手交于胸前，手中执笏，有的手中“木笏”已经腐烂而为中空状态，头戴平顶冠或幞头，分三式。

I式，制作较为精细，面部表情逼真，背部衣着平齐，下裙外撇呈“风”字形。标本保和乡M1∶17（图五，1）。

II式，形制与I式接近，背部衣着丰满，下裙直筒形。标本三圣乡M1左∶50（图五，2）。

III式，制作粗糙，面部表情呆板，下裙直筒形。标本二仙桥M1∶56（图五，3）。

B型，双手交握于胸前，左手握住右手上部或全部，头戴平顶冠或幞头，下裙呈直筒形，分二式：

I式，制作精致，面部表情逼真。标本新津邓双乡M1西∶8（图五，4）。

II式，制作粗糙，面部表情较为呆板。标本石墙村M5左∶5（图五，5）。

C型，双臂横放交于胸前，长袍的广袖将手部完全遮住，头戴进贤冠，或幞头，或风帽，分二式：

I式，制作细致，面部表情逼真。标本海滨村M5∶22（图五，6）。

II式，制作粗糙，面部表情较为呆板。标本石墙村M5右∶16（图五，7）。

（2）武俑，头戴兜鍪或风帽、身穿铠甲、站立于座上的武士，均成对出土，分三式。

I式，头戴兜鍪，护耳上卷，鍪顶上有尖状缨饰，内穿落地长襦，外套是由项铠、短甲、披膊甲、护肘、腿裙组合而成的铠甲。铠甲呈密集的鱼鳞状排列，腹部围有多种样式的抱肚，并束革带，刻画细致，背部衣着平齐，面部表情威严，双手交于腹部，腿裙几乎能覆盖下半身大部分。标本保和乡M1∶1（图五，8）。

II式，装束与刻画多与I式相似，无披膊甲，背部衣着丰满，铠甲为长方形细条状甲片密集排列。标本三圣乡M1左∶44（图五，9）。

III式，头戴的兜鍪，较I、II式简略，无护耳或护耳无上卷，出现了头戴风帽的造型，内穿落地长襦，领口多呈“V”字形，外套是仅由短甲和腿裙组成的铠甲。甲片都为稀疏的鱼鳞状，胸前短甲多为方形，双手全部交握于腹部，抱肚形式单一，腿裙短窄仅至膝盖，表情呆板，身体臃肿。标本石岭村M1∶37（图五，10）。

（3）男侍俑，男子头戴幞头或裹巾帻，身穿圆领窄袖长服或紧袖长服，腰束带，有的将长服卷起束于腰部，或叉手而立，或为劳作状，分三式。

I式，制作较为精细，面部表情逼真，背部衣着平齐，下裙外撇呈“风”字形。标本三圣乡M5∶10（图五，11）。

II式，与I式接近，背部衣着丰满，下裙呈直筒形。标本新津邓双乡M1西∶25（图五，12）。

III式，制作粗糙，面部表情较为呆板，下裙呈直筒形。标本二仙桥M1∶48（图五，13）。

（4）女侍俑，女子呈站立状，头扎单髻、双髻或盘髻，身穿圆领窄袖落地长服，或右衽窄袖落地长服，双手交叉于胸前或腹部，分三式。

I式，发髻和衣着刻画细致，头部低矮前倾，背部衣着平齐，下裙外撇呈“风”字形。标本保和乡M2∶14（图五，14）。

II式，表情刻画细致，背部衣着丰满，下裙微外撇。标本青龙乡海滨村M5∶31（图五，15）。

III式，发髻和衣着刻画较简略，下裙直筒形。标本二仙桥M1∶63（图五，16）。

（5）鸡俑，分三式。

I式，蹲坐状，羽毛刻画栩栩如生。标本保和乡M1∶34（图五，17）。

II式，站立状，刻画细致程度与I式相似。标本三圣乡M1左∶3（图五，18）。

III式，面部、鸡冠和羽毛的刻画都较为呆板，线条稀疏。标本三圣乡M7∶18（图五，19）。

（6）狗俑，分三式。

I式，匍匐状，刻画生动。标本保和乡M1∶43（图五，20）。

II式，匍匐状或蹲坐状，刻画细致程度与I式相似。标本广汉雒城M1∶21[23]（图五，21）。

III式，刻画呆板，线条稀疏。标本化成M5左∶11（图五，22）。

（7）匍匐俑，面部为女子造型，身体匍匐于地，抬头向前观望，分三式。

I式，衣着、发髻和表情刻画细致，目光有神，体形较胖。标本保和乡M1∶7（图六，1）。

II式，形制与I式相似，体形较瘦，头部抬起。标本新津邓双乡M1西∶26（图六，2）。

III式，头部更加抬起，面部制作粗糙，服饰刻画简单。标本二仙桥M1∶40（图六，3）。

（8）人面蛇身俑，两条缠绕在一起的蛇身两头各有一个人面造型，分二式。

I式，表情刻画细致，颈部较短，可辨男女。标本张确夫妇墓出土俑[24]（图六，4）。

II式，颈部较长，面部刻画不能分辨性别。标本二仙桥M1∶31（图六，5）。

（9）猪面人身俑，脸部为猪面，衣着和文俑相似，分二式。

I式，面部刻画细致，猪面的耳朵与人耳近似。标本新津邓双乡M1西∶11（图六，6）。

II式，制作粗糙，面部表情较为呆板，耳朵下垂较长。标本石岭村M1∶23（图六，7）。

（10）仰观俑，衣着与文吏俑相似，呈侧耳仰头状，分三式。

I式，站立状，背部衣着平齐，表情刻画细致，下裙外撇呈“风”字形。标本保和乡M2∶26（图六，8）。

II式，坐状，双手交于胸前，刻画细致程度与I式相似。标本新津邓双乡M1西∶16（图六，9）。

III式，坐状，头部较II式侧倾加重，面部刻画简略。标本双流华阳M10西∶3（图六，10）。

（11）伏听俑，衣着与文吏俑相似，呈侧耳匍匐状，面朝侧方，分三式。

I式，体形较胖，头部侧倾略微抬起，表情刻画生动。标本保和乡M1∶31（图六，11）。

II式，体形偏瘦，头部侧倾呈45度，刻画细致程度与I式相似。标本三圣乡M1左∶47（图六，12）。

III式，头部侧倾近直角，表情刻画呆板。标本二仙桥M1∶25（图六，13）。

（12）鼓俑，蹄状座，座上安置一面圆形鼓，分二式。

I式，鼓侧面都有两排鼓钉。标本三圣乡M1左∶38（图六，14）。

II式，鼓侧面无鼓钉，有的在鼓座上刻画纹饰。标本二仙桥M1∶58（图六，15）。

（13）兽面俑，五趾蹄状座上安置了一个兽面，分二式。

I式，兽面部的眉毛、眼珠、牙齿、下颚和须的刻画精细、生动。标本三圣乡M1左∶39（图六，16）。

II式，兽面刻画要比I式简略。标本化成M5左∶5（图六，17）。

（三）分期

本地区报道的纪年墓数量较多，特征较为鲜明（表2-1、表2-3），以纪年墓为标尺，参照出土铜钱的墓葬（表2-2）和其他一些时代特征较为显著的墓葬，可以将本区宋代墓葬划分为三期：

第一期，北宋早期，约为太祖至真宗时期。这一时期基本不见纪年墓，可明确定为这一时期的墓葬也较少。根据博瑞M28出土的淳化元宝以及该墓与本地区唐末五代小型砖室墓的近似程度来看[25]，这种平面呈梯形的AaI式砖室墓为北宋早期的可能性较大。这一时期墓葬中随葬品种类较为单一，仅有少量的邛窑瓷器，而且这一时期的随葬品中基本不见俑。

第二期，北宋中晚期，约为仁宗至钦宗时期。从第二期开始，纪年墓发现较多，随葬品中邛窑瓷器的种类增多，各类俑和镇墓券逐渐流行。文俑中A、B型居多，C型文俑数量很少，这一时期各俑的面部表情和衣着均刻画细致。根据墓葬形制和俑的演变可将本期分为早晚两段：早段约为仁宗时期，墓葬形制可见AaII、AbI式砖室墓，随葬品中开始出现俑；晚段约为英宗至钦宗时期[26]，墓葬形制主要有AaIII、AbII、BaI、BbI式砖室墓，并有少量A、Ba、Bb型石室墓，俑的数量大大增加。

第三期，南宋时期。Aa、Ab、Ba、Bb、C型[27]砖室墓和Ba、Ca、Cb型石室墓在这一时期都有使用，根据其他墓葬形制的演变可将这一期分为早晚两段：早段约为高宗至孝宗时期，墓葬形制有AaIV、AbIII、BaII、BbII式砖室墓；晚段约为光宗至南宋灭亡，墓葬形制有AaIV、AbIV、BaIII、BbIII式砖室墓。这一时期邛窑瓷器依然占据着随葬品的主流，镇墓券仍然流行。俑的制作工艺欠佳，表情呆板，衣着线条稀疏，有制作工艺退化的趋势。C型文俑大量流行，A、B型文俑的发现数量较前一期减少了很多。

（四）地域特征探讨

1.墓葬形制的地域特色

（1）本区砖室墓占据了绝对的主流。从墓室构造来看，北宋初期墓葬继承了本区晚唐五代时期小型梯形墓的特点，北宋中期以后逐渐发展为大中型的长方形或梯形墓葬。英宗时期开始，本区砖室墓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特点——“立柱夹龛”，墓室在侧壁砌多道立柱，立柱之间形成多道竖龛，后壁多数也有一龛。这种“立柱夹龛”的墓葬在北宋晚期发展到最高峰，墓室大、立柱多、龛多，南宋时期逐渐退化。此种筑墓方式在南方其他地区较为少见，其演变规律也是整个南方地区宋代墓葬中最为明显的。

（2）本区在北宋晚期出现了小型砖室火葬墓，其演变规律与大中型砖室墓大致相同。目前报道的南方地区火葬墓多数是较为简略的土坑骨灰罐墓，除本区火葬墓有专门的砖砌墓室外，闽江流域也有同类砖室火葬墓的发现。但是，两者的形制有较大差别，后者墓室较为简单，无立柱、无龛，墓室内放置骨灰罐，到南宋后期逐渐发展为土坑骨灰罐墓，而本区从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一直流行砖室火葬墓。

（3）本区报道的石室墓较少，但是从新津邓双乡M1来看（图二，23），一些大中型石室墓的构造显然是受到了砖室墓“立柱夹龛”式构造的影响，而且南宋时期也有完全模仿小型砖室火葬墓的石室火葬墓。

2.随葬品的地域特色

（1）本区宋代墓葬随葬品最为普遍的是邛窑瓷器。

邛窑是我国著名的民间窑场之一，唐宋时期发展到高峰[28]。本区有彭县磁峰窑这样的白瓷窑场，周边地区还有多个黑瓷窑场，但墓葬中出土的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却少之又少，可见邛窑在本区影响的深远。南方其他地区宋代墓葬随葬陶瓷器的组合多为青白瓷、青瓷、白瓷、黑瓷、釉陶和陶器，而本区几乎成了邛窑瓷器的专用地区。

（2）南方其他地区多为铜钱流通区，或是铜钱、铁钱并用区，但铁钱在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相对较多，墓葬中随葬铁钱也是本区随葬品的特色之一。

（3）本区宋代墓葬随葬俑十分普遍。

本区唐代墓葬几乎不见俑，五代时期开始出现，北宋初期较少，北宋中期至南宋时期大量流行。除前文所论及的俑以外，还有人面鸟身俑（图七，1）、鸟首人身俑等（图七，2）、墓主人像（图七，4）等，但不见四神俑。由于墓葬破坏严重，多数俑在出土时位置散乱。从相对保存较好的墓葬来看，墓主人像多放置在墓室后部居中或是后龛内，武俑均放置在墓门内侧两旁，文俑、侍俑等对称放置于墓室内两侧（图八）。

诸俑中，文俑和男、女侍俑在一定意义上应是为墓主人提供阴间服务的仆人，是“事死如事生”的体现。其他俑多为神怪俑。学术界对这些俑的认识最早由徐苹芳先生提出[29]。徐先生将当时唐宋墓葬中发现的俑和《大汉原陵秘葬经》[30]中记载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对比和定名，其中涉及本区出土的俑有：武俑可能为“当圹”、“当野”，鸡俑、狗俑应为“金鸡”、“玉犬”，人面蛇身俑可能为“墓龙”，仰观俑、伏听俑即为“仰观”、“伏听”，人面鸟身俑可能为观风鸟。徐先生的观点是在材料不充分的条件下提出的，但是这些认识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其指导意义。

随着材料不断增多，对这些俑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中国道教考古》对鸡俑、狗俑、仰观俑、伏听俑等俑的定名与徐先生基本相同，并提出有些武俑上有题名，其名称不能一概而论[31]。双头人面蛇身俑应为“地轴”[32]，人面鸟身俑中有的可能为九天玄女[33]。同书中还提出，猪面人身俑可能为“雷公”，鼓俑可能为“雷鼓”[34]，鸟首人身俑可能为“雷神”[35]，邛崃北宋墓[36]和蒲江五星镇宋墓[37]出土的手捧日、月的文俑应是“太阳”、“太阴”[38]。

徐先生和《中国道教考古》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很深入，尤其是后者，而且两者对于各俑定名和含义的认识起到了互相补充的作用。本书并非专门研究俑与道教的关系，对这些俑不再进行深入的讨论，在此仅就两者相异的定名提出几点看法：

第一，对于本区武俑的定名问题。《中国道教考古》所列的带有题名的武俑均出土于其他地区，而本区武俑均为成对出土，放置于墓门内侧，与《大汉原陵秘葬经》所列位置相近，因此将本区出土的武俑定为“当圹”、“当野”是可取的。从武俑位于墓门来看，其含义可能与Ib区仿木结构画像石墓雕刻在墓门上的武士像相近，两者应都有门神的含义。

第二，广东海康元墓出土的刻砖上有双头人面蛇身俑的形象，题名为“地轴”[39]，其形象与本区出土的双头人面蛇身俑完全一致，其为“地轴”是可以确定的。

第三，《中国道教考古》将猪面人身俑定为“雷公”，主要以绵阳杨家宋墓出土俑为依据。该俑为猪面、人身，跪骑于圆鼓上，手持一槌，作击鼓状[40]（图七，3），将此俑定为“雷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本区出土的猪面人身俑的造型多数是猪面人身的文吏造型（图六，6、7），若将此俑全部定为“雷公”显然不合理。新津邓双乡M1出土的猪面俑有“地精”的题名（图六，6），可作为此类型猪面人身俑定名的参考[41]。

（4）少数墓室中放置了墓主人像。

墓主人像一般都放置于墓室后龛处，多为坐像，有石质和陶质两种。石质如蒲江五星镇和成都金鱼村M9出土者，陶质如新津邓双乡M1出土者（图七，4）。金鱼村M9出土一方墓券中记载，“大宋淳熙九年（1182年）……今有奉道男弟子吕忠庆……预造千年吉宅，百载寿堂……今将石真替代，保命延长”。同墓出土的一方买地券记载吕忠庆本人葬于嘉定四年（1211年）。墓主人死前建造了墓穴，同时将主人像置于墓中，这种墓主人像在墓中有代替墓主人消灾、祈求长命之意[42]。从券文中“奉道男弟子”的记载来看，这种行为与道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5）本区流行随葬镇墓券。

镇墓券一般立放于墓室四壁或壁龛内，中方券放于墓室后部，东、南、西、北方券按照各自方位对应放于墓室两侧（图九，图十）。本区出土的镇墓券是整个南方地区所独有的。这种镇墓券带有极为浓厚的道教色彩，是本区有别于南方其他地区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根据镇墓券券文不同，可分为三类。

甲类，“华盖宫”文券，券文文首为“华盖神宫”或“华盖宫”之语，有八角形和方形两种。

八角形者如龙泉驿青龙村M2左∶6（图十一，1），正中刻方框，周边的四个小框内分别刻有“北武延躯”、“虎啸八垂”、“青龙秉气”、“□□□□”，中框文字为：

“华盖宫王气神赵公明字子都，冢墓之中百禁诸忌，御五土之精，转祸为福。当使真魂安适弼谐，受度南宫，脱落北籍，男即武备七德，女乃文咏九功，代代荣显，与天地而无穷。一如土下九天女青律令！”[43]

方形者如龙泉驿青龙村M6∶2（图十一，2），正中刻方框，在四角划出斜线，周边四个小框内分别刻有“真武延躯”、“虎啸八垂”、“青龙秉气”、“朱雀辟非”，中框内文字为：

“华盖宫王气承赵公明字子都，冢墓之中百禁诸忌，害气之神，尽考□属，御五土之精，转祸为福。当使者令子孙昌吉，禄祚遐长，千秋富贵，宜子宜孙，宜男宜女。急急如地下女青律令！”[44]

乙类，“天帝敕告”文券。券文文首有“天帝敕告”之语，有六边形和方形两种。

六边形者如华阳三圣乡上河村M2出土者[45]（图十一，3），刻文的石面尚划有六角形框，框内文字为：

“天帝敕告土下冢中王气诸神赵公明字子都：今有小兆臣曹氏，行年七十四岁，九月十四日生，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瘗身冥乡，不得妄为害祸。当令真魂宁□，然后男即武备七德，女乃文咏九功，与天地而无穷。一如律令！”[46]

方形者如成都跳蹬河王宜人墓出土者[47]（图十一，4），刻八角形框，框内又划出方框，方框内刻“青龙秉气、上玄辟非、玄武延躯、虎啸八垂”，方框外的文字为：

“天帝敕告土下冢中王气诸神赵公明等：今有先考知郡大夫钧君□、先妣宜人王氏，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瘗身冥乡，潜宁冲虚，辟斥诸忌，不得妄为害气。当令子孙昌炽，文咏九功，武备七德，世世贵旺，与天地合德。一如土下九天之律令！”[48]

丙类，五方真文券，根据券文文首不同可分为“安（镇）墓真文”券、“消灾真文”券和“炼度真文”券，多为方形，刻框后刻文，完整者每墓出土5方。

“安（镇）墓真文”券文首为“□方□帝安（镇）墓真文”，又刻称为“八威真文”券，成都九眼桥淳熙十三年邓世英墓出土了完整的一套，石板分为三区，上区写题名，下左刻云篆符书，下右刻云篆之部分释义及咒语汉字，各券文字为：

“东方青帝安墓真文：东方神咒，摄照九天。赤书符命，制命丰山。束魔送鬼，所诛无穷。悉诣木宫，敢有皆延。”（图十二，1）

“南方赤帝镇墓真文：南□神咒，束魔送宗。□□□□，明列罪原。北摄丰山，威服八方。以此真文，存亡安吉。”（图十二，2）

“西方白帝□□真文：□□□□，九天玉文。□□□气，普□□□。”（图十二，3）

“北方黑帝安灵真文：北方神咒，激扬起雷。流铃焕落，玃天振威。北方神部，万妖灭摧。”（图十二，4）

“中方黄帝安山真文：敕摄中方，遏塞鬼门。剪除不祥，莫有当存。”（图十二，5）[49]

“消灾真文”券券文题名为“□□□□消灾真文”，形制与“安（镇）墓真文”券相似，有的下框无分界，以羊子山严世广墓出土的东方和中方消灾真文券为例：

“东方青帝消灾真文：东方青帝消灾真文，今有奉道弟子严世广，解除春之三月木星行度刑克临照之灾。一如青帝君符命！”（图十三，1）

“中方黄帝消灾真文：中方黄帝消灾真文，仅有奉道弟子严世广同室乔氏收喜娘子，解除四季之月土星行度刑克临照之灾。一如黄帝君符命！”（图十三，2）[50]

“炼度真文”券在券文中刻有“□方八（五）天炼度真文”、“□方八（五）天荐拔真文”、“□方八（五）天安灵真文”、“□方八（五）天安（镇）墓真文”、“□方□帝安尸真文”或“太上洞玄灵宝□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气天文”等相类似的题名[51]。现以成都张确夫妇墓出土的中方和北方荐拔真文券为例：

中方券石（张确夫妇墓右∶6），方形，石面右半部上方“黄中总气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右半部下方靠右刻“中方八天荐拔真文”，右半部下方靠左刻云篆四行十六字，石面左半部文字为：

“今有成都府犀浦市居故张确行年七十一岁四月八日生并故杜氏行年七十一岁十月一日生忏悔生前□宿缘悮有愆由希回巨福保护真魂安宁托往净方阴佑子孙昌隆代代一如五帝律令”（图十三，3）。

北方券石（张确夫妇墓左：10），方形，石面下部左侧刻云篆符书八行六十四字，下部靠右刻“北方八天荐拔真文”，上部文字为：

“玃无自育九日导乾坤母东覆刑摄上玄陀罗育邈妙□合云飞天大丑总监上天沙陀劫量龙汉玦鲜碧落浮黎空歌保珍恶奕无品洞妙自真元梵惬漠幽寂度人”（图十三，4）。

（五）形成原因分析

1.社会、经济背景

本区在五代十国时期属于后蜀政权的腹心地区，965年被北宋平定。从这一时期至南宋灭亡，墓葬特点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

（1）本书所划分之第一期，即北宋初至真宗时期，本地社会比较动荡、经济比较衰败。这是由于北宋平定后蜀之后，中央政府实行的政策失调[52]，先后导致了全师雄兵变和王小波、李顺起义及王均兵变等。从灭后蜀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兵变被平息的三十年多间，四川地区的社会形势长期没有稳定。因此，北宋初期本区的百姓没有实力去营造前、后蜀时期那样较为奢华的墓葬，前后蜀墓葬中较有特色的大型多室、多龛墓葬[53]，沿用至北宋初期的可能性很小。所以，这一地区北宋初期的AaI式砖室墓主要是继承了晚唐五代小型砖室墓的风格[54]，而且政局的动荡也可能导致纪年墓的罕见。

（2）北宋初期四川地区比较动荡不安，但北宋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扶持政策[55]。随着真宗时期四川地区动乱逐渐平息，从第二期开始本区经济条件也逐渐呈上升的趋势。到了哲宗、徽宗时期，社会安定，生产、生活都呈良好状态[56]。这一期发现的砖室墓中，早段的AaII式砖室墓的构造还较为简单，晚段的AaIII式砖室墓十分复杂。而且，神宗时期开始，纪年墓增多，虽然不能以发现数量作为判断的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阶段整体上与北宋初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随葬品也更为丰厚了。北宋晚期，贫富分化开始拉大。“（宣和）三年，言者论西蜀折科之弊，其略谓：‘西蜀初税钱三百折绢一匹，草十围计钱二十。今本路绢不用本色，匹折草百五十围，围估钱百五十，税钱三百输至二十三千。东蜀如之。仍支移新边，谓之远仓，民破产者众。’七年，言者又论：‘非法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57]这可能使得少数贫民开始使用BI式砖室火葬墓这种比较节省的丧葬形式。

（3）本区第三期早段，即南宋前期，四川地区成为抗金前线，战场胜利以及“绍兴和议”（1141年）、“隆兴和议”（1164年）的签订使本区未受战争的摧残。但是，浩大的军费支出对四川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这一时期赋税的增长也给本区的经济带来了更为沉重的打击[58]，其经济状况已经不能与北宋中后期相提并论。从砖室墓的演变趋势来看，经济上的窘迫使得百姓已无力像从前那样对待死者，因此南宋前期AaIV式砖室墓比北宋中后期的AaIII式简化不少，而B型砖室火葬墓的数量增多，形制与北宋晚期相比也有所简化。有学者认为，北宋和南宋俑类服侍的差异是由于时代不同而产生衣着样式的变化[59]。但通过前文的分期研究，可以发现本区宋代墓葬出土俑的类型差别不大，而所有俑均具有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就是从北宋时期制作精细到南宋时期制作粗略。这种变化可能与服侍本身变化的关系不大，而是由于南宋时期社会经济相比北宋有所衰退、购买力下降等原因，导致制作工艺的简化。

（4）本书所划分之第三期晚段，即南宋后期，受到宁宗时期“开禧北伐”失败（1206年）以及宋金在川陕边界重开战端的影响，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又开始遭受动荡。蒙古灭金后马上进攻南宋，四川地区首当其冲。从端平二年（1235年）到南宋灭亡，宋蒙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蒙古军队常攻入四川内地劫掠而回。因此，南宋后期四川地区社会动荡、户口锐减、经济残破[60]。这可能就是导致BaIII、BbIII式砖室墓比前一阶段更为简化的直接原因。

2.宗教因素

（1）本区墓葬中道教因素的存在可能与道教圣地青城山的影响密不可分。东汉时期，张道陵来到青城山，创立了“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属正一派，青城山遂成为道教发祥地，被列为道教“第五洞天”。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来青城山，天师道传统与上清道结合。北宋中期以后道教因素在墓葬中的流行可能与北宋时期道教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而北宋诸帝中又以真宗和徽宗尤甚。宋真宗时，“（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观，并以‘天庆’为额，民有愿舍地备材创盖者亦听。先是，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61]。本区的俑大量流行于北宋中期以后，从年代较早的保和乡M1来看，俑与“华盖宫”文券、“天帝敕告”文券共出，它们应是同一时期出现的。

（2）“华盖宫”文券和“天帝敕告”文券属于道教上清派，“安（镇）墓真文”券、“消灾真文”券和“炼度真文”券属于道教灵宝派[62]。目前还没有发现明确可定为北宋初期的镇墓券。北宋中后期，多为一派镇墓券出土于一墓，且上清派“华盖宫”文券和“天帝敕告”文券出土相对较多，灵宝派“真文券”相对较少。成都保和乡M1（北宋中期早段）、龙泉驿青龙村M6（北宋中期）、华阳三圣乡上河村M2（1069年）、张确夫妇墓（1093年）等墓中“华盖宫”文券、“天帝敕告”文券共存，谢定夫妇墓左室（1085年）仅见真文券。可见，这一时期本地上清派势力可能较灵宝派更大。

北宋中后期，两派镇墓券共存的现象相对较少，目前有龙泉驿青龙村M2左室（1062年）、谢定夫妇墓右室（1093年）。从这一现象来看，徽宗以前墓葬中出土的镇墓券，虽然已经有了融合的趋势，但是上清派与灵宝派对丧葬的影响仍表现得较为独立，这也许代表了两派在这一时期的相对独立性。

宋徽宗时期，天下崇道之风到达了一个高峰。此时的文献中记载，“林灵素既主张道教而废释氏。政和中，诏每州置神霄宫，就以道观为之，或改所在名刹，揭立扁榜”[63]，“（政和七年）皇帝崇尚道教，号教主道君皇帝。二月辛未，改天下天宁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无观者以寺充”[64]。这一时期开始，两派镇墓券共存现象增多，如甘油村M1（1124年）[65]、宋京墓（1124年）、三圣乡M1左室（1126年）、高新区紫荆路M3（北宋晚期）[66]、跳蹬河王宜人墓（1132年）、二仙桥M1（1152年）、石羊工业园M1东室（南宋时期）[67]等均为两派镇墓券共存一墓。但是，不共存的现象依然存在，只是数量相对较少，如宋京之妻蒲氏墓（1151年）、青龙乡石岭村M1（1213年）仅随葬了真文券。从这一现象来看，从徽宗时期开始，民间葬俗在两派信仰的选择上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合流。这一时期，随葬一派镇墓券的多是灵宝派“真文券”，可见此时灵宝派势力的发展可能超过了上清派。

（3）火葬一般被认为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也有学者认为一些道教信徒可能也有使用[68]。本区小型砖室火葬墓的随葬品体现了浓厚的道教因素，使用火葬有多种可能：（1）这些人是单纯的佛教或道教信徒；（2）使用火葬的人仅是出于经济条件考虑而选择了较为节省的火葬，随葬俑或镇墓券则是本地的葬俗的普遍体现；（3）某些道教信徒同时也是佛教信徒，佛、道信仰在丧葬上都有体现，如新津邓双乡M1出土的一件“老人”女俑手中就握有佛珠，这种现象与宋代佛、道的合流的趋势并不冲突[69]。

3.地理及文化交流因素

（1）本区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号称“天府之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这样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使得本区的文化面貌相对于四川其他地区更显独立。

（2）北宋初年，政府在平定后蜀之后，将四川的铜钱和金银等运往开封，并且禁止铜钱入川[70]，这使两宋时期的四川地区逐渐成为专行铁钱的地区。其他地区虽也有使用铁钱的，但一般为铜、铁钱并行或使用铁钱时间不长[71]。四川地区在宋代是一个较为封闭的铁钱流通地区，而且本区地处四川最西部，能够流通至此的铜钱数量应比其东部地区更少。因此，本区出土铁钱的数量也是南方各区中相对较高的。

（3）本区地处宋代南方地区的最西部，由于山脉的阻隔，交通不便。本区发现的砖室墓中，很少随葬青白瓷和典型青瓷[72]，除去被盗因素，在很多保存相对较好的墓葬中也经常只随葬邛窑瓷器、俑、镇墓券等器物。蒋祈在《陶记》中记载：“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73]但本区少见青白瓷的现象与蒋祈的记载是不符的。这可能是由于本区地处西部边陲，路途遥远，外地的青白瓷产品极少运到本地销售的原因而且，宋代邛窑的繁荣，也可能使远道而来的青白瓷产品在价格上失去了优势，故而所占市场份额很小。

表2-1 成都平原地区宋代纪年石室墓登记表

表2-2 成都平原地区出土宋代钱币的无纪年宋代砖室墓登记表

表2-3 成都平原地区宋代纪年砖室墓登记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图二 成都平原地区宋代墓葬形制

1～21：砖室墓 1～2.AaI式（博瑞M28、李家沱M1）3～4.AaII式（三圣乡M5、三圣乡M6）5～6.AaIII式（赵德成墓、博瑞M26）7～8.AaIV式（官渠埝M5、博瑞M18）9.AbI式（保和乡M1、M2）10.AbII式（青龙村M2）11.AbIII式（二仙桥M1）12.AbIV式（化成M5）13.BaI式（青龙村M3）14～15.BaII式（金鱼村M3、清江路M10）16～17.BaIII式（博瑞M27、洪河大道M7）18.BbI式（博瑞M12）19.BbII式（金鱼村M9）20.BbIII式（石墙村M5）21.C型（宋京墓）

22～25：石室墓 22.A型石室墓（蒲江1982BDM1、M2）23.Bb型石室墓（新津邓双乡M1）24.Ca型石室墓（洪河大道M2）25.Cb型石室墓（双流华阳镇M16）

（注：凡打“√”者表示报告仅有文字描述，未提供平面图。）

图三 成都平原地区宋代墓葬出土邛窑瓷器（一）

1.Aa型碗（博瑞M28∶4）2.Ab型碗（青龙村M2左∶14）3.BaI式碗（海滨村M5∶34）4.BaII式碗（三圣乡M7∶19）5.BbI式碗（谢定夫妇墓）6.BbII式碗（青龙村M3∶2）7.BbIII式碗（二仙桥M1∶28）8.C型碗（化成M5左∶19）9.BI式盏（十陵M7∶4）10.BII式盏（十陵M3∶5）11.CI式盏（清江路M7∶4）12.CII式盏（化成M5右∶9）

图四 成都平原地区宋代墓葬出土邛窑瓷器（二）

1.AI式碟（十陵M5∶3）2.AII式碟（石墙村M5右∶8）3.BI式碟（海滨村M4∶9）4.BII式碟（金鱼村M9∶11）5.A型罐（三圣乡M5∶1）6.BI式罐（李家沱M1∶2）7.BII式罐（海滨村M1∶4）8.BIII式罐（石墙村M5右∶10）9.CI式罐（青龙村M2左∶2）10.CII式罐（石岭村M1∶33）11.DI式罐（海滨村M4∶7）12.DII式罐（石岭村M1∶36）13.E型罐（三圣乡M1左∶33）14.F型罐（青龙村M2左∶12）15.GI式罐（博瑞M12∶5）16.GII式罐（金鱼村M9∶8）

图五 成都平原地区宋代墓葬出土俑（一）

1.AI式文俑（保和乡M1∶17）2.AII式文俑（三圣乡M1左∶50）3.AIII式文俑（二仙桥M1∶56）4.BI式文俑（新津邓双乡M1西∶8）5.BII式文俑（石墙村M5左∶5）6.CI式文俑（海滨村M5∶22）7.CII式文俑（石墙村M5右∶16）8.I式武俑（保和乡M1∶1）9.II式武俑（三圣乡M1左∶44）10.III式武俑（石岭村M1∶37）11.I式男侍俑（三圣乡M5∶10）12.II式男侍俑（新津邓双乡M1西∶25）13.III式男侍俑（二仙桥M1∶48）14.I式女侍俑（保和乡M2∶14）15.II式女侍俑（青龙乡海滨村M5∶31）16.III式女侍俑（二仙桥M1∶63）17.I式鸡俑（保和乡M1∶34）18.II式鸡俑（三圣乡M1左∶3）19.III式鸡俑（三圣乡M7∶18）20.I式狗俑（保和乡M1∶43）21.II式狗俑（广汉雒城M1∶21）22.III式狗俑（化成M5左∶11）

图六 成都平原地区宋代墓葬出土俑（二）

1.I式匍匐俑（保和乡M1∶7）2.II式匍匐俑（新津邓双乡M1西∶26）3.III式匍匐俑（二仙桥M1∶40）4.I式人面蛇身俑（张确夫妇墓）5.II式人面蛇身俑（二仙桥M1∶31）6.I式猪面俑（新津邓双乡M1西∶11）7.II式猪面俑（石岭村M1∶23）8.I式仰观俑（保和乡M2∶26）9.II式仰观俑（新津邓双乡M1西∶16）10.III式仰观俑（双流华阳M10西∶3）11.I式伏听俑（保和乡M1∶31）12.II式伏听俑（三圣乡M1左∶47）13.III式伏听俑（二仙桥M1∶25）14.I式鼓俑（三圣乡M1左∶38）15.II式鼓俑（二仙桥M1∶58）16.I式兽面足（三圣乡M1左∶39）17.II式兽面足（化成M5左∶5）

图七 成都平原地区宋代墓葬出土俑（三）

1.人面鸟身俑（成都保和乡M1∶24）2.鸟首人身俑（蒲江五星镇M2∶22）3.猪面擂鼓俑（绵阳杨家）4.墓主人像（新津邓双乡M1西∶23）

图八 新津邓双乡M1随葬品平面图

1～2.武俑 3.墓志 4～9、12～15、17～20.文俑 10.牵马俑 11.地精 16.仰观俑 21.老人 22.女立俑 23.坐俑 24～25.男侍 26.匍匐俑 27.人首蛇身俑 28.伏听俑 29～32.四耳罐 33.鸡 34.神怪鸟 35.狗 36.镇墓兽 37.四合院

M1东室随葬器物

1.墓志 2.碗 3.罐 4.武俑

图九 二仙桥M1随葬品平面图修自《成都考古发现》（1999）

北室：26.武北俑 27.武士俑 28.碗 29.买地券 30.罐 31.人首蛇身俑 32.人首鸟首俑 33.西方镇墓真文券 34.北方镇墓真文券 35.东方镇墓真文券 36.南方镇墓真文券 37.中方镇墓真文券 38.华盖宫文 39.敕告文 40.匍匐俑 41～43.文俑 44.狗俑 45～49.女侍俑 50.生肖俑 51～53.文俑 54.女墓主人像 55～57.文俑 58.陶鼓 59～61.文俑 62～64.女侍俑 65～69.文俑

南室：1.中方镇墓真文碑 2.北方镇墓真文碑 3.匍匐俑 4.文俑 5～8.文俑 9.男墓主人像 10.西方镇墓真文券 11.华盖宫文 12.武士俑 13.买地券 14.陶鼓 15.武士俑 16.文俑 17.铜镜 18.敕告文 19～21.文俑 22.南方镇墓真文券 23.碗 24.东方镇墓真文券 25.匍匐俑

图十 龙泉驿青龙村M2随葬品平面图修改自《成都考古发现》（1999）

左室：1.买地券 2.AV式四系罐 3、16.砚台 4.香台 5.北方真文券 6.华盖文券 7.西方真文券 8.南方真文券 9.敕告文券 10.东方真文券 11.中方真文券 12.15.四系罐 13.擂钵 14.碗 17.红砂石座形器

右室：1.买地券 2.北方真文券 3.西方真文券 4.中方真文券 5.敕告文券 6.东方真文券 7.南方真文券 8.华盖文券

图十一 成都平原地区宋代墓葬出土镇墓券（一）

1～2.华盖宫文券（龙泉驿青龙村M2左∶6、龙泉驿青龙村M6∶2）3～4.天地敕告文券（华阳三圣乡上河村M2、成都跳蹬河王宜人墓）

图十二 成都平原地区宋代墓葬出土镇墓券（二）

1.东方安墓真文券 2.南方安墓真文券 3.西方安墓真文券 4.北方安墓真文券 5.中方安墓真文券

图十三 成都平原地区宋代墓葬出土镇墓券（三）

1.东方消灾真文券（成都羊子山严世广墓出土）2.中方消灾真文券（成都羊子山严世广墓出土）3.中方炼度真文券（成都张确夫妇墓右∶6）4.北方炼度真文券（成都张确夫妇墓左∶10）

二 四川盆地其他区域及黔西北地区

本地区主要包括成都平原以外的峡江地区以西、大巴山以南、乌江以北区域，中部为四川盆地，外围多山地。本区范围较大，在宋代分别为成都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和梓州路所辖。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本区宋代墓葬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成都、德阳以东、以南、以北地区，重庆市的涪陵以西地区，贵州省的乌江以北地区。

（一）墓葬形制

本地区的宋代墓葬以石室墓居多，崖墓次之。

1.石室墓

墓室主体由石质材料砌成，根据墓室结构的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墓室用条石砌筑，墓门外壁、墓室内壁雕刻仿木结构、装饰图案以及家居场景，斗栱多为一斗三升或简单的栌斗、散斗结构，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单室墓，分二式：

I式，目前仅报道绵阳杨家一例，墓室呈规整的长方形，规模较小，石刻内容较为简单，墓门外壁刻扇门，墓室后壁刻有图案[74]（图十四，1）。

II式，墓室较大，墓门、墓室四壁壁龛及墓顶都雕刻精美图案，一般在墓门内侧左右两壁雕刻两名执仗武士，墓室内其他位置雕刻仿木结构或家居生活场景。各墓墓室的雕刻内容不尽相同，但整体风格相似。如荣昌沙坝子宋墓[75]（表2-5：8，图十四，2）。

Ab型，多室墓，两个或三个墓室并列，分三式：

I式，墓室的单室形制与AaI式相似，两室之间无过道相连，墓室的后龛雕刻有简单的栌斗结构或家具场景。如南充韩家坟M1[76]（图十四，3）、青川竹园镇M1、M2[77]（图十四，4）。

II式，有的两室之间有过洞相通，墓室单室的形制与画像石与BaII式相似。如广元河西公社宋墓[78]（表2-5：11，图十四，5）和彭山虞公著夫妇墓[79]（表2-5：17、18，图十四，6、7）。

III式，目前仅见遵义杨文墓。该墓三室并列，两大一小，无过洞相连，除中室的墓门和东西两侧龛顶有少许线雕连弧纹外，无其他装饰[80]（表2-5：20，图十四，8）。

B型，简单石圹墓，用规整的条石或石板构筑墓圹，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单室墓。如渠县渠南乡宋墓[81]、雅安对岩宋墓[82]和三台张心娘墓[83]。

Bb型，双室墓。如资中谷田乡宋墓[84]。

2.崖墓

分布在本地山区，墓室为方形或长方形，有些墓内雕刻有斗栱结构[85]，分二式：

I式，单室，穹窿顶，墓室内有龛，无仿木结构。如长宁M2[86]（图十四，9）。

II式，与A型仿木结构画像石墓的形制相近，墓室内有仿木结构立柱和斗栱，后壁有妇女启门图。如永川M1（表2-5：12）[87]。

本区还发现有少量砖室墓、石室火葬墓[88]和骨灰盒丛葬墓[89]。砖室墓多为简单的砖圹墓，石室火葬墓与成都平原地区的Bb型石室火葬墓相似，年代大约也在南宋时期，应是成都平原地区墓葬因素向本地区传播的结果。

（二）随葬品

本地区墓葬被盗严重，从随葬品组合来看，主要有邛窑瓷器、青白瓷、青瓷、白瓷、黑瓷、釉陶、俑等。本地区虽然紧邻成都地区，但罕有镇墓券的发现。由于随葬品的发现较为零星，本书将本区宋代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归纳为图十五，主要器类如下：

1.邛窑瓷器

如长宁崖墓出土的碗（图十五，1）和执壶（图十五，2）、仁寿古佛乡出土的瓶[90]（图十五，3）、岳池代家坟M1出土的罐[91]（图十五，4）等。

2.青白瓷

如岳池代家坟M2出土的执壶（图十五，5）和M1出土的碗（图十五，6）、重庆井口宋墓出土的盘[92]（图十五，7）等。

3.青瓷

如巴中城区M1出土的碗[93]（图十五，8）、长宁崖墓出土的盏（图十五，9）、邻水合流镇M1出土的盏[94]（图十五，10）、桐梓夜郎坝M3出土的碗[95]（图十五，11）、虞公著妻子墓出土的钵（图十五，12）等。

4.白瓷

如巴中城区M5出土的碗（图十五，13）、长宁崖墓出土的执壶（图十五，14）、泸县奇峰镇M1出土的碗[96]（图十五，15）等。

5.黑瓷

如岳池代家坟M1出土的盏（图十五，16）、重庆井口宋墓出土的罐（图十五，17）等。

6.釉陶

如巴中城区M1出土的执壶（图十五，18）、广元河西公社出土的罐（图十五，19、20）和碗（图十五，21）等。

7.俑

如渠县渠南乡（图十五，22、23）和三台张心娘墓（图十五，24～28）出土的俑等。

（三）分期

由表2-5可知，本区纪年仿木结构画像石墓的年代多集中在南宋早中期，仅大足地区报道有北宋中后期的同类墓葬（表2-5：1），这是本区其他地方没有的。大足一直以其石刻闻名，这种墓葬在北宋中期出现在大足应是其石刻文化传统的体现。根据本区大足以外地区其他纪年墓的特点（表2-4、表2-5），参考出土铜钱的墓葬（表2-6），本书将这一区的宋代墓葬分为四期：

第一期，北宋太祖至哲宗时期。可以明确定为这一时期的墓葬不多，Ba型石室墓应有使用，从长宁M2出土的执壶来看，具有明显的北宋特征，因此I式崖墓的年代可暂定为这一时期。小型砖室墓虽然发现较少，但是在本地区各地应都有使用。

第二期，北宋徽宗到两宋之交。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除沿用了第一期的Ba型石室墓以外，新出现了AaI、AbI式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和Bb型石室墓。

第三期，南宋高宗后期到理宗前期。从墓葬特征来看，多数仿木结构画像石墓流行于这一时期，且多为装饰复杂的AaII、AbII式，从永川M1的年代来看（表2-5：12），带有仿木结构的崖墓也应属于这一时期。此外，Ba、Bb型石室墓应仍然使用。

第四期，南宋理宗后期至南宋灭亡。从Ba型石室墓使用的连续性来看，这类墓葬应在这一时期依然使用。这一时期纪年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少有报道，仅有的两座均发现于遵义地区，即宋代夔州路的播州地区，墓主人分别是杨粲[97]和杨文。两者生前均为播州土司，杨粲下葬于理宗后期，杨文则下葬于南宋最末期，前者墓室装饰复杂（表2-5：19），后者墓室装饰极为简单（表2-5：20）。

（四）地域特征探讨

1.墓葬形制的地域特色

（1）本区宋代墓葬主要以石材为筑墓材料，这在以土坑墓和砖室墓为主流的南方地区是十分特殊的。B型石室墓（即石圹墓）和崖墓在两宋时期都有使用，且形制较为固定，应是本区传统墓葬形制。

（2）本区纪年仿木结构画像石墓特点鲜明，除大足地区以外，其他地点报道的纪年墓年代多集中在高宗后期至理宗前期。无纪年墓与纪年墓的风格十分接近，因此，推测这种墓葬在本区流行于南宋早中期、衰落于南宋晚期。这些仿木结构画像石墓的石刻内容复杂，图案多见一斗三升斗栱、墓门武士、四神、出行、妇女启门、家居、侍从、孝悌故事、求仙、瑞兽等内容。

2.随葬品的地域特色

（1）本区随葬品中不见镇墓券，其他器物与成都平原地区相近，主要有邛窑瓷器、俑、釉陶、铜镜等，随葬青白瓷、青瓷、白瓷和铜钱的现象相对成都平原地区要多。

（2）三台张心娘墓出土有双面俑（图十五，28）[98]，有学者提出此种俑不是“方相”，而且目前墓葬中几乎没有出土过符合文献记载的“方相”[99]。《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记载天子、亲王的明器中有方相神。《政和五礼新仪·凶礼》中对品官使用的方相进行了解释：“四品以上为方相，黄金四目，八品以上为魌头，两目，九品无。皆深青衣朱裳，执戈扬盾。”[100]若以文献所载“四目”来看，该俑符合此特征，但这种明器在品官以上的人群中才能使用，而该墓墓主人非品官，且该俑造型接近人形，与文献所记载的凶恶造型相去较远，因此其为“方相”或“魌头”的可能性较小。“方相”、“魌头”的具体情况现在不得而知，今后在考古发掘中，若在品官的墓葬中出土形状怪诞的双面俑，可能才是方相类明器。

（五）形成原因探讨

1.社会、经济背景

五代十国时期，本区大部分属于前、后蜀政权，社会经济背景大致与成都平原地区相同，在此不再赘述。以下主要对本区仿木结构画像石墓的来源进行一些探讨。

（1）四川地区汉代流行画像砖墓，后来逐渐衰微，至唐代，此类画像装饰墓葬已十分罕见，十国时期更是仅在高等级王陵中才有使用[101]。南宋早中期这类墓葬在本区大量流行。从宋代的历史背景来看，两宋之交到南宋时期，大量北方人因战乱南迁，四川地区就有大量来自陕晋地区的移民[102]。这些移民沿蜀道入川，迁徙的早期他们在靠近川北的青川、绵阳等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即本区的AaI、AbI式石室墓。或是这些地区在北宋时期就一直和其北部地区有着文化交流，但此时画像石的图案较简单，仅有简单的假门、备宴或斗栱。从这点来看，此时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

本区仿木结构画像石墓的分布地域东至达州[103]、西至乐山[104]、南至遵义、北至广元，这片地区大致是以大足至重庆一线为中心的。大足石刻有其浓厚的文化传统，北宋时期大足地区就出现了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可能是其石刻文化传统使然。当南迁百姓来到此地后，可能利用本地多山多石的自然条件，将原有的仿木结构砖雕壁画墓文化因素与本地石室墓和石刻传统结合在一起，使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在本区南宋时期大量流行。本地的上层人物，也接受了这一墓葬形制，如资中赵雄墓（从一品）[105]、华蓥安丙夫妇墓（从二品）[106]、遵义杨粲墓（从四品以上）、彭山虞公著夫妇墓（从五品）、泸县奇峰镇M2（从八品）[107]等。

因此，本区南宋早中期大量流行的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可能主要是由晋南等地百姓南迁至此后，与大足的石刻文化传统融合所形成的一种墓葬文化。

（2）从目前报道的纪年仿木结构画像石墓来看，本区中北部年代最晚的墓葬是下葬于1226年的虞公著墓。该墓与其妻子留氏墓的结构完全相同，两墓应大致是同时建造的。留氏下葬于1200年，其墓内石刻应是其死前不久或下葬前雕刻的。据留氏墓志记载，留氏为丞相留正之女，她比虞公著早逝20多年。留氏下葬时四川地区是相对安定的，而且其身份特殊，墓室雕刻内容的复杂是可以想象的。1206年“开禧北伐”后，宋金开战，1235年后蒙古南侵，四川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日趋衰落。虞公著墓的石刻不仅比妻子墓要简单，甚至无法与广元河西公社、荣昌沙坝子等南宋前期墓相比。这一现象极有可能是当时社会动荡导致其仓促下葬的结果，这也是四川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在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3）随着社会状况的更加恶化，这种墓葬在南宋末期基本不见了。此时发现的两座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均分布于本区南部的宋代播州地区，墓主人杨粲和杨文生前均是当地的“土皇帝”——播州土司。杨粲葬于理宗后期，该墓规模庞大、石刻精美，可能与杨粲生前在南宋抗蒙战争中十分积极并受到南宋政府的大力嘉奖有关。而且，播州地区所受的战乱可能略轻于北部，使这种墓葬在特定的人群中仍有继续使用的可能。但到了南宋最末期，同样身为播州土司、抗蒙有功的杨文，其墓葬规模根本不能与其祖父杨粲相媲美，而且元朝统一以后，杨文墓前的神道碑还被打断埋入墓中。

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在南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恶化，逐渐在本区退化并趋于消失。这种墓葬在本区源于战争、亡于战争，从葬俗上反映出宋代四川地区社会经济因战争而受到的影响是巨大的。

2.宗教因素

本区和成都平原地区同属唐代剑南道地区，道教文化传统也应十分浓厚。前文对道教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已有阐述，这种带有浓厚道教因素的仿木结构画像石墓流行于南宋早中期，与徽宗以后崇道之风的盛行应该有一定的联系。

成都平原地区的道教文化因素在墓葬中主要表现在俑和镇墓券上。本区随葬的俑与前者相比相对较少，镇墓券则尚未有过报道，道教文化对本区墓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了墓葬装饰上。雕刻在墓室四壁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表2-5：6、8、10、11、15、17、18、19），雕刻在墓室后壁的求仙图（表2-5：2、17、18），雕刻在墓室侧壁或后壁的瑞兽（表2-5：3、7、14、17、18），雕刻在侧壁的八卦、星宿（表2-5：10）。这些道教题材的墓葬装饰在成都平原地区是见不到的，而且也是北方地区墓室砖雕中不见或少见的，应是本区道教因素与葬俗相结合的产物。

与成都平原地区墓葬相比，本区道教文化因素在墓葬中的表现形式是有一定差异的，但这些差异似乎又有着相同的意义。仿木结构画像石墓中，墓门内两侧壁普遍雕刻有武士像，有的在墓室侧壁雕刻有文吏像（表2-5：9、14、19），这可能与成都平原地区宋墓中墓门内侧放置武士俑以及墓室两侧放置文俑、侍俑的意义接近。

3.地理及文化交流因素

（1）本区被巫山、龙泉山、大娄山、大巴山包围，区内还分布着许多丘陵。人们在选取筑墓材料时可能更多的是就地选取石材，崖墓和许多墓葬更是直接建造在山坡上或崖边。因此，本区以石材为主要的筑墓材料，是由地理条件所导致的。

（2）在这些画像题材中，出行、妇女启门、家居、侍从、孝悌故事等是北方地区宋代仿木结构画像砖墓的常见内容。武士图案[108]目前在北方地区主要见于山西南部的长治地区[109]，此外在河北井陉地区[110]和宁夏西吉地区[111]也有发现，河南、山东等地较为少见。因此，本区这种武士题材的画像内容可能来自晋南、冀南和宁南等地区，其中又以山西南部地区为主。与此同时，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宋代仿木结构画像砖墓中夫妇开芳宴的内容在本区画像石墓中很少见到。本区仿木结构斗栱普遍为一斗三升形制，不见北方地区的复杂结构，可能是由于石雕要比砖雕费力，因此没有像砖雕一样构建更为复杂的结构。

照常理推测，陕甘地区的百姓入川以后，会有很大一部分人流向较为发达的成都府地区，但是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成都府及其附近地区却极少见到这种仿木结构石刻墓。成都平原地区砖室墓因素一直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而本区西部的龙泉山则是两区之间的天然阻隔。从目前仿木结构画像石墓的分布地点来看，龙泉山似乎将本区的石刻文化因素大部分挡在了山脉以东地区。这可能使北方移民在进入成都平原地区后，在墓葬形制的选择上与当地文化趋同了。

（3）本区墓葬在盗掘现象严重的情况下，随葬的青白瓷、白瓷、青瓷、铜钱仍比成都平原地区要多。这可能是由于本区与荆湖北路西部地区和陕南地区的交流要比成都平原地区相对便捷，使这里与外界的交流增多，因此增加了外地产品和货币在本地的流通和使用。

表2-4 四川盆地其他区域及黔西北地区宋代纪年石室墓登记表

表2-5 四川盆地其他区域及黔西北地区仿木结构画像石墓、崖墓登记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表2-6 四川其他区域及黔西北地区出土宋代钱币无纪年宋代石室墓登记表

图十四 四川盆地其他区域及黔西北地区宋代墓葬形制

1.AaI式石室墓（绵阳杨家）2.AaII式石室墓（荣昌沙坝子宋墓）3～4.AbI式石室墓（南充韩家坟M1，青川竹园镇M1、M2）5～7.AbII式石室墓（广元河西公社宋墓、虞公著妻子墓、虞公著墓）8.AbIII式石室墓（遵义杨文墓）9.I式石室墓（长宁M2）

图十五 四川盆地其他区域及黔西北地区宋代墓葬随葬品

1.邛窑瓷碗（长宁崖墓）2.邛窑执壶（长宁崖墓）3.邛窑瓷瓶（仁寿古佛乡）4.邛窑瓷罐（岳池代家坟M1）5.青白瓷执壶（岳池代家坟M2）6.青白瓷碗（岳池代家坟M1）7.青白瓷盘（重庆井口宋墓）8.青瓷碗（巴中城区M1）9.青瓷盏（长宁崖墓）10.青瓷盏（邻水合流镇M1）11.青瓷碗（桐梓夜郎坝M3）12.青瓷钵（虞公著妻子墓）13.白瓷碗（巴中城区M5）14.白瓷执壶（长宁崖墓）15.白瓷碗（泸县奇峰镇M1）16.黑瓷盏（岳池代家坟M1）17.黑瓷罐（重庆井口宋墓）18.釉陶执壶（巴中城区M1）19.釉陶大罐（广元河西公社）20.釉陶小罐（广元河西公社）21.釉陶碗（广元河西公社）22.武俑（渠县渠南乡）23.文俑（渠县渠南乡）24.女侍俑（三台张心娘墓）25.男侍俑（三台张心娘墓）26.武俑（三台张心娘墓）27.文俑（三台张心娘墓）28.双面人俑（三台张心娘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