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府亚洲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孙恪勤[1]
德国统一后，历届政府几次调整亚洲政策，从中可看出德国对亚洲地区形势的判断、德国在亚洲利益的界定以及政策布局等考虑。德国是欧盟主要大国，其亚洲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对塑造德亚关系具有指导意义，对发展欧亚关系亦产生重大影响。
一 科尔和施罗德政府对亚洲政策的两次调整
德国统一极大改变了二战后国际秩序和格局，也使德国面临一个全新的内外环境。统一后初期，德国忙于梳理各种重大的内外事务，外交上主要精力用于欧洲一体化、调整欧美关系以及促进原苏东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等事务上，无暇制定系统的亚洲政策。然而，20世纪90年代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西欧、北美和东亚三足鼎立局面。这一变化引起从1992年开始陷于严重经济困难的德国的高度关注，各政党和企业界纷纷要求政府调整政策，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亚洲经济发展进程，分享亚洲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机遇。
1993年2月，德国总理科尔率团访问印度、新加坡、印尼、日本和韩国，加深了对亚洲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指示外交部等部门制定亚洲政策。5月，由德国外交部、经济部、经济合作部、科研与技术部、环保部、国防部及总理办公厅共同制定的《德国亚洲政策纲要》出台，后经联邦政府和议会通过，成为德国统一后第一份系统的亚洲政策文件。
文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高度重视亚洲经济发展给德国带来的机遇。“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亚洲。展望未来，亚太地区将以年均7%至8%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这种状况在下个世纪将会更加明显。”“亚洲的发展为我们今天的经济、也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然而迄今尚未充分利用的许多机会。一项积极的亚洲政策要为我们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它是德国未来的保障。”二是政策重点。亚洲政策内容涉及诸多领域，但重点是经济合作。“德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同亚太地区进行交易。”“通过继续为企业创造活动环境来扩大我们同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首先是进行更多的直接投资。扩大驻外商会网，进一步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并加强这个地区的驻外商会和代表机构的跨地区合作。”三是具体手段。“必须实施‘看得到、听得见’的亚洲政策。对此，最重要的办法是奉行经常性、高级别的访问外交。”“德国的驻外代表机构在亚洲寻求德国的经济利益方面肩负着特别重要的使命。”[2]
为推行亚洲政策，德国出台一系列措施，如成立“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在亚洲国家建立“德国商会”“德国经济之家”等机构。1994年1月24～26日，德国外交部为落实《德国亚洲政策纲要》精神，在波恩专门召开“亚太区域驻外使节会议”，通过了《德国亚洲政策10条纲领》，要求各外交使团“奉行积极的亚太政策”，加强与亚太国家在各方面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新亚洲政策的重点国家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特别是中国。“我们不仅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还要加强包括法治对话、安全合作和环境保护在内的政治对话。”[3]
在科尔政府亚洲政策推动下，德国与亚洲各国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得到快速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利益捆绑也日趋密切。
施罗德政府上台后，开始对德国外交政策进行新的规划，推动“正常国家外交”，向“政治大国”方向迈进，指示德国外交部依据21世纪初国内外形势变化，着手制定新的亚洲政策。然而正当新政策即将公布之时，“9·11”事件爆发，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2002年6月，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福尔默在亚欧外长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现在面临选择，是向多边合作的安全秩序方向发展，还是滑向资源、权力和意识形态竞争的敌对状况。”[4]这种安全担忧意识对德国政府制定新的亚洲政策无疑产生一定影响。2002年6月25日，德国外交部推出统一后第二份亚洲政策，包括《东亚政策》《南亚政策》《东南亚政策》三份次区域政策文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亚洲人口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却包括了多种迥然不同的国家、民族、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文化形态以及社会诸方面的特点……确定德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并制定针对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政策”。[5]
2002年，德国亚洲政策文件有几个特点：第一，文件在论及亚洲政策调整的背景时，特别强调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9·11”事件的影响，强调正是在分析这些变化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政策。第二，新政策突出亚洲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特点。例如《东亚政策》既分析了东亚整体局势，也对日本、中国（包括香港、澳门）、朝鲜、韩国、蒙古具体情况做出分析，提出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重点，政策比较细腻。《南亚政策》和《东南亚政策》也采取了同样的分析框架。第三，三份次区域文件也有共同的地方，即都分析了该地区几个重要的政策领域，如“民主、法制和人权政策”“地区和平与稳定政策”“德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环境保护政策”“发展援助政策”“文化、科学、教育和新闻政策”“外交领事服务”“欧盟区域政策”等部分，体现出政策的全面性。第四，尽管政策涉及多个方面，但重在突出安全政策。在安全形势判断上，新政策文件认为：亚洲种族、宗教和社会问题极其复杂，安全问题的根源也很复杂；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亚洲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存在重大结构性缺陷；亚洲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类安全问题的困扰；“9·11”后由于地区主要国家介入国际反恐，地区安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安全政策上提出一系列主张：在热点问题上展开预防外交；在亚洲地区制定新的安全机制；推广民主、人权和法制以消除危机的政治根源；提供发展援助消除危机的社会根源；加强德国和欧盟与亚洲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6]
2002年，德国亚洲政策的调整有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德国出于新世纪扩大在亚洲利益和影响的考虑，是德国走向大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21世纪初德国亚洲政策起到指导作用。
二 默克尔政府对亚洲政策的调整
2005年11月，默克尔首次担任总理以来，德国政府、主要执政党和智库先后出台了多份亚洲文件，从其内容的延续和演变中可以看到默克尔政府对亚洲政策的基本考虑。
与前任相比，默克尔意识形态色彩要浓郁很多，任总理后即谋划调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2006年4月23日，德印两国总理签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07年9月23日，默克尔在总理府会见达赖，中德关系陷入低谷。10月29～31日，默克尔访问印度，强调德印关系的重要性。10月23日，联盟党议会党团通过了《亚洲：德国和欧洲的战略挑战和机遇》文件，表述了执政党对亚洲政策的考虑，主要内容有：①亚洲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崛起改变了世界，这一改变不仅带来经济领域的重大意义，而且也对世界秩序产生了政治、地缘和安全领域的影响。亚洲的崛起对德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德国需要一个广泛的亚洲战略。②欧洲既要从亚洲经济增长中获益，推进与亚洲的经济合作；也要应对竞争和挑战。为此，欧洲必须提高自身竞争力并加深对亚洲的了解。③德国外交两大支柱是欧盟和大西洋联盟政策，亚洲政策也要与此相联系，“我们必须防止亚洲政治和经济的崛起带来欧美地位的下降”，“必须在大西洋联盟和欧盟成员国范围内制定多方面的亚洲战略”。④德国的亚洲政策具有经济利益、政治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全球利益三大利益。⑤强调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强调日本和印度的重要性。“德国和欧盟的亚洲政策应该致力于与亚洲建立可信赖的伙伴关系”，“这类伙伴关系只有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其中包括民主、法制、社会公平、尊重人权等”。[7]
联盟党议会党团出台的这份文件，体现了默克尔对亚洲快速崛起的借助与担忧的双重心态，同时力求做到两个“纠偏”：一个纠正以往亚洲政策以中国为中心的立场，加强与印度、日本等价值观相同国家的合作，凸显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二是纠正偏重经济的倾向，新政策要涵盖政治、安全和全球问题等更多议题。与此同时，强调德国亚洲政策必须与欧盟保持一致和与美国加强协调。
2007年，联盟党亚洲政策出台后，默克尔政府在推行亚洲政策中遇到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如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发生、《里斯本条约》生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亚太安全环境的变化、新兴国家力量进一步崛起、德国在处理欧债危机中地位凸显，等等。这些变化引起德国各界广泛关注，2012年以来，特别是2013年12月德国大联合政府组成前后，一场涉及德国外交政策变革的讨论悄然展开。政府、智库、学界和舆论界先后出台许多关于外交政策讨论的文件和文章，德国外交部甚至还设立了专门争论外交政策走向的网站，争议的核心词是“挑战”“领导责任”“建构”，争论焦点是是否赞同开展“积极外交政策”。德国亚洲政策无疑受到这一讨论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期间德国智库或政府出台的几份与亚洲政策有关的文件和报告，从中反映出当前德国政界和学界对亚洲政策的基本考虑。
2012年联盟党议会党团通过的《普世价值、可持续增长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亚洲政策文件，是2007年亚洲文件的后续版，其特点是“与时俱进”，根据形势变化提出新的政策重点，内容也更为翔实。文件对2007年以来德亚、欧亚关系的发展做了回顾，指出《里斯本条约》生效对亚欧关系的影响；在继续确认德国在亚洲三大利益基础上，提出三条纲领性思路，即普世价值、可持续增长和稳定的世界秩序；强调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公平、宗教自由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对网络安全以及阿富汗局势等一系列区域内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形势做出分析，强调与美国的合作以及亚洲“价值伙伴”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合作；提出欧盟应加强与亚洲的多边合作。在经济领域：一是强调德国主要的经贸主张，如全球经济秩序和WTO规则、社会市场经济价值观、反对地区保护主义和产品倾销、要求亚洲各国市场特别是公共采购市场更多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等。二是提出对东盟、中国、印度、越南、印尼等区域性组织和主要国家的经济合作主张。三是对亚洲地区的原材料、资源、气候等提出政策主张。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以较大篇幅谈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积极评价德中政府间磋商等机制作用；但也谈到中国产品倾销、政府采购开放度不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原材料出口保护、气候政策等问题。在安全领域则摆出中国与南亚邻国在领土、水资源方面的争议，提出西藏和台湾的潜在冲突，指责中国在网络方面的“攻击行为”等等。[8]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和美国马歇尔基金会德国分会（GMF）2013年联合报告《新权力、新责任——变革世界中的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诸要素》，引起各方广泛关注。这一报告对亚洲政策的影响集中于两点：第一，对整体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给德国带来安全与繁荣，但这一秩序结构也面临一系列巨大压力和挑战。德国作为现有秩序的受益者，作为超级全球化的经济体，必须参与塑造国际秩序，必须坚持在联合国、北约、欧盟和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维护和塑造国际秩序。“德国的首要战略目标必须是：保持、捍卫并进一步发展现有的世界秩序。”第二，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类国家，作为德国确定战略关系的基础。第一类：盟友。包括美、欧、日、加、土、韩等国。“维护这些久经考验的伙伴关系，并深化与其他志同道合战友的双边关系，应当在德国外交政策中占据主要地位，因为这些关系是强化德国实力的因素，它们扩大了德国塑造力的活动空间、影响范围和合法性。这尤其适用在跟世界上崛起国家的关系上。”第二类：挑战者，包括中、俄、印以及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价值观上与西方一致的国家，“在维护自由与和平的世界秩序上跟德国利益相同，明确认可法治国家和良政这样的价值观”。另一种是“不把西方视为榜样，它们的政府也根本不愿意赋予公民以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权利和自由”。德国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处理与这两种国家的关系，如采取吸纳和约束相结合的手段。第三类：干扰者。这类国家包括伊朗、叙利亚、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索马里、阿富汗等。“这些国家政府事实上已经无力控制其国家，对其政府施行激励或施压是无济于事的。对它们，德国的外交政策也必须动用全套的外交政策手段，从人道援助到发展合作和外交手段，再到执行军事任务。”[9]
2013年11月，联盟党与社民党在联合执政协议《构建德国未来》中，对亚洲政策做出规划：一是把美国重返亚太看成是欧洲的一个机会，主张给予美国应有的帮助，但这种帮助主要体现以软实力扩展欧美影响，“让合作和利益均衡政策在这一地区取代对抗政策”。二是重视日本和印度，日本是战略盟友，是德国外交政策一个重要的支柱，要积极推动欧盟与日本自贸协定进程。印度是德国的价值观伙伴，也是战略伙伴，要加强与印度在政治、经济和公民社会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支持欧盟与印度自贸协定谈判。三是对中国的两重性政策。一方面，确认中国是德国和欧盟在多领域合作的战略伙伴，宣称要在政府间磋商基础上展开更深入的政治与经济合作。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在法治、人权保护、知识产权、防止网络攻击等方面做出努力，在联合国框架内为解决国际冲突承担与其大国身份相符的更多责任。四是重点论及了阿富汗政策。德国驻阿富汗军队是德国在海外最多的驻军，阿富汗局势一直是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关注的重点。大联合政府承诺在2014年驻阿国际安全部队撤军后继续培训阿富汗警察部队，继续提供发展援助，为稳定阿富汗局势做出贡献。[10]
2014年6月，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又发布一份重要报告——《艰难的跨越——欧洲与南海冲突》，对欧洲最担心的南海热点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报告认为，南海周边国家是欧盟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投资地区，南海水道对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一地区紧张态势加剧甚至爆发武装冲突，将对欧盟经济和政治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为此，欧盟致力于在这一地区建立“有效、基于规则和多边的安全体系”。具体而言，欧洲支持美亚洲政策，但担忧中美博弈导致军事冲突；支持东盟在建立地区安全体系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主张欧盟利用自己有益的历史经验和软实力，积极介入南海纠纷的处理，加强欧盟在亚洲的政治和安全地位。[11]
除上述文件外，2013年大联合政府成立后，德国政要和外交部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和文件亦非常重要，如2014年1月底德国总统、防长和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对亚洲政策的阐述，等等。从这些文件中可以初步看出德国大联合政府亚洲政策的走势。
三 德国政府亚洲政策调整的影响
德国统一后，依据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对德国利益的考虑，先后几次调整亚洲政策，其影响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德国统一初期，德国政界和学术界就如何看待国际环境、如何确认自己的力量和利益、如何把握好自身定位、如何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尽管结论有所不同，但各方都认同德国是国际贸易大国的现实，承认对外贸易和经济联系对德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地区政策时，推动与外部经贸关系容易取得一致。正因为如此，科尔政府将《德国亚洲政策纲要》的重点置于发展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目标是为解决德国经济困境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实践证明，这一政策的实施至少产生了三个积极影响：其一，大幅加强了德国与亚洲国家经贸关系，为德国经济发展开拓了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以中德经贸关系发展为例：1991年双边贸易额为54亿美元，2001年达到235亿美元。10年间增长4倍多，占中欧贸易的30.7%。德国对华投资也有飞速发展，到2001年实际投资额达到12.3亿美元，占欧盟对华实际投资额的29%，居于首位。[12]其二，推动德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向全面、深入方向发展。其三，推动了欧盟与亚洲的关系的发展。
施罗德政府出台的2002年亚洲政策报告，在重视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和把中国视为亚洲政策主要重点方面与前任政府有相同之处，最大的变化是突出安全议题。这一调整一方面受到“9·11”事件等国际因素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德国需要通过与亚洲国家在“高政治”领域密切合作稳固亚洲安全局势，赋予经济合作稳定的环境。这表明德亚合作进入更高层次，合作领域更加深入、广泛和全面。
联盟党2007年亚洲政策的出台，引发德国学界、政界掀起一股“印度热”，盼望通过与“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发展关系来改变亚洲政策的重心结构。亚洲政策出台后，默克尔很快访问了印度，德语媒体把这次访问视为德国亚洲政策的转折点。然而，默克尔在执行联盟党新的亚洲政策中必然遇到一些现实条件的困扰，在实践中陷入困境。例如，联合政府中社民党对新政策就有不同意见。此外，尽管联盟党钟情印度，但印度的市场和国际地位无法与中国相比，特别是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发生后，德国和欧洲不得不仰仗中国的市场和支持。因此，联盟党2007年纲领出台后很快受到德国以及国际舆论的批评，默克尔政府在具体执行亚洲政策时不得不继续重视对华关系，在现实主义和价值观外交之间寻求平衡。
从德国新一届大联合政府组成前后一系列文件和政要讲话中，可以看出其亚洲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第一，德国新政府的亚洲政策受到对外政策大讨论的影响，一定会体现出“积极外交政策”的内涵，亚洲政策会更多纳入德国全球战略框架，政策的重要性和“建构”力度会增大。从目前发表的报告和德国领导人讲话来看，推行“积极外交政策”基本成为共识，反映出经历了欧债危机洗礼的德国政府更加自信。新政府将更多从全球战略角度看待国际形势，判断自我利益；更多地要求介入国际秩序的塑造进程，从更高的全球视角看待和处理与亚洲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与德国之前亚洲政策多从区域层面和双边关系考虑问题会有所区别。
第二，亚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广度和深度上会有进一步拓展，敏感度也会上升。联盟党2012年亚洲文件涉及总论、形势、政治与安全、经济与发展援助、环境、社会与教育许多层面，显然比2007年版要厚重许多。德国外交部亚洲政策包括了民主、法治国家和保护人权，和平与稳定，经济利益，环境保护，发展援助与可持续发展，科学与文化交流，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接轨等七大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继续加强与亚洲经济合作的同时，会更多考虑加强在亚洲的政治和安全介入。2014年SWP发表的《中国新丝路》[13]《欧盟与南海冲突》等报告则显示出德国智库对亚洲新热点的敏感和重视。
第三，在思考和处理与美国、亚洲价值观相同的伙伴（日本、印度等）、中国、东盟以及其他国家关系时，不同文件显示出不同的观点和争议点，各种文件与德国外交实践之间也存在有一定的落差，这种矛盾折射出德国亚洲政策在利益与价值观、抱负与实力、主张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些问题和困惑会影响德国在处理亚洲战略以及一些具体热点问题时的立场。以价值观为例：德国亚洲政策始终强调西方价值观，强调大西洋联盟，强调与日、印、澳等价值伙伴的关系重要性。受此影响，新政府《联合政府组阁协议》也将日本列在中国之前。这引起日本舆论的极大兴奋。日本媒体称：热衷于同中国开展经贸外交而与日本渐行渐远的德国，以默克尔第三次担任总理为契机，开始将亚洲外交的重心逐步从中国向日本转移。这些言论与2007年联盟党亚洲政策出台时印度媒体的言论如出一辙。这表明，近期出台的德国外交文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欧债危机虽然已过低谷，但欧洲经济恢复仍需要相当时间。对欧洲和德国而言，发展经济、解决失业、稳定社会仍是主要任务。环顾世界，德国对亚洲市场的依赖，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仍无法取代。现实的经济利益将使德国不得不再次直面“理想的美感和现实的骨感”之间的矛盾，不得不在“价值观和利益目标”之间继续寻求平衡。在处理与美国在亚洲政策领域的合作事宜时，德国和欧盟也表现出自己一些利益考虑和政策特点。
第四，亚洲政策的主要任务依然需要围绕经济议题展开，中国仍将是德国亚洲政策的重心。从1993年德国政府第一份亚洲政策出台至今，德国亚洲政策始终坚持一个中心，即以发展经济关系、确保经济利益为中心。其他政策，无论是安全政策还是自贸谈判等，最终目标无疑还是为经济利益服务，这与德国经济严重依赖外贸以及德国自我定位为“超级全球化的经济体”直接相关。2014年2月3日，默克尔总理在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会议上做了专门讲话，指出与亚太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意义。[14]从2007年以来亚洲文件修改来看，德国一直企图加强与日本、印度、东盟等的关系，调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但从实践来看，这一政策收效甚微，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德国带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实惠。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统计报告：2013年中国是德国第5大出口国，日本和印度名列第17和第25；中国是德第2大进口国，日、印分别为第16和第25；三国进出口总额分别为1405.8亿欧元、366亿欧元和160.8亿欧元。[15]同年欧盟与东盟贸易额为2236亿美元，同中国为5306亿美元。[16]差距如此之大，决定了德国不能不把中国继续视为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不能不继续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第五，德国亚洲政策对欧盟亚洲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德国是欧盟大国，其亚洲政策的制定必将影响欧盟的亚洲政策，这种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德国亚洲政策路线、方针的影响。欧盟中很少有几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出台了专门、系统的亚洲政策，因而政策领域较为完备的德国亚洲政策的影响就比较突出。1993年德国亚洲政策报告直接影响到日后欧盟对亚洲政策的制定，包括推动了1995年欧盟对华政策的出台。2002年亚洲政策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就受到欧盟以及成员国广泛关注；报告出台后，可以看出德国政府非常注意在亚洲政策上与欧盟保持一致：报告将欧盟因素专列一章，在内容上也处处可以看到德国欲为欧盟代言人的“用心”。其次，德国在制定亚洲政策时，一定强调是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下进行的，主动将德国与欧盟亚洲政策衔接。在2007年、2012年联盟党议会党团亚洲政策报告以及其他重要的亚洲报告中，无不列入欧盟亚洲政策内容。再次，德国的引领作用。德国是欧盟创始国，也是欧盟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欧盟亚洲政策决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在欧盟影响力急剧提升，成为欧盟最重要的领导力量，发言权进一步上升。值得关注的是，德国在推动欧亚关系发展中始终抱着积极立场，在推动亚欧会议、发展与东盟关系、推出欧盟《亚洲战略（2001年）》《东亚外交与安全纲要（2012）》等政策领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17]在推动中欧关系领域德国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在欧盟对华“光伏反倾销”进程中，中德双方沟通为最后中欧达成协议发挥很大作用。对此，中国给予积极评价，将德国定位为“中欧关系领跑者”，“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促进”[18]。
尽管亚洲政策在德国对外政策中并非占据最重要地位，但亚洲地位不断上升引起了德国和欧盟持续重视，这是德国和欧盟亚洲政策日趋积极的基本因素。从德国统一后对亚洲政策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德亚关系无疑是在不断扩大和深化。德国对亚洲政策具有多重性：既有西方国家推行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考虑，也有积极发展与亚洲国家经贸、文化、科技、政治、战略、环保等关系的一面。总的来看，积极面占主要地位。从外交实践来看，德国在与亚洲国家交往中“现实性”和“调整能力”非常突出，这就为我们推动德国更多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考虑问题，推动德亚关系、欧亚关系稳步向前发展提供了条件。
[1] 孙恪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2] 吕耀坤：《德国亚洲政策》，《现代国际关系》1993年第12期。
[3] Bullettin vom 28.1.1994，Nr.9，S.69-71.
[4] Presse-und Informationamt der Bundesregierung，New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Plenarbeitrag von Staatsminister Volmer beim 4.ASEM Aussenministertreffen，Madrid 06.Juni 2002.
[5] Auswaertiges Amt，“Aufgabe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Ostasien am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Berlin，Mai 2002.
[6] Auswaertiges Amt，“Aufgabe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Ostasien Suedasien，Suedosstasien sowie Australien，Neuseeland und Pazifische Inseln am Beginn des 21.Jahrhunderts，”Berlin，Mai 2002.
[7] “Asien als strategische Herausforderungund Chance fuer Deutschland und Europa，Asienstrategie der CDU/CSU-Bundestagsfraktion，”Beschluss vom 23.Oktober 2007.
[8] “Universelle Werte，Nachhaltiges Wachstum，Stabile Weltordnung.Diskussionspapier der CDU/CSU-Bundestagsfraktion zur Asienpolitik，”Beschluss vom 12.Juni 2012.
[9] “Neue Macht Neue Verantwortung，Elemente einer deutschen Aussen-und Sicherheitspolitik fuer eine Welt im Umbruch，”SWP.GMF，2013.
[10] “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18. Legislaturperiode，2013.
[11] Gerhard Will，“Tough Crossing：Europa und die Konflikte in der Südchinesischen See，”SWP，Juni 2014.
[12] 刘立群、孙恪勤主编《新世纪的德国与中国》，时事出版社，2003，第95页。
[13] Nadine Godehardt，“Chinas‘neue’Seidenstraβeninitiativ，”SWP Juni 2014.
[14] Rede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zur Ubergabe des Vorsitzes des Asien-Pazifik-Ausschusse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am 3，Februar 2014.
[15] Aussenhandel，Rangfolge der Handelspartner im Aussenhandel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13，Statistisches Bundesamt，Wiesbaden，2014.
[16] Gerhard Will，“Tough Crossing：Europa und die Konflikte in der Südchinesischen See，”SWP，Juni 2014.
[17] “Zusammenarbeit der EU mit Regionalorganisationen in Asien-Pazifik，”http：//www.aussenwaertige-amt.de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r.cn/mfa_chn/zyxw_602251/t114214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4月16日。