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环境研究综述（2006～2010年）
周伟文 郑萍[1]
一 研究概述
2006～2010年，中国学者日益关注妇女与环境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们以中国知网为平台，以“妇女”“环境”为组合检索词，对2006～2010年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检索结果为期刊论文14篇，硕博士论文三篇；以“妇女”“生态”为组合检索词，检索结果为期刊论文七篇，硕博士论文一篇；以“女性”“环境”为组合检索词，检索结果为期刊论文五篇，硕博士论文一篇；以“性别”“环境”为组合检索词，检索结果为期刊论文九篇，硕博士论文一篇；以“性别”“生态”为组合检索词，检索结果为期刊论文五篇。通过对这些检索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2006～2010年间关于妇女与环境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研究领域拓宽
2006～2010年是中国的“十一五”时期，政府更加重视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重视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这些都成为妇女与环境领域发展的重要背景因素。在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灾难高发时期，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重建家园，这些社会现象，都为妇女与环境研究领域的拓宽提供了更大的实践空间。在社会管理领域，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妇女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得以更快发展，为妇女环境保护组织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内容。此外，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妇女地位的提高、家庭收入的增加，妇女的消费角色得到强化，妇女在家庭消费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对妇女与绿色消费的相关问题研究，也成为研究者们开始重点关注的领域。“妇女与减灾研究”“妇女与消费”“妇女与民间环保组织”等领域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妇女与环境研究领域新的内容。
2.研究视角创新
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的拓宽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时期研究视角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传统研究领域增加了新的研究视角，例如，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对女性与环境关系的研究，除了以往的研究视角外，新增加了社会学、人口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在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妇女与减灾、妇女与消费、妇女与社会组织领域的研究，则增加了经济学、灾害学和公共管理学等研究视角。研究视角的创新，对于丰富妇女与环境领域的视野、实现妇女与环境研究与多学科的沟通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妇女与环境研究视角的创新，也为妇女研究从边缘走向主流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
3.研究方法多样
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妇女环境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逐步走向多元化，在调查方法上，更多的研究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采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调查方法，对某一领域、某一地区、某一单位进行实际调查，在调查基础上采用科学分析方法。同时还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如国际的比较、地区间和城乡之间的比较研究，使得妇女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具有更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 主要研究内容
1.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如果说21世纪的最初五年是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阶段，那么2006～2010年则是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深入拓展阶段。赵媛媛、李建珊（2006）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多角度解说——生态女性主义思潮评析》中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深入阐释，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从不同角度阐述和分析对女性的统治与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导致这两种统治的原因、基础以及消除这两种统治的途径等问题不同流派的生态女性主义又有不同的侧重解释。根据其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生态女性主义大体来说可分为：文化生态女性主义（cultural ecofeminism）、精神生态女性主义（spiritual ecofeminism）、社会生态女性主义（social ecofeminism）和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socialist ecofeminism）。尽管生态女性主义各个流派的分析角度不同，但它们都关注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关注生态平衡和环境危机等问题。
产生于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对中国实际进行阐述应用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杨玉静（2010）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妇女与环境关系评析》中认为，中国妇女与环境的互动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条件以及中国文化的特质不可分割，因此，着眼于中国本土实践经验，将妇女与环境的关系放在经济和社会过程的具体条件下，建构本土化的妇女与环境互动关系对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她在谈到中国的妇女环境保护运动时，认为中国的妇女环境保护运动与生态女性主义在环境保护中所追求的妇女发展、性别平等的政治实践相比，更注重妇女环保意识的提高，注重妇女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关注不够，忽视妇女的内在需求，有把妇女工具化的倾向，妇女只是被加入到环境与发展进程中，在某种情况下参加环保成了妇女的额外负担。李建珊、赵媛媛（2008）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产生于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批判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人与人的伦理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是生态女性主义深化发展的重要环节。生态女性主义是建立在对传统主客二分和机械自然观的反思和批判之上的，希望用一种整体性结合的观念来替代西方父权制主张的二元论。中国传统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对二元式思维方式的批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观；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的女性与自然的天然联系与中国古代强调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生态女性主义提倡的关爱、关怀、养育、同情等观念与中国古代仁爱观。
方钢、罗蔚（2009）主编的《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一书是这一时期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最为显著的成果。该书全面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并展示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各个领域的渗入与作用。生态女性主义富有特点鲜明的批判性，它对人与自然以及男性与女性关系中的统治支配模式进行挑战，同时生态女性主义还富有较强的建构性，它促进新的生态伦理理念和环境道德的建立。因此，介绍与传播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理解，增进环保意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凸显和传播珍惜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且有助于人们增进对女性主义运动与理论的了解，认识生态女性主义在生态、环保方面做出的特殊贡献，体现女性主义在当代世界重大问题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2.妇女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及相关理论研究
2001～2005年对妇女与环境关系的理论阐述更多是以西方社会化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为基础的，而这五年的研究则有着明显的本土化倾向，开始根据中国妇女的调查数据，对妇女与环境的关系进行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探讨。洪大用、肖晨阳（2007）根据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公众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引入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对环境关心之性别差异的社会化假设和社会结构假设进行了检验，并深入探讨了环境关心性别差异的具体生成机制。龚文娟、雷俊（2007）通过分析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GSS（城市部分）所得有关环境方面的资料，对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的社会性别差异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普遍偏低，其中抽象环境关心水平男性高于女性，但实际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男性却低于女性；在私人领域内的环境友好行为比例女性高于男性；相较私人环境友好行为而言，男女的公共环境友好行为比例都很低。杨玉静（2006）从生活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资金支持环境和环境参与四个方面，评估外部环境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以及男女两性对环境资源的占有、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差异。杨百红在硕士论文《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妇女与环境问题研究》（2007）中，从社会性别视角对中国妇女、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梳理了环境对妇女的影响、妇女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结合中国妇女的实际生活从贫困、人口、农业和消费四个方面分析了妇女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薛福荣的硕士论文《陕北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研究——以陕北G村为例》（2007）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文献检索、问卷调查、入户访谈等方式，对陕北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问题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提出了陕北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投入生态环境建设的途径与渠道，包括妇女教育、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妇女投入生态环境的社会支持网络、建立和完善市场配套设施、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杨国才（2007）运用女性学和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通过女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机制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事例，阐述了少数民族妇女适应生态环境而形成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态文化观念，从而挑战了男权文化下对少数民族妇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与经验的忽视。
这一时期的妇女与环境研究突破了社会化与社会结构理论框架的限制，开始了针对中国妇女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反思。有学者认为对于女性来说，参与环保的结果有两方面：一是女性自身直接地得到现实性发展，二是间接地实现战略性发展。现实性发展主要指女性在参与环保过程中自身的身心得到发展，社会网络得以扩大，文化水平与能力得到提升；战略性发展主要表现为环保参与过程中，女性家庭角色的社会价值凸显，女性性别优势的发挥和社会价值的提升，女性话语在环保决策中的影响力得以提高（朱逢春等，2008）。宋艳琴（2010）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妇女与环境的紧密关系：妇女环境意识的觉醒是其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的首要基础；妇女选择性消费意识的确立从源头上决定着产品生产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妇女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参与推动着环境保护的进展。
3.妇女与减灾研究
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实践中女性作用的显现，使得妇女与减灾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09年4月20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秘书处在北京联合主办了“性别与减灾国际会议”，来自43个国家、联合国妇女和灾害管理高级官员、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学术团体等的260多名中外代表，讨论并联合通过了《将性别意识纳入减灾全球行动北京倡议》。会议围绕性别视角纳入减灾决策、性别与扶贫、气候变暖以及男女平等参与社区减灾、妇女与救灾及灾后重建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与会学者和官员认为，在不断增多的灾难面前，占世界贫困人口70%的女性受灾难影响更为深重，而在国际和国家层面讨论减灾的过程中，性别问题却仍被边缘化，有关社会性别的考虑尚未作为基本原则纳入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框架中。《将性别意识纳入减灾全球行动北京倡议》倡导要采取一种创新和综合的方法，将性别作为跨部门议题纳入减灾和气候变化的综合发展政策、规划及实施过程，并全力促进多方（利益攸关者）、多部门、多领域和多层次的合作与协作，互利共赢。这些合作包括支持研究机构对减灾、气候变化和扶贫中有关性别敏感的减灾政策和方案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研究；收集分性别的灾害影响资料和统计数据，进行性别敏感的脆弱性、风险和能力评估；提高公众和媒体的认识，使其意识到灾害中性别敏感的脆弱性和能力以及减灾和灾害管理中两性不同的需求与关注等九个方面。
这一时期的妇女与减灾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针对灾难进行的有关社会性别研究还比较匮乏，关于如何在灾难管理中纳入社会性别意识的研究也不多。胡艳红（2010）认为，由于男女两性生理、心理、社会性别的差异，灾难对两性的影响有所不同。在灾难面前，女性面对死亡和创伤受影响的程度更大。社会工作者在灾前准备、灾难援助和灾后重建中都应考虑到社会性别对男女两性的影响，考虑到女性的需求，赋权于女性，在灾难援助中倡导社会性别主流化，推动男女两性和谐关系的重建。论文还分析了灾难来临时，女性更容易成为灾难的受害者的原因：其一，传统性别角色定型对两性的要求不同。如男女着装不同，女性穿着厚重的衣服或者是裹着长裙，为女性在灾难来临时的逃避带来一定麻烦，拖延了女性逃生的时间；还有妇女不会游泳，不会爬树，这些都让她们在一些灾难来临时缺少相应的逃生方法。其二，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妇女经常守在家里，而男人却在户外活动，或者在外地打工，房屋塌陷时男性会因为远离灾区而幸免于难。其三，灾难发生时妇女往往首先考虑家中老人和孩子的安全，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再考虑自己的安危。
4.妇女与环境管理及政策研究
随着妇女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深入，中国日益注重在环境管理和决策中妇女的参与程度，社会性别视角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各种生态项目和环境管理实践中。丁娟等（2006）介绍了中澳合作青海林业资源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非常注重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林业项目管理，对项目参与者及参与机构进行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提高其社会性别平等觉悟，保障其有效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和方法及相应分析工具，分析现存社会性别关系，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林业项目管理，并针对所负责的工作制定出促进妇女发展的行动计划，以保证林业资源配置公正、合理、有效。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越来越重视妇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尝试为妇女作用的发挥提供空间平台。方刚、王玲玲（2010）认为，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项目，对项目的成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在项目的机构层、项目规划、实施以及评估中都要有社会性别视角。生态项目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该有意识地收集和分析当地男性与女性的角色、责任、现有资源使用情况，揭示与项目涉及领域相关的社会性别问题，找出确保妇女和男子都能在规划过程中以决策者的身份广泛参与的途径，设计专门针对妇女的干预活动和对妇女倾斜的项目活动，把社会性别平等纳入项目预期成果中，在产出、结果和效果中制定社会性别敏感的执行指标。项目活动要确保妇女的广泛参与，定期收集社会性别反馈信息。王忠武、温静（2010）认为，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构建男女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及其相应的生态和谐治理模式。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应当是整合男性和女性的气质与智慧，形成男性与女性之间平等和谐、均衡参与、合理有效的新型生态治理模式，实现由传统的男性主导型生态治理方式向男女和谐型生态治理方式的转变。各级政府机构与各类经济、社会和文化组织中应均衡配置女性领导者与管理者，让女性具有与男性大体均等的话语权、决策权和控制权，这样可以有效地纠正长期以来人类掠夺性地征服开发自然的习惯偏好，有利于加速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友好、共生共荣和持续进化的良好关系。
5.妇女组织与环境保护研究
随着妇女环境意识的不断提升，各种妇女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运动中，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孙晓梅（2008）提到越来越多的妇女环境工作者活跃在领导、管理、执法、监测、科研、教育、宣传等各个工作岗位。在中国的环境保护教育、科研和新闻媒介领域中，妇女工作者约占1/3，许多妇女在环境决策和管理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省、市的环保局局长中至少有一名是女性，另外还有一大批在各行各业环保岗位上工作的妇女干部和职工，她们通过辛勤工作为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许多民间环保机构的创始人或领导人都是女性，如绿家园创始人汪永晨、地球村创始人廖晓义等，这些都是中国环保领域的杰出女性。全球环境研究所（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e，简称GEI）是一家中国本土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共有全职员工13人，全职员工中只有两人为男性，其余均为女性。
江西省妇联课题组在《环境保护中的妇女组织作用探析》（2006）中对妇女参与环境保护的三个案例进行了分析，分别是以塘背河小流域为例进行妇女参与治理水土流失的案例分析，以赣南猪-沼-果能源生态工程为例进行妇女参与能源生态建设的案例分析，以东江源区为例进行妇女参与保护水资源的案例分析。陈亚亚在2006年对中国女性环保运动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目前国内女性环保运动具有政府主导性强、男性参与不足和女性形象刻板等特点，认为中国女性环保运动要加大田野调查力度，扩大参与人群，尤其要促进男性参与。这些研究为中国女性环保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
6.妇女与绿色消费研究
消费是环境保护的核心，而绿色消费既是一种权益，能保障后代人的生存和当代人的安全与健康，也是一种义务，是体现每个公民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和良知的重要领域。妇女是消费的主要群体，这是毋庸置疑的。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妇女消费日益增加，关注妇女的消费方式、倡导妇女绿色消费，也成为妇女与环境领域的重点关注领域，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妇女、绿色消费、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绿色消费一方面是指要消费对我们的身心没有危害的产品，另一方面也指我们的消费行为对周围环境（包含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无危害。妇女作为一支重要的环保力量，正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妇女中倡导绿色生活与可持续性消费方式，建立有利于妇女参与环保的可行性操作机制，并提出要充分认识妇女参与环保的特殊优势与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环保宣传教育，以激发妇女参与环保的热情；成立妇女参与环境保护的管理体系，为妇女参与环保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二是妇女在家庭消费决策中的角色与行为研究。家庭决策的重要部分是消费决策，妇女在家庭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夫妻双方在家庭购买决策中的角色不仅随着产品类型而变化，而且也随着产品决策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变化。研究家庭购买决策夫妻角色模式是现代消费行为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对促进绿色家庭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引导妇女绿色消费的意义和作用研究。绿色消费已成为21世纪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妇女与消费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绿色消费的妇女道路构建研究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要构建绿色消费的妇女道路，必须帮助妇女树立和加强绿色消费意识，倡导妇女选择绿色消费方式，引导妇女选择绿色产品，充分发挥妇女在绿色社区中的作用。要构建绿色消费的妇女道路逻辑，妇女在绿色消费中扮演重要角色，妇女在消费教育中扮演教育者角色，在处理消费与节约的关系中扮演着协调者角色（陈慧，2008）。四是女性消费心理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女性作为社会消费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着不同于社会其他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一些研究者从社会学的视角，以女性消费行为为切入点，从不同类型女性群体的消费需要、消费观念、消费选择三方面的研究总结了女性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特点。
三 研究的不足与建议
1.研究主体的女性化特征依然明显
从这五年妇女与环境研究成果梳理来看，研究者的90%以上都为女性，研究主体的女性化特征依然没有根本改变。改变这一状况的建议主要有，相关的研究单位，特别全国妇联的研究机构可以组织每年一度的妇女与环境全国性或国际研讨会，邀请男性研究者参加，并通过学术评奖、主题讲座等方式保证男性参会比例。相关研究机构可以实行妇女与环境方面的课题招标，采取一定的方式鼓励男性参与，课题评审邀请不少于50%的男性评委参与。在研究性杂志和报刊栏目中，拟定一些具有价值的研究话题，组织男性和女性研究者就妇女与环境问题进行笔谈、对话和交流，甚至争鸣，促进两性在妇女与环境研究领域的互动性参与。
2.研究内容的局限性还比较明显
尽管研究领域有所扩展，但妇女与环境研究还是表现出研究内容单一、研究领域偏窄的特点，例如，对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研究，更多的内容与妇女的家庭角色和家庭生活中的作用相关，而妇女在社会环境保护中的重点作用，特别是妇女促进国家政府环境决策中的作用研究文章不多。对妇女在宜居环境建设和保护中的作用、妇女与创新环境管理、中国妇女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妇女地位与女性环境保护作用等需要研究的内容，目前还未引起足够关注。
3.研究地位边缘化
研究地位主要是这一研究领域在社会科学研究这个大的领域中所处的位置，主要从发表的刊物层次、发表的数量、文章引起的社会关注等来衡量。很显然，无论是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妇女研究领域，妇女与环境都处在一个边缘的地位。
4.研究力量依然薄弱
研究力量主要从研究人数、研究者学术地位、研究者所具备的学术资源等方面来衡量。对研究队伍的研究表明，妇女与环境研究人员数量少，分布不均，研究者大多为年轻的硕士和博士生，而一些在国内外较有学术地位的研究者则很少或根本未涉足这个研究领域。作为年轻的研究者们，由于他们所能调动的研究资源少，难以完成比较重要的研究课题，影响了妇女与环境领域重要成果的生产。
[1] 作者简介：周伟文，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郑萍，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