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交通与商代文明

张兴照

商代处于文明时代早期，相较于道路交通建设的不易，凸显出水运的便捷。商代水文环境良好，平原地带的河流多有沟通，为水上交通往来提供了便利。水运与商代文明紧密相连，已成为其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结合文献记载、甲骨文及考古材料，可对商代水上交通状况予以揭示，进而对水上交通与商代文明发展的关系做一探讨。

一 商代水上交通状况

（一）涉渡江河与水上交通工具

图1 《合集》8409+《辑佚》18

商代涉渡河川在文献与甲骨文中多有记载。《尚书·盘庚》：“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史记·殷本纪》：“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涉河南，治亳。”《尚书·说命》载武丁立傅说为相，喻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据《史记·周本纪》，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两年后，周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如此数量的军队渡河，可以想见当时黄河航渡的规模相当壮观。甲骨文一期辞例：“王其涉河”（《甲骨文合集》5225，以下简称《合集》）、“乎子涉”、“令子涉”（《合集》6477反）、“马方其涉河”（《合集》8409+《殷墟甲骨辑佚》18，以下简称《辑佚》，图1）、“涉羌于河”（《合集》536）、“涉师”（《合集》5812）……不备举，仅此即知涉渡之人众。涉越大河多用舟楫，亦有以气囊代舟者，如涉河“舟橐用”（《合集》5684）。浅水河道的涉渡更为简单，甲骨文字：（《合集》36908）象持杖涉水；（《英藏》547正）象履石渡水；（《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以下简称《瑞典》，附9）象浮水游泳。[1]正由于川泽较多，遍布于商人的生存地域，甲骨文中才会出现形式多样的涉渡之举。

图2 信阳息县商代独木舟

图3 《合集》655

图4 《集成》1148

水上交通需依赖水运工具才能进行。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信阳息县淮河西岸河床下发现距今3500年的独木舟，舟长9.28米，最宽处0.78米，高0.60米，由一根整体的圆木加工而成，保存较为完整，这是商代水上交通工具的实物见证（图2）。[2]甲骨文“舟”字作、、等形（图3），也有省作、者，亦见于金文（图4）。从其字形看，平底、首尾上翘，应是用木板拼接而成，已超越了“刳木为舟”的原始阶段。甲骨文从“舟”的字很多，如洀，字形作、、；受，字形作、；朕，字形作、，又（隶作）、、（隶作）、（隶作）、（隶作）、（隶作）、（隶作）、、等大量从“舟”之字或可反映商代人们对舟的熟悉及舟船在生活中的普遍使用。由甲骨文的一些字形构造及考古发现，可对商代舟船的属具揭示如下：桨，甲骨文有“般”，字形作，是表示用桨划船的一个字。[3]篙，甲骨文有字形作、、、等，像人在舟上使用篙撑船而行。帆，甲骨文“凡”字作、等，似风帆之形状，马叙伦先生谓为帆之本字或初文。[4]缆，于省吾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舟”即“舟”，“古代系舟以索，后世谓之缆”，“为索的繁构”。[5]锚，考古发掘曾见到商代的实物。在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一件多钩形铜器，居中为一圆环立柱，下端分出挂钩六枝，质较坚固，高16.5厘米，重1公斤。[6]杨升南先生认为：“此器与今日的船锚无异，其用途显然是一只船锚。”[7]商代舟楫之用，卜辞习见，如：“寻舟”（《合集》24609，再次动用舟，或谓“帅舟”，指舟顺流而行）；“出舟”（《屯南》4547，乘舟出航）；“舟”（《合集》33691，推舟）；“乍王舟”（《合集》13758正，建造王舟）；“省舟”（《怀特》1456，省察用舟）；“舟”（《合集》32850，设舟或造舟）；“析舟”（《合集》32834，解缆动舟）；“舟”（《合集》6073，用缆绳系舟）……[8]多种用舟之举反映了商代水上交通当较为兴盛。

（二）黄河航运

《国语·楚语上》载白公谏楚王语，其中言：“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这是说殷高宗武丁政事归于冢宰，于祖庙亳邑默思治道三年之事。“自河徂亳”，或可证黄河上能够长途行舟。甲骨文有在黄河上行舟的记载，如：

乙亥卜，行，贞王其寻舟于河，亡灾。（《合集》24609）

商王泛舟于黄河，当发生在王畿地区的下游河段。《禹贡》云：“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鸟夷所居在渤海湾地区，[9]由其极强的海上交通能力来看，《禹贡》所载当为实录。李济先生曾说：“在安阳发掘的动物骨骼中，最使田野工作者惊奇的是一大块鲸鱼肩胛骨，它的上缘长一公尺多，而且还有一些来自这同一海中巨物的椎骨。这些发现物清楚表明，在三千年以前安阳至少已有某种与滨海地区联系的方便交通工具。这些也给胡渭复原公元前602年以前黄河下游河道提供了证据。”[10]我们似乎可以设想，自殷都之东泛舟黄河直到渤海正是当时的一条水运之路。

黄河中游的山陕峡谷段亦可通航。据考古资料，“在西北，陕西、山西交界的一带地区，北起保德，南至永和，出现了一个夹黄河两岸的纵长地带，有许多青铜器出土”。[11]“晋陕之间黄河两岸的高原地带多次发现商代青铜器……这些地点集中分布在黄河两侧，南北长3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12]此地区陆上交通极为不便，面貌相似的青铜器说明这一狭长地带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其交通方式很可能是黄河水运。

商代后期都城坐落在洹水（今洹河）南岸，洹水不仅是“护城河”，也是当时对外通航的河道。卜辞：“癸丑卜，，贞今春商舟，。”（《合集》6073）于省吾先生说：“今春在商系舟，当指商都附近的洹河言之。”[13]

黄河的支流滳水是商代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滳水相当于后世哪条河流，迄今尚无定论，有沁水、漳水、清水、淇水等不同的说法。卜辞有：“王其寻舟于滳，亡灾。”（《合集》24608）“王其省，涉滳亡災，不雨。”（《合集》27783）可见滳水确有航运利用。

洛水（今洛河）上游富有铜、铅矿资源，研究表明，商代这里的聚落遗址沿河分布，数量远较二里头时期和西周时为多，或许正是利用洛河将开发的矿物原料从山区运抵下游的偃师商城。

晋南中条山有丰富的铜、铅、锡资源，商代在这里有开发活动。著名的垣曲商城坐落在亳清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其位置显然是水运要冲，中条山矿区生产的铜、铅，可以由亳清河水运至垣曲商城，再进入黄河转运至下游。中条山的另一侧有东下冯遗址，由青龙河、涑水、黄河将铜矿、盐池连接起来，所产自然资源通过水运送抵早商都城。[14]

渭水及泾水在商代亦有水运利用。《诗·大雅·大明》记载周文王为娶商女曾“亲迎于渭，造舟为梁”，能在渭水上“造舟”，便可行舟。《棫朴》“淠彼泾舟，烝徒楫之”，笺云：“淠淠然泾水中之舟，顺流而行者，乃众徒船人以楫棹之故也。”诗虽是以“烝徒楫”舟来喻文王征伐，六师扈从，亦可知晓渭水支流泾水可以通水运。

（三）人工水系航运

文献中记载人工运河的开挖最早在春秋时期，但考古发掘显示，至少龙山时期长江流域两湖地区的城市城壕，已开沟通江河发展水运之先河。商代人工水系航运，亦不当为空白。

考察商代的水文状况，自然河流之间的沟通比后世要容易。黄河在历史上或北徙，或南泛，在黄淮海平原上留下众多河道，河、淮之间的沟通便可利用这些自然水道。以鸿沟为例，大多数学者皆以《河渠书》所载论定鸿沟作为运河的开凿时间在春秋时期，岑仲勉先生则认为：“《史记》用‘宋、郑、陈、蔡、曹、卫’字样，只是借后世的地名，来表示水川的途径，我们不应该呆板看去，以为有‘郑国’才有鸿沟。”通过对水系变迁规律的把握，他提出“鸿沟是上古自然的遗迹”。[15]我们从黄河历史上经常夺淮的史实，不难想象出现一条遗留的黄河分流水道是很正常的。鸿沟正是往古时期连通河淮的水路，其作为运河出现不过是后世对其的疏浚而已。战国中期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开凿鸿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就三代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及改造自然的能力来看，不必迟至战国时期才会出现对鸿沟的疏浚，《水经注》所谓“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河水五》）或有真实的史影。有这样一条自然的河道，夏商时代对其疏通以发展水运是可能的。

相较于河、淮之间的沟通因自然河道变迁颇巨而难以考察，商代城邑人工水系可以通过考古材料有所说明，文献记载与甲骨文亦可为我们提供一些佐证。

商代城邑护城河除了个别利用自然河道，大多是平地开挖，其功能除了防御和排水，一些与自然河道相连的护城河也可以被用于水运。南方古城由于多处于河网密布地区，其城壕的水运作用更为明显。如盘龙城南边紧靠流注长江的府河，东北面今为盘龙湖，涨水季节，古城的东、西、南三面环水。[16]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盘龙城外出通道不考虑水运是不行的。考古发掘可知，其城壕距墙脚约10米，南壕宽约11.6米，北壕宽12.8米，深4.6米，[17]完全可以行船。又如三星堆古城，在其城墙外侧发现有宽约20—30米的壕沟，壕沟两端分别与鸭子河和马牧河相沟通，组成一个既有利于防洪排灾，又有利于防御和交通运输的综合性水系工程。[18]商代南方古城与外部水系的连接还表现在水门的设置方面，如江西樟树吴城和江苏江阴佘城均有水门，[19]这也是商代开发人工水系航运的重要举措。

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政治管理能力的成熟，商人已在王畿地区开挖沟渠池苑用于行船。这在文献与甲骨文中都有所反映。据《尚书·泰誓》：“今商王受（纣）……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商纣王热衷池苑的建造。《史记·殷本纪》也说他“益广沙丘苑台……以酒为池”。据《正义》引《太公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卜辞有：

癸卯卜，，贞弜祀，叀左洀。（《合集》30757）

宋镇豪师以为这一卜辞反映了出舟游航所举行的仪式。，今之邕字，《说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邕，一作壅。《左传》宣公十二年：“川壅为泽。”左，可能是殷墟王邑宫室区一带洹水曲隗之泊舟处或王家池苑所在。由其名看，这类泊舟池苑当不止一处，可能还有同类建制的“右邕”或“中邕”。[20]2004年在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钻探时，发现一个面积不小于4.5万平方米的池邕，其东北部向北伸出一水道，直通洹河南缘，水道宽约75米，近洹河处较宽，为90—100米，南北通长约350米。[21]尽管其性质尚难断定，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商人有能力，也的确开挖浚治了包括池苑沟渠在内的人工水系。

二 政治运作与军事经略的水运背景

水运与国家政治、军事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在物资供输对都城及区域性中心城邑的重要作用，军事力量的发展及军事行动的开展也受到水运的影响。商代河湖众多，利用水运之便是商王国政治与军事经略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都城选址与战略要地建构的水运因素

鉴于水上交通在古代交通中的重要作用，从早期居址的选择到都城位置的确定，都把水运方便与否作为考虑因素。商代都邑以及战略要地的选址与营建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体现。

目前考古确定的几座商代都城都位于河流沿岸，除了取水的便宜，水运在都城的政治、经济需要与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偃师商城位于洛河北岸，不仅可顺流而下进入黄河，还可以方便地获取洛河上游地区丰富的铜、铅矿资源。郑州商城位于黄河南岸，有古鸿沟水系与黄河连接，城内或城侧有金水河、熊耳河流过，附近还有古济水，水运极为便利。洹北商城与殷墟则可通过洹水与黄河相连。后世封建王朝的都城都极为重视漕运的建设，这是国家政治运作必不可少的条件。李治亭先生认为：“漕运是中国古代的水上运输，它由国家经营，处于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通过漕运，把征收的税粮及上贡物资，或输往京师，或实储，或运抵边疆军镇，以足需要，并藉此维护对全国的统治。”[22]商朝虽不能说已有漕运，但与之有相似功能的水路运输体系在商代已经出现。《禹贡》所描述的九州贡赋水路运京体现了先秦时代中央王朝与各地区物资流通的关系，贡纳与征运对都城发展及发挥政治影响意义重大。与统治区域和活动范围相对较小的夏代不同，商代已是“奄有九有”“邦幾千里”（《诗·商颂·玄鸟》）的大国。商王朝已有“体国经野”的政治疆域经营意识，其王幾区以王邑（即都城）为中心，包括鄙、奠；自奠以远泛称“四土”“四方”，是商王朝宏观经营控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四土以外的边地称为“四至”。[23]方国与诸侯对中央有贡赋，中央对各地则有物资的征取，水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都城选址在水路沿线，正有这方面的考虑。

商代方国城邑是地方政治、经济中心，其中有不少是商王国行使行政权力的战略要地。这些城邑的选址与营建也考虑到水运的需要，下面择取几个稍做分析。

与郑州商城同时期的山西垣曲商城，位于黄河北岸，三面临水，为商王国抵御西北敌人的军事据点和取得中条山铜矿资源的中转站。垣曲商城的陶器如蛋形瓮在制法方面与郑州二里岗的几乎相同，连锁状附加堆纹、重圆圈纹的做法也相同，表明二者的共同点是主要的。[24]由此可见垣曲商城与郑州商城关系密切，两者通过黄河的水运保持联系是可以肯定的。

湖北盘龙城位于武汉市北郊黄陂区境内的府河北岸，南距长江约5公里。盘龙城有着非常便利的水运，是商王国向南扩张的中转站与南征的军事据点。盘龙城到大冶铜绿山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去瑞昌铜岭的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有水路相连，交通便捷。商人南下获取大冶、瑞昌一带的铜矿资源，以盘龙城作为中转和集散地可以说是最佳选择。[25]

至迟在3500年前，商文化已经越过长江。有学者研究，江西“约二百处的商周文化遗址，分布在约四十个市县。这些遗址所处的位置表明，古代江西的大小河流岸边，已经聚集着众多的居民。人类聚居的河流岸边，往往是航行最便利的码头。樟树吴城遗址和青铜文化结合在一起，正是航运和生产互相促进的突出例证”。[26]彭明瀚先生认为，“商代的居民选择吴城作为城邑，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吴城可以通过萧江与赣江——鄱阳湖水系的广大地区沟通，还可以通过赣江支流袁水或长江与洞庭湖平原发生联系，各地的物产通过发达的水网运抵城邑，王命也可以通过水运快速地传达至每一个乡邑，这种地理条件使得吴城发展成为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7]

综上，无论商王朝都城的选址还是区域性中心城址的建构都要考虑到水运的因素，以利于中央的政令下达及对地方的控制。

（二）水上交通与军事征伐

商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湖密布，水运自然会被用于军事行动。商代方国林立，它们与商王国的关系有亲有疏，时战时和，叛服无常。卜辞中有方国水上来犯的记载：

图5 《合集》11468

……方…………东。（《合集》6788）

辛酉卜，方其东。（《合集》11467）

□申卜，方其于东。（《合集》11468，图5）

甲戌卜，扶，贞方其于东，九月。（《合集》20619）

于省吾先生认为“用为动词，有侵犯之意”。[28]“方”或为方方，或泛指商王国周边的方国。商与方多有战事发生，如：

□丑卜，王……方其征于商。十月。（《合集》6677）

戊申卜，王，令庚追方。（《合集》20462）

方“于东”应指方的军队乘舟从水上进犯商王国东境。卜辞又有：

壬子卜，王，贞羌其（）于东。

壬子卜，王，贞羌不其于东。（《合集》19758）

甲骨文的羌多指商的敌对国羌方。此辞正反对贞羌方军队是否从水上侵犯东部边境。方国能乘船进攻，商王国自然要发展水上军事力量，提高军队的水上作战与运输能力。卜辞有：

□午卜，宾，贞呼涉吴师。（《合集》5811）

吴是王臣，有武装力量。这是用船载渡他的军队过河。卜辞又有：

甲寅（卜），出，贞（其）伐。

贞弗其伐。

甲子卜，□，贞臿涉以众，不丧众。

……艰。（《合集》22537）

由“伐”“艰”等字眼看，此辞也与涉渡军队有关。

商代曾有武丁“奋伐荆楚”，帝乙、帝辛征人方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均需航渡黄河及其他河流。这几次远征是否有水路行军和物资运输，尚缺少资料进行探讨。但就其经过的河流而言，如征人方经过（沭）、淮（潍）、潜、、澅等，[29]水上交通是必不可少的。

卜辞中有战争用舟的记载。如下辞：

叀用洀于之若，方……（《合集》27996）

于省吾先生谓：“洀，用为动词，与军事行动有关。”[30]宋镇豪师认为：“此言盘舟顺流而下，直趋方领地。”[31]又如下辞：

□寅卜，，贞三千人伐。

□酉卜，，贞翌乙亥不其旸日。

□亥卜，，贞羌舟启，王。（《合集》7345）

于省吾先生考释征伐卜辞中的“启”有在前之义，认为：“甲骨文的征伐方国，往往用联盟方国的将领率军在前，而商王或妇好则比次在后以督阵，因而称前军为启。”[32]正好与这条卜辞相印证。杨升南先生认为“羌舟”当是名为羌的将领所率领部队乘的舟。“王”后的“”不识，“”则为“次”字，意为军队宿营。此辞是调动3000人的军队出征，并卜选天气，由羌率舟师为前锋，商王率大军扎营于后，进行指挥、督促。[33]由此辞来看，商王国可能已有舟兵。[34]宋镇豪师认为商代舟兵与车兵、骑兵、步兵一样，也有一定的编制。他据卜辞：“乙亥（卜），贞立二史，有□橐舟。”（《合集》5507）推测“舟兵至少亦分左右编制，择官分掌之”。[35]

综上，尽管文献对商朝水上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几无记载，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察，仍能了解水运在当时的军事征伐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 物资流通与文化播衍的水运之路

商代疆域四至，东到海边，南抵五岭，西达甘肃、内蒙古，北至河北北部及辽宁部分地区。全国已发现的商代遗址或遗迹，遍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安徽、山东、江苏、浙江、湖北、江西、湖南、四川、内蒙古、辽宁等省区。[36]这样大范围的地域，商代人足迹所至，物品所通，大江大河的涉渡在所难免，而由于山岭阻隔带来的陆行不易，使得水路运输极具重要性。在物资流通、贸易往来的背后，则是文化通过水路的播衍。

（一）贡纳与水运

李济先生在总结殷墟发掘工作时认为，出土品的“背后已经有了一大段的历史”，要是能将这些实物“每一件的移动的历史都弄清楚，我们对于殷商以前黄河流域与他处的交通，也可以明白好些，也就可以知道，小屯时代的殷民族，能采南国之金，制西方之矛，捕东海之鲸，游猎于大河南北，俨然一方之雄”。[37]这段话很形象地说明了商代交通之盛。我们说，商代政治上的体制与架构已具备物资大规模运输的要求与环境。夏商时代实行方国与边地向中央王朝的贡纳制度，《禹贡》即是这种情况的反映。《逸周书·王会解》后附《商书·伊尹朝献》一篇，记载了汤命伊尹制定诸侯贡纳制度以及伊尹制定的《四方（献）令》。《荀子》提到汤用伊尹灭夏“受九有”而“远方莫不致其珍”。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汤灭夏前，诸侯已叛桀归汤，“同日职贡者五百国”。《诗·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商代建国之初，已表现出号令四方的大国气概。氐羌“来享”即是向商王贡纳物品。《玄鸟》称颂武丁时诸侯朝贡的景象：“龙旂十乘，大糦是承”“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可见其规模之盛，地域之广。种种文献记载表明，商代贡纳制度是实际存在的。方国与诸侯向商王朝所贡物品在甲骨文中有所揭示，如：

己丑卜，，贞即以刍，其五百隹六。（《合集》93正）

……登羊三百……（《合集》8959）

来自南以龟。（《合集》7076正）

（允）以十朋。（《合集》11445）

壬戌（卜），令取卤。二月。（《合集》7022）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玉戈（M5：580）上刻有“卢方皆入戈五”。[38]上述辞中“以”“登”“取”“入”皆为贡纳用语。根据甲骨学者的研究成果，贡物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奴隶、牲畜、野兽、农产品、手工业品、奇珍、卜用甲骨等。[39]这些贡物除了一些来自王室贵族，大多则是由王畿周边的诸侯或边缘地区的方国所献。这与《禹贡》九州贡赋正可相互参照。外地物品的贡纳无非陆运与水运两种，按《禹贡》所述，各州贡赋主要走水路抵京，只有水路不通的地方才经过陆路转运。这并非一种水上交通的规划蓝图，[40]而有可能是夏商时代贡赋和征运物资大量通过水路运输这一状况的反映。

贡纳与征运物品中有些来自海边或河湖密布地区。如贝（以朋为单位）、盐（即卤）、卜龟及一些海产品。商代的贝可作为赏赐品、货币和装饰品，很多是海贝。殷墟妇好墓所出的6000多枚货贝，经鉴定产于我国台湾、南海以及阿曼湾、南非的阿果阿湾等地。[41]我国大陆沿岸不产此类贝，这些贝的出产和外输当然离不开水运，商代青铜器铭文中即有荷贝乘船之形（详见下文）。盐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独特的自然资源，受到历代王朝中央的竭力控制。商代的盐主要出产于晋南和山东沿海地区。考古发现，东下冯遗址V期（二里岗下层）时，其城墙西南角内有40多座圆形建筑基址，形制独特，建筑结构与《天工开物》描绘的古代盐仓十分相似，因此有学者推测很可能是作为商代储盐使用的。并认为河东盐池位于东下冯西南30公里处，两地之间有青龙河连接，盐的运输，也许是可以通过航运完成的。[42]山东滨海地区的盐[43]则可通过古济水达于黄河，《禹贡》“青州”曰：“厥贡盐絺”，其贡道为“浮于汶，达于济”。学者们对卜甲所用之龟的来源做过深入的研究，胡厚宣先生曾依据有关甲骨卜辞及先秦文献资料，指出“殷代之卜龟，盖由南方西方之长江流域而来，尤以来自南方者为多”，并认为“殷代与南方之长江流域或更以南，必已有繁盛之交通，乃广取龟甲而用之”。[44]宋镇豪师通过进一步的综合研究，认为卜龟产地的分布地域广大，并不仅限于南方、西方。[45]但南方长江流域是重要的产地毋庸置疑。《禹贡》“荆州”曰：“九江纳锡大龟”，其贡道为：“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另外舟也作为贡品，如卜辞：

贞来舟。

不其来舟。（《合集》11462正）

此辞卜问会不会贡舟于王室。舟之贡纳，走水路无疑。粮食也作为贡纳物品，如：

壬午卜，争，贞令登取黍。（《怀特》448）

宋镇豪师疑这是一处选址于水道附近的粮仓，取其交通运输之便，类似文献所述巨桥粮仓。[46]《史记·殷本纪》称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周本纪》则记载周灭商后，曾“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可见巨桥仓储量之多。其故址在今曲周县东北古横漳水东岸，正是利用了水运的便利。

（二）江南铜的水运

商代青铜铸造业非常发达，其矿料铜与锡的来源地并非单一，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所见，大量铜矿石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诗·鲁颂·冸水》曰：“大赂南金。”曾伯簠铭亦载：“克狄淮夷……金道锡行。”通过现代地质勘探资料及科技手段对殷墟商代青铜器的研究（如铅同位素示踪法和微量元素示踪法）对此也能提供坚强的证据。《禹贡》“扬州”曰：“厥贡惟金三品”，其贡道为：“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曰：“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其贡道为：“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周铜矿的发现足以说明南方是青铜器矿料重要的来源地。那么铜矿石的运输路线及铜道究竟是否像《禹贡》所说的那样以水运为主呢？这可以通过考古资料及水上交通条件做出探讨。湖北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的铜绿山矿北临大冶湖，水运可经由此湖出伟源口进入长江。沿长江上溯可达楚郢；顺长江而下可达吴越地区；北上经汉水，过随（随州）枣（枣阳）走廊可进入中原；南下岳阳进入洞庭湖，可与湘、资、沅、澧四水相通。可以说，铜绿山矿区的古代交通以水运为主，陆运为辅。[47]根据已发掘的材料，湖北大冶铜绿山矿遗址的年代可上溯至春秋时期，[48]但不能据此断言铜绿山矿的开采时间自春秋始。殷人是否开采此矿，虽无明证，但通过殷人在铜绿山矿周围的活动遗迹看，[49]则能得到肯定的答案。另外，据对鄂东古铜矿遗址碳-14年代的测定，大冶铜绿山铜矿的上限为公元前12世纪前后，即商代中晚期。[50]

南方另一大铜矿在江西瑞昌铜岭，从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形制和碳-14测定的数据得知，这是一处“大体始采于商代中期，发展于西周，盛采于春秋，延及至战国”[51]的古矿井。其始采年代与吴城文化兴盛期相当，即二里岗上层至殷墟早期。铜岭矿就位于商文化分布区之内，“不难推断，商人南下，铜矿资源应是主要的猎取对象”。[52]古矿冶遗址处于大江之边，其水运路线或按《禹贡》所言自江入海再入淮，由泗水、济水到达中原。或者溯江而上，进入汉水，再浮涢水、澴水或滠水北上，转陆路，穿越“三关”抵达商都。[53]

（三）贸易与水运

《盐铁论·本义篇》云：“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交通是物资运输和商品交换决定性的条件，在早期贸易的交通形式中，水运有着重要的地位。

商族人有善徙的特点和经商的传统。商族人的经商，在建国前已有充分的体现。王亥服牛经商，曾迁居到黄河北岸，与河伯为邻，被有易劫夺牛羊，其后裔上甲微联合河伯灭掉有易之君绵臣，显示出商族与黄河的密切关系。成汤建立商朝前，商族与夏族之间就有大批的物品交流。据《管子》：“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谷百种于桀之国。”汤相伊尹，用亳都游女织出的锦绣与夏族交换，得到百种谷物。《尚书·酒诰》记载：殷遗民在农事之余“肇牵车牛远服贾”，徐中舒曾据此推测“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54]

图6 舟鼎“负贝乘舟”

商代铜器上有负贝乘舟的图像纹饰。由于贝在商代已具有货币的功能，[55]持贝外出采购商品、进行贸易活动在商代已经存在。很多商代铜器上皆有荷贝纹饰，如父丁鼎、祖癸爵、父乙盘等。《殷周金文集成》1459舟鼎为一商器，所刻纹饰为一人担贝站于船上，可谓通过水路进行贸易来往的真实写照（图6）。

（四）文化传播与水运

伴随着中央对各地区政治与军事的经略及不同地域间的物资贸易往来，必然有文化的传播。水运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在前面黄河航运部分已揭示出北方地区一些考古文化遗存反映出的文化传播与水运的关系。现再以中原与巴蜀地区的文化交流见证水运在文化播衍中的作用。

三星堆文化在形成和发展阶段，曾受到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的强烈影响。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化遗存。”[56]商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三星堆两座器物坑的年代一相当于殷墟早期，一晚期，说明当地的文化发展是与商文化的发展平行的，彼此的影响传播是畅通的。”[57]

三星堆文化和后来的十二桥文化时期的蜀国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林向先生曾将有关蜀的卜辞归纳为十种不同的内容，有“蜀其受年”“征蜀”“缶于蜀”“至蜀亡祸”“至蜀又（有）事”“在蜀”“示蜀，不用”“蜀御”“蜀射三百”等，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内容。[58]

中原地区与蜀地的文化交流路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山陵阻隔，入蜀之路向称艰难。对于商文化如何传入四川，李学勤先生著专文探讨，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最接近于湖南、湖北，而且与淮河流域的安徽一隅也有联系。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另外，城固已经发现有二里岗期青铜器，所以由汉中入川的路线，其价值也不容低估。[59]这就揭示了入蜀的两条传统路线。对于前者，通过三峡走长江水路是一条便捷的通道。有学者曾对先秦时期三峡航运提出质疑，[60]但通过对夏商时代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答案应是肯定的。三星堆文化朝天嘴类型在整个峡江地区都有分布，其文化内涵包含三星堆、中原（及江汉）、土著三组文化因素。在其分布范围内曾出土了数件青铜容器。1979年在清江口王家渡的河床下打捞出一件商代中期的铜罍。[61]这是长江三峡通航的有力证据。约当三星堆文化第五期或稍晚的路家河文化分布于鄂西以西陵峡为中心的地区，“虽是一支土著文化，但其与三星堆文化和商文化仍保持着文化联系”。路家河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仅在西陵峡区内30公里长的长江两岸，即有十个之多。[62]由此可见，中原与蜀地通过峡江水路的文化交流是通畅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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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298—299页。

[2] 《信阳发现商代独木舟》，《河南日报》2010年8月7日。

[3] 杨升南：《商代的水上交通工具》，《殷都学刊》2006年第4期。

[4] 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第7册，上海书店，1985，第32页。甲骨文“凡”字有不同说解。

[5]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第284—285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第113页。

[7] 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618页。

[8] 参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第302—304页。

[9] 参见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陈苏镇、张帆编《中国古代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 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02页。

[11]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第195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584页。

[13]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285页。

[14] 陈朝云：《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

[15]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4，第182—183页。

[16] 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第32—33页。

[18]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19] 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7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编著《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刁文伟、邬红梅：《江苏江阴佘城、花山遗址第二次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7日。

[20]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第305页。

[21] 岳洪彬、岳占伟、何毓灵：《小屯宫殿宗庙区布局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第331页。

[22] 李治亭：《中国漕运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第1页。

[23] 宋镇豪：《商王朝的国土经纬》，胡庆钧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8—175页；又可见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4]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编著《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第315页。

[25] 徐少华：《从盘龙城遗址看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26] 许怀林：《“舟船之盛，尽于江西”——历史上江西的航运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27] 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对虎方所在，学界有不同意见。

[28]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第3170页。

[29] 参看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第301—309页；李学勤《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及《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0]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3174页。

[31]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第302页。

[32]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289页。

[33] 杨升南：《商代的水上交通工具》，《殷都学刊》2006年第4期。

[34] 刘一曼先生曾专文论及商代后期的兵种，但不见有舟兵，参见氏著《略论商代后期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兵种》，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山大学编《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第179—188页。

[35] 胡庆钧主编《早期奴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202—203页。

[36]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第170页。

[37]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78，第577页。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39] 王贵民：《试论贡、赋、税的早期历程——先秦时期贡赋税源流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517—519页。

[40]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上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765页。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第220页。

[42] 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43] 商周时期山东滨海地区产盐遗址屡有发现，如最近的《山东广饶南河崖发现制盐遗址群》，《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23日；李水城《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考古调查》，《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1期。

[44] 胡厚宣：《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编》第4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

[45] 宋镇豪：《再谈殷墟卜用甲骨的来源》，《殷都学刊》1999年第2期。

[46]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第402页。

[47] 黄石市博物馆编著《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文物出版社，1999，第5页。

[48] 黄石市博物馆编著《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第118页。

[49] 黄石市博物馆：《大冶古文化遗址考古调查》，《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50] 李天元：《楚的东进与鄂东古铜矿的开发》，《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51] 彭适凡等：《关于瑞昌商周铜矿遗存与古扬越人》，《南方文物》1990年第3期。

[52] 孙华：《关于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3年第7期。

[53] 张永山：《武丁南征与江南“铜路”》，《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

[54] 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第29页。

[55] 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597—602页。

[56] 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

[57] 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第237页。

[58] 参见林向《殷墟卜辞中的“蜀”》，《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当然，甲骨文中的“蜀”是否指四川，学界有争议。

[59] 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第231—232页。

[60] 吴郁芳：《先秦三峡航运质疑》，《江汉考古》1991年第4期。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508—513页。

[62]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513—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