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宗教研究综述（2006～2010年）
范若兰[1]
一 研究概述
妇女与宗教的关系对于宗教演进和妇女权利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中国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呈增长之势，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30余篇论文，两本专著（范若兰，1999），到2001～2005年的60多篇论文，五部专著。对佛教妇女观、道教妇女观、中国清真女寺的研究有所突破（刘文明，2007）。2006～2010年间，中国大陆学界有关妇女与宗教的相关研究继续发展，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妇女”“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主题公开发表的论文约有60余篇，博士论文三篇，硕士论文20余篇，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进行书目检索，相关专著和论文集四部。此外，妇女与宗教相关的课题有五个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立项支持，其中两个西部项目，一个青年项目，两个一般项目。
这五年间中国大陆学界对妇女与宗教研究的视角有所扩大，相关研究的分析有所深入，表现在：一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和社会性别视角对宗教经典和宗教妇女观进行解读的论文较前增多，尤其是对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经典的重新解读；二是对中国妇女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有所深入和突破。对中国妇女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出现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尤其是对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研究有所突破，研究涉及该组织近百年的变迁，鉴于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中国妇女史和基督教史上的地位，对该组织的深入研究是可喜现象；三是对中世纪西欧犹太教和基督教妇女的研究有长足进展，出现相关专著、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四是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进行妇女与宗教关系的田野调查的论文较前增多，尤其关注农村妇女宗教生活的田野调查最多；五是主流宗教研究杂志刊登妇女与宗教研究论文有所增多，《世界宗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是中国大陆宗教研究领域两本重要的学术杂志，极少刊登妇女与宗教的论文，但2010年《世界宗教研究》从季刊改为双月刊后，刊登与妇女相关的论文有所增多，几乎每期都有一篇，这对于推动妇女与宗教研究有所助益。此外，对少数民族妇女与宗教关系的研究较前增多且深入。
二 主要研究内容
中国大陆学界对妇女与宗教研究可概括为五个方面：对宗教妇女观的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解读；中国妇女史与宗教史研究；外国妇女与宗教研究；妇女与宗教的田野调查；少数民族妇女与宗教研究。其中少数民族妇女与宗教研究或有另文论述，在此不多赘述。
（一）从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视角重新解读宗教经典和教义
有多篇论文从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视角对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和教义重新解读，挖掘其中性别平等的说教，指出是父权制实践掩盖了各大宗教早期的性别平等思想。
1.佛教
彭树新（2006）指出，整个《大藏经》的经部，共有893处“善男子、善女人”并称，465处“比丘、比丘尼”并举。这种话语现象说明佛经已经初步有了男女平等的观念，而不是唯男人独尊。作者认为佛经初步出现了正确的女性意识、女性观念，如佛经开始重视女性，公开宣称男女平等，女性也能成佛。但是，佛经并没有完全贯彻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女性歧视和男性霸权现象。其根源是释迦牟尼以前的婆罗门时代妇女地位极其低下，《摩奴法典》的产生使古代印度教妇女低下的地位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无论在“妇女法”还是“夫妇法”里，妇女都没有自由主张的权利，妇女不得参加公共活动，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完全成了男人的附庸。作者指出早期佛经重视女性，主张男女平等，女性也能成佛的思想，有力地挑战了印度传统的男权观念，为妇女解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曾慧（2009）有不同看法，作者列举佛经中贬低女性的经文，认为“早期佛教对妇女是相当歧视的”。同时该文指出佛教早期所处的社会文化对两性关系问题相当开放，印度教经典《摩奴法典》还给女性在许多方面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这一观点与学界一向认为《摩奴法典》歧视女性的看法并不一致。
2.伊斯兰教
这五年大陆学界从女性主义/性别视角重新解读伊斯兰经典和教义的论文最多。董锦霞（2008）认为伊斯兰教妇女观在主体方面体现了“男女相生”“性别和谐”的观念，凸显了妇女作为“人”的社会属性。但是，建立在封建父系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伊斯兰教的妇女观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在实际生活中，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意识仍占伊斯兰教妇女观的主导地位。作者认为，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伊斯兰教的妇女观进行分析，对研究伊斯兰教以及改善穆斯林妇女的境遇，提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范若兰（2010）探讨了伊斯兰女性主义如何将妇女的经验和声音加入到《古兰经》经文的重新解读中，指出《古兰经》的女性主义解读对于维护穆斯林妇女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伊斯兰姐妹对《古兰经》的解释厘清了一般人按照字面意思对妇女权利的理解，为人们重新解释和理解《古兰经》有关性别关系的规定打开了思路，为女性反抗以伊斯兰名义压迫妇女提供了武器，同时也为伊斯兰去除了歧视妇女的指责”。周琼（2007）和顾世群（2009）从《古兰经》经文分析伊斯兰重视妇女的权利。顾世群提出：“首先，要全面客观地解读原典，否则，偏见与误解带来的冲突不可避免；其次，应尊重宗教教义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承认其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少犯以今推古的非历史性错误；再次，以发展的眼光评判传统，既承认其历史合理性，也要看到其现实局限性；最后，多角度审视传统的价值，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宗教文化，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异己的批评，共同推进人类的文化进步。”
3.基督教
中国学界过去对基督教女性主义已有较多探讨，这五年有关这一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段琦在《当代西方社会与教会》（2007）一书中有一半篇幅探讨基督教女性主义和婚姻家庭，作者在该书第三章《女性主义》中分析了基督教女性神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解构阶段、发掘阶段和重构阶段，探讨了基督教女权运动的基本思想，指出其重新解读《圣经》，重建对妇女有利的诠释：①重新发掘上帝的形象，强调上帝是超验的，无性别的；②重新发现《福音书》中耶稣对妇女的平等态度；③重新发现圣经中的女先知、女圣人、女祖先的经验；④尽可能发掘圣经中某些对妇女有意义的章节。该书还探讨了基督教女性主义流派，女权运动对教会的影响等诸多问题，该书是作者长期研究基督教女性主义的成果，大大提高了目前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水平。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2010）分析了鲁塞尔的生态女性主义神学思想植根于基督教传统神学和女性主义思潮，还深受民权运动、解放神学等社会运动的影响。此文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萝斯玛丽·雷德福·鲁塞尔的生态女性主义神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林庆华和张秋梅（2006）的《略论当代西方天主教的女性主义伦理学》指出天主教女性主义伦理学是在女性主义运动影响下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基督教伦理学学派，批判了传统道德神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和贬低妇女的倾向，主张要从女性的经验出发来建构一种强调女性与男性应有平等关系的平等主义模式的伦理学。刘海红（2010）、李胡晓（2008）认为《旧约圣经》中所包含的女性观，是基督教女性观的主要思想渊源之一。《圣经》对于西方女性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方妇女的解放应首先破除《圣经》思想的束缚。梁工（2010）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圣经》的批判性解读，认为“近现代以来，女性主义文论和《圣经》批评相互影响，彼此声援，共同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完善。一批女性学者注重将性别批评和文学批评相结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富有创意地解析《圣经》，有效地丰富和充实了女性主义文论的宝库”。马英红（2009）介绍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神学的发展、流派和主要观点。
4.比较宗教
王晓云（2007；2009）比较了《圣经》和《古兰经》的妇女观，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部经典既尊重妇女的平等地位，又对妇女存在傲慢与偏见，这直接影响了基督徒与穆斯林妇女价值观的形成。张淑清（2008）认为犹太教的月经禁忌起源于《圣经》时代，基督教的“安产感恩礼拜”仪式源于犹太教，但是中世纪的教会反复地宣称，举行这种仪式不是为了洁净，而是对主的感恩和对玛利亚的追随。这种认识上的不同，体现了两种宗教对待身体、性和婚姻的不同态度。作者指出这是分析犹太妇女和基督教妇女地位异同的一个独特视角。
（二）中国妇女史与宗教史研究
中国妇女史与宗教史的关系，以清代为界，可分为古代和近当代时期，两个时期有鲜明的特色，前者集中于妇女与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关系的探讨，而后者则集中于妇女与基督教的关系。
1.古代妇女与佛道及民间信仰
这五年间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唐宋和明清时期妇女与宗教关系进行探讨，集中于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
张承宗（2006）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频繁更替，世道混乱，百姓生死无常，这就为人们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宗教信仰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佛教信仰、道教信仰与其他民间信仰并存，互相影响。妇女或因战争而失去丈夫、子女，或因逃避战乱而失去家园生计，或因婚姻失意而遁入空门，或因被废、被迫、被俘而孤单无助，等等。在这个尘世失意而寻求归宿的漫长过程中，妇女的宗教信仰亦汛滥四溢，多姿多彩。周玉茹（2010）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六朝时期建康比丘尼僧团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表现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女尼参政是魏晋南北朝政教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康比丘尼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卷入政治斗争，不仅影响了政教关系的格局，对隋唐时期比丘尼的活动和戒律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指出比丘尼参与政治活动是佛教史、妇女史上既特殊又重要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了这一时期妇女的解放和自主精神，同时也是佛教深入中国社会的标志。张勇（2008）认为大乘佛教赋予每个人成佛的权利，这为女性追求自由与平等提供了深层理论前提，佛经中一些有关男女平等、女子作“转轮王”、男女性爱等内容，被如实地传译到中土。受此影响，魏晋南北朝女性积极追求与男性的平等，具有较强的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意识和相对淡薄的贞节观念。邱少平、张艳霞（2009）指出当时比丘尼出家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普遍崇佛的大环境影响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原因，如生活贫困、婚姻不幸、疾病缠身、痴迷佛法等等。
这一时期学界对唐宋妇女与宗教研究较少，林梅（2006）以大足石刻造像内容为例，对古代妇女崇信佛道思想的起源、宗教信仰理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等进行初步的探讨。通过收录、整理、归类大足造像中与妇女有关的洞窟题材，展现了原始宗教、外来宗教、本土宗教对妇女生活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外还有两篇硕士论文涉及唐宋妇女与宗教，如赵娟宁的硕士论文《唐代妇女与道教》（陕西师范大学，2006）、秦玉琴的《宋代女性的佛教“空门生活”探微》（华中师范大学，2007）。
有关明清妇女与宗教研究较多。李媛（2006）以丰富的史料梳理了明清妇女参与宗教活动的多种形式和实用取向，指出女性宗教活动的活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下层女性社会活动空间极大拓展，这既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宋明理学对女性实行禁锢的冲击，也反映出女性的自我角色认同和社会定位处于调整之中。王传满（2010）认为明清徽州社会对佛教和道教是比较排斥的，但佛教教义对妇女却特别有吸引力。明清徽州大量的节烈妇女过着一种极为幽闭的生活，必然要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她们信仰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其形式以在家吃斋、诵经、奉佛为多，也有入寺烧香及出家为尼的。她们信仰宗教的动机包括消弭痛苦、抵抗逼嫁、祈福禳灾及寄托来世等。她们正是通过对宗教的信仰来抚慰失去亲人的创伤，祈求未来的平安，从而达到自我心灵的安慰。陈宝良（2009）认为明代妇女之所以“好鬼神”、“崇佛”甚或“佞佛”，除了“天性”之外，主要与外部社会环境有关。宗教既是妇女的精神寄托，又是她们打发闲暇的主要方式。作者指出从明代妇女社会生活史的历程来看，从“妇无外行”到“妇有外行”是一大转向，而在这一转向中，妇女的佛道信仰是引发转向的关键。陈宝良（2009）还从探讨明代尼姑出家原因入手，认为明代尼姑尽管在整个尼姑群体中仍不乏恪守佛门清规之人，但许多尼姑的恋世情结日深，宗教情感日淡，进而出现了超脱佛门樊篱的“淫尼”。作者指出这不仅是明代宗教史上的新动向，而且与明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有关。
2.近代和当代妇女与宗教史
中国近代妇女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基督教。陶飞亚编的论文集《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2006），收入上海大学于2005年召开的“性别与历史：近代妇女与基督教学术研讨会”的16篇论文。论文集内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文献和资料解读。有戴懿华的《从近年英文学术著作看妇女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研究现状》，马长林、杨红的《宗教、家庭、社会——面向女性基督徒的宣教——以〈女铎〉、〈女星〉、〈妇女〉为中心》，张先清的《从中西史料看清代前期的女性天主教徒》。二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有三篇论文是有关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主要探讨基督教女青年会参与中国劳工问题和公益活动，赵晓阳的论文《基督教与劳工问题——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中心》在细致考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女工夜校后，认为“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推动妇女的社会和政治觉醒、甚至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钮圣妮的《另一种妇女运动——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农工事业为例（1904～1933）》以翔实史料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女青年会参与的农工事业，并分析了它与中国其他女权运动的异同。李向平、黄海波在《从公益团体到宗教团体——20世纪50～60年代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一文中，运用大量档案资料，探讨了新中国环境下女青年会的转型。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中国近代妇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以往学界对其研究尚不多见，这三篇论文资料翔实，分析深入，对推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研究大有助益。三是女子教育。有徐以骅的《1949年前中国基督教女子神学教育初探》、朱峰的《性别认同与家国传统：从教会女子大学看近代基督教妇女群体的融合与冲突》。四是女传教士和女基督徒。有曲宁宁的《移植与重构：19世纪美国基督教新教在华女传教士再研究并以慕拉蒂为例》，陶飞亚的《一个女传教士与中国的两个时代：解读白华特医生〈在中国的生活〉》，康志杰的《被模塑成功的女性角色——明末以后天主教贞女研究》，徐炳三的《女信徒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会中的地位——以福州基督教女信徒为研究中心（1857～1949）》，吴梓明的《从吴贻芳个案看个人成长与宗教信仰》，等等。该论文集是一本高水平的学术论著，翔实的资料和扎实的研究是其特色，大大推动了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的发展。编者还指出研究的不足，即对女传教士和女信徒的个人研究不足；女基督徒的信仰特色研究不足。
这些不足似乎引起学界的关注，之后几年有多篇论文对女传教士和女信徒进行研究，如徐炳三（2007）认为基督教自近代大规模传入福州以来，使得教内女信徒的地位有所改善和提高，但由于基督教教义天然的保守性和近代中国社会改良的滞后性，女信徒的教会地位又有一定的局限。对此研究更多的是硕士论文，有容碧宇的《自我牺牲抑或自我价值的实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在华美国女传教士探略》（华南师范大学，2007）、杨秀丽的《典范与模仿：清末民初女传教士与本地女信徒的对比研究（1877～1922）》（山东大学，2008）、杨芳的《清末民初新教女医学传教士在华活动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9）、杨欣的《基督教在华妇女医疗事业研究（1840～1949）》（江西师范大学，2008）。
讨论近代中国妇女与佛教关系的只有一篇论文，即李明的《近代佛教女众教育思想》（2010），作者从近代女众教育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展示了民国佛教女众教育之大观，认为太虚大师和张圣慧居士的优婆夷教育思想是民国时期女众教育思想的代表，反映了近代以来女众教育思想中蕴含的新的发展因素。
此外，还有作者对当代基督教女青年会进行研究，左芙蓉的《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当代公益事业》（2008）和《非政府组织与社会服务——以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为例（20世纪80年代至今）》（2006），主要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重新从宗教组织转变为公益组织，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密切关注社会需求，适时提供多种社会服务，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成为它的帮助对象，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外国妇女与宗教关系研究
中国学界对外国的妇女与宗教关系研究涉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地域集中在欧洲、美洲和亚洲。
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中世纪欧洲犹太教妇女的研究有较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张淑清的专著《中世纪西欧的犹太妇女》（2009），此书在其博士论文《中世纪欧洲犹太妇女地位研究》（南京大学，2007）基础上修改而成。该书探讨了犹太妇女在传统律法中的地位、在中世纪欧洲的教育地位、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经济地位等，被认为“是一部资料翔实、颇具功力的学术著作”。同期作者还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如《论中世纪西欧犹太妇女在犹太会堂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法、德为个案》（2007）、《论古代犹太妇女的宗教地位——从〈圣经〉到〈塔木德〉的文本分析》（2007）。这些专著和系列论文的发表，大大推动了中国学界对犹太教妇女观和中世纪犹太妇女的研究。
中世纪欧洲妇女与基督教也是研究热点，有李建军的博士论文《从贵妇到修女：西欧中世纪贵族妇女修道原因初探》（首都师范大学，2007），主要探讨中世纪西欧贵族妇女修道的原因。论文从个案分析入手，从宗教氛围、世俗需要、家庭因素等方面探讨贵族妇女修道的原因。此外还有几篇硕士论文探讨这一问题，如毕海红的《中世纪早期西欧贵族妇女与基督教的传播》（东北师范大学，2009）、郭丽琴的《西欧中世纪盛期修女院的组织管理与修女越轨现象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0）。
印度教与印度妇女的研究主要有陶笑虹的《从“萨克提”观念看印度教的女性观》（2007），作者探讨了印度教经典中关于萨克提的观念，认为其在印度教徒的信仰中反映为对女神的普遍崇拜，尤其反映在印度教的性力派和密教信徒的信仰中，指出从印度教的“萨克提”观念考察，印度教的女性观具有双重性。奉定勇（2009）阐述了“萨提”习俗的历史演变及其同印度教及种姓制度的历史关联，并探寻其延续至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指出其对印度社会风尚和现代文明建设的负面影响。
范若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马来西亚穆斯林妇女》（2009）是为数甚少的研究东南亚妇女与伊斯兰教的论文之一，作者从分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妇女观入手，探讨马来西亚政府、政党、宗教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如何从法律、法特瓦（fatwa，伊斯兰文告）、政策、宣传来规范妇女的行为，并分析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执政党与反对党、乌来玛（Ulama，伊斯兰学者）与非政府组织围绕妇女权利的争论和斗争。作者认为“马来西亚妇女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使得妇女组织和精英妇女能挑战政府和宗教权威的控制，积极参与有关伊斯兰与妇女权利的讨论。而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安定也为妇女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保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尽管对马来西亚穆斯林妇女权利产生消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十分有限”。
（四）妇女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田野研究
目前中国妇女信仰宗教者日众，她们为什么信仰宗教？宗教对她们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学者关注的问题，这五年间有多篇以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对这一议题进行的调查和研究。
田野调查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妇女的宗教信仰。吴惠芳等（2010）以河南省农村宗教信仰现象为背景，讨论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宗教信仰行为动因以及这种行为对她们的影响。作者认为，病痛、丈夫外出务工带来的安全感缺乏、心理压力大等影响是留守妇女信仰宗教的直接原因，家庭背景、社区宗教团体发展情况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等因素是促成其信仰宗教的社会原因。宗教信仰为留守妇女带来了心理调适、物质帮助和行动约束等积极因素，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导致宗教信仰容易陷入新的迷信误区。刘中一（2008）指出，民俗宗教活动在华北村落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妇女的参与在民俗宗教活动，尤其是仪式和相关知识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十分突出。作者认为从社会性别视角看，民俗宗教仪式活动过程中的角色分工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性别角色的不平等。除公开发表的论文外，有多篇硕士论文以农村妇女宗教信仰为选题，如龚蕾的《农村公共生活的缺失与中老年妇女信教群体的兴起：对M镇中老年女性基督教信徒信教生活的调查》（华中师范大学，2006）、王首燕的硕士论文《信仰、性别与社会支持：C县F村农村妇女信教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7）、江红珍的硕士论文《村民皈依基督之路及其宗教生活：以宿州市“黄山教会”为例》（南京师范大学，2008）、李宇涵的《“心灵的驱使”还是“上帝的召唤”：油坊庄妇女基督教“信仰”之研究》（安徽大学，2010）、蒋海燕的《乡村妇女的“天堂之路”：新河传教点妇女信徒研究》（安徽大学，2010）、王娜的《农村妇女基督教信仰的社会学分析：基于皖北S村的田野调查》（华东理工大学，2010）、王丹婷的《太谷妇女佛教信仰群体民俗生活研究》（山西大学，2010），这些硕士论文多以人类学或社会学方法，对农村妇女的宗教生活进行田野调查，大大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对城市妇女宗教生活的调查研究较少，只有周玉茹的《西安城市佛教女性信仰调查》（2008），该文作者基于访谈和调查，认为近年来佛教信仰者人数激增，其中妇女信仰者的构成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高知识水平的中青年妇女信众增多。作者指出佛教信仰丰富了女性信众的生活和内心，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三 总结
2006～2010年中国学界有关女性与宗教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尤其表现在从女性主义视角和社会性别视角对宗教经典和宗教妇女观进行解读的论文较前增多，中国妇女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有所深入和突破，对中世纪西欧犹太教和基督教妇女的研究有长足进展，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进行妇女与宗教关系的田野调查的论文较前增多。
但与妇女和宗教的密切互动关系相比，妇女与宗教研究仍处于学术研究领域的边缘，既处于宗教学研究的边缘，也处于女性学研究的边缘。这表现在：一是研究队伍薄弱，学科建设几乎无从谈起，专门从事妇女与宗教研究的学者极少；二是成果数量较少，五年间研究成果不足百篇；三是学术研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从目前发表的妇女与宗教论文来看，高质量学术论文不多，在高级别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不多。如对宗教妇女观和中国古代妇女与宗教的研究，多数论文重梳理、少分析，不注重学术史，没有对前人观点的争议，因而论文内容和观点较多重复，较少新意；四是研究空白较多，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研究或研究较少，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注意。如对宗教经典的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解读，目前国内学界对基督教女性主义神学研究较为深入，但对佛教和伊斯兰教的重新解读刚刚起步。在国外，伊斯兰女性主义异军突起，但国内学界对这一思潮的研究极少，对佛教女性主义也没有什么研究。此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妇女观对穆斯林妇女影响巨大，但国内还没有系统研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妇女观的论著问世。这些研究空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填补。
[1] 作者简介：范若兰，女，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性别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