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2010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概述
肖扬 姜秀花 宓瑞新 史凯亮[1]
2006～201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妇女运动发展的重要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党的十七大报告完整提出和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保障民生、注重公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在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妇女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各级政府推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妇女发展纳入并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目标，要求“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妇女发展纲要”，为保证妇女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的实施将妇女人权事业推向新阶段；《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和评估，进一步强化了各级政府实施“两纲”的主体意识，“两纲”目标基本实现；《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就业促进法》《物权法》等与妇女权益关系密切的法律相继制定和修改，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落到实处；党的十七大赋予妇联等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使命，使妇联组织代表、维护、服务妇女群众的渠道进一步拓宽；妇联组织在源头参与、维护妇女权益方面上取得重要进展；社会性别主流化在各领域进一步推进，使妇女从更加公正的政策、方案和项目中进一步受益；各类妇女组织和媒介也在妇女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经济社会和妇女运动的发展为妇女/性别研究的繁荣发展带来了丰富的研究议题；富有创新性的妇联、党校、社科院和高校“四位一体”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设，为妇女/性别研究和学科建设主流化提供了机制保障；妇女/性别研究广泛的学科分布和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积累，不断加深研究者对妇女和性别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提升了妇女/性别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中国妇女研究会在促进妇女/性别研究进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主流方面的努力取得明显成效，妇女/性别研究条件更加有利，研究成果更加丰厚；配合妇联源头参与形成的大量提案、议案和立法、修法建议被采纳，进一步增强了妇女/性别研究服务于妇联工作和妇女发展实践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妇女/性别研究优秀成果奖和优秀组织奖、妇女/性别研究优秀调研报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奖机制的常态化，推进了妇女/性别研究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促进了妇女/性别研究队伍的成长壮大；中国妇女研究会和各基地妇女/性别教学研讨和培训工作的制度化、常规化，加强了妇女/性别研究的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进一步整合了资源，推动了科研和学科建设；活跃的学术研讨和国际交流活动，开阔了视野，凝聚了研究力量，丰富了研究内容；中国妇女研究会的专业委员会和各地团体会员单位、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等各研究机构和学术共同体的蓬勃发展，为妇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后备力量；专业性学术刊物的发展为妇女研究成果传播提供了更多交流共享的平台。
一 妇女/性别研究统计性描述
1.学术论文数量持续增长，质量明显提升
以“妇女”“性别”“女性”三个关键词对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会议论文数据库、博硕论文数据库所有学科领域（以下简称“全科”）和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辑与二辑、经济与管理科学四个学科领域（以下简称“四科”）的论文题目分别进行检索发现，2006～2010年相关研究成果总量远远高于上一个五年（见表1）。
表1 中国知网期刊、会议论文、博硕论文数据库中妇女/性别研究成果统计
在学术论文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学术质量也相对提升。在“四科”中对题目含有“妇女”“性别”“女性”的期刊论文进行检索，发现2006～2010年在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和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比2001～2005年在绝对数量上有较大增长，但在“四科”妇女/性别研究的期刊论文总量中占比未现优势（见表2）。这与许多非社科核心期刊的涌入及其发文量的增加有一定关系。
表2 中国知网“四科”妇女/性别研究论文在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和CSSCI发表数量统计
2.学术著作成果斐然，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通过对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信息中心等馆藏图书和相关出版社、网上图书商城等书目的搜索，可以看到，2006～2010年出版的论著比2001～2005年增加了一倍多。总体来看，各学科成果斐然，特别是女性学、女性心理学、女性经济学、妇女法教程、女性社会学教程等学科课程教材以及《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通史》等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妇女就业、妇女与媒介、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等传统研究议题的创新发展和女性与空间、妇女与旅游、男性气质等新兴领域研究成果的出现，进一步拓宽了妇女/性别研究空间。国外妇女/性别研究及成果和译著的大量出版，开阔了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视野。《中国女性文化》《中国女性主义》《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等以书代刊类图书的密集出版，凝聚了研究力量，扩大了妇女研究成果交流平台。
3.基金支持力度增大，项目成果丰富
在中国妇女研究会的积极推动下，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对妇女/性别研究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明显提高，各省级机构和高校系统对妇女/性别研究的项目资助日益增多。2006～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累计批准立项的妇女/性别研究课题达88项，是2001～2005年（32项）的近3倍。立项项目由2001～2005年的14个学科领域发展到18个学科领域，其中获得资助最多的是社会学（23项），其后依次是中国历史（12项）、人口学（11项）、中国文学（8项）。[2]在教育部“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中，设立了更多的涉及妇女与性别研究的课题。这五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累计资助妇女/性别研究课题高达721项（包括一般项目、基地重大项目、重大攻关项目、各类专项及后期资助项目）。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妇女/性别研究课题也有了重大突破，共有10个课题立项。
基金项目的增多催生了大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知网“四科”中对题目含有“妇女”“性别”“女性”的期刊论文进行检索发现，2006～2010年基金论文数倍于2001～2005年的基金论文（见表3）。其中国家级基金论文涵盖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国家留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攀登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20余种。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福特基金会等国际基金组织在支持中国妇女/性别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表3 中国知网“四科”期刊论文中基金论文发表数量统计
4.学术研究机构和组织系统化、网络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据统计，到2010年底，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个计划单列市都建立了妇女研究机构和组织，其中北京和上海以其区位优势和妇女研究人才优势，凝聚了30多个相关研究机构和组织。到2010年，中国妇女研究会的团体会员发展到112个，其中妇联组织的妇女学会、研究会、研究所和研究中心42个；社科院系统妇女研究中心9个；高等院校妇女研究中心47个；党校妇女研究中心2个；其他妇女研究组织12个。[3]
2006年，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与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21个单位共建“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形成妇联系统、党校系统、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和高校系统以妇女/性别研究力量为主体的“四位一体”的妇女研究网络。在中国妇女研究会的带动下，一些省妇女学会纷纷在本省与有关高校、党校和社科研究机构合作，建立省级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此外，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才研究会妇女人才专业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性别与法律研究网络等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使妇女研究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趋势。2007年9月“中国社会学学会女性/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的正式成立，确立了中国女性社会学作为中国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学科地位。
妇女/性别研究的组织化、制度化程度明显提高。各个基地与其他妇女研究机构和组织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学术研讨和培训，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入社会科学主流，促进女性学学科建设，配合妇联进行妇女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主动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等，为妇女/性别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专家资源和智力支持。同时，妇女/性别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强，在高校系统，妇女/性别研究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已成为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 妇女/性别研究特点
1.研究广度和深度有所拓展
（1）研究议题更加广泛，学术空白得到填补。与前三卷相比，本卷《中国妇女研究年鉴》在专题研究综述中涉及的议题显著增多，新的研究议题或以前重视不够的研究领域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填补了这些方面的学术空白或研究不足。例如，受流动影响的女性研究不仅聚焦于农村流动妇女的就业、社会融入以及婚姻家庭、健康问题，而且对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和多重角色研究也给予关注。在妇女贫困领域，移民搬迁与贫困、气候灾害与贫困等也成为新的研究议题。在妇女与环境领域，妇女与减灾研究、妇女与绿色消费研究等成为新的热点。
（2）研究内容更加丰富。除新兴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学术积累外，在一些传统的、延续性的专题研究领域，也不断出现新的学术生长点。在就业领域，男女不同退休年龄引起的退休政策公平性和对妇女收入与职业发展的影响问题引起广泛讨论。在妇女工作领域，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也涌现出大批研究成果。在妇女土地权益保护方面，既延续了以往对法律、土地政策缺陷和习俗作用的关注，也对市场化发育不足、土地制度和财产分配制度的性别歧视等进行分析。
（3）研究更加深入。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和中国妇女运动发展规律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课题和学术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对一些基本概念的梳理体现了求真务实的学风。如关于妇女时间贫困、精神文化贫困等概念的讨论，对男性气质理论的讨论，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化释义，等等，这些都促进了研究的深入。三是一些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如在妇女与科技编年史学方面的系统总结和探讨，从社会性别视角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佛教的重新解读，对中国妇女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等等。四是“眼光向下”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品格，一些研究者以参与式的方法体验女性生活，通过观察见微知著，透析微观现象背后的宏观社会结构性特征。如何明洁（2007）对酒店女工群体性别化年龄的考察，潘毅（2007）对国家权力、全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与工厂女工的考察，等等。五是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化。许多领域的学者尝试对不同妇女群体进行分层研究，揭示多元化的妇女生活样态及其处于不同社会境遇的制度性因素和治理方案。
（4）方法更加多元。这五年，除延续以往的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定量定性方法、口述史方法、参与式行动研究、参与式观察和田野调查等方法之外，女性主义民族志方法、专家评议法、计量学方法、实验法、心理测试法、个案分析法、地理定位法等都得到灵活运用。另外，跨学科、多学科研究也得到更大发展。
2.注重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
在推动妇女/性别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方面，全国妇联、中国妇女研究会及地方各级妇联和妇女研究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专业性妇女研究机构也密切关注中国相关立法修法进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成果的社会转化。
妇联组织和妇女研究会在推动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方面，一是推动各级政府将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纳入国家、地区和部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如，在国家层面，“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妇女发展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目标。二是积极探讨如何将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2006～2010年，中国妇女研究会连续几年举办研讨会，讨论如何将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纳入法律政策的制定、实施及监测评估过程。在研讨的基础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开发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体系，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将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指标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建议。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期指标的调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指标论证中，妇女研究成果都得到充分采纳。三是中国妇女研究会联合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专家学者，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务员法》《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社会保险法》《村委会组织法》《劳动合同法》《物权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等近30部与妇女权益关系密切的法律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力求将有利于性别平等的条款纳入法律政策。四是各级妇联和妇女研究会积极探索、研究服务于妇联工作和妇女发展实践的新途径，抓住每年“两会”召开的有利时机，就有关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有价值的提案、议案建议稿；密切配合全国妇联的源头参与工作，为扶持城乡妇女创业就业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农村妇女“两癌”检查、提高农村妇女进入村“两委”比例、促进高层次女性人才成长等政策措施提供研究支持。此外，妇女/性别研究成果还经常以《妇工要情》《信息简报》《研究内参》等方式向中央有关部门报送。
相关研究机构在推动法律和政策以及在项目实施中推动成果转化方面，一是通过直接提交意见、建议的方式开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网络于2007、2008年两次联合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提交《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性骚扰案件若干规定》的项目专家建议案，2010年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网络向“两会”提交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建议等，积极以研究推动对妇女暴力的相关立法与司法改革。二是通过项目研究或干预促进地方实践。如“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推进/探索/构建”等一系列社会性别预算项目的开展，推动了河南省焦作市、河北省张家口市、浙江省温岭市和广东省深圳市在实践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的“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项目在试点地区浏阳市出台了中国首个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拓展和深化了当地的反暴力实践。“陕西省农村参政妇女能力建设”（合阳二期）项目的实施，提升了当选女村官的执政能力，将社会性别与善治引入了村务管理及新农村建设。三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得到相关部门、机构的重视和采纳。西安交通大学开展的“中国社会政策协调和社会性别平等促进项目”成果得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批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承担的“拐卖/拐骗妇女儿童问题研究——以流入地为视角”项目成果《华东五省云南/广西被拐卖骗妇女儿童流入地个案调研项目总报告》获中央领导批示并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等等。
3.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本卷年鉴对13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综述，展示了妇女/性别研究逐渐进入学科主流的大致情况。总的来看，虽然有些学科还处于基础性建构阶段，但学科教育在走向规范化、系统化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课程设置、教材开发、学位教育与人才培养、教学和研究网络/信息平台建设等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良性机制，促进了妇女/性别研究在主流学界的发展。
（1）课程设置
这五年间，妇女学的主干课程框架已基本成形，并逐步向相关领域发展，形成交叉学科课程。以妇女/女性学概论、妇女/女性学理论、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社会性别基础知识、女性/性别社会学、女性文学、女性心理学、妇女社会工作、性别问题研究专题等为主干，妇女学课程已初步建构相关的课程框架，能够为本、硕、博的专业教学提供系统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妇女学一些核心思想和理论已经被引入美学、史学、犯罪学、法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医学、建筑学等学科，一些高校开设了相应的妇女学课程。[4]特别是“四位一体”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建设。早在2007年由21个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为主体举办的“妇女/性别教育与培训机制化发展研讨会”上，各基地汇总形成了包含551门课程的妇女/性别教育培训资源库。[5]到201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已有100多所高校开设面向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各个层次学生的女性学课程，涵盖公共选修和必修、专业选修和必修以及素质教育、博雅课程、通识教育等各类课程充分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多学科、跨学科、跨领域的新发展。
（2）教材建设
2006～2010年，女性学本土教材的编写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有几十部教材面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女性文学教程》（乔以钢、林丹娅，2007）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图书出版工程。在本土教材开发过程中，相关研究和研讨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支持作用。如，在此期间召开的全国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设研讨会、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建设与发展经验研讨会、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暨高校女性文学教材建设研讨会等都对教材开发进行了交流和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2010年年会也把“性别与法律教材的完善与教材的使用方法”“性别与法律教学方法的探索”作为两个重要议题。“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在教学、研究、行动联动的基础上，共资助/收购/开发优秀课程22门（包括本科生课程和研究生课程），评选推荐课程两批共34门，资助、收购、征集和出版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9部。
（3）学位教育和人才培养
学位点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2006年，教育部将女性学列入了本科专业，中华女子学院首次招收30名女性学专业本科生。到2010年，中国大陆已有90所大学和研究院的83个硕士学位点和24个博士学位点分别招收女性/性别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涉及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多个学科门类。
课程设置和学位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师资队伍和妇女/性别研究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妇女/性别研究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趋势明显。更多地受到良好学术训练的年轻学者的加入，为妇女/性别研究注入了活力。
（4）教学和研究网络/信息平台建设
这五年间，一些以研究课题和项目为纽结形成的跨地区、跨单位的研究网络，或以课程结成的教学网络、专业性学术研讨和课程教学研讨活跃，为女性学教学与科研人员提供了信息交流平台，促进了教学和人才成长。
在加强教学和研究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方面，一个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中国妇女研究会及其建立的21个“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组织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在中国妇女研究会每年的学术年会上都专门开设中国妇女/性别学科建设专题论坛，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交流。中国妇女研究会支持的，由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厦门大学等高校牵头建立的全国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设研讨制度已坚持了数年，对促进学科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中国妇女研究会教育专业委员会也召开不同主题的年会，研讨并编辑出版女性学课程教材，推动妇女学学科建设。许多省区市妇女研究会与高校积极开展合作，推进本地的妇女学学科建设。
另外一个重要力量是来自2006年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以“发展中国大陆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课题为基础构建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该网络通过定期的教学研究与经验交流活动，积极开展具有网络特色的行动-研究-教学三联动课程建设，构建了知识生产、传播、积累、传承的全新机制。该网络还开展中国大陆唯一的全国性妇女/社会性别学科课程评优活动，并组织一些区域性、专业性的学术研讨，活跃了妇女/性别研究与教学。
此外，一些专业学会年会妇女/性别论坛的开设、妇女专业委员会的建立与一些高校的自主性活动，都有助于学科建设进程的推进。如2006年后历届社会学年会都设立性别分论坛，历年中国人口学年会和在此期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2007）都设有女性人口研究方面的议题，凝聚了人口学领域的妇女/性别研究与教学力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委员会对中国女性文学和高校女性文学教材建设的研讨，促进了女性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等等。这些都有效地推动了妇女/性别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
三 主要研究进展
鉴于妇女/性别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以及研究议题的多元性，无论依据学科、研究方法抑或研究对象分类，都可能出现偏颇或重复现象，本年鉴在借鉴前三卷年鉴和其他妇女/性别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妇女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有关妇女的法律政策研究、妇女/性别基本理论研究、女性学学科建设研究以及国外妇女/性别研究五个方面对这五年妇女/性别研究做一个简要概述。
（一）妇女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
妇女发展的社会议题众多，本部分着重选取妇女就业、参政、教育、健康、婚姻家庭、贫困等与妇女发展关系最密切的几个重大社会议题来反映妇女发展状况，此外，女性高层人才研究也因在这五年中表现突出而被列入其中。
1.妇女与就业研究[6]
与2001～2005年相比，这五年妇女与就业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内容不断深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非正规就业与职业行业性别隔离研究有新的突破。越来越多的研究建立在全国或地方性实证调查基础之上，既有截面数据研究，又有纵向追踪数据研究，无论是对女性整体就业还是对大学生和研究生就业状况的研究都更为深入。通过定量及定性研究，学者们认为女性非正规就业取向明显，在扩大两性收入差距、加剧两性职业技能和职业层次分化、降低女性职业安全和社会保障方面带来不利影响，此外，中国非正规就业者面临社会保障制度障碍、相关法律缺陷、就业市场道德观念缺位等多重障碍。
第二，就业性别歧视的研究更为全面。研究者发现，就业歧视造成了女性经济参与机会不平等、职业地位下沉、劳动权益问题突出、失业率较高、再就业困难。就业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包括就业机会歧视、薪酬歧视、怀孕歧视、晋升歧视、性别隔离和退休年龄及退休金待遇不平等。女大学生就业难是对中国女性整体就业问题的折射，反映了女性就业、参与发展、两性和谐以及社会公平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第三，收入性别差距与退休年龄问题研究进展明显。研究发现，在过去的20年中，性别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市场机制是导致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最近十年来性别歧视已成为更为重要的因素。很多学者认为男女不同龄退休与宪法精神不符、与科教兴国战略相悖，阻碍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性别平等的进程。对于实施男女同龄退休的必要性研究方面，2009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男女平等退休研讨会分别从人权、财政、劳动社会保障、社会性别和公共政策、人口老龄化及经济发展等不同视角，讨论了实行男女同龄退休的必要性。
2.妇女参政研究[7]
首先，这五年中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与上五年相比，研究对象除了传统妇女参政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人群，如人大女代表、女领导干部、女村官等之外，还涉及了不同地域、民族、年龄和阶层的妇女群体。从研究议题来看，既包括对妇女参政内涵的界定，也包括对妇女参政意义的探讨；既有对妇女参政状况的调查和描述，也有对阻碍妇女参政的原因的分析和总结；既有对妇女参政法律政策的分析和评估，也有对促进妇女参政行动的梳理和总结。
其次，研究角度和方法有新的突破。妇女参政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各种理论和框架来深入思考和分析相关问题，研究视角和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除了理论推演、文献研究、定量和定性调查之外，一些研究者还运用构建模型来分析妇女参政领域的问题。
最后，研究和实践的结合更为紧密。许多研究议题都是从实践需要中产生的，许多项目和工作都是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合作开展的。研究成果既推动了实际工作的开展，同时又在实践中得到了总结和提升。
3.妇女与教育研究[8]
这五年妇女与教育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国际与比较教育视野下的女性教育理论研究进展明显。学者们不仅以女性主义视角对主流教育进行审视与批判，也着眼于在此基础上建构女性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既有从女性主义哲学视角对女性主义教育观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的全面审视，又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探讨学生、教师、教材、教学之间的关系，还有从性别视角对中韩两国的女性教育理念、制度和实践进行的比较研究。
第二，女子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倾向逐渐显现。2006～2010年，女子教育史尤其是近代女子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无论是制度史还是思想史研究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尤其是女子学校教育、教会女子教育、女子职业教育、妇女社会教育、女子留学与高等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研究者们十分注重研究方法和视角的选取，自觉地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观照，呈现出教育史、社会史和妇女史相互交叉、共同繁荣的局面。
第三，女子高等教育研究成为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女性高等教育在基本理论问题、女性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发展、女子高等院校、女大学生、高等院校女教师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显示出学者们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极大关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学者从性别视角对女子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观照，这一领域的研究广度得以拓展。而随着多学科的介入，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小题大做”式的研究不断涌现，研究纵深推进明显。
4.妇女健康研究[9]
与上个五年相比，妇女健康领域的研究中一些新的研究议题，如本土化的妇女健康促进实践、妇女特别是女大学生/研究生和女教师等高知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重要研究方向；而多元差异视角，如全球化视角、民族多样性视角、公共管理视角、公共健康伦理视角、文化观察视角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运用。基于妇女需求的干预研究和行动研究在艾滋病、生殖道感染、青春期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开展，赋予了妇女权力，增强了妇女的能力，促进了妇女健康，从而使国家、组织和个人都从先进的生殖健康理念和实践中获得利益，并使这些工作具有了开创性和本土化的意义，创建了不少新的参与性健康促进模式。
5.妇女与婚姻家庭研究[10]
这五年来，妇女与婚姻家庭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化与现代化对农村家庭性别分工的冲击引起重视，二是剩女成为婚姻挤压问题中新的研究热点，三是工作与家庭平衡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一些学者指出，流动使得农村家庭出现“离散化”现象，流动带来的个体化和居住模式变化虽然部分改变了家庭权力关系以及性别规范，但家庭父权制在流动中仍然得以延续和重建。虽然剩女议题的社会关注度较高，而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剩女是一个伪命题，女性在各年龄组及受教育程度下都基本处于短缺状态。关于“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原因，有学者指出，人口、家庭的发展与变化趋势总体上加剧了家庭照顾的复杂性和难度，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公共服务投资的减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现有的企业政策和文化都不利于劳动者缓解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和冲突。
6.妇女与贫困研究[11]
妇女与贫困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领域得到拓展。以前未曾或较少关注的领域在这一时期都有研究者涉足，如移民搬迁与贫困、气候灾害带来的新型贫困和性别差异化影响。新的边缘状态的贫困妇女人群，如贫困与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得到关注，而以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强化弱势群体的易受损害性也第一次进入女性研究的视域。第二，研究主题更加丰富。女性贫困的代际传递、贫困妇女的精神文化贫困、时间贫困等主题开始得到关注，而分析视角也呈多元样态，如从制度与权利、资源、社会排斥和易受损害性、社会转型和新贫困、日常生活的视角来分析均大大增加了贫困与性别研究的维度。第三，研究框架的初步探索。许多研究已不再停留于对妇女贫困现状的描述上，在建构一个更为复杂、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多重交叉的视角在揭示社会性别机制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多层变量的复杂分析框架在社会性别敏感的贫困监测系统上的运用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7.女性高层人才的研究[12]
女性高层人才研究是2006年以来兴起的妇女/性别研究的热门领域，研究成果呈井喷态势，迅速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2006～2010年，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女性高层人才研究的文章比1988～2005年的总和还多。这五年来，女性高层人才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女性高层人才现状研究。大多数研究都认为，高层人才中性别比严重失衡，女性在高层人才中比例比男性低。第二，对高层女性人才结构性缺失的因素分析。学者们一般认为教育中的性别隔离和歧视是重要原因，大学教育上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现象，专业训练的过程多由男性主导；媒介宣传上的刻板印象也不容忽视；而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又加重了这一现象；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女性人才更多地承担了子女抚养、家人照顾和日常家务劳动等责任，并形成“劣势累积”；高层人才结构失衡的再生产作用，即现有决策领域中的女性缺位易导致女性的能力与成就难以得到认可，而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成为进一步强化因素。第三，改善女性高层人才结构的政策与建议。由于女性在高层人才结构中的失衡状况，多数研究认为应通过公共政策来改进结构失衡，主要是国家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有关幼儿和养老照料等国家政策会影响女性职业发展，同时要改革不平等的退休政策。
（二）有关妇女的法律政策研究
对现有法律、政策和制度进行社会性别视角的审视和分析不仅是妇女/性别研究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有利于改变政策法规中的性别盲视，将社会性别纳入公共政策和法制建设的主流。
与前三个五年一样，妇女的社会保障、妇女的土地权益、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等议题都得到了研究者尤其是法律学者的积极关注，同时，对现有公共政策的性别分析也得到了延续。总体来看，与上个五年相比，各个议题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
有关妇女社会保障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研究立场的转变，更加注重男性参与、源头参与。部分对于生育保障的研究开始关注男性在生育中的角色，提出强化男性生育责任。研究者不仅关注如何在实践中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而且研究分析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性别中立甚至性别歧视导致女性合法权益的损害，积极关注并参与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的出台，推动将性别视角纳入相关法规。研究不再把妇女仅仅看作生理上的弱势群体给予保护，而是从将男女平等与妇女特殊生理特点相结合的角度，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如对同龄退休问题的研究，不再仅仅从妇女养老收益受损角度出发建议男女同龄退休，而是从妇女不同龄退休是对妇女就业权的侵害出发，提出要维护妇女就业权，就要实行男女同龄退休。[13]
从对妇女土地权益研究来看，上个五年学者们主要从婚姻流动、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缺陷、法律缺陷与传统习俗的作用等方面论证妇女土地权益缺乏保障的根源，而这五年的研究进一步理清了这一问题，将妇女土地权益缺乏保障的根源归结为以下四点：一是法律漏洞或缺陷；二是土地制度歧视论；三是以财产分配为代表的非成文制度对妇女的歧视；四是市场发育不充分。由于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法学和社会学居多，对法律政策的缺陷分析较为深入，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也提供了大量经验证据，因此在如何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上，大多数学者从法律角度提出操作性较强的政策建议，如修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强对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审查和制约，以迁徙作为确定土地承包权变化的判断标准来拟定法条；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条件下，在婚姻半径内的村组实行统一的土地承包办法；建立农村妇女救助保障体系，对家庭关系结束、陷入贫困的妇女给予物质救助和法律援助。[14]
而在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研究中，一些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对家庭暴力、性骚扰从表现形式到本质、危害等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揭示；对于反家庭暴力、性骚扰立法和司法中的难点（概念、证据规则、责任承担等），学者们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对于强奸罪立法的性别盲点，结合司法判例，进行了社会性别分析。而围绕热点问题的学术争论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重要特点。“人身保护令”的司法改革体现了中国防止家庭暴力理念的重大转变，开辟了国家公权力防治家庭暴力的新途径，学者们也对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97年中国修订后的《刑法》将嫖宿幼女的行为从奸淫幼女罪中抽离，作为独立的犯罪。2009年媒体曝光的一系列嫖宿幼女案件，暴露了设立这一罪名的危害，学界再次对它的存废展开争论：赞同取消该罪的学者认为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废止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的行为收归强奸罪之下；以奸淫方式嫖宿幼女的，构成奸淫幼女型的强奸罪；对以猥亵方式嫖宿幼女的，应纳入猥亵儿童罪之中。也有一些学者站在立法者一边，从法理角度为嫖宿幼女罪的存在合理性进行辩护。[15]
2006年以来，现有公共政策的研究仍是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话题，他们在诸如农村中的社会性别问题、社会性别与立法、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女性参政议政、社会性别与社会保障等领域引入了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取得了不少实质性成果，而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中如何贯彻社会性别的观点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重要方向。学者们提出了更多完善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研究思路，如继续推进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纠正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借鉴国外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做法等，尤其是妇联组织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重视，这是这五年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的明显进展。[16]
（三）妇女/性别基本理论研究[17][18]
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两个方面对这五年中妇女/性别基本理论研究进行概述。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
2006～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内涵；③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作用；④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贡献；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构建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是2006～2010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在2008年召开的中国妇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国妇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这一概念。顾秀莲指出这个体系是妇联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个新构想，要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工程中，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为妇女运动理论建设提供宝贵经验。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当代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重点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条件、道路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开创妇女发展的新局面提供了理论指导。学者们还从思想渊源、历史地位和方法论指导等方面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中国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指导作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注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发挥妇女的伟大作用，不断促进妇女地位的提高，重视妇女理论研究和妇女解放事业。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密切结合中国国情，将中国妇女所受压迫概括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枷锁，阐明了中国妇女受压迫根源的多重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重要理论，为新时期妇女研究奠定了新的认识论基础；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精髓，紧扣时代脉搏，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发展趋势，在妇女发展特别是男女平等和妇女权益保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使这一理论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构建中国特色妇女理论体系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关键是与当代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同时还要注意借鉴西方妇女运动研究的优秀成果。
2.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
这五年中，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西方女性主义先驱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系统。第二，在“后”学语境下，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一些新兴研究领域的活力更加凸显。第三，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在其他学科和理论研究中的渗透更为深入。
这五年中，对西蒙娜·德·波伏瓦、朱莉娅·克里斯蒂瓦等西方女性主义先驱的研究进一步持续和深化。2008年波伏瓦百年诞辰之际，国内掀起了解读《第二性》、理解波伏瓦的高潮。波伏瓦的自我意识、他者、承认和自由等论题依然得到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同样，关于克里斯蒂瓦的学术理论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国内学者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有学者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性别视域中的演进与拓展，随着“后”学语境中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急速发展，后现代女性主义也得到了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苏红军、柏棣主编的《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2006）对西方女性主义在当代全球化加剧氛围中关注的主要议题进行了梳理，而针对女性主义理论中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更为多见，如曹剑波对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的知识论问题展开了连续研究。在此背景下，朱迪斯·巴特勒、露丝·伊里加蕾等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家的研究也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学者对其的研究有的聚焦于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研究，有的着力于巴特勒的一般理论研究，有的分析了巴特勒的身体观。近年来，在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热点之后，生态女性主义也随之成为当前女性主义理论中最具活力的流派之一。如果说上个五年是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阶段，那么这个五年则是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深入拓展阶段，开始更多地着眼于中国本土实践经验，力求将生态女性主义中国化。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等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性别理论的影响正在日渐凸显。以文学为例，刘思谦认为，性别视角的运用标志着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进程中一次静悄悄的学术转型，乔以钢则将“性别”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范畴看待。除了在传统主流学科渗透之外，女性主义理论与国际关系、传媒、艺术以及科技等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融合更加快速和直接，并呈现出越来越广阔的生长空间，是这五年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特点。
（四）女性学学科建设研究
本年鉴学科建设部分从相对成熟的学科和新兴研究领域两个部分加以概述。五年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女性文学、女性史学、女性哲学、女性教育学、女性社会学、女性人口学六个分支领域，究其原因，与这几个学科的学科教育逐步走向规范化、系统化，学术成果的生产和人才培养形成了一定的良性机制，学科发展相对成熟有关。与此同时，女性经济学研究、女性人类学研究、女性与科技研究、男性气质研究等新兴领域以其新颖的视角和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显示了其发展潜力。
1.一些学科稳步推进，主流化程度有所提高
（1）女性文学研究[19]
这五年，女性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性别”作为文学阐释的一个有效范畴，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者性别意识的自觉与深化、性别视角与其他分析理论的综合运用，成为文学研究中常见的现象。二是女性文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古代文学领域较前五年研究成果明显增多，一批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集相继出版。由于新史料的发现、新视角和新方法的引入，现代文学研究对女作家经典作品的跨学科研究、对男性作品特别是男性作家所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的“再解读”进一步深入，张爱玲研究再度成为热点。空间的敏感和再思、性别与空间迁移的经验成为当代女性写作的新亮点，空间概念被自觉纳入女性文学批评之中，性别问题被更多地放到了与社会空间的关系中去探讨。另外，以性别为中介联结文学与社会历史，对文学话语、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加以重新审视，成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三是研究者具备自觉而鲜明的“理论本土化”意识，更加注重对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以及文本的民族性、地域性之间的契合度进行辨析，对女性文学研究的资源、方法、主体性问题、本土化问题、文学史观念问题等目前女性文学研究领域中比较深层次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得到进一步探讨和廓清。在文学领域，城市的开放和全球化的推进带动了人们的迁移，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故乡/城市空间的感受，性别与空间迁移的经验成为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亮点。
（2）妇女/性别史研究[20]
其一，新理论的引入、新材料的运用成为妇女/性别史发展的新趋势。权力理论、身体理论、文本分析、历史记忆等新的理论和研究思路被引入妇女/性别史研究中，对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唐代墓志、清代官府文档、法律文书等考古资料和新史料的运用更为自觉，推动妇女/性别史研究走向深入。其二，妇女/性别史研究的视野、空间、深度得到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在学科方面，性别研究视角被广泛应用到科学史、医疗史、教育史、文化史等领域。在研究对象方面，从少数上层妇女与女性精英人物逐渐转向普通民众，对一些特殊的社会阶层如女工商业者、寡妇、尼姑、女道士、女山人等展开了微观研究。在研究时段、研究区域方面，近现代妇女史的一个趋势是从清末民初逐渐向民国时期拓展；尤为明显的是，有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集中于对城市所出现的妇女/性别现象——女性自杀问题、生育节制运动、分娩卫生的研究。女性身体史研究、性别与媒介的关系研究成为这五年的研究热点，不仅丰富了妇女史研究的内容，更扩展了传统史学研究的领域。
（3）女性主义哲学研究[21]
一是对西方经典原著的翻译和解读更为系统化。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宗教心理学、生态伦理学理论，酷儿理论，性别身份理论，被系统介绍到国内，2010年出版的《女性主义哲学指南》，更是从一个宏大的、全方位的哲学场景中展现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二是对女性主义哲学基础问题的研究呈现深入发展的态势。其一，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持续受到关注。女性主义哲学方法论特征，女性主义认识论演进中的平等认知主体问题、优势认知群体问题、女性经验与知识客观性问题，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使命及其对知识生产的意义，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论，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及其批判困境等成为讨论的热点。其二，伦理学研究本土化趋势明显。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关怀伦理的视角介入政治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心理学和建筑设计等领域；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实践问题，从应用伦理学领域，尤其是运用生命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等视角研究女性主义伦理学进一步深入。其三，“差异”“性别差异”与平等成为讨论的热点。研究者强调女性主义哲学要思考包括多元和差异的体验，把女性和边缘人的利益、体验和话语引入哲学，以开辟平等和公正的思维空间。其四，身体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这五年，国内学者注重对于“身体”“身心关系”和“缘身性”（embodiment）等范畴的研究，批判父权制哲学和社会体制通过对身体范畴的建构维持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强调确立女性作为身体及其体验主体的地位，围绕着身体探讨一条通向性别平等和解放的路径。
（4）女性社会学研究[22]
这五年，女性社会学在以下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景象：其一，女性社会学从描述性研究转向概念和理论建构。一些新的、具有本学科和本土特征的重要概念、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被总结提炼出来，[23]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为深入和系统。其二，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进入制度化和网络化发展阶段。这五年，“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等23个课题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建立并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中国社会学学会女性/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成立并连续举办中国社会学年会性别研究分论坛，表明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知识建构、学科地位得到国家和主流学界重视。其三，女性社会学在主流社会学中的地位逐渐显现。劳动就业、社会政策、政治权力、家庭社会学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妇女健康、妇女教育、性别文化、社会阶层和地位、环境保护、生活方式、休闲、互联网、女性犯罪等领域受到较多关注，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事实出发探讨性别问题的女性社会生活史研究新近崛起，并成为女性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亮点。
（5）女性人口学研究[24]
女性人口学研究议题在前五年的基础上更为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主要表现在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的女性人口的婚姻与家庭问题研究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已婚妇女自主选择婚居模式、“剩女”、“搭伙夫妻”现象、农村留守妇女的夫妻关系状况成为热点话题。在生殖健康研究方面，女性人口学发展了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性评价体系，管理者与服务提供者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受到关注，老年女性和女童成为新的健康关注群体。与教育有关的女性人口研究，与五年前相比，不再仅仅停留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的层面，而是更加注重区分不同的教育层级、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与这一时期流动人口持续高位和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的宏观态势相契合，学界对人口流动与女性发展、人口老龄化与老年女性等问题的研究得到很大关注。同时，研究者也更为注重把女性问题置于宏观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放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突出性别问题与宏观制度、微观家庭决策之间的互动；实证资料更加丰富；一些学术成果提出了原创性的理论框架、概念和观点。
（6）女性主义法学研究[25]
这五年，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得到全面深入的发展。一是女性主义法学的引入、反思和本土化进一步深入。二是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展。社会性别分析不仅在宪法、刑法、婚姻家庭法、劳动法、诉讼法、国际人权法和法律教育等诸领域展开，还扩展到对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贸易法中的基础概念的批判，以及对最惠国待遇原则、WTO原产地规则和WTO农产品协议的性别分析。三是研究的议题不断深入。在法律领域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这五年的核心议题，法律教育、法律职业中的性别主流化也受到关注，研究涉及教育和法律职业中女性的状况，性别与法律教材的编写与使用方法，教学过程中的议题、方法和策略。与前五年相比，婚姻家庭权利和法律、就业性别歧视、家庭暴力、性骚扰、农村女性土地权益问题的研究数量明显增多，研究角度多元，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另外，嫖宿幼女罪成为新的关注点。
（7）女性主义政治学研究[26]
其一，对西方女性主义政治理论的评介进一步深入。这五年，对女性主义与性别正义的讨论仍在继续，并深入到对中国和谐家庭、家庭正义的追求。女性主义公民资格理论、南茜·弗雷泽的政治哲学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二，在本土研究中，妇女政治参与、妇女组织、性别与公共政策等研究占有重要比例。妇女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更为充分。其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进展突出。研究的学理化分析程度加强；对国家和国际无政府状态、权力与安全、战争与和平、世界秩序与正义等国际关系学核心概念和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得到拓展；妇女在战争中的特殊遭遇以及她们在实现和平中的作用，由“慰安妇”引发的对社会性别、民族、国家间关系的思考；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性别政治等国际关系中的“妇女问题”研究进展显著，研究者还以女性主义视角研究了中国高校学生的安全观和中国的对外关系，逐步形成了独立的研究体系并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其四，在女性主义政治学研究中，发展中国视角的努力开始凸显出来。宋少鹏在《中国女权思想真的被西方理论绑架了吗？（2010）》中对中国妇女主体性与特殊性的探讨就体现了这种努力，这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2.新兴研究领域快速发展，显示出新的学术发展潜力
（1）女性经济学研究[27]
这五年，经济学界对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一是对国外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其方法论的特点、其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介绍得更为细致和深入。二是研究内容、研究领域逐渐扩大，从劳动经济学关注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问题，逐渐扩大到公共政策、无偿劳动、时间分配、照料劳动等领域。社会性别预算是这五年研究的一个重点，涉及社会性别预算的概念界定、参与式特征、一般理论、国外的成功模式和案例、在中国推动社会性别预算的试点情况、挑战和发展路径等，对提高公共政策的性别敏感度、增强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三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四是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除了经济学中最常使用的各种定量研究方法之外，逐步采用了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案例分析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2）女性人类学研究[28]
这五年，女性人类学越来越以一个独立而重要的学科领域出现。其一，与早期侧重概述性不同的是，理论译介更加系统化、前沿化和专业化，尤其是引进了海外的研究个案和专题性研究。其二，研究对象涉及面更广。研究持续了以往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关注，农村流动妇女、留守妇女、僧尼、从事性服务的女性、都市女性等女性人群也都被纳入了研究视野。其三，研究主题有更深的扩展，涉及的内容从社会组织到婚姻家庭、从礼仪习俗到性别关系、从情感分析到对策建议。在亲属关系和婚姻家庭领域，研究质疑了对原来父系父权亲属制度、家庭结构及生活于其中的妇女角色的单一理解，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解图式。在流动妇女与发展研究方面，主要关注女工与资本机制的关系、她们的反抗策略和主体性，女性性服务者的组织方式及防治艾滋病的应对政策，加深了劳动过程研究与性别视角的结合，突出了女性群体的内部差异。另外，对个人生活和体验的重视也反映在这五年女性人类学的进展中。
（3）妇女与科技研究[29]
这五年，妇女与科技的相关研究在哲学、历史、社会学等层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其一，对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的思想研究更加重视。桑德拉·哈丁、唐娜·哈拉维、海伦·朗基诺、伊夫林·福克斯·凯勒等的科学哲学思想受到较多关注。其二，针对女性主义技术哲学的相关探讨开始增多。除总体性的述评与分析外，还对特定技术领域女性主义研究进行了述评与案例分析。研究涉及计算机与信息技术领域的女性主义研究、赛博空间中的主体技术和性/性别政治、家庭场域中技术与性别的关系。其三，妇女与科技的历史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理论研究重点放在对女性主义科技史的编史基础、编史原则、编史方法、史学观念等问题的探讨上，相比之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和提高；案例研究方面，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了单纯的科技女性主体，将目光投向了科技领域性别政治的各个方面，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别视角和学术批判性。其四，科技实践领域的性别差异依然是这五年的一个研究重点。研究者考察了中国女性科学家群体状况、妇女在中国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及面临的机会与挑战，主要关注了性别比例结构、专业分工、职称、薪酬及所获科研资助、科学素养水平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另外，倡导科技政策和科技教育性别主流化的文献有所增多，并开始注重借鉴国际相关制度与办法。
（4）男性气质研究[30]
这五年，中国男性气质研究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其一，男性研究主要在文学、影视、传媒、教育、社会学等领域展开。媒体、广告、文学方面的男性气质研究占70%以上。其二，研究内容丰富、深入，中国本土的男性气质理论框架构建取得重要进展。男性气质的形塑，主流男性气质的变迁，战争与男性气质的关系，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质建构，男性、国家形象和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男性气质的文化符号表象及其背后的规范、话语、权力、资本运作等得到深入分析，展示了对男性气质理解的复杂性，提出男性气质多元实践的论述。其三，男性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得到深入探讨，其重要性、立场定位以及策略日益清晰。普遍性的认识是，男性研究必须在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平等的视野下进行，同时又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性别政治；男性研究应把男性经验放在性别结构中去理解。其四，改造男性气质，促进男性参与是这五年的一个亮点。男性研究对教育、家庭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变革作用受到重视。
（5）性别与空间研究[31]
其一，较之前五年，性别与空间研究视角深入众多学科领域，性别与空间维度正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自觉使用，产生了一批富有学术深度和研究质量的成果，不仅批判和挑战了既有学科的性别与空间盲视，还参与了新的学科基础重建的进程。黄春晓的《城市女性社会空间研究》、姚霏的《空间、角色与权力：女性与上海城市空间研究（1843～1911）》、李霞的《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是其中的代表作。其二，运用多学科的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或将空间、性别、年龄、阶层、族裔等维度交叉融合成为这五年的一个新特点。其三，研究议题有很大的拓展。例如，2006年以前，从空间角度对女性就业问题进行探讨的成果很少，这五年，女性就业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就业空间的性别化及权力特征、女性就业者的行为空间差异以及女性内部就业空间的分化成为研究的重点，使用大型人口普查数据或实证研究的特色明显；教育学领域的性别与空间研究，在延续2006年前关注学生空间思维与能力的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与校园空间环境的关系的基础上，还对学校空间与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再生产、校园空间所蕴含的性别意识形态及其对性别的规训等深层权力关系进行了探讨。
（6）性与身体研究[32]
2006～2010年，无论是从论文、论著的数量还是从学术会议的召开来看，中国大陆性与身体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性与身体成为很多学科的研究热点。社会学视野中女性的身体、性、感情等受到关注。黄盈盈（2008）立足于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访谈及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以女性为主体，探讨了对于“身体”“性”“性感”的想象与构建，以及从中所体现的身体与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女性人类学对女性身体及身体观念的研究逐渐趋向于文化构建论，不少研究者致力于对女性观念、女性身体和性的构建研究。这五年，中国女性艺术创作、诠释或解读突出了“身体”“情色”“窥视”这几个关键词，女性艺术家试图掌握对性与身体的自主权，表达女性对性与身体的各种感觉与体验，传达女性的独特经验。一些研究认为，描绘自己的身体、对女性性别符号即情色的凸显并未改变女人作为被观看者、被窥视者的身份，她们的努力恰恰是在加固和拓展这种趣味，实际上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否定。这对于女性主义艺术创作突破局限、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从性医学的角度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再次，性的研究逐渐趋向多样化，深入不同性取向的人群。强调同性恋性权利、同性恋性认同方面的声音不断加强，提出了对同性恋的伦理公正原则。
另外，妇女与旅游研究[33]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研究成果数量增长较快。这五年，妇女与旅游研究主要包括女性旅游史、女性旅游市场、女性旅游心理、女性旅游消费行为以及女性旅游产品五个方面。其中，女性旅游市场和消费研究相对较多，主要包括女性旅游市场的现状、潜力、前景及影响因素，女性旅游的产品设计，女性旅游消费的意愿、动因、特征、结构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
（五）国外女性/性别研究[34]
本年鉴主要从国外女性/性别研究进展和国内对国外成果的翻译介绍两个方面来概述。
1.国外女性/性别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领域更加多元化
其一，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在学术产出上依然占据优势地位，并有了更深入的发展。①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国外小说、诗歌、戏剧、童话、影视剧、时尚杂志、绘画等进行性别分析仍然是这五年国外妇女/性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尤其对英美的研究最多。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及代表性作家、华裔女性文学成为研究的热点。②国内学者拓宽视野，转换角度，更多地关注理论立场前提，完善理论框架，使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深入，学理化程度明显提高。③女性/性别哲学研究领域和视野不断扩展，研究者不仅关注西方女性主义哲学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朱迪斯·巴特勒等加以重新审视，还引入女性主义哲学方法，努力建设和推广女性主义哲学学科，增强了研究的学术性。其二，新研究领域得到很大的拓展。①生态女性主义从总体性的介绍转为对具体的深层问题的研究探讨，研究视野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拓宽。②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进展迅速。国内对该领域的关注肇始于2000年。这五年，研究数量明显增多，研究者从译者的身份、女性主义翻译的本质、女性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和重写、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等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层次探讨，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③对国外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男性研究、女性主义经济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
2.国外妇女/性别研究译介成果颇丰，丰富了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
2006～2010年，国内出版的妇女/性别研究译著的内容不断丰富、深度不断拓展、种类不断增加，并且更加系统化、前沿化和专业化，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广泛，起到了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国内学者的研究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其一，女性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女性/性别哲学、女性主义政治学、妇女/性别史等传统学科领域的译著持续深入发展。《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精选》《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女性身份研究读本》《性别伦理学》《女性主义哲学指南》《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等是其代表作。在妇女史研究方面，2006～201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出版了6本专著，这些著作不仅在中国女性史文献资料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发掘，而且在研究方法、理论以及研究进路上对于中国本土的性别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二，生态女性主义、媒介与性别研究、男性研究、女性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电影、女性主义艺术、女性主义宗教心理学、性别与考古学、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女性人类学、性别与空间研究等学科领域的译著不断出现，促进了女性/性别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开阔了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视野。其三，大型工具书和一批高质量的国外教材的翻译出版，构成了对本土教材的有益补充。教材专业化、学科化、体系化得到实质性推进，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国际妇女百科全书》2007年中译精选本已经成为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实用性的工具书。不仅如此，这五年，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很多出版机构改变了早期一套丛书中夹杂一本性别译著的做法，发展为以丛书的方式翻译出版国际妇女/性别研究的经典作品。“性与性别学术译丛”就包含了酷儿理论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的三部代表作。
在有关国外女性/性别研究的译文方面，从成果质量来看，除了南希·弗雷泽的《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2009）、桑德拉·哈丁的《女性主义、科学和反启蒙思想的批判》（2009）等少数文章被翻译以外，大多集中在生态女性主义领域，如K.沃伦的《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与深层生态学》（2010）、艾瑞尔·萨勒的《生态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生态适量到全球正义》（2010）等。另外，《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还不定期地设专栏译介国外的性别研究，例如，2006年第2期共有13篇译文，主题是“盘点北京世妇会后十年”，内容涉及北京世妇会之后的10年里全球范围内妇女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状况等；2008年第2期共有6篇译文，主题是“妇女权利：行动、研究与政策”，涉及妇女赋权、人权、法律、性别权力等方面的内容。何成洲、王玲珍主编的《性别、理论与文化》（2010）收录的几篇重要译文，分别从文学、电影、跨国女性主义、社会学和电视等不同角度探索了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前沿理论议题。
四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不足
综上所述，2006～2010年中国大陆妇女/性别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观，但各领域和各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参差不齐，存在着种种不足。
1.妇女理论研究的系统化、本土化和创新性有待加强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研究，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而且自身研究的体系化也显不足，对体系结构、研究对象、内在逻辑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远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创新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边缘化的倾向。
二是目前国内妇女理论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机械套用西方话语体系解释中国文化的现象，基于本土的理论建构不足。如在妇女与科技、女性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哲学、女性心理学等诸多研究领域，依然存在偏重译介、缺乏本土案例研究和理论创新等问题，其研究水平和本土化程度也多受质疑。与此趋向不同，婚姻家庭、老年妇女、妇女与旅游等领域的研究又相对封闭，对国外相关理论缺乏整体性的介绍和认识，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吸纳借鉴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领域研究的理论建树与发展，理论研究的滞后使妇女/性别研究在学术界处于边缘位置。
三是经验性、描述性研究较多，相当数量的研究结论较为表面化，缺乏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严谨的理论抽象与概括，缺乏完善的多学科分析框架，无助于解决问题。如在妇女/性别与教育等领域，许多研究只是单纯地关注问题，没有有意识地形成该学科的理论体系。妇女与贫困研究虽然对相关的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但分析的系统化和解释力仍有待提高；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分析框架还没有形成，对不同地区不同妇女群体的土地权难以给予更符合当地特点的解释。同时，妇女群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未能得到充分反映。
2.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有待提高
一是高质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同类研究存在低水平重复和“炒冷饭”现象。一些领域有价值的数据和原创性观点少，高质量学术专著短缺，研究成果在国内一流期刊上登载的数量较少，社会关注度不高。同时，一些领域或一些学者性别视角分析不足，将妇女发展中的问题归因为妇女素质不高，甚至坚持生理决定论，对性别的理解存在本质主义倾向。
二是深入妇女生活不够，女性主体体验和真实需求还未得到很好的反映。对相关公共政策的深入分析不足，对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如何有针对性地贯彻社会性别意识尚缺乏可操作性的建议。如在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和实施有关流动人口保障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的背景下，从社会性别视角评价这些政策及其影响的研究有限，相当数量的研究结论流于表面化。
三是研究主体在学术领域相对处于弱势地位，更多是妇女圈子里的自说自话。一方面，缺少与主流学界的理论交锋和对话，对来自主流学界的挑战和质疑较少做出理论回应；另一方面，缺乏与政策制定者的对话与交流，对政策的影响力不足，妇女/性别研究整体上还是妇女圈子里的事情。
四是跨学科和交叉视角研究不足，不利于打破学科间壁垒，焕发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活力。有些领域研究主题范围较窄，如妇女与经济领域现有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家务劳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对于教育、就业、收入、占有生产资料等的不平等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贸易条件的变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等宏观经济问题关注不足；对宏观经济对无酬劳动的影响研究不足；对民族、阶层等影响社会关系的深层问题关注不够；等等。
3.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学科地位有待提高
一是有些学科尚未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与理论基础。如女性教育学、女性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学科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范式，更缺乏理论的前瞻性；妇女/性别研究对主流学界的影响也较小，主流学界的研究者没有强烈感受到将性别纳入主流学科是中国学界发展的迫切问题。
二是多数学科建制不完善。学科的组织机构、行政编制、资金支持多不到位；许多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学科代表人物、经典著作、专业出版物、专业期刊短缺；专业学术共同体建设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专业研究者开展学术交流研讨的制度化建设还不完善；固定教席、学系、研究基金、信息资料中心、研究生学位点设置、学科相关课程设置、师资与教材等一系列组合条件还不成熟。
三是学科的社会影响力不足，学科地位有待提高。在国家和地方各级立项课题中，妇女/性别研究在立项课题总量中占比低，资金资助明显不足，尚未确立其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4.研究基础建设仍有待改进
一是研究队伍稳定性不足，研究主体女性化特征明显。许多领域缺乏一定数量的有学术地位的带头人；在妇女与环境、妇女与宗教、男性气质研究、妇女与旅游等领域，研究学者少，研究面比较窄，研究成果难成体系；很多领域新加入的研究者大多为年轻的硕士和博士生，由于他们所能调动的研究资源少，研究积累和对妇女经验的体验有限，难以精准地把握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影响了这些领域重要成果的产出；许多以前从事妇女/性别研究的学者逐渐退出或弱化妇女研究；高产的研究者不多，相当一部分学者是偶尔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没有成为稳定的作者群；妇联系统、政府系统的研究者尚未广泛加入妇女研究队伍。
二是研究方法训练不足，方法缺乏规范性、科学性，研究者研究能力参差不齐。许多实证研究成果对研究方法、样本等基本要素交代不清，在样本选择、问卷设计、数据分析方面也存在科学性不足的问题。
三是研究资源匮乏。与妇女发展和妇女研究的需求相比，基金项目、研究经费相对较少；资料的挖掘、整理、出版仍严重不足；全国性的权威分析数据较少，如贫困等领域统计数据极度匮乏。
（二）研究展望
1.进一步加强中国妇女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第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研究和总结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的妇女理论研究成果，科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内涵，推动中国特色妇女理论创新发展。第二，树立自觉而鲜明的“理论本土化”意识，积极研究与合理借鉴国外妇女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妇情和文化语境，进行本土化的中国特色妇女理论建构，提高妇女理论对中国妇女问题的解释力，提出本土化的、建设性的、具体可行的对策，拓展本土妇女/性别研究的空间。第三，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基础研究，厘清各领域的基本概念、不同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避免概念混乱带来的重复、低效的研究；运用多元研究视角和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对妇女发展的不同方面进行理论思考，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发出有理论见地的声音。
2.加强理论与实践、学术与行动的有机结合，积极推动法律政策的完善
第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厘清事实、跟踪变化、判断问题及其根源，为妇女/性别研究知识库提供新的内容，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要特别关注妇女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加强对性别不平等发生机制的探讨，促进社会性别进入各领域决策主流。第二，认真研究与《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推动国家法律政策制定、出台、实施、评估各个环节都能反映妇女群众的需求和愿望，符合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要求。第三，关注妇女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异质性，特别是多关注弱势妇女群体和不同女性群体在变革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关注男性参与对社会的积极改良作用。第四，进一步促进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通过向各级党和政府的决策部门提交妇女研究成果、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议案或意见建议提供咨询、走进各级党校和各类高校的课堂、与新闻媒体和出版界合作等多种途径实现妇女/性别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提高决策者和大众的社会性别意识。
3.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学科地位
第一，进一步加强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建制，为学科独立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基础和生长机制。要争取更多组织资源、社会资源，着力培养学科带头人与专业研究团队，出版有代表性的专著和教材，建立学术会议制度，发展更多的妇女/性别研究招生方向，开发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相关课程，鼓励研究生参与研究。同时要关注妇女/性别研究的政策指向和学科指向，一方面尽可能“进入主流”，获得主流的认可和影响主流，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女性主义学术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突出学科特色。第二，进一步建立和加强专业共同体建设。进一步加强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研究中心及其他机构的学科发展战略，相互合作，整合资源，提高学术水平和学科认同度；进一步发挥中国妇女研究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各主流学科全国性学会下的妇女研究专业学会、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及其各子网络的作用，增强各领域研究者的社会性别意识；推动更多的主流学科学会下设妇女/性别研究分会，凝聚更多研究力量。第三，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和学术机构对妇女/性别学学科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推动将妇女/性别研究及学科建设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规划。促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纳入更多与妇女/性别研究相关的内容，为妇女/性别研究者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4.加强研究基础建设，提高研究水平
第一，巩固和发展研究网络与研究队伍。充分发挥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在理论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的优势作用，并不断扩大规模，使其成为带动中国妇女研究事业发展的积极力量；注重激发和培养青年学者的使命感和持续的研究热情，更多地鼓励和吸纳主流学科领域的学者，特别是男性学者加入研究队伍，为妇女研究“去边缘化”奠定人文基础。第二，加强研究能力建设。通过不同层次的培训和学术交流研讨，增强研究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强化其对学术规范和多元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能够深入分析丰富的女性经验和多元变量对女性经验的影响。第三，加强学术交流与对话。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妇女研究与国际相关研究接轨；加强与主流学界、政策制定者、非女性主义者、不同性别学者、不同代际妇女/性别研究者、不同学科妇女/性别研究者的对话，等等，在尊重差异的同时寻求共识，提高研究水平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第四，有计划地开展全国性调查，获取能反映整体面貌的可靠数据；进一步做好相关信息的数据库建设；拓展成果发表渠道，创新成果发表形式。
妇女/性别研究对于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伦理价值观、促进社会变革和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下一个五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在以往知识积累和学术影响、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发展。
[1] 作者简介：肖扬，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姜秀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宓瑞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凯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编辑。
[2] 李海燕：《1993～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妇女/性别研究立项项目分析》，《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与性别平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 顾秀莲：《在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三届会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2010年3月。
[4] 王金玲、王平：《从意识觉醒到社会关照：中国妇女学的发展（1995～2011）》，《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5] 顾秀莲：《在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三届会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2010年3月。
[6]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蒋永萍、杨慧的《妇女与就业研究综述（2006～2010年）》。
[7]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张永英的《妇女参政研究综述（2006～2010年）》。
[8]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史凯亮的《妇女与教育研究综述（2006～2010年）》。
[9]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姜秀花的《妇女健康研究综述（2006～2010年）》。
[10]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杨玉静的《妇女与婚姻家庭研究综述（2006～2010年）》。
[11]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金一虹的《妇女与贫困研究综述（2006～2010年）》。
[12]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佟新、马冬玲的《女性高层人才研究综述（2006～2010年）》。
[13]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黄桂霞的《妇女与社会保障研究综述（2006～2010年）》。
[14]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商春荣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研究综述（2006～2010年）》。
[15]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薛宁兰、胥丽的《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研究综述（2006～2010年）》。
[16]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张再生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中的社会性别研究综述（2006～2010年）》。
[17]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丁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综述（2006～2010年）》。
[18]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戴雪红的《国外女性/性别研究综述（2006～2010年）》。
[19]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乔以钢的《女性文学研究综述（2006～2010年）》。
[20]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张菁的《古代妇女/性别史研究综述（2006～2010年）》和侯杰、汪炜伟的《近现代妇女/性别史研究综述（2006～2010年）》。
[21]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肖巍、朱晓佳的《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综述（2006～2010年）》。
[22]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王宏亮、张李玺的《女性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研究综述（2006～2010年）》。
[23] 石彤、王宏亮、李芳英：《学科化知识建构中的中国女性社会学》，《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石彤：《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本土知识建构的累积历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24]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杨菊华、张莹、李美玲的《女性人口学研究综述（2006～2010年）》。
[25]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熊赖虎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综述（2006～2010年）》。
[26]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李英桃的《女性主义政治学研究综述（2006～2010年）》和胡传荣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综述（2006～2010年）》。
[27]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庞晓鹏、董晓媛的《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综述（2006～2010年）》。
[28]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李霞的《女性人类学研究综述（2006～2010年）》。
[29]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章梅芳、刘兵的《妇女与科技研究综述（2006～2010年）》。
[30]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方刚的《男性气质研究综述（2006～2010年）》。
[31]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宓瑞新的《性别与空间研究综述（2006～2010年）》。
[32]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王小平的《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性与身体研究综述（2006～2010年）》、李霞的《女性人类学研究综述（2006～2010年）》、罗丽的《女性主义艺术研究综述（2006～2010年）》。
[33]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范向丽的《妇女与旅游研究综述（2006～2010年）》、李亚妮的《女性生活方式研究综述（2006～2010年）》。
[34] 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戴雪红的《国外女性/性别研究综述（2006～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