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拥抱和享受休闲

宋瑞

2014年初的一天，我收到戈德比教授关于此书的第一段文字，随即一口气读完。那些文字中所体现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娓娓道来的语言风格以及背后蕴含的深厚情感深深吸引并打动了我。因此，当我们决定合作完成这样一本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著作并出版中英文版本时，我备感欣喜与荣幸。

休闲在中国的兴起

英国学者罗伯茨（Roberts，1999）指出，休闲是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志。人类发展至今，“休闲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活质量的标志……人们的财富——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都越来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休闲”。正如戈德比教授所提到的，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史时期，而改革开放则从各个方面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休闲一词开始出现，首先是作为日常用语和商业宣传语，例如休闲鞋、休闲服、休闲饰品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成为一个学术术语。休闲在政府文件，尤其是中央政府报告中出现得相对较晚，只是近几年的事。在休闲不断普及的过程中，人们最经常引用的是1999年末分别刊发在美国《未来学家》和英国《经济学人》上的两篇文章。前者指出，未来10～15年，部分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专门提供休闲服务的产业在2015年将会主导劳动力市场，休闲相关产业在美国GDP中将占据半壁江山。后者则预言，人类在2015年将迈过信息时代踏入休闲时代。在中国，那些对休闲感兴趣并热心发展休闲的人，被这些论断所启发和鼓舞着，到处引用，几乎没有人去质疑其可靠性以及在中国的适用性。

20世纪90年代后期，多种因素促使休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包括但不限于：不断增长的可支配收入、新的假日制度所带来的自由时间的增加、被释放的消费潜力、全国上下掀起的旅游热潮、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等等。不管是否以休闲的名义出现，休闲领域的投资增长都极为惊人。竞争“休闲城市”的称号成了很多市长——如果不是所有市长的话——的一项重要任务。几个省份发布了省级休闲政策或者休闲纲要。2013年，第一个全国性的休闲政策在经历长达数年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后终于得以出台。尽管还没有全国性的权威统计数据，但根据可以观察到的现实以及我们的初步调查，家庭休闲消费增长显著。根据历年中国“休闲绿皮书”的初步估算，核心休闲消费占到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的15%～18%，相当于GDP的6%～8%。看起来，中国和中国人似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休闲甚至“休闲时代”的到来了。

个人的休闲研究

2001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休闲研究的学术论文，并计划着手完成以休闲为主题的博士毕业论文。彼时，“假日经济”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1998年10月开始实施、用以刺激内需的长假期——“黄金周”，其经济收益得到了普遍推崇。然而，游客的“井喷”也带来了旅游体验不佳、车票一票难求、景区拥挤不堪、道路交通堵塞等问题。很多旅游景点人满为患，游客怨声载道，这种现象甚至延续至今。于是那时的我开始思考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人们在“黄金周”之外的其他空闲时间里会做什么，自由时间的价值何在，等等。我四处查找文献，阅读相关书籍、论文和报告，试图找到答案。就像一个闯入神秘花园的孩子，我被当时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英文文献（其中包括戈德比教授的著作）深深吸引。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从未被打开的宝盒，心中窃喜，兴奋不已。然而，当听说我要写一篇关于休闲的博士论文时，很多朋友都深感不解。他们抛出了各种问题，比如什么是休闲，研究休闲究竟有什么学术价值，怎么来衡量和研究休闲，等等。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这个领域的开拓者的支持。国内首位研究休闲、被誉为国内外休闲研究桥梁的学者——马惠娣老师鼓励我，希望我能从自己所学专业出发研究这个新的社会现象。也是在2001年，我第一次在杭州遇到了戈德比教授。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和他在西湖游船上的合影，看起来令人忍俊不禁，像是一个玩具娃娃站在巨人旁边。遗憾的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我最终没能将休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然而，对于休闲研究的兴趣却从未中断过。尤其是2009年担任“休闲绿皮书”系列主编以来，有机会更加深入地参与其中，并得到了一些学界前辈（如刘德谦、魏小安、高舜礼）以及诸多有共同学术兴趣的年轻同行（如董二为、厉新建、程遂营、刘慧梅、魏翔、吴文新、李洪波等）的鼓舞。从这个角度而言，与戈德比教授合著此书，是我十多年休闲研究生涯中最为渴望的事情，没有之一。

对本书的参与

正如戈德比教授所提到的，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讲述一位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他对中国人如何获得更多休闲所做的思考。而我之所以参与本书的写作，主要是由于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观察视角的不同。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对中国人而言，在休闲方面，我们习惯于了解国外，也习惯于自我审视，但是其他国家的人如何看待我们，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尽管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期间和戈德比教授就此话题进行过多次讨论，但依然觉得有必要更加系统地梳理、展示和深化这些讨论。这样的讨论，能够让我们知道，外界如何看待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休闲生活、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未来，他们的观察和我们有什么不同，为何不同，等等。

其次，写作风格的不同。本书的目标读者，既包括学者，也包括普通大众。在写作风格上，作者试图将学术著作和大众读物的特色相结合：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措施；既有宏观发展背景，也有微观个体体验；既有理性思考，也有强烈感情；既有数据，也有感触。对我而言，这种写作风格很有意思，也颇具挑战。

再次，两位作者的不同。正如我在本书第二章中将提到的，我和戈德比教授在知识结构、个性特点、成长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与我们的身高、体形差异一样，都是极为明显的。彼此了解得越多、越深入，就越能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异同。很多时候，这些都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这种奇妙的感觉也是推动我写作的动力所在。

最后，语言表达的不同。为了便于沟通，本书的写作先用英语完成，而后翻译成中文。对我而言，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一方面，这种写作方式使我的表达不那么自由、流畅和充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真正按照双向思维来思考问题。当然，由于能力有限，我或许不能实现自己最初设定的目标，为读者展示一个有关中国休闲的综合图景。实际上，当完成本书的中文译文时，我就已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语言的反复转换，令表达变得不再灵动和自然，平添了几分疏离、生涩甚至别扭之感。或许这是跨文化研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本书写作中，两位作者做了一些分工。由戈德比教授提出写作框架，阐述他的观察、分析和预测，有些情况下，他也会提出一些问题。尔后由我逐章做出回应、补充、反思甚至是反驳。在某些情况下，我还会介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尽管对于戈德比教授和其他西方人而言，这似乎没有必要，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具体来看，我从以下几个角度参与本书的写作：一是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来支持戈德比教授的观点；二是通过回顾历史发展、分析社会背景，解释为什么这些现象会在中国发生、为什么他的观察和结论会是那样的；三是在我们了解了旁观者的视角和观点之后，还应该思考哪些问题，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四是在必要时对他的结论进行反驳，尽管年轻学者反驳著名资深教授这种做法似乎有悖于中国传统，但这是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的方式。

我在本书中的主要观点

如前所述，本书框架由戈德比教授提出。在阅读了他的内容之后，我逐章做出回应。基于他的讨论，本书中我对中国休闲发展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1）看起来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似乎已然颇为了解，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对美国当下的了解多于对其历史的了解，而美国人似乎正好相反，他们脑海里的中国，更多的是历史而不是现实。由于各种原因，双方通常都会标签化地理解对方。我们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而只是在别人眼中甚至耳中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休闲（包括旅游）能够架起桥梁，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对方。

（2）在中文里，休闲有着各种不同语境和比英文译名更为复杂的内涵。从词性来看，休闲可以当作形容词、动词，也可以当作名词。就其内涵而言，休闲可以被解释为时间、活动、心态、生活方式、消费类型、社会阶段以及上述概念的任意组合。在中国，休闲的定义更加哲学化，而非统计意义的、规定性的。自下而上的定义方式的缺乏，制约了中国休闲研究的发展及其对现实的概括能力和解释能力。除了学术讨论和争论外，休闲的所谓“非学术”认知和定义也应得到重视和研究。

（3）诚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休闲的基因和历史，但是毋庸置疑，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休闲在中国的发展也只有短短二三十年。其推动力包括经济持续发展、公共假期政策、刺激内需政策、生活方式转型、城镇化进程加速等因素。目前中国仍处在高速发展和全面转型之中，因此很难就休闲发展及其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位置勾画出一个全面、统一的图景。休闲研究者有幸、也有责任探究中国休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4）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开始强调休闲、家庭、生活等非工作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依然面临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的难题。似乎大多数人都苦苦挣扎在天平的两端。我们的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受访者普遍认可休闲的益处和重要性，但是在面临现实选择时，往往又不得不将赚钱、事业发展等放在比休闲更重要的位置。

（5）关于中国人的休闲体验，目前研究还很欠缺。有些学者认为道教和儒教影响着中国人的休闲态度和休闲行为，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影响不能高估。劳动力人口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心态的多元、消费观念的变化、不断提高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水平以及技术革命等等这些因素，都在改变着中国人的工作和休闲状态。“自由”是理解西方人休闲时最为关键的概念，但是在用它来解释中国人的休闲时，还需要与“和谐”或“平衡”相结合。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休闲中追求人与自然、身体与心灵、自我与他人、挑战性与成就感等等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由“自由”和“和谐/平衡”组成的这个矩阵也许可以解释中国人与西方人休闲的异同。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的模型，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证的检验。

（6）改善每个人每一天的休闲生活，不仅对个人、家庭有益，也对社会和世界有益。我们的调查显示，很多中国人都面临着休闲制约（leisure constraints）。例如：假期太少，尤其是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太少；与休闲服务收费相比收入太低；休闲设施和空间的条件不好，可进入性不强；等等。同时，调查还显示，与平衡性休闲（balance leisure）相比，民众更期盼增加或改善与核心性休闲（core leisure）有关的空间、设施、服务。在这里，平衡性休闲活动是指特殊的、通常需要精心策划、花费较高、涉及旅行、能提供独特体验的活动，而核心性休闲活动则是指常规的、一般在社区或者社区附近进行的、花费不高的、无须精心组织的活动。

（7）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应该将休闲同时作为公民权利和消费者权利加以发展，不可只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保障和促进公民的休闲权利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当然，企业会满足大部分的消费者需求，政府对其加以必要的规范，某些情况下，还会提供授权和资助。

（8）像美国一样，在中国，休闲发展在中央政府层面涉及数十个部门。这些部门均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休闲发展，但往往既不是以休闲的名义进行，也不以休闲本身为目的。尽管2008年国务院的“三定”方案中将“引导休闲度假”的职能赋予了国家旅游局，但是显然这并不能解决目前分散化、间接性的管理现状。中央政府在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体制来改善民众休闲生活这个问题上，尚未有明确的部署。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但至今尚未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时间表，不同主体以及不同层级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各自的职责和分工也不明确。尤其是在全面实施带薪休假制度这个关键问题上，尚未有统一、严格的措施。

（9）毫无疑问，城市和休闲之间存在密切关系。21世纪初，“休闲城市”在中国成为一个热词。一方面，“休闲城市”排名热激发了地方政府改善其城市休闲功能的热情，从而实现了从重视生产到重视生活、从重视外来游客到同时重视当地居民的重要转变；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城市其实只是把精力放在如何通过短期营销来获得“休闲城市”的头衔上，至于长期的持续发展，似乎并不十分关注。在建设“休闲城市”过程中，当地政府需要考虑产业结构、城市格局、建筑风格、公共绿地、雕塑园艺等各种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关注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10）尽管在西方研究中，休闲赋权（leisure empowerment）是休闲应对（leisure coping）框架中的一个概念，主要侧重于心理角度，但是本书试图用它来概括实现戈德比教授提出的“给予人们想要的，并使其通过学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所有途径。例如，要让人们在其一生都能够欣赏休闲、重视休闲、掌握休闲技能，要开展各种形式的休闲教育，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休闲教育；让人们学会休闲，并通过休闲达到学习的目的；居家的、在校的、社区的和社会的休闲教育，个体的和集体的休闲教育，自学的和别人教授的……所有这些都应该得到重视和推广。城市的社区中心应该保持商业和公益的平衡；在农村，应该激发和利用农民的主动性、活力和创造性，使其有机会、有能力发展出适合自己的休闲。

（11）中国人口密度大，因此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和“拥挤”共存，是习以为常的事。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实施了“黄金周”制度。“黄金周”期间惊人的、不断加剧的拥挤引起公众对承载力问题的关注。尽管承载力概念包含了生态、心理、物理、社会、经济等各个维度，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安全才是底线。当下中国，承载力问题的根源既包括历史原因，也有现代因素，既和需求特征密切相关，也与供给体系存在联系。由于缺乏有效的惩罚措施，承载力相关规定尚未得到有效实施。我国学者和政府部门还没有认识到承载力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局限性。

（12）汽车已经，还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包括中国人的休闲生活。戈德比教授号召“要回街道”，作为回应，我个人建议：大力推广“主动交通”；部分恢复街道作为休闲空间的功能；建设和完善城市绿地系统、休闲商业街和中央游憩区；将休闲需求和休闲功能纳入到包括公路、高速公路、高铁、乡村公路等在内的所有交通系统之中。在这方面，美国有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

（13）中国的环境破坏和环境退化已非常严重，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社会矛盾和健康损害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如戈德比教授所指出的，改善环境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为此，社会所有主体、每个个人都应该动员起来。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十几亿人有很多事情可做，从停止使用塑料袋、减少开车、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少开空调，到对不环保的生产和消费说“不”。

（14）预测总是有风险的，没人准确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憧憬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那里，人们更加自由、有效、平等地享受休闲。戈德比教授将为我们展示一个令人赞叹的蓝图：马路上跑着无人驾驶汽车、小型电动自行车，地下高铁连接上海和北京，大部分污染都已经得到治理，公寓楼向住户提供核心性休闲活动。而我想说的是，在抵达这幅美好图景的路上，我们应该对来自如下方面的挑战做出审慎的思考和系统的安排：人口转型，尤其是快速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多元化；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进城；城市群体从以单位为主转向以社区为主；中产阶层扩大以及惊人的技术革命，等等。

本书由来自中美两国的两位学者合作而成。这是中美两国休闲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尝试。我们诚恳地希望能以这种对话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有关中国休闲的信息和思考，共同探索出让13亿中国人了解、拥抱和享受休闲的现实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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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lu，W.，2013. “Credit Suisse Report”cited in“China’s Middle Class Boom”，CNN Money.Money.CNN.Co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历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即“休闲绿皮书”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