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论背景

要解决相关信任问题，理清社会资本对信任的影响，必须要有比较完备的理论分析、研究方法以及经验研究作为前提条件。然而，从有关信任、社会资本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现状看，却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信任概念、分类未有定论，引致有关信任构成及比较等研究存在问题。与信任有关的研究中，信任被部分学者作为行动者的一种行为来对待，但更多学者认为信任实为个体对他者的一种积极性预期（Hardin，2001）。作为一种主观预期，这种预期存在于行动者的思想体系里。它在一定信息量的基础上形成，而不论行动者与他者（others）是否存在直接互动。不过，这样一种定义导致信任不可直接观测，并且信息量的多寡会影响其程度，从而导致有关信任构成及比较的研究存在缺陷。当前有许多研究根据中国国情重新对被信任对象做了有代表性的划分，并发现针对不同的被信任对象，信任者的信任程度存在强弱差异（Portes & Sensenbrenner，1993）。信任程度会随着关系远近、交往密疏而存在程度上的递增或递减的格局（李伟民、梁玉成，2002）。但这些不同信任构成的强弱差异比较，或者通过定性分析的方式提出，或者对不同信任等级做百分比提出，或者直接将赋分合并求均值提出。从统计方法上说，定性分析很难知道具体的差异情况；而后两种方法，由于信任程度多以定序测量方法获得，直接比较此类数据的做法有欠妥当（张立芸、谭康荣，2005）。

第二，比较不同地区同类信任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国外有学者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普遍信任进行比较，发现不同地区的普遍信任会有差异（Simpson，2006），这为区别化地制定提升信任的政策提供了有力参考（Putnam，Leonardi & Nanetti，1994）。相较之下，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但对各地在信任方面是否会有差异以及出现何种差异的学术研究却不多见。由于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中陌生人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普遍信任”作为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已成为人际信任中最基本的一种类型，很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来考查地区的信任差异。

第三，在当前关于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尤其是关于社会资本是否会影响信任的研究中，存在着社会资本概念模糊导致社会资本与信任关系不清的问题。近年，社会资本理论为认识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多数研究倾向将信任当成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本的构成元素（Glaeser，Laibson，Scheinkman& Soutter，2000；Putnam，2000；胡荣等，2011），仅有少数研究注意到两者存在本质差异，并对它们在概念和测量上做了区分（Cook，2001；林南，2005）。而这些做了区分的研究仍有几点需要改进。

一是多数有关社会资本的分析是从经济学（Peck，1998；Wilson，1997）或社会网络（Granovetter，1985；Stone，2001）视角出发，很少从网络资源观入手。鉴于网络资源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概念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个体的行为和态度（林南，2005），这种不足显然需要弥补。

二是有必要考察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信任的效用。目前常用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有定名法和定位法两种，两者测量了不同社会关系网络内嵌入的社会资源（林南，2005）。它们分别被称为讨论网社会资本和拜年网社会资本，代表了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其性质和功能会因情境不同而变化（邹宇春、敖丹，2011）。若仅从单一维度考察社会资本，所得结论难免发生偏颇。此外，两者对信任的作用在中国情境下是否存在强度差异也尚不得知。

三是仍不清楚社会资本对信任存在何种效用机制。在有关社会资本效用的研究中，有学者（林聚任、刑艳，2011；张顺、程诚，2012）发现，社会资本的工具性效用并不因为社会资本的增加而无限制增加，当社会资本增加到一定数量时，其效用会随之下降，即社会资本对工具性对象的效用空间呈倒U形。那么，作为非工具性的对象，信任是否也受到这种效用的影响很值得研究。

第四，若社会资本对信任存在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两个变量之间的简单关系，它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得而知。结构性资源也是个体自身所能动用的资源，它们会改变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社会资本和信任的关系方向与强弱是否会因为这些因素而变化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