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坚守独立思考的学术争鸣之道
——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顾与反思
2012年10月下旬，我以校友、系友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100周年庆典。在为举办这个庆典而推出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有一本题为《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引起我的极大关注。在此之前，该书编者之一的张翼星先生就向我透露了这个信息，很快我就看到了出版社寄来的样书。该书除了原原本本地再现了由《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之外，还增加了两部分新内容。一是“1957年中国哲学史会议实录”，它提供了当时的若干背景资料；二是“回顾与反思”，收入近来十多位学者写的15篇论文和新发现的资料。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就如何对待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对待中国的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如何看待教条主义以及如何看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阐述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看法。披阅之后，让我倍感亲切，感慨万千。
说它亲切，那是因为50多年前召开此会时，我作为在读的高年级本科学生，有幸得以列席旁听。我和戴清亮同学（两人合作、由我执笔）在会后写的一篇文章，也被收入《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出版的《专辑》已不容易看到，这段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反对“左”的教条主义，体现“百家争鸣”盛会的历史，也几近湮没了。现在能够见到此书，当年的许多情景，禁不住又呈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一次在难得的、短暂的历史机遇期中召开的学术盛会。说它是“难得的、短暂的历史机遇期”，并非危言耸听。众所周知，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对《西欧哲学史》（亚历山大洛夫著）讨论会（1947年6月24日）上，根据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和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的观点，给哲学史下了一个定义，说“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并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他还认为，唯物主义是与进步、革命相联系，唯心主义一般地总是与落后、反动脱不了干系的。[1]
此公的高论一出，苏联的哲学界和中国哲学界，都奉为经典、坚决照办。当时，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老师们只能按照日丹诺夫的调子，生硬地、不加分析地贴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标签，这样不仅使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史变得越来越贫乏了，而且许多被列入唯心主义的重要哲学家，不管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中曾经有过什么样重大的影响与作用，都要与反动或落后挂钩，从而备受批判。这种“削足适履”的简单化的做法，当然难以反映哲学史发展和哲学家思想的全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在艺术和科学工作中的基本方针，是1956年4月由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论述并得到确认的。接着，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向文艺界、科学界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57年1月22～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加者包括从事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方面研究与教学的国内知名专家100多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唯心主义的评价，二是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继承。因为1952年时，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院系大调整，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京大学来，北大哲学系成为当时高校中仅有的一个哲学系，所以，这个会议并不局限于一个学校，实际上是全国性的会议。
在“关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上，坚持认为“唯心主义哲学中有好东西”的是贺麟先生和陈修斋先生。贺先生亲自听了陆定一的报告后，特地找了他的学生陈修斋，根据他的观点，以贺麟、陈修斋两人的名义，写了题为《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的文章，发表在刚创办不久的《哲学研究》1956年第3期上。该文对唯心主义评价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提出了大胆而尖锐的批评，明确肯定了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的重要著作的价值和合理因素。在那次座谈会上，贺先生发言指出，哲学史虽然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这种斗争与“宗教上的斗争，政治上的斗争却有很大的区别”。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的关系，“也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有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不是红与白的关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既有“互相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吸收利用凭借的一面”，两者之间的斗争是一个曲折的、矛盾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唯物主义永远打胜仗”，“唯物主义也有被较晚、较发展的唯心主义代替的时候，唯心主义也有被较晚的唯物主义代替的时候”。[2]贺先生上述的观点，遭到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关锋的尖锐的批判。关锋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敌对的，其界限是分明的，斗争是尖锐的、没有妥协余地的”。他还指出，贺先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议论，正是和他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并没有严格、分明的界限的观点一脉相通的”。“按着他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性的了解，实质上就否定了它们之间的斗争性，它们的根本的敌对性。”[3]
针对关锋的批评，贺先生作了反批评，他再次着重谈了《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他认为，唯心主义有好、有坏的提法，黑格尔说过，列宁也同意，而且还指出“聪明的唯心论比愚蠢的唯物论更接近聪明的唯物论”。贺先生认为，有的“唯心论者与唯物论者之间是朋友师生的关系，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上的激烈尖锐的斗争。因为朋友师生（甚或今我与昨我）之间的学术思想的论辩与斗争可以达到非常深入细致、尖锐、激烈和艰苦的地步”。他还直言不讳：“我对好的唯心主义是有感情的，这是对优秀文化遗产有感情。”[4]这句发自肺腑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他之所以肯定好的唯心主义的真实目的。贺先生的学生陈修斋先生在会上发表了支持贺先生观点的意见，会后又写出《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计问题的一些意见》一文，对“唯心主义中有好的东西”这个论断的具体含义，做出细致的说明。[5]
在“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上，主要是围绕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展开讨论的。冯先生在当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近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6]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不是属于奴隶主就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哲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尽是应该抛弃的糟粕，还有什么可以继承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先生提出要区别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由于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是“跟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这是不能继承的，我们所能继承的只是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概括的、著名的“抽象继承法”。这个“抽象继承法”与贺麟先生上述对唯心主义评价问题之所以紧密相关，是因为“抽象继承法”与冯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建立的“新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某种思想上的关联。有人认为，“抽象继承法”与“理在事先”是一脉相承的。“理在事中”与“理在事先”的关系，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在阶级警惕性无比高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理所当然地成为事关“哲学的党性原则”的大问题。会议上冯先生的观点属于少数派，争论虽然不可避免，但基本上还能做到平等讨论，允许申辩。正因为如此，座谈会主要筹办者之一的汪子嵩先生在1994年曾经为北大哲学系建系80周年写的一篇题为《一次争鸣的讨论会》的文章[7]中认为，1957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会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
但是，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反右斗争开始，在此之后，冯先生的这个观点被诬为“资产阶级伪科学”，遭到从上到下、持久不断的批判。贺先生对政治上敏感的哲学问题，只能保持缄默，埋头于纯学术的研究，专门从事翻译和讲授西方哲学。在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中，他们都难逃厄运，被迫中断了一切学术工作。直到1975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贺先生才取得恢复研究和翻译工作，出版译著的权利；冯先生又重新投入中国哲学史的著述，并在中国哲学史的著述与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旁人难以替代的重大贡献。
1957年的那次会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自由争辩的可喜现象，但是，苏式的教条主义仍然笼罩着整个会议。某些历史资料披露说，“关锋发言后，可能有些老教师的发言就有些保留了”，甚至有些老教授感到：这“不是一个哲学讨论会，而是冯友兰、贺麟的思想批判会”。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批判者们“胜利”了，“但好像胜得太快，有些勉强，好像是以声势取胜”。[8]苏式的教条主义带有独断论的特点，他们颐指气使，帽子、棍子满天飞，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自居，在他们身上还兼具专制主义的气息，是当时政治上“左”的产物和表现。贺麟先生对此深有体会。1957年4月24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题为《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章，指出“教条主义者气焰太盛，使人不敢‘放’不敢‘鸣’。教条主义即使不会断送科学研究，至少也会大大妨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教条主义者虽然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实际上却是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每每是应时主义者。他善于看行情，从个人崇拜出发，去揣测领导意图，随意解释教条，并随意在经典著作中挑选适合自己意见的词句。”[9]
不久，关锋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发表了《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给会议扣了三顶大帽子：（1）“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2）“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没有唯物史观”的原理；（3）“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的阶级性”的原理。[10]此后，“左”的思潮长期肆虐于神州大地，即使这样，那次会议和自然科学界的生物遗传学会议一样，作为“百家争鸣”的一种尝试，作为当代中国哲学演进历史中异乎寻常的一件大事，已永远载入中国学术发展的史册。在摆脱哲学与政治捆绑之后，近30年来，我国哲学界对那次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的研究，不断有所进展。
特别珍贵的是顾红亮先生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从该校档案中找到的美国哲学家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通信原件和手稿。顾先生把它们作为他所写文章的附件，第一次公开刊载。威廉·霍金在1956年11月21日致陆定一的信中，向中国哲学界提出的问题是：“你们如何界定与唯物主义相对的唯心主义？”[11]潘梓年和金岳霖两位先生在代表陆定一所写的回信（1957年2月22日）中说，“什么是唯心主义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中已经作出了清晰的、明确的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没有特别的补充”。[12]这些资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957年座谈会所产生的积极的国际影响，也给出了对那次会议进行反思的有益的空间。
《守道1957》一书把我们带回到半个多世纪前的1957年，那次会议上，以及会前会后许多体现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精辟论断，至今经受了历史的检验；那些坚守学术争鸣之道、实现自己文化担当者的学人风骨，作为精神财富已经垂范于后人。贺麟和冯友兰这两位先生是1957年那次会议的核心人物，他们都是立志传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文化担当的饱学之士。他们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重要哲学理论问题，在我们“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仍然是需要继续研究。温故知新、以史为鉴，只有真正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个学术发展之道，才能实现学术的创新和文化的繁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此文的摘要曾在《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日上发表，全文发表于福建社会科学院主办《学术评论》，2013年第3期
[1] 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第4～5页。
[2] 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194～198页。
[3] 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09～216页。
[4] 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02～206页。
[5] 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24～232页。
[6] 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71页。
[7] 汪子嵩：《一次争鸣的讨论会》，载《读书》1994年第9期。
[8] 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7～30页。
[9] 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454～457页。
[10] 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458～493页。
[11] 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672页。
[12] 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6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