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台故事》刊行考略[1]
王照年
《麟台故事》（以下简称《故事》）5卷12篇，宋程俱撰。该书已残，现主要有明代影宋残本（3卷6篇）和清代四库辑本（5卷9篇）两种版本流布较广，此外又有清人以四库辑本补影宋残本和影宋残本补四库辑本的两种辑本传世。但迄今为止，前后四种本子均为不完本。程俱（1078—1144），字致道，《宋史》有传，较为详尽的行实，亦可据《程俱行状》。[2]《故事》成书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七月程俱任秘书省少监之时，所记载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追述北宋政府秘阁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秘书省三馆的机构建废、舍址变迁及当时相应官员的设置、职掌、选任、升迁、恩荣、禄廪等情况；二是追述北宋政府对馆藏图籍的征集、储藏、整理（如政府组织校雠、辑刊经籍等，修纂（如重修前代史书、撰集前贤文籍等），修史（如重修前代史书、新修当朝国史等）及利用等基本工作。所载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北宋所修历朝会要所载史料；二为作者本人采摭自己所见所闻的材料。所记内容不仅翔实，而且还依所列篇目分类编纂，以至篇与篇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专题，但全书又紧紧围绕一个统摄全局的中心——北宋馆阁，做由始至终的连贯记载。该书各篇目之下所属材料均具有相对独立的专题特点，有利于后世详细了解北宋馆阁具体事务的原委，如北宋馆阁文士选任的“试除”之法、[3]馆阁书籍的校勘活动、[4]馆阁藏书的形成过程[5]等；同时全书材料具有一贯性特点，又有利于后世整体认识北宋馆阁的发展概况，如北宋馆阁藏书制度的初创、[6]发展[7]以及完善[8]等，足见其的确有很高的专门性史料价值。[9]只可惜该书原本在明代已残，清代以来流布于世的情形又特别复杂，成为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焦点。今虽有“学者们都相信本书南宋即有刻本”[10]之说，且初持该书有影宋旧抄者，乃嘉庆年间藏书大家黄丕烈，但截至目前，还不见有任何文献记述该书“南宋即有刻本”的信息，故所谓“学者们都相信”者，目前也不过是一个推断而已。本文以南宋以来诸多文献对该书的记载为基础，力求接近真实，既为印证学界这一推断，又为考察该书在作者辞世前是否已刊行。
1.现存文献中三条较早的重要记载
以现存文献来看，《故事》成书到程俱去世后不久的文献中，已有三次较早的重要记载。
（1）《北山小集》记载
程俱的文集《北山小集》中收录了《进〈麟台故事〉申省状》，[11]这是《故事》的撰者本人在编纂自己的文集时收录的，理应看作最早记载该书编纂目的、成书经过、材料来源、卷篇分定、进书实况等相关信息的珍贵文献。如云：
辄采摭见闻及方册所载，法令所该，比次为书，凡十有二篇，列为四卷，名曰《麟台故事》……缮写成二册，诣通进司投进。如又可采，许以副藏之秘省，以备有司之讨论。[12]
《进〈麟台故事〉申省状》即作者在书成时进献朝廷的进书状。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故事》5卷9篇本，全文照录，并置于卷首。清嘉庆年间，又出现在书贾手头而经黄丕烈得识后撰《跋》语、不足3卷的《故事》残本，卷首也存有与此差异不大的《进〈麟台故事〉申省原状》。应当说，程俱即《故事》最早的著录者，而且该书宋刻本此时应该刊出不久，这篇《进〈麟台故事〉申省状》正置于该书卷前。这是因为《故事》成书于1131年七月，而进书状是在当年九月十九日[13]连同该书一同上呈朝廷，此距程俱辞世约14年。就在进献《麟台故事》一书后，程俱升迁为中书舍人，仍兼侍讲。第二年罢职后，程俱虽有过一些职位的变迁不定，但事实上已远离朝政，成为官场上若即若离的闲散之人。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且又不在朝任职的情况下，该进书原状（或副本）保存下来的可能性以常理而言并不大。由此，《北山小集》中所收的《进〈麟台故事〉申省状》，极有可能就是从刚刚刊行的《故事》宋刻本中过录而来的。
（2）《程俱行传》记载
程俱1144年辞世，程瑀为其所撰的《行传》末称：
公（程俱）平生著述，不可胜纪，已抱病犹不辍。然忧深虑危，时时芟削焚弃。今所存者，《北山小集》四十卷，《麟台故事》五卷，《默说》三卷，余无传焉。
此载述及程俱一生著述颇为丰盛，晚年尤勤，但因“忧深虑危，时时芟削焚弃”之故，存世者当时就不多。为程俱《北山小集》作序的程俱挚友叶梦得又称：“后遇火，焚弃殆尽。少复访集，尚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为四十卷。”[14]因此，至程俱去世3个月后程瑀为其撰行状时，所谓“无传”者，程瑀已是无由得见；而“所存者”之中既然有《故事》5卷，则盖为程瑀目睹之实物，或在文士行当已较有影响力、刚刚刊行的宋刻本中无疑。
（3）《郡斋读书志》记载
程瑀之后，真正从藏书存目的角度记录《故事》5卷者，当属时人晁公武，据《郡斋读书志》解题云：
《麟台故事》五卷。右皇朝程俱撰。绍兴初复馆职，俱首入馆，纂集旧闻成十二篇。余所藏书，断自南渡之前，独此书以载官制后事为详，故录之。[15]
晁氏本是七代翰墨为业的书香世家，南渡后虽说家藏尺素无存，但其倾心致力于藏书20余年，所藏“断自南渡之前”。加之，晁氏撰《郡斋读书志》一书前，又得南阳公赠书，“书凡五十箧，合吾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16]晁氏面对如此丰富的典籍，择书的标准当然会很高，尤其是南渡后当时人的著述并不列入收藏和进一步收录的范畴。不过《故事》是一个例外。晁氏不仅在其书中以《故事》解题的形式较为详尽地记载了《故事》的创作时间、卷帙、内容及特点，而且还在解题中明确认为“独此书以载官制后事为详”。尤其值得赞赏的是，晁氏很准确地把《故事》归入《郡斋读书志》史部之职官类下，即视其与《唐六典》《中台志》《翰林杂志》《翰林志》《翰林盛事》《翰林续志》《金坡遗事》《御史台记》、《嘉祐御史台记》《新御史台记》《御史台弹奏格》《史馆故事》《集贤注记》《南宫故事》《陈氏宰相拜罢录》《陈氏枢府拜罢录》《执政拜罢录》《百官公卿表》《中书备对》《掖垣丛志》《掖垣续志》《辅弼名对》《将作营造法式》为类同性质的著作。这充分说明，在《郡斋读书志》成书之前，《故事》一书不但已刊刻流行于世，而且还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唯有如此，晁氏才有可能在藏有此书的前提下，遵照“日夕雠校，每终篇辄论其大指”的做法，[17]得见《故事》有与众不同的珍贵价值，遂将其破格收录在《郡斋读书志》内。另外，在其门人杜鹏举于宋孝宗淳熙七年至十一年（1180—1184）刊行此书蜀刻四卷本后，晁氏再做大量修订和补充时，又在《故事》条下补充“予所藏书，断自南渡之前，独此书以载官制后事为详，故录之”24字，使解题更趋详备。这一细微的变化则进一步证实，当时晁氏确实藏有《故事》刊行后的宋刻本。而晁氏之书完成的时间，可以据其原《序》末所云：“绍兴二十一年元日，昭德晁公武序”，[18]即至少在1151年前，已有《故事》宋刻本行世。至于具体刊刻的时间，应在程俱去世前，即绍兴十四年（1131）前，即晁氏藏有的宋刻本应该与上文程瑀称道的“所存者”相同，才合乎事实。
2.其他南宋文献记载
继晁氏之后，又有一些南宋人相继叙录《故事》一书宋刻本的情况，且不乏对后世学界影响较大者。
（1）《直斋书录解题》记载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6史部之职官类《故事》解题云：
《麟台故事》五卷。中书舍人信安程俱致道撰。中兴之初，复置馆职，俱为少蓬，采摭旧闻，参考裁定条上。既略施行，而为书十有二篇以进。俱在承平时，凡三入省，故其见闻为详。[19]
陈氏对晁氏撰书的体例十分推崇，认为“其所发明有足观者”，[20]可见，陈氏之解题仿效晁氏，在他著录《故事》一书时，自然会参考晁氏的解题。二者相互参照，不难发现陈氏完全肯定了晁氏，这说明晁氏的确藏有《故事》的绍兴宋刻本。而陈氏的《故事》解题又详于晁氏，更说明陈氏也藏有并研读过此书。尤其值得琢磨的是，陈氏所谓“俱为少蓬，采摭旧闻，参考裁定条上。既略施行，而为书十有二篇以进”，可能是南宋政府为了推动馆阁制度迅速步入正常和趋于完善，程俱书成后，经过朝议便刊刻行世了。
（2）《玉海》记载
王应麟《玉海》卷51《绍兴麟台故事》条云：
《绍兴麟台故事》。唐韦述作《集贤注》；元祐中宋匪躬作《馆阁录》；绍兴元年九月十九日，秘书少监程俱上《麟台故事》五卷（十二篇）。淳熙四年秋，陈骙续为《馆阁录》十卷，记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撰述、故实、官联、禄廪、职掌（宋、程皆祖韦氏，而宋《录》后四卷俄空焉。绍兴元年二月丙戌复秘书省）。[21]
又《玉海》卷165引《中兴馆阁书目》云：
绍兴元年秘书少监程俱撰。时复置秘书省，俱采摭三馆旧闻及法令因革别为十二门上之。[22]
以上所引王氏记述有四处很有价值。一是王氏之所以仅把韦述《集贤注》、宋匪躬《馆阁录》、程俱《故事》、陈骙《馆阁录》四部不同时期的著作罗列在一起，是因为这四部书既属于同类同体例著作，又在所记内容上具有前后相沿的连续性。并且在分类上，王氏不同于晁氏和陈氏，依据《故事》中所引材料多源于会要的特点，更恰当地归其入“艺文典故会要类”。这些说明王氏不但认真读过此书，而且对其内容来源还十分清楚。二是第一条材料两处提及《故事》，书名有变化：首句在书名前加有“绍兴”二字，这正是版本年代的实证，即此书确有绍兴宋刻本；下一句中，书名不见“绍兴”二字，而后缀有“五卷”二字，却又不影响王氏著录此书时，前后视其为一，没有出现错乱。这只能说明王氏很熟悉此书，之所以保留了转引材料的痕迹，是因为此书前人所述属实。特别是在此引述此书内容时，前加先朝年号，即已表明该书确实有绍兴年间的宋刻本，而这也与该书行文中出现的避讳情况基本吻合。[23]三是第二条材料引自《中兴馆阁书目》，而此《书目》又是宋孝宗时由陈骙依据政府秘阁藏书主编的，由此说明秘阁藏有此书。四是行文中，王氏的两个原注很明确地说，《馆阁录》“后四卷俄空焉”，此即当时王氏所见实况，宋氏《馆阁录》已残，而《故事》实为5卷，并注明了“十二篇”，应当是齐全的宋刊本。即王氏所见的绍兴宋刻本与程瑀、晁公武、陈振孙等相同。总之，以上四点至少能确定王氏也是藏有且研读过《故事》宋刻本的当时人。
（3）《遂初堂书目》记载
尤袤《遂初堂书目》中仅存书名“麟台故事”[24]四字，此载虽简单，但依据尤氏之书著录典籍时，比较早地注重文献版本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尤氏看到的应是当时较常见的宋刻本。若是抄本，一般都会按惯例加以注明。再者，晁氏与尤氏之书在陈氏书中均有著录，又可以判断出尤氏之书晚成于晁氏之书而早于陈氏之书。前后对照，则前后三个当时人均属《故事》宋刻本的见证者。
（4）《文献通考》记载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针对《故事》的著录，先转引晁氏解题的衢本全文，后列出陈氏解题部分的节略：“俱在承平时，凡三入省，故其见闻为详。”即马氏此处只是充分肯定前人。但在紧接着的《中兴馆阁录》10卷及《续中兴馆阁录》10卷条下却云：
《中兴馆阁录》十卷……自唐开元韦述所集《记注》，元祐间，宋宣献之孙匪躬作《馆阁录》，绍兴改元，程俱致道作《麟台故事》。宋氏皆祖韦氏，而程氏《故事》并国初，他则多阙，盖未知其有《宋录》也……乃援笔为之序。李焘仁父。[25]
马氏的这段文字实际上完全源于宋人李焘为陈骙之书所作的《序》，通篇来看，似有言此而及彼之嫌，况且也没有一处明确记述到马氏得见过《故事》宋刻本的内容，但问题就在于此载的言语之间，正好间接反映出一个真实的情况——李氏实乃得见《故事》宋刻本的一个重要人物。
3.宋以降文献记载
最后，考述几部较为重要的、南宋以降叙录《故事》一书的著作，权作为以上所推断之宋刻本存在及流传的旁证。
（1）《文渊阁书目》记载
《故事》宋刻本流传至明初就已经出现残缺，继而失传。此可据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六月，杨士奇等奉旨清点文渊阁收藏书目时所撰《文渊阁书目》载：“《宋麟台故事》一部一册阙。”由此载至少可以确定三点。其一，在《故事》原本书名前肯定无“宋”字，此冠以“宋”，这显然表明了书籍产生或刻印的朝代，也就是说，明代文渊阁所藏的应当不是元代的刊本，而是宋代的本子，且理应是南宋时的刻本。其二，此记“一部一册”者，应等同于今天的一本书，至于究竟当时存多少卷，难于详知。这是因为由宋至明，书籍装帧式样有变，明代的藏书常按照卷帙的多寡装订成一册或数册，故《文渊阁书目》中所载书一般不著撰人姓氏，只在书名之下注明部与册数而无卷数[26]的情况比较常见。《故事》在明代的实况当属此类，其装帧形式是不分卷帙而合订为一册。其三，《文渊阁书目》是明代为了编修《永乐大典》清点国家藏书而形成的书目，故其可贵之处在于书目之下存有“阙”或者“完全”的明确记载，留下了当时被统计入《文渊阁书目》的政府典籍缺损的情况。以此推断，《故事》条下有一小字注曰“阙”者，至少表明正统六年六月之前，明朝政府典藏中的《故事》已是不完本。只是仅有10个字的记载，又的确过于简单，实难得悉更多翔实的缺损状况。
（2）《宋史·艺文志》记载
《宋史·艺文志》仅记“程俱《麟台故事》五卷”，[27]此8个字的记载，源于元初修《宋史》时所依据的四种书目之一——《中兴馆阁书目》，[28]应是未见《故事》照抄照搬而来，不过也许说明当时政府秘阁的确还藏有此书。尤其是后来，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有云：“秘书省旧有提举官，见《麟台故事》。少监游操，言肇建新省，望依故事，旋诏以礼部侍郎秦熺兼之。操，建阳人也。”[29]这便是再也清楚不过的宋代官方见证《故事》宋刻本的记载。
（3）其他记载
《绛云楼书目》中，先有钱谦益记书名“麟台故事”，后陈景云小字注：“五卷，程致道撰，致道南宋名臣也。”[30]《菉竹堂书目》仅记“麟台故事一册”6字，据此书后叶氏五世孙恭焕题跋云：“今考之，不分卷数，而后亦无叶氏书终篇。”[31]又因明书与宋书装帧不同，《菉竹堂书目》中所录书均以册数记，此记“一册”者，应当类同于今天的一本，其卷数篇目或为5卷12篇之合订本，或已是残缺不全本，盖与现今一些古籍书目中所录《故事》残本3卷1册（一函）之语相类；又与当初残本现世后，黄丕烈“遂倩余友胡苇洲转假影录一册”[32]语义相同。在后世越来越多的私家目录中，相比较而言，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记较为详细：
《麟台故事》三卷（抄残本）。题：“绍兴元年七月朝请郎试秘书少监程俱记。”所载秘书省故事，唐时尝该秘书为“麟台”，故以名其书。原本五卷，凡十二篇。今缺第四、第五两卷。卷一曰官联、曰选任；卷二曰书籍、御制、御书，附曰校雠；卷三曰修纂、曰国史，凡六篇。合永乐大典本所有六篇，恰完十二篇之旧；而大典本缺书籍、校雠、国史三篇，则此本有之也。其末叶有钱叔宝题识云：“隆庆元年八月十日苏州府前杜氏书铺收。”审系真迹，可贵也。旧藏吴中人士家，黄氏丕烈从之传录。跋曰：“是书为影宋旧抄……嘉庆申戌六月十有一日。”[33]
除了追溯《故事》书名的、比较残本和辑本卷帙篇目异同的比较、文末过录黄丕烈《跋》全文之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瞿氏特为重视两条内容，一是“绍兴元年七月朝请郎试秘书少监程俱记”，这是确切反映该书初成时间的信息，由之后的情况看，显然是没有立即刊行；二是“隆庆元年八月十日苏州府前杜氏书铺收”，“隆庆”是明穆宗（1767—1773）的年号，后世学人便推断该书有宋刻本。继瞿氏之后，又有张元济把残本与辑本相参校后，续为其作跋；李光廷、孙星华二人分别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和光绪二十年（1894）仲冬再为其作跋。及至近人大藏书家傅增湘作题记，益彰显世人对此书的关注。如今看来，诸如此类者均可视为该书确有宋刻本流传后世的佐证。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1] 本文受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2011年项目“《麟台故事》的历史、文献与文学价值研究”（2011B250）资助。
[2] 《程俱行状》由宋人程瑀撰，全称为《宋故左中奉大夫徽猷阁待制新安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致仕赠左通奉大夫程公俱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该《行状》被收入（明）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59—563页。同时，《行状》又附于《北山小集》之后，见《四部丛刊续编》第62册，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但是，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收录的《北山集》（即《北山小集》）中，《行状》不见载。在今人著述中，《行状》见于《全宋文》第17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371—375页；又见于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附录，中华书局，2000，第343—348页。另，《行状》乃程瑀在程俱辞世不久后即为其所撰，也是后世修《宋史》者撰述程俱本传所依据的第一手材料。理由是，将程俱本传与《行状》比堪可见，本传所载程俱诸多行实，均可十分明显看出是在《行状》的基础上节略、加工和润色而成。
[3] 见王照年《北宋馆阁文士选任的“试除”之法探析——以〈麟台故事〉残本〈书籍〉篇所载为主》，《东南学术》2011年第6期，第227页。
[4] 见王照年、罗玉梅《论〈麟台故事〉载北宋馆阁藏书的整理——以〈麟台故事〉残本〈书籍〉篇所载为主》，《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28页。
[5] 见王照年、罗玉梅《论〈麟台故事〉载北宋馆阁藏书的形成——以〈麟台故事〉残本〈书籍〉篇所载为主》，《山东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第93页。
[6] 见王照年、罗玉梅《论北宋国家藏书制度的初创》，《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34页。
[7] 见王照年《论北宋国家藏书制度的发展——以〈麟台故事〉所载为主》，《图书情报工作》2011年第21期，第134页。
[8] 见王照年、罗玉梅《论北宋国家藏书制度的完善——以〈麟台故事〉所载为主》，《图书与情报》2012年第1期，第137页。
[9] 王照年：《程俱及其〈麟台故事〉考论》，《历史文献研究》第28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31页。
[10] （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第11页。
[11] 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所见收录《进〈麟台故事〉申省状》者有两处。一是程俱《北山集》（本为《北山小集》），其中所谓“灵台”者，盖为“麟台”之讹，故行文中作“麟台”。详见《北山集》卷38《状箚四》之《进〈灵台故事〉申省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二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麟台故事》5卷时，卷前收录有《进〈麟台故事〉申省原状》，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第380页。
[12] （宋）程俱：《北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80页。
[13] （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第223页。
[14] （宋）程俱：《北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第5页。
[15] 此据《郡斋读书志校证》卷7史部之职官类《麟台故事》条。“余所藏书”至“故录之”几句，《郡斋读书志》衢本有而袁本无处凡24字。参见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22—323页。按：据孙猛先生在其书《前言》中考述，袁本是由《前志》《附志》《后志》三部分合为七卷；其中《前志》源于晁氏门人杜鹏举于宋孝宗淳熙七年至十一年（1180—1184）刊刻行世的蜀刻四卷本，今已佚，传世的是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在袁州（江西宜春）的四卷重刻本；《附志》由赵希弁依据蜀刻四卷本续撰，在《前志》重刻时并刻；《后志》由赵希弁据衢本摘编而成，并在《前志》重刻后次年刻行，合于前者。衢本，是晁氏在蜀刻四卷本刻行后，又做了大量修订和补充，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6）由其另一门人姚应绩编辑刊行的蜀刻十二卷本，今已佚；传世的是宋理宗淳祐九年游钧在衢州（今浙江衢县）的重刻本。可见衢本较袁本多出“余所藏书”至“故录之”处凡24字，乃是晁氏后来修订和补充的，起初并无。
[16]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5页。
[17]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读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35页。
[18]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5页。
[19]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读书录解题》，第178页。
[20]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读书录解题》，第235页。
[21] （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第350页。
[22] （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第350页。
[23] 据《麟台故事校证》所收清人张元济《跋》云：“是本（残本）遇宋讳玄、铉、桓、完、勾、购、慎等字，多缺末笔，必自宋本传录。”另，张富祥先生更具体地说到残本中存留的避讳字情况：遇高宗及高宗以前宋讳严避，而对孝宗讳或避或不避，理宗及理宗以后宋讳则不避。参见《麟台故事校证》，第11、336页。
[24]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商务印书馆，1935，第12页。
[25] （宋）程骙撰，佚名、张富祥校证《南宋馆阁录》，中华书局，1998，第3页。
[26] 据《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文渊阁书目》所载，杨士奇等所撰《文渊阁书目》一册，旧本不分卷数，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作14卷，四库馆臣云：“不知所据何本，殆传写者以意分析？今厘定为四卷云。”详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之《文渊阁书目及其他一种》，1935，第1页。
[27] （元）脱脱：《宋史·艺文志》，商务印书馆，1936，第34页。
[28] 《周勋初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328页。
[29]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9，第3347页。
[30] （清）钱谦益撰、陈景云注《绛云楼书目》，商务印书馆，1935，第26页。
[31] （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商务印书馆，1935，第113页。
[32] （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第335页。
[33] （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